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摘要〕　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两重性和复杂性，即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应对并不容易。中国社会不仅进步和代价反差鲜明，而且社会代价、社会问题，又有自己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不同时段、不同空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一下子出现在面前，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社会管理和治理的难度。无论是对中国社会巨大的进步，还是对它的沉重代价，国际社会都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对许多外国人和不少西方理论来说，中国社会成了一个无法准确判断的“测不准”的社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见，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一直低估中国社会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中国社会这种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突出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第一，它有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
第二，它有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
第三，它有无可替代的社会领导核心力量。这三者是中国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

　　〔关键词〕　快速转型；
中国社会；
进步代价的鲜明反差；
治理管理难度；
自我调适能力

　　改革开放10周年之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1〕

　　在纪念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学30周年的时候，我感到这个主题仍然非常合适，而且上述这些看法也越来越为实际所证实。尽管如此，为了表示此后20年的进展，学界认识的提高，我把本文的题目改成《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笔者希望“快速转型”更能表达中国社会这30年的历史进程。

　　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客体的“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快速转型体现在哪些方面？从世界眼光和我国社会转型的实际看，我认为以下几点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值得强调。

　　一、一个进步代价反差鲜明的社会

　　1989年笔者曾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指出， 10年改革十分鲜明地显示，这个转型过程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饱含痛苦的复杂过程。

　　20年过去了，随着我国各方面深层矛盾的日益暴露和展开，上述“转型过程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饱含痛苦的复杂过程”不仅仍然持续着，而且更加突出。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近30年来，以社会快速转型形式出现的社会巨大变化，表现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些变化在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等领域的变化尤为显著。十六届六中全会用四个“深刻”来概括上述空前巨大和激烈的变化，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极端复杂性，首先表现在中国每一个社会领域都有两个方面，都有两重性。一方面，上述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出现了大量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近30年的进步和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一方面，在社会三大部门间、人际关系、城乡关系间的协调性在不同程度增加，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失衡也屡见不鲜，有的还非常突出。一方面，不用多少统计数字，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近3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过多少世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以笔者亲眼所见为例，现在连南疆这样边远的地方也建起了高速公路网，连民丰县这样新疆南端的县城也能上网，接收电子邮件，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着多种多样发展中的困境：差距困境、环境困境、公平困境、腐败困境、弱势群体困境，等等。所谓“发展困境”，简要地说，就是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的趋势。〔2〕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当然，确切地说，我国面临的“发展困境”，是一种“类发展困境”，即总体发展起来了，但不少方面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这是属于总体发展顺境中的“发展困境”。“类发展困境”与那种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完全相反的情况，即很想发展、就是发展不起来或很难发展起来的情况是不同的。

　　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极端复杂性，其次表现在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优化的方面，如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引发这样那样的问题，像失业下岗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就是说，结构优化本身就是有代价的。这是因为结构优化是调整和改革的结果，既然是调整和改革，必然要或大或小地触动各类既得利益者，而且对什么是优化，由于利益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

　　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极端复杂性，还表现在不仅受损者会产生、引发问题，如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受剥夺感，受益者也会产生、引发各自的问题，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这是因为在社会结构的调整中，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有的受益，有的受损，而受益者因受益程度的差异而各不相同，受损者也因受损程度的高低而相互区别。因此不仅在受益者个人、群体与受损者个人、群体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在不同程度的受益者之间也产生了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种种情形引起众多议论和不同意见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要正确加以把握确实很不容易。人们往往容易只看到希望、优化、进步、协调而盲目乐观；
人们往往更容易只看到痛苦、弊病、代价、失衡而盲目悲观，甚至导致否定一切。

　　应当说，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是不难的，特别是否定一切，还是解气的。但它们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是不科学的。同时，还应当客观地说，我们社会的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优化、社会进步、社会协调，而社会弊病、社会代价、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否则如何解释这些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多数老百姓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升这些基本事实？当然，肯定基本方面，并不是说可以忽视非基本方面。对社会弊病必须重视，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治理，如果忽视，听之任之，这些基本方面也会恶性演变，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

