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崇胜：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二次转型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型：第一次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发展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发展；
第二次即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发展到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两次转型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衔接的。第一次转型是第二次转型的必要准备，第二次转型是第一次转型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当代中国；
政治发展；
第二次转型；
以人为本

　　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政治文明建设研究》（编号：04&ZD016）的阶段成果之一。

　　这里所说的政治发展转型不同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而是特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选择政治发展理念、政治发展模式和政治发展道路问题上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如同经济发展一样取得巨大的成绩，无论政治理念、政治体制还是政治过程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从政治发展理念、政治发展模式和政治发展道路三个层面来看，中国政治发展在总体上可以说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型。

　　第一次转型：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发展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发展的转变；

　　第二次转型：即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发展到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的转变。

　　从时间上来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开始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发展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发展的转变。这一次的转型带来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历史任务，同时政治上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民主和法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自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后，中国政治的政治发展实际上正在经历着一场静悄悄的新的转型——即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发展向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转变。

　　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发展转变到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也是一场极其深刻的政治变革。如果说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发展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发展主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的话，那么，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发展到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则将着重解决人们的生存境遇，解决人们的全面发展的问题。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二次转型将带来包括政治发展理念、政治发展模式和政治发展道路等的一系列转变，其中比较明显的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从民本政治到人本政治的转变，即从重视民众的力量到重视人的自身发展的转变。

　　2、从民主政治到自主政治的转变，即从重视公民的集体表达到重视公民的自主自治的转变。

　　3、从权力政治到权利政治的转变，即从重视加强和巩固国家权力到重视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转变。

　　4、从国家政治到公民政治的转变，即从重视国家政治体系建设到重视公民社会建设的转变。

　　5、从威权政治到世俗政治的转变，即从重视树立国家和政府权威到重视世俗社会作用的转变。

　　6、从物化政治到人生政治的转变，即从重视物质的增量到重视人的素质提高的转变。

　　7、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变，即从重视解除束缚人们自由发展枷锁到重视人们自由自主地生活的转变。

　　以上概括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并不是说已经完全实现了这种转变，但是这种转变的趋势则十分明显的。

　　那么，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二次转型是否意味着第一次转型没有意义了呢？不是的。没有以前第一次转型打下的基础，也就没有现在的第二次转型。提出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二次转型，并不是要否定第一次转型，恰恰是要巩固第一次转型的成果，促进中国政治发展沿着更加稳健、更加扎实的轨道前进。

　　如何将第一次转型与第二次转型，即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为本”统一起来呢？关键在于：其一，经济建设要从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出发，要关注民众的生存境遇的改善；
其二，以人为本是以提高人的素质为中心，而人的素质提高的重要表现又在于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其三，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人自身的发展，都必须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协调推进。

　　其实，邓小平在提出第一次转型时，已经内涵着二次转型的内容或体现了第二次转型某些精神。毫无疑问，邓小平当年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这抓住了以往左倾错误的症结和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最大政治问题。但是，邓小平在讲“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时，同时也指出了这是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邓小平在谈到判断工作是非标准时，也讲了这样三条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可见，在邓小平心目中，他之看重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唯生产力论，而是要抓住中国发展的中心问题，也就是要抓住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
而他所说的“最大政治”问题是以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依归的；
而突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实就是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观的理论基石。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从长远来看，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二次转型较之于第一次转型更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经济发展固然是人的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但经济发展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人们自身的发展。“一切为了人，一切发展服从人的发展”将成为第二次转型的主旋律。

　　当然，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朝夕就可以实现的。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首先必须明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从政治哲学上看，以人为本的中的“人”应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人以及一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劳动者。以人为本中的“本”，一是相对于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而言，强调把人当作主体；
二是相对于人的边缘化而言，强调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本质和依据；
三是相对于人作为手段而言，强调要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和地位的肯定。它既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目的地位，又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作用。其二，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即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类价值、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需求、能力差异、人的平等、创造个性和权利，尊重人性发展的要求。解放人，就是不断冲破一切束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挥的体制和机制。塑造人，是说既要把人塑造成权利的主体，也要把人塑造成责任的主体。其三，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运用历史的尺度，也要确立并运用人的尺度，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确立起终级关怀，要关注人的共性、人的普遍性、共同人性与人的个性，要树立起人的自主意识并同时承担责任。由是可知，以人为本其实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同时也就是政治发展的本源性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最重要的是要确定人在政治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必须明确，政治主体不是物，不是国家机器，也不是国家机关。所谓政治主体，其实就是现实政治关系中的人，他们既支配政治又被政治所支配。作为政治主体的人，他应该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利的掌握者和运用者，政治文化、政治思想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政治行为、政治规范的发动者和制定者，政治制度、政治设施的创建者和铺设者。总之，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人应成为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当然，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并不是毫无限制和漫无边界的。首先，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必须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人，而不是抽象的和理念中的人，也就是说在政治生活中必须是实际存在的人；
其次，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必须是在政治生活中活动的人，而不是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活动的人，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人是经济主体和文化主体；
其三，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必须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而不是远离社会离群索居的人，也就是说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活动的人；
其四，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必须是能动的人，而不是被动地简单地适应环境的人，也就是说是具有自主性、创造性的人；
其五，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必须是不断发展的人，而不是停滞不前、无所作为的人，也就是说是逐步实现人的政治主体性的人。总之，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不可触摸的观念中的人，而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的人、实践的人、能动的人、发展的人。在今天的中国，以人为本的人，就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有必要调整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和指向，让政治文明贴近人们的生活。让政治文明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要让人们的日常生活沐浴着政治文明的阳光，让人们能亲身感受到政治文明的温暖。

