袁剑：衰退，什么样的衰退？

　　当下全球的衰退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疑难杂症。也只有到了这一时刻，我们才能够深刻体认，人类的智识与人类的欲望之间究竟有多么大的落差。当然，也只有在这种知识困境的刺激下，我们的思想才能够不断成长。

　　雷曼猝死之后，一句最流行的调侃是：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是，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现在，我们也同时都是弗里德曼主义者。君不见，在全球近乎歇斯底里的拯救行动中，各国政府不仅手脚并用，而且无所不用其极。其中既有标准的货币主义措施（美国一口气将利率降到几乎为零），也有经典的凯恩斯主义的大规模政府投资（这方面以中国为最，投资规模占到GDP的大约15%）。

　　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虽然都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传统智慧，但就其意识形态源流而言，却多少是相互龃龉的。这一次，各国政府之所以能够迅速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主要是因为事情来的太极太猛。以至于情急之下，只要是可能有用的，都要拿来一用。就像一个人突然休克一样，医生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让病人活过来。然后再来细查病人究竟为何休克。然而，就其可重复试验的所谓科学性而言，经济学显然还大大落后于医学。以现代医学的水平，尚不能保证每位突然休克的人能够醒过来，经济学就更不用说了。换句话说，即便我们采取了一切我们认为可能有用的措施，我们也不能保证经济这一次能够马上醒过来。如若不信，1990年代的日本可以为证。在1990年代的泡沫崩溃之后，日本经济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中，已经“虚度”了18年的光阴。虽然到目前为止，将美国（当然也包括全球）的经济前景与1990年之后的日本相比的人还为数甚少，但我猜测，这种类比很快就会成为一种学术时髦。因为，细查之下，今日的美国与当年日本的确有不少相似之处。

　　按照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先生提供的颠覆性解释，日本经济之所以在1990年代之后长期处于植物人状态，乃是因为，宏观管理当局完全开错了药方，就好像让一个的胃病患者服用伟哥一样荒谬。在最新出版的《大衰退》（中文版译名）一书中，辜朝明不仅挑战了传统宏观经济学，也为日本经济1990年代之后的长期低迷找到了“真相”。在辜朝明看来，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并不是因为银行敢放贷，而是企业根本不愿意贷款。换言之，不是资金的供给出了问题，而是根本没有资金需求。其内在原因则是，在泡沫崩溃之后，由于大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受到重创，企业不仅不愿继续借款，反而不断偿还债务以缩小其负债规模。辜朝明认为，在这个时候，微观主体所追求的是负债最小化，而不是传统宏观经济学所假设的利润最大化。这个对每个企业看上去都相当理性的行为，在宏观上最终导致了日本经济不断收缩的合成谬误。也正是因为忽视了微观主体在行为动机上的这一重要嬗变，日本才会长期陷入流动性陷阱，从而引发了货币政策的完全失效。为此，辜朝明为日本1990年代的长期衰退发明了一个新名词：资产负债表衰退。以这个角度观察，今天的美国的确酷似当年的日本。虽然我们无法准确地了解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在本次金融海啸中受到损害的严重程度，但其性质与1990年代的日本恐怕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比日本可能要脆弱得多。其修复时间也可能要漫长得多。我们看到最新数据是，2007年美国家庭的储蓄率已经是负数，在危机之后，负资产家庭更是达到1000多万户。毫无疑问，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家庭要不断储蓄以减少其负债水平。而其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整体经济的进一步收缩。果真如此，我们可能就要对这一次危机做更长期的准备了。

　　不过，今天的美国与当年的日本还是有显着不同，最为重要的不同可能是，在日本陷入长期衰退的过程中，全球经济一直在强劲增长，这为出口型的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外部需求，也为当时“一枝独朽”的日本经济苟延残喘赢得了时间。但当下的情形则是，全球所有经济体几乎同时陷入衰退或者即将陷入衰退。如此情形，好像还是二战之后的第一次。也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当下全球的衰退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疑难杂症。换言之，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衰退，当然也就更谈不上知道如何治疗这种衰退了。于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想得起来的治疗方法都用一遍，也就情有可原了。但是不是管用，只有天晓得。也只有到了这一时刻，我们才能够深刻体认，人类的智识与人类的欲望之间究竟有多么大的落差。当然，也只有在这种知识困境的刺激下，我们的思想才能够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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