　　面对这样一个进步代价反差鲜明的社会，我国社会三大部门必须更加自觉地按照“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通过各自不同的社会功能——政府组织要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管理和服务的功能，市场盈利组织要更讲自己的社会责任，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要更好发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功能，通过功能互补、结构调整，更自觉地促进社会进步，并尽力把社会代价降到最低限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同样，每个社会成员也必须更加自觉地按照“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通过各自不同的社会行为——官员通过自己的行政行为，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行为，商人通过自己的经营行为，其他社会成员通过自己的日常行为，更自觉地促进社会进步，并尽力把社会代价降到最低限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二、一个治理管理难度很大的社会

　　中国社会不仅进步和代价反差鲜明，而且社会代价、社会问题，又有自己的非常明显的特殊性。这就是不同时段、不同空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一下子出现在面前。

　　1.不同时空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

　　中国社会不得不同时面对、承受诸如未富先老的双重矛盾、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两重压力等等社会问题。而这在西方则有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差，使他们能够充裕地分别地加以应对。

　　西方现代性的古典阶段是典型的工业化社会，那时，由于生产和剩余的有限、生存资源的匮乏，是否能够较为公正地安排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其成员的收入分配、财富占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阶段上，像人们通常所说的，怎样把蛋糕做得更大、怎样使社会成员共同分享这块蛋糕，就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社会公正的问题。那时，他们的人口还没有老化，风险分配的压力还没有提上日程，他们能够集中精力解决脱贫致富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些手段、有些过程是十分残酷的。只是进入后古典阶段，由于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生活普遍富裕，西方发达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才逐渐出现，“老龄社会”或“银发社会”才渐次到来。这时人们也更加注重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度，更加关注对自我生命和财富的保护、防御意外后果、规避社会风险，其中也包括人口结构的安全。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知识和行动越来越进入到未知领域，这意味着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涉入到了风险领域之中。所以，西方现代性的后古典阶段最为集中的问题是社会风险问题，或者说是社会安全问题。正如有的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古典现代性阶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级现代性阶段的理想则是安全。”〔3〕

　　与西方社会的发展不同，我国社会面对的却是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与后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与重叠。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按照老龄化评判标准①，我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但是我国人均国民产值，据世界银行1998/1999年公布的材料，仅为美国的1/40，为高收入国家的1/30。到2008年我国的人均国民产值估计约为美国的1/20。在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度里，老龄问题与脱贫致富问题狭路相逢，使我国处于两难境地。有文章分析了“未富先老”的三大挑战，即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体系应对能力的挑战、对劳动力结构调整能力的挑战、对消费产业服务能力的挑战〔4〕。

这种现代性在我国社会的特殊情势，极大地增加了社会治理管理的难度。面对未富先老的双重矛盾，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两重压力，政界和学界都容易顾此失彼。就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来说，对于前一种社会压力，从改革初始，我国政界和学界就对社会分化、社会分层、收入分配、社会贫困、弱势群体等现象展开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为社会福利、保障、救助提供了相应的对策。至于对后一种社会压力，我国政界和学界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风险化趋势的迅速发展，这造成了在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理解和对策方面的局限性，譬如，直到目前，我们主要倾向于将社会福利、保障、保险视为对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差距的一种调节手段，作为缓解社会贫富悬殊现状的一种应对方式。显然，这就大大局限了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内涵和功能。加强对于我国所面对的风险分配的认识和研究，建立起关于社会分配的内涵和性质的动态性观念，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研究中存在的不适应，能够使我们提供的政策和对策建议更为积极、现实和具有预见性。例如，我国当前最大的理论和实际的矛盾是：从理论上说，社会代价的后果应由全社会来分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但是实际上绝大部分却由弱势群体来承担或主要来承担，这就是风险承担上的不公平。同样，社会进步的成果应由全社会来共享，但是实际上弱势群体很难来共享。这又是共享中的不公平。在新形势下，我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保险，再不考虑解决这种风险承担中的不公平，显然是不行的。