　　大家知道，政治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类之所以需要政治，是因为通过合理和科学的政治组合，人类可以获得较之于没有政治生活时代更加优良的生活。必须明确，政治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不是政治派生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关系决定了政治的内容和取向；
不是政治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着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讲，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政治发展的社会原点，离开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善，政治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的就是要让政治回归人们的生活世界。

　　政治文明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政治词语，更是人们向往的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自2002年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提出“政治文明”概念至今已经过去了5个年头。5年来，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一系列成就，人们对于政治文明的认识也有了重大的发展。但是，政治文明不能只是停留在学者和领导人的论著和讲话中，不能只一种空洞的理论体系和宏大的政治宣示，而必须切实体现在实际的政治发展过程之中，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十分有必要提出让政治文明贴近人们的生活。

　　让政治文明贴近人们的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如所周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是社会的主体。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这也就是说，和谐社会首先要求做到：每个社会成员虽然所处的社会地位不一样、所从事的职业不相同、所获得的利益不一致，但他们享有的权利和心理感受应该是基本平衡的，彼此之间是可以和谐相处的。在和谐社会里，人的主体价值能够得到充分实现，主体人格能够得到充分尊重，主体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在和谐的社会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并得到应有的权益。要形成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局面，最重要的是实现利益的和谐。利益关系基本协调、利益层次基本相容、利益分配基本适度，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因此，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让政治文明贴近人们的生活，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组织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2004年我国GDP总量达到19317亿美元，超过了意大利，上升到世界第六位。而且，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达到GDP总量的40、7%。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必然地要影响到人们的政治参与程度。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只有在解决了衣食温饱之后才有可能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因此，我国GDP的提高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了让政治文明贴近人们生活的要求。

　　让政治文明贴近人们的生活，更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是，无论是什么答案，似乎都必须最终落脚到人类自身的发展上来。早在1850年斯宾塞在就曾指出：“文明就是人们的潜在能力在适宜的环境下的发展。”他还说：“文明还可以被概括为另一种形态。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朝着为充分表现每一个人个性所需要的人与社会之素质的进步。”[[1]](P228、243) 这就是说，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尽管丰富多彩，但其实质都在于人类自身的发展。

　　从表面上看，政治的物化层面虽然主要是国家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等宏观性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政治作为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众人之事（孙中山语），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回答国家与公民的关系问题，其中关键的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提出过宪法（政体）是城邦公民的生活方式。美国哲学家赫舍尔说：人们在问“人是什么”时，“并不是寻找自己的起点，而是寻找自己的命运。”[[2]](P21)著名的文明史家威尔·杜兰在谈到达人与国家的关系时说：“有其人，必有其国”，“国家是由构成这个国家的人组成的。”有什么样的公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因此，只能指望素质良好的人，才能有素质好的国家。否则，千变万化，根本不变，还是白搭。[[3]]（P28） 从人（公民）的命运出发，关心和改善人（公民）的生活方式，保障和扩大人（公民）的权利，提高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的质素，就是政治文明的应然本色，更是政治文明发展完善的必然规律。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自身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199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积极倡导一种新的发展观。这种新的发展观是通过增强人的能力来不断扩大所有人的选择的过程，发展的目的在于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从而增强人类幸福、自由、尊严、公正、安全、参与等。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进而指出：“人类发展是为人们能够充分发挥潜能、拥有高质量的生活水平而创造条件。扩大选择的基础是提高人们的能力、扩大人们可以做和可以实现的事情的范围。人类发展的基本能力是健康长寿、受教育权、体面的生活，并且能够参与社区生活，没有这些，许多其他权利都无法实现，也无法抓住生活中的许多机会。”“发展的目的是改善人类生活，拓展每一个人可以实现和可以成就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即是消除个人生活的障碍，如文盲、疾病、资源匮乏及公民和政治自由缺乏等。”[[4]]（P417）

　　因此，让政治文明贴近人们的生活，其实也就是中国政治发展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发展到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的转变的客观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说，让政治文明贴近人们的生活和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了促进中国政治生活沿着更加健康、更加文明的轨道发展，以真正实现人们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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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英]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 [美]赫舍尔、人是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3] [美]威尔·杜兰、探索的思想[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4] 李惠斌、全球化与公民社会[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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