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榆：文学批评30年变形记

　　1980年，法国作家罗兰·巴特穿过法兰西学院门前的大街时，被一辆洗衣店的卡车撞倒。

　　在巴特声名卓著的岁月里，法国电视台的记者还在追问他是否想写小说，巴特不置可否的回答还给人们留有希望。巴特的死，使不少人存有的遗憾是没有看到这位激进的先锋派批评家写作一部文学作品。

　　“文学批评终究不能证明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即使像巴特这样的一代大师，人们也指望他能再努力一把，弄出一部小说之类的作品来证明他是真正的大师。”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文学批评在西方的景况。“但不管如何，文学批评在西方总能在学术界内部占据要津，在文学刊物和大学系统里起思想的主导作用。”

　　隆重地专门给批评家颁奖，这是第一次。在18位候选人中，经过11位评委记名投票，以超过三分之二得票为通过，有12位批评家获“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

　　作家莫言主持颁奖仪式。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走上台，从作家贾平凹手中接受为他颁发的批评家奖。上台领奖的批评家还有南帆、陈晓明、洪治纲、蔡翔、谢有顺、王尧等，而上台颁奖的作家还有苏童、李洱、阿来、舒婷、范小青等。

　　陈思和发表获奖感言：“作家与评论家就像大道两旁的树，它们之间各有规律，各成体系，不是对立的、依附的，一方为另一方服务的，而是谋求一种互为感应、声气相求的关系。多少年过去，我的批评观没有丝毫改变，倒是文学与文学评论的关系由静止凝固的道边树，逐渐变成了苍茫天穹下游动不息的精神游魂了。”

　　颁奖会次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与批评”高峰论坛举行，来自全国的三十多位主力批评家和作家出席这次论坛。

　　在三天的时间里，众多作家和批评家聚集一起，对话文学与批评的关系：在最近的三十年里，文学与批评之间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文学与批评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新关系？

　　1980年代前 权力化“替意识形态管理文艺”

　　作家苏童对于作家、批评家各自的工作和使命有一个比喻：“作家和批评家就像铁路路基上面两条并行的铁轨，它们都有自己的延伸，都有各自的负载，它们永远也不会重叠，却共同承载着文学这个列车。”

　　陈思和在半生的批评生涯中见证了文学批评的嬗变。

　　1978年，陈思和迈进复旦大学的校门。同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卢新华写出短篇小说《伤痕》张贴在学校壁报上，不久小说被转投至《文汇报》发表。陈思和也试着将一篇同时贴在壁报上支持《伤痕》的评论文章投寄给报社。当时《文汇报》文艺版的编辑褚钰泉在《伤痕》发表的第二周就组织了一个版面的争鸣文章，陈思和的文章作为支持的意见发表在头条。那时陈思和很兴奋，从此他确立了走文学评论的道路。

　　当代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话语方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强调：“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一个重要方法”。

　　“以前文学批评的功能主要是意识形态对文学的管理。”陈思和说，“1950年代，老一辈文学批评家，都是文艺报刊的主编，宣传和文化部门的领导，他们是主管文艺家协会的领导者，同时也是理论家，他们当时的文学批评主要职责是指导文学创作，引导意识形态，如果偏离了就会受到批判。”

　　到了陈思和从事文学批评的时候，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管理功能渐已消失”。“大概像别林斯基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像勃兰兑斯时代的北欧文学，像周扬时代的中国文学，文学批评家拥有巨大的话语权力和社会影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陈思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1980年代 个人化“挑选自己的批评武器”

　　1980年代是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用陈思和的话说：“那时的冲动在于，既然有了更加新、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趋向的意识形态，我们就大胆地跨出思想牢笼，选择更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所谓新方法、新思维、新术语都是在1980年代中期产生的，是在激烈的论争中产生的。我们做文学批评的人，首先就要去为自己选择。选择文学的方法、观念和模式，也是在挑选自己的批评武器。”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俊把活跃在1980年代的批评家称作是“文学现场的独立批评家”。“所谓独立是指批评家立场的个人化，没有过多卷入判断之外的利益关系中去而影响到批评的纯粹性。所谓文学现场的批评是指批评家对当下文学发生或生成的同时、同步地介入和在场的姿态。”