　　2.不同时空社会思潮的交叉重叠

　　中国社会治理管理的难度，不仅表现在要应对不同时空社会问题扭结的顾此失彼，而且要面对不同时空社会思潮重叠的尖锐分歧。当代中国是各种古今中外思潮汇集点。尽管对于哪些是主要思潮，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中国是各种思潮汇集点这一点，据我所知，学界还没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影响广泛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三大社会思潮，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鲜明表达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在急剧变动的时代的感受与愿望”〔5〕。

　　有的则主张“自由主义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左翼平均主义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新保守主义以秩序为核心价值，这三大思潮彼此之间相互对峙碰撞，形成思想的交响曲”〔6〕。还有的认为“6种社会思潮是改革开放以来表现最活跃、影响最广泛、涉及社会问题最深刻的社会思潮”，即“新自由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怀疑主义思潮”〔7〕。有的作者则这样概括：“一些年来，国人关注过外国的社会思潮，如新权威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也关注过中国古代的社会思潮，如专制主义、民本主义等等。现在到了应该关注当今中国社会思潮的时候了。———现在中国思想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引领着国家发展的主流。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还有一些错误思潮正在社会上流行、传播、发酵，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些错误思潮择其要者有：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教条主义、无政府主义。”〔8〕这种种社会思潮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表达了在新形势下人们思想观念错综复杂的深刻变化。

　　由于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的存在，同样一个社会措施，同样一件社会事实，从不同的思潮看来，会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和评价。因此，如何引领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是实现社会治理和有效管理的思想条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并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寓于引领社会思潮的原则之中。这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例如认同宪法上)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的差异和多样。十七大报告重申了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提法。这表明，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是不可避免、不可回避、也不必大惊小怪的，同时又不能听之任之，放弃引领，而是必须引领的。问题是如何引领。引领的根本方法还是离不开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引领的具体方式方法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有效方法，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直提倡的“百家争鸣”。

　　这是因为对于思潮这样的集思想、学术、理论、意识形态问题于一身、又这样那样曲折反映现实问题的复杂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用说理的办法、论证的办法，也就是百家争鸣的办法来解决。这就是通过百家争鸣，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影响，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形成旗帜鲜明的主文化，用它们从思想上来武装人民群众，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学生，缩小各种错误思潮的市场。当年，小平同志说不争论，是针对特区初办阶段的一些特殊问题的，是有范围的，不是无限的。把小平同志的不争论说成是没有范围的、什么问题都适用的，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竟然造成一种类似“争论恐惧症”的东西。更有甚者，当前还形成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氛围，似乎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剖析一些相反的思潮和学派，就会受到种种责难。现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这一重要精神表明，该是结束这种误解和不正常社会氛围的时候了。正如和谐社会不等于没有矛盾，相反，社会和谐是在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中达到的一样，引领社会思潮也不等于没有争鸣，相反，思想共识是在百家争鸣中达到的。总之，上述社会问题扭结重叠所表现的客观复杂性，社会思潮众说纷纭所表现的主观分歧性，不能不加大社会治理管理的难度，加大构建和谐社会的难度。这里，沟通、协调、民主决策，积极引领，百家争鸣，越来越重要。

　　三、一个自我调适能力极强的社会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对此国际社会作出了种种反应：肯定、羡慕、嫉妒、反感，甚至提出种种所谓“中国威胁论”；
同样，代价是如此沉重——对此国际社会也作出了种种反应：有善意提出改进办法纠正措施的，有幸灾乐祸的，甚至恶意利用于妖魔化中国，更有人用此得出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正如有的作者指出的：“人们包括中国人自己经常感到困惑的是，随便拿出一个问题来分析似乎都会导致中国社会的崩溃，然而中国却屡屡在荆棘丛生的险境中创造着发展的奇迹。”〔9〕

