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人的全面发展与当代语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且变得越来越尖锐。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语境中，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我们应当重温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并联系以往历史经验和教训，反省现代性及其塑造的人的生存方式，进而做出自己的回答。

　　谈到“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尽管从思想史上看，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无论西方抑或东方，甚至在古代就已经产生了与此有关的思想萌芽），但必须承认，只有马克思才使得“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获得了真实的历史内涵。作为现代性的反思者和批判者，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人在现代性所塑造的生存格局和制度安排中日益陷入片面化和物化的命运。

　　首先，“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5页）。旧式分工的发达，把人们“抛入”了一个使人陷入片面化的生存情境之中。“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从属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页），“使工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同上书，第29页）。人因此丧失了自主性和目的性，而沦为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同上书，第261页）。人的抽象化归根到底来自现代性的历史前提和社会基础——商品经济及其所固有的市场逻辑。因为商品交换本身就是一种实际的抽象过程。它意味着商品的价值（同一性）和使用价值（差异性）之间的分离。商品交换也就是使同一性从差异性中剥离出来，而这恰恰是抽象本身。马克思说：“这种简化看来是一个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页）。

　　其次，商品经济借助于工业化而激起人们的“病态的欲望”（马克思语），使人们变成欲望的奴隶。这是人不断地向物的世界沉沦的内在根源。因为正是它才使得人们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有效地防范和抵御来自外在的异己力量对人的宰制和奴役。从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形态看，马克思把与商品经济相对应的人的存在方式了解为以物的依赖性为特点的社会。人的物化乃是现代性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0页），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它的悖论性质表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页）。科学技术在工业上的应用，“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同上书，第79页）。于是，人的灵性、人的精神世界、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就被缩减为物的东西。总之，“社会条件把人变成了‘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3页）。

　　正是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及其所造成的这些消极后果的基础上，马克思从理论上确立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理想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大致包含两个层面：就逻辑内涵来说，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指“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这也就是人的自律状态的真正实现。在此意义上，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真正自由和人的彻底解放。因为自由的本来意义就在于自我决定，而人的自我决定也就是人的本性的复归。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把人的全面发展同人类社会的自由王国内在地联系起来。就历史内涵来说，人的全面发展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历史的充分展现，即历史本身的最后完成。“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就此而言，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生成的过程，是人的“大全”的充分展现的过程，即马克思所谓的“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无论是作为人的本性的复归，还是作为历史本身的完成，都是以共产主义作为终极指归。因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在“共产主义”那里，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与历史的双重内涵达到了最后的统一。

　　那么，马克思是否因此就拒绝现代文明，主张退回到前现代的原始状态？回答是否定的。这也正是马克思不同于并超越于其他思想家的地方。马克思有保留地肯定浪漫主义对现代性所作的批判及其积极意义，但他并不认同浪漫主义对人类未来所采取的那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批评浪漫主义倾向时，多次使用了“违反自然的”这一字眼。既然浪漫主义主张人类应当回归自然状态，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却认为它们所开出的药方是“违反自然的”呢？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然状态恰恰就是人所创造的历史本身。他指出：“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这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立场同种种浪漫主义思潮的原则区别。在马克思那里，对于历史生成着的人来说是“过犹不及”的，因为“过”固然违背自然，但“不及”同样违背自然。“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参见同上书，第118页），就是返回到“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或“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即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抽象和丧失”（同上书，第175页），就是退回到“清心寡欲”去。

　　所以，马克思把人的片面化等恶的东西看作历史展开并完成自身的一个必要的因而是不可剔除的内在环节。因此，马克思才能够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页）为了历史本身的完成，马克思可以容忍“恶”的存在（这也正是马克思不同于也高明于浪漫主义的地方），只是他并不把这种“恶”的存在视为“绝对的必然性”，而仅仅把当作“暂时的必然性”，从而以扬弃的态度去对待而已。他指出：“实际上，只有通过最大地损害个人的发展，才能在作为人类社会主义结构的序幕的历史时期，取得一般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0页）。马克思把它作为历史展现并完成自身所支付的一种必要代价。马克思甚至说：“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8页）。因此，“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财富的”（同上书，第120页），而决不是一种超历史的想象。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一定意义上乃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结果。马克思晚年曾经设想，东方社会利用自身不同于西欧各国的独特性质，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以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6-438、129页）。但马克思的设想是有条件的。他完全是立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前提。马克思特别强调俄国农村公社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并存”关系，因为它为东方社会移植“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提供了现实可能。我们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时候，必须正视这一点。从以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看，我们应当格外注意提防浪漫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马克思在谈到“取消货币”时曾指出：“如果取消货币，那么人们或者会倒退到生产的较低的阶段（和这一阶段相适应的，是起附带作用的物物交换），或者前进到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交换价值已经不再是商品的首要规定，因为以交换价值为代表的一般劳动，不再表现为只是间接地取得共同性的私人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5页）。当历史前提尚不成熟，就人为地取消货币及其所代表的商品经济，就必然导致马克思所说的第一种情形，即“倒退到生产的较低的阶段”。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诚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同上书，第106页）。在马克思看来，对商品经济的超越（而整个现代性从根本上说乃是来源于商品经济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塑造），归根到底还要诉诸商品经济本身的充分发展。这正是马克思从历史本身的自我扬弃观点来看待历史的必然结论。历史归根到底是自己构成自己的。避免马克思当年所警告的那种幼稚的“唐•吉诃德式的荒唐行为”，以免当年所曾犯过的“共产主义幼稚病”的错误，正是我们今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用意所在。

　　问题在于，今天的市场逻辑及其所孕育的现代性，正在一定意义上重演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使人日益走向单向度发展的过程。每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一事实。面对这一严峻现实，我们是否就只有宿命式地消极地“等待”历史自然而然地“成熟”呢？我们在现代性的强大压力面前是否就丧失了历史主动性，从而沦为宿命式的存在呢？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因为历史固然有着自己的逻辑，但历史的逻辑又是在有目的的人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过程中实现出来的。理想社会的目标引导着人们不断地创造使得这个目标得以实现的历史前提。因此，那种无所作为的观点是错误的和有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合题”性质恰恰在于，它必须以扬弃的态度超越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和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之间的外在对立。马克思说得好：“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扬弃及其所得到的“合题”，不应仅仅停留于逻辑的完成，还应当进一步诉诸为实现其历史的完成创造条件的实践本身，而且在这种为创造条件所进行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始终不忘却它的逻辑归宿所昭示的理想目标。这才是我们在当代语境下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所应选择的唯一健全的和建设性的态度。

　　（原载《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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