　　在吴俊看来，那时候的文学批评家很多也是当时最出色的文学精英，他们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走向，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格局。

　　1984年12月《上海文学》召开了“杭州会议”，这次会议之后兴起“寻根文学”潮流。当时《上海文学》刚发表了阿城的处女作《棋王》，《棋王》的叙事方式和文化内涵引起震动。“杭州会议”由《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和《西湖》杂志联合召开。当时邀请的作家，有李陀、陈建功、郑万隆、阿城、韩少功、李庆西、李杭育、陈村、曹冠龙等，评论家则有黄子平、陈平原、周介人、蔡翔、季红真、鲁枢元、徐俊西、吴亮、程德培、陈思和、许子东、南帆、宋耀良等。“这次会议不约而同的话题之一，即是‘文化’。记得北京作家谈得最兴起的是京城文化乃至北方文化，韩少功则谈楚文化，看得出他对文化和文学的思考由来已久并胸有成竹，李杭育则谈他的吴越文化。而由地域文化则引申至文化和文学的关系。李陀曾是现代派的积极鼓吹者和倡导者，此时他对盲目模仿西方的现象作出有力批评。”

　　不久韩少功在《作家》杂志发表《文学的根》一文，明确提出了“寻根”一词。稍后，阿城、郑义等人在《文艺报》撰文展开文化讨论，标志着“寻根”文学真正开始兴起。“寻根文学的出现使新时期文学从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真正转到文学本体意义上来。”吴俊说。

　　“我在新时期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进入文学批评。我也目睹了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巅峰人物和巅峰状态，这种体验使我对后来的文学批评有点悲哀，但也很快就易于平静了。”吴俊说。

　　1990年代后 边缘化“学院崛起,骂派成风”

　　进入1990年代，由于社会环境产生的变化，众多批评家纷纷撤离文学前沿，另谋出路。

　　批评家南帆对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现实的描述是：杂志退隐，学院崛起；
思想淡出，学术登场。“1980年代的学院还在沉睡，文学杂志收容了我们对于文学的激情。”“进入1990年代之后，在漫卷的经济大潮中，文学杂志风光不再，甚至难以为继。文学杂志的衰落使它们承担不了组织文学的重任。批评家星散而去，大部分转到学院的大纛之下。”

　　学院的崛起是1990年代后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从物质到荣誉，学院都开始显出号召力。教授、博士、课题、研究基金——这些学院体制的产物同时包含了收入和社会待遇。经过严谨的分类和切割，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由学院的文学系负责研究。这时，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显示了微妙然而重要的差别。

　　在南帆看来，“学院必须研究‘硬’知识，必须提交‘科学论断’。对于文学研究来说，一个结论必须是故纸堆里翻出来的，而不是拍拍脑袋想出来的。游谈无根被视为肤浅的标志，注释的数量代表了扎实的程度。于是，‘学院派’再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学院体制正在显示出愈来愈强的控制力；
一大批批评家改弦更张，中规中矩地当教授去了。”“在中国，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在社会公众的视野里显得低三下四，就是在文学圈内也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角色。文学批评在出版社那里遭到的冷遇足以挫伤批评家残存的自信，少有几家出版社愿意赔着本出批评文集。”批评家、北大教授陈晓明如是说。

　　按照陈晓明的分析，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没有自身的独立位置和理论品格：“有些人正在致力于在理论知识的运用与生存之道的稳妥、有利可图之间找到平衡。精明、圆滑，正在理论话语的字里行间蔓延，正在使理论话语变得不伦不类、自相矛盾。”

　　陈晓明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批评是：一直在两个极端摇摆，除了扮演棍子的角色，再就是附庸。“随着意识形态起绝对支配作用时代的结束，棍子的角色已经无须扮演。但棍子变成刺头，在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下，骂派批评风行一时。”

　　陈晓明不否认骂派批评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特别是当今中国批评软弱无力，骂派批评表现了批评少有的锋芒，针砭时事起到其他批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骂派批评只是批评的一种存在，如果骂派批评成为批评界的主流，唯马首是瞻，刊物和媒体围着骂派旋转，这不能说是文学批评觉醒的标志。长此以往，批评实则成为媒体的附庸，满足于制造一些轰动效应，过把文化明星的瘾，沉醉于油滑和恶搞的胡闹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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