　　笔者自己就有这样的亲身感受。1990年4月我和北大罗荣渠先生一起到美国华盛顿参加《中国：政策的选择》国际讨论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的大势所趋———个学者的看法》〔10〕的讲演。在和一些人士交谈中，当我说到“5年后，中国会如何发展……”，不等我说完，一位人士不耐烦地打断我说：“还要等5年，两年就足够了！”他的意思是说，经过1989年政治风波，加上美国的制裁，中国这条大船无可挽回地要下沉，两年就要沉没。那时很多美国人是这样估计中国的前景的。可是那时以来已经18年过去了，中国这条大船不仅没有沉没，反而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在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历史航程中，前进得更好。事实证明，不是中国社会沉没了，而是那些低估中国社会自我调适能力的人的论调沉没了。

　　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说得好：“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前苏联一样解体。有一个叫章家墩的美籍华人6年前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6年之后，中国非但没有崩溃，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经济总量又翻了1倍，经济规模接近世界第三，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现在回头一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崩溃了。”〔11〕

　　在社会学领域，对中国前景、中国经验的解释上，最具有根本性质的，莫过于由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等人组成的新布达佩斯学派①的狭义社会转型论。他们在《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12〕等书中极力表明：正如苏东等前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或“转型社会”一样，中国社会转型也是从现代社会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他们把这种主张从现代到现代的狭义转型论叫做“新古典社会学”，以与主张从传统到现代的“古典社会学”相区别。他们认为这种区别特别表现在“新古典社会学”主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而“古典社会学”则主张“资产阶级先于资本主义”。因此，在他们看来，所谓“中国经验”就是中国在“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特点，例如，他们认为，中国，还有越南，同属于一种“自下而上”通向资本主义的新类型和新路径，这与中欧的匈牙利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来推助不一样，也与俄罗斯和东欧通过政治上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不相同。

　　为了论证这一点，“新布达佩斯学派”中，有人把前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的转型称为“第二次大转变”，而且认为这一转型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13〕。有人则把“共产主义的衰落”视为一个“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致力于对进入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之可能性进行发掘，并将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14〕。也有人致力于对所谓“中国新资本主义的崛起”进行更直接的讨论，援引自由主义的论据——— “资本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从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导致经济成长”的命题，反向推导出“如果经济发展了，肯定已经存在资本主义了”，并寻求对资本主义的中国特征、机制及其全球意义的解释。〔15〕还有的学者则对中国和东欧的市场转型专门进行研究，通过与一些经济学者合作展开的研究项目，根据中国各上市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有关研究涉及了中国城市中高效率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人力资源上有竞争力的公司，通过相关调查数据来显示这三种机制对于市场转型的作用。〔16〕通过所有这些，他们向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中国似乎在现有体制下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确定无疑地在演变为资本主义。

　　在“新布达佩斯学派”的推动下，对中国的“资本主义新成员”身份进行论证成了当前国际学术界一个比较时髦的议题。不仅如此，“新布达佩斯学派”的观点还渗透到东亚一些地区高等学校的教育之中，甚至已经成为一门系统的社会学课程。①这不仅把“新布达佩斯学派”的研究进一步条理化了，而且进入到了打造精英人才的社会工程之中，其中特别是培养一些年轻人的颠覆性、否定性的思维定势，我们已经深深感受到这一点对青年学子的祸害。由于高等教育过程的知识和学术传播必然与一系列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形成密切关联，这将对社会学的项目研究、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过程以及人才培养和聚集等等，带来极为深远的社会影响。这种动向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从上述观点和宣示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新布达佩斯学派的一种预期：似乎中国社会转型真会沿着他们设想的资本主义轨道走下去。但是，中国的现实，不论是自上到下，还是自下到上的现实，都使新布达佩斯学派不断地、日益地感到失望和失落。时间和事实越来越证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而绝不是从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不管是“自上至下”或者“自下而上”。

