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丰富经济学含义

　　谢谢！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承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创新，就是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但是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口号，只是由于共产党执政才不得不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一个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和西方多数舆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没有经济学上的内容。

　　今天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有两本回忆录很值得一读，一本回忆录是1990年代初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和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先生的《国事忆述》，最近这本书出版了英文版。陈锦华回忆说，撒切尔夫人当面和邓小平和江泽民都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是不成立的，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有市场经济。江泽民连夜打电话给陈锦华，说一定要给夫人撒切尔解释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锦华连夜召集体改委理论局的江春泽等人开会.有人提出，西方经济学的市场效率概念是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发明的，而帕累托还写了三卷本欧洲社会主义史，这说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词搁在一起，肯定不会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否则帕累托为何同时写这两个主题呢。

　　第二本回忆录是上海市前副市长，后来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先生写的《浦东逻辑》，详细介绍了浦东从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地方，在短短十几年中发展得这么好，成为一个国际瞩目的城市。为什么这么快？他最有意思的观点是说，实际上浦东开放不是靠一般意义上的对公共设施的财政投资，而是基于公有土地资产的市场运作收益。他总结了8个字：“空转启动，滚动开发”：基于土地的公有制，浦东开发没有靠财政投资，而是估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入，作为浦东新区四个开发性公司的国有股，一旦有这个国有股以后可以向银行贷款，可以吸引外资，第一轮开发是一个空转启动的。但是一旦开发以后，土地价格进一步上升，国有股可以从中进一步分红，滚动开发，每滚动一次，就开发一次，通过国有股的形式，用于进一步开发浦东。所以叫做空转起动，滚动开发，这个例子非常生动说明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公有资产在市场中的运作产生收益的经济。

　　大家知道重庆是城乡综合改革实验区，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原来是上海市经委主任，到重庆以后，把浦东经验带了过去。当时重庆要建立“八小时重庆”，重庆很大，在八小时之内把重庆所有县区都能够达到不容易，需要大量修路。“八小时重庆”建设，运用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在重庆建立了八个国投公司，黄奇帆副市长把中央分给重庆的国债集中注入八个投资公司作为国有股，这样形成了获得商业银行贷款的基础，然后他把路桥收费也都注入这个八大国投公司作为资本金。更有意思的是，他利用土地储备收益给8个国投公司之一注资，用活了公有资产，并进一步带动了民间资本。如建一条路，可以先邀请民营资本或外资搞BT(建设后再转让），但是重庆国投公司可以很快回购它，因为路一旦建成，土地收益就上涨，重庆国投公司就有了来自公有土地增值的资本金注入。2004年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的修建就是如此，先是BT,但3年后重庆城投就回购，因为朝天门长江大桥周围7000多亩土地已经进入城投的土地储备。世界银行已经把重庆这种迅速发展的城市建设模式，总结为国投公司的城市开发建设的模式，并推荐给东北城市重建参考。这个例子非常生动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丰富的经济学含义的，而且和民营经济发展是不矛盾的，有可能是相互促进的。

　　我想还可以用当前的西方金融危机中两种救市方案之争进一步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大家知道美国的鲍尔森财长一开始的救市方案，是用七千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但是绝大多数民众对他这种买坏账的方式，觉得非常不公平，是用老百姓的钱救那些华尔街的银行界的富人。但是，更重要的，索罗斯指出，用七千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也是没有效率的，他认为必须用公共资金入股，即必须进行部分国有化，才是一个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救市方案。从公平角度看，如果以后国有股有收益，可以还给公众，救市就不是完全补贴富人。从效率角度讲，七千亿美元如果作为国有股注入银行的话，根据巴塞尔协议8%自有资本金的规定，实际可以带动八万四千亿安全资产，这样远远大于原来的七千亿。当然鲍尔森一开始不愿意这么做，但英国明确宣布救市方案是以部分国有化为主之后，美国也跟进了。这个西方国家正在出现的部分国有化有些像中国的公司持股结构，AIG国有股占79%，皇家苏格兰银行国有股占57%。我们有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宝钢国有股占75%。我们主流思想认为要进行国有股减持，但是现在西方出现的情况是国有股增持。当然鲍尔森认为国有股增持是暂时不得已的，救市方案时间是2年。但是，所有救市方案的模型来自于大萧条初期建立的RFC(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它是1932年12月份建立的，当时也说只有两年，也是用纳税人的钱注资持国有股，但实际RFC到1955年才停止存在。在23年时间之内，美国大量银行和企业，都是有大量国有股存在的，这样渡过了大萧条和二战。这有些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纯政治性的口号。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是对现在西方整个救市方案都有启发。昨天中投的楼继伟董事长在我们学院做了一个报告，他认为我们在两房的投资没有亏损，因为我们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如果当时买的是股票的话，现在美国国有股注资后，我们作为原来股东，股权就会稀释，中国就会亏。但中国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美国救市后中国就不会亏。美国国有股注了以后，原来私人股东被稀释了。怎么办？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方案，争论很激烈。我们讨论国有股减持的很多思想，如“大小非”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倒过来运用的话，实际上可以在11月15号召开的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会议上，给美国一些建议。根据中国的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共存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给美国派出顾问团，这也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大的经济学的内容。

　　最后我想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如果从这样来来理解的话，可以看出公有资产产生的收益，还可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因为公有资产产生收益，使得政府不必要依赖大量过高的所得税。今年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推进减税，和2007年底我们国有企业第一次向国家分红有关。在过去二十多年前，国企都是不向国家分红的，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做法。现在终于决定，从去年开始，国有企业像中石油，中石化要向国家分红。实际上由于公有资产的收益，使得我们可以减税，有这样一个内在联系。

　　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公有资产可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大家知道香港所得税率是非常低的，可能是全世界最低的，但是香港的医疗还是免费的，为什么能够做到？现在很多大陆的孕妇希望到香港免费生小孩。关键在于，香港政府有一个公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收益，使得它不必要收过多的税，这样能促进民营经济和个人创业的精神。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和1977年英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是不谋而合的。这是一个巧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米德在凯因斯的指导下，创造了最早计算GDP的方法。米德核心的思想属于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他探寻“自由社会主义”，他的“社会分红”这个概念对公有资产的运营，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刚才我讲的重庆实验，上海实验，实际上是国有资本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创新型组织形态。如果我们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民主监督，同时使国有资产有进一步的社会分红，去年向国家财政部分红了，还可以进一步向所有公民分红，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更完善了。英国已经初步实现了社会分红，但是基本上不是通过公有资产来分红，而是通过一般的税收。英国新的法案从2005年通过的，凡是在2002年9月1号出生的婴儿，都会有一个个人资本帐户，作为公民的基本经济权利，当他或她长到七岁的时候，又有一笔资金注入到个人帐户里面，直到18岁才可以用它做发展。社会分红更大规模的发展，是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哈蒙德州长二战间在中国当飞行员，1979年邓小平亲自接见过他。大家知道阿拉斯加的石油是归全民所有的，分给阿拉斯加居民一个社会分红。阿拉斯加州取消了州个人所得税，因为有公有资产的收益。阿拉斯加社会分红的实践从1980年到现在已有近30年，最高在2000年，一个阿拉斯加居民的年底分红将近两千美元，如果一对夫妻加两个小孩一年就有八千美元。刚才李稻葵教授讲到社会改革的基础需要支持弱势群体。我认为，如果我们用社会分红改革目前的低保，可能同时促进效率与公平。现在领低保者的资格审查太严，比如说你是女的，要领低保的话，就不能戴项链，审查的官僚化程度是很高的。如果社会分红额定在低保水平上，可能从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来说都是有利的措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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