　　正如笔者多次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布达佩斯学派”或“新布达佩斯学派”采取分析的态度，并不一概否定。他们的观点中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东西。但是他们的“狭义转型论”，他们把中国也叫做“前社会主义国家”、“后共产主义国家”，列入他们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所谓“转型国家”，并断定中国正在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企图把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宪政和价值观也搬到中国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

　　对许多外国人和不少西方理论来说，中国社会成了一个无法准确判断的“测不准”的社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见，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一直低估中国社会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这两方面都使他们无可避免地、不断地看走了眼。关于这种自我调适能力，为了叙述的方便，放到下一节讨论。

　　四、一个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社会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一直有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或者说自我应变能力。这是中国社会成为世界上唯一五千年历史不曾中断的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自新中国诞生以来，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经过建国至今近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风风雨雨的严峻考验，现在，这种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突出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第一，它有能够把全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
第二，它有能够把社会资源集中到实现这一目标上的、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
第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它有全国人民信赖的、无可替代的社会领导核心力量。以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是中国社会的优势，是战胜一切困难的保证，是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

　　1.共同目标的坚定性

　　自中国杰出领导人邓小平1982年在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7〕的著名论断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直是中国社会坚定不移的根本目标。

　　根本目标的重要性，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在于它是广大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规范的信任和遵从的基础，是公民对整个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信心的来源。一个有坚定正确根本目标的社会是一个前景光明的社会。而一个根本目标失范的社会，即多数社会成员对根本目标模糊不清，动摇不定，失去信心，甚至失望逆反等等，这离整个社会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也就不远了。一个社会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手段方式的失范——这是失范的第一阶段，因为这种失范还不足以危及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但绝不能听任手段方式失范的恶性膨胀，因为这会严重侵蚀广大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规范的信任和遵从，动摇公民对整个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信心，进而演变为社会失范的第二阶段——根本目标失范。因为这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根基动摇了。所以根本目标的问题，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十七大报告这样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绝不是空穴来风，无的放矢。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新”在那里？笔者曾经指出，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并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第二，它又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并不断致力于逐步把公平正义贯彻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

　　就第一方面来说，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有着复杂关系——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但又与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有证券交易，有劳资关系等等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的东西，不仅如此，中国还有企业主共产党员——红色资本家，“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两新人员”，即两新组织的人员等等。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一方面使我们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亲身体会到，如果不清醒地自觉到这是利用资本主义，那就很容易与资本主义相混淆。因此，这里特别体现出社会主义坚定目标的重要性，树立共同理想的必要性。同样上述情况也告诉我们，如果不去利用，那就是缺乏智慧，但如果在利用时，忘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那就是没有头脑。

　　就第二方面来说，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性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掌舵以来，一直到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所做的十七大报告，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世，社会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问题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几个标志性里程碑。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里“开辟了”、“形成了”都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十七大报告，深刻明确无误地向全世界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从而同样明确无误地否定了资本主义方向。

　　如果说，第一方面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新型社会主义的开放性，那么第二方面强调的是它的创新性。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前一方面，在发展初始期，对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特别重要，今后还将继续这样做；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方面则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一种非常开放的、在不断制度创新中持续成长壮大的新型社会主义。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处在成长壮大过程中的新型社会主义，还很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它已取得巨大成绩，这表明它是一种前途无量的社会主义。关于成长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18〕他还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绝不能掉以轻心。”〔19〕确实，这种社会主义的成长是与很多不发达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人类困境”相联系的。〔20〕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走曲折的道路，作出艰巨的努力，而且都会有人把取得的成绩归之于资本主义而把产生的问题归之于社会主义。因此坚持这样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低潮综合症”存在的大背景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是需要勇气的。

　　2.动员能力的可持续性

　　执政党的动员能力，是它的执政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也是全社会动员能力强弱的关键所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这种动员能力在建国后的两弹研制、卫星上天、一批重大工程实施中显示出来，在2003年战胜“非典”中，在2008年初南方应对多年不遇的冰雪灾害中也充分显示出来，当前在5. 12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及举办2008年奥运会上又集中地表现出来，更不要说在建国前、建国初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动员能力了。当然要正确发挥这种优越性，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精神，在实施过程中要有脚踏实地的作风，把宝贵的力量真正用到刀刃上，防止有些地方对它的误用滥用，防止以它为借口，来搞不切实际、做做样子的形象工程之类劳民伤民的事情。

　　所有这些表明，中国社会这种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使它可以应对任何不利于自己的困难、风险，表明自己具有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谁对此估计不足，谁就会在中国问题上留下“测不准”的记录。

　　现在，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这种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被重点用来实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础工程：城市和谐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今，这两大工程正在全国范围蓬勃开展。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中国城乡基层社会，正在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通过制度创新，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无论在制度安排的公平方面，还是百姓认可的公平方面，无论在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重点解决民生问题上，还是在解决突出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上，无论在使全体人民受益方面，还是在让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方面，无论在减少居委会的行政性、增加自治性，还是在培育和健康发展社区组织与建立社区服务体系方面，都在逐步取得进展。我们的调查和考察也表明，各地是在把资源和力量用于夯实社会主义的基础，其中包括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但绝不是在“自下而上”走资本主义道路。

　　3.党的领导的无可替代性

　　在近来的社区调查中，笔者和我们的团队对此有了新的认识。

　　第一，越是陌生人的世界越需要有社区党组织的支撑。

　　社会建设、社区建设，是为了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个社会共同体，在宏观上叫做和谐社会，在微观上叫做和谐社区。要在陌生人的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关键是要找到能够整合社区各种陌生人的主导力量，找到社区凝聚的核心力量。从各地的经验看，这个力量主要是社区共产党员组成的基层党组织(党支部或党总支或基层党委)。正是他们的工作，把陌生人世界重新连接起来、整合起来。各地的调查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研究社区建设如果看不到以党建带社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整合陌生人世界的主导力量，创造新的连接这个基本经验，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社区建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社区建设最大的特色。在中国，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在基层起到这样的整合作用。在对北京建外街道这个最典型的陌生人的世界的考察中，我们深切感到，越是陌生人的世界越需要有社区党组织的支撑。

　　第二，全国社区运转模式都离不开作为领导核心的基层党组织。

　　在中国，社区运转模式通常有“1+1”(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1+2”(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1+2+1”(社区党组织+ [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 +社区志愿者大联盟)、“1+3”(社区党组织+ [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企业])、甚至还有“1+4”的，即在“1+3”中再加上商会。但不管是哪种模式，都有“1”，它就是作为领导核心的基层党组织。同时，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不论是社区资源动员、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服务等等，都离不开基层组织。《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也反映了这一点：“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重申：要“着力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社区党组织的建设，既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区建设的组织保证。

　　第三，支部领导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社区建设取得进展的关键。

　　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支部建在连上，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基层军事基础，那么现在，支部建在社区，则是保证社区建设成功的基层社会基础。支部领导与居民自治相结合，这是中国特色社区建设取得进展的关键之一。各地以党建带社建，为这一点提供了新的例证。当然，支部领导与居民自治相结合，如何结合得好，仍有许多问题要探索，例如，支部领导如何改进，居民自治如何推进，两者的结合方式如何创新等等，不是都解决了。各地的实践本身也提出了这些问题。

　　上述四个方面，不论是“进步代价反差鲜明”，还是“治理管理难度很大”，不论是“自我调适能力极强”，还是“沿着既定目标前进”，都这样那样地反映了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一些重要特点。包括中国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或者说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以这样的中国社会为背景、为客体、为服务对象来展开自己的研究的。对包括中国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是水之源，木之本。只有与这个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并用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加以认真探索，才能推动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才能实现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崇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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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 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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