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枫：有感于自由主义者拥护读经运动及其对什么是自由主义的澄清

　　由蒋庆等人发起的读经运动作为一种保守主义者的行为受到大陆一部分人的欢迎，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一个多元主义格局的形成没有保守主义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它是理所当然的现代社会“诸神竞争”的一个“神”。保守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要浮出水面，扮演现代生活舞台上的一种角色，去捍卫一种（组）价值，正如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民间的而非官方的）所做的那样。

　　但是，一批被认为属于自由主义的学者，如秋风、刘海波、王怡、范亚峰等，也撰文支持读经运动，这就有点儿奇怪了。这批自由主义者的学理背景基本上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那一路自由主义，而鉴于国内自由主义市场上的“哈耶克主义”之卖俏，也鉴于大部分国内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对这批拥护读经运动的自由主义者的沉默（可视之为默许），我们可以断定，拥护读经运动，或者说拥护文化保守主义、甚至拥护政治保守主义（表现为权威主义），不止是少数自由主义者的行为和观念。可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从它在90年代再度“浮出水面”起就带有浓厚的保守主义气息，这不仅仅表现在自由主义者拥护读经运动上，拥护读经运动仅仅是自由主义浮出中国大陆时就具有的特有性格的一系列展示之一。要了解自由主义的这种性格，就必须去了解它的浮出背景以及它与保守主义之亲和关系的缘由。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1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真的具有亲和力吗？国内盛行的“哈耶克主义”共识真的是自由主义唯一的学理基础吗？

　　一

　　其实，国内学者对所谓哈耶克之“保守主义”的认同是自由主义者们的一个误导。我左读右读哈耶克著作，没看到什么地方表现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倒是看到他白纸黑字的否认自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2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与哈耶克相反，视保守主义为自己的伙伴，甚至认为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我认同哈耶克的观点：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对手、甚至是敌人。自由主义从根本上说不应该是保守主义的，恰恰相反，自由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与保守主义作持久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冷战结束、社会主义力量衰退后是更加强了而不是更隐没了，以致罗尔斯的大弟子斯蒂芬•霍尔姆斯清醒地意识到当代的“反自由主义”力量主要来自自由主义的右边而不是左边，为此他专门撰写著作予以回击，这就是著名的《反自由主义剖析》一书。

　　为什么霍尔姆斯把来自右边的也即保守主义的力量视为对自由主义的更严重挑战？这是因为，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清醒地意识到，自由主义的根基正在遭受保守主义力量的侵蚀。自由主义的根基是什么？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认同的“传统性”根基相反，这一根基恰恰扎在“现代性”之中，也即由现代性所体现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等等这些理念之中。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认同的观念相反，自由主义从它来到世间起就不可能不是理性主义的，如果把理性主义批倒了、否定了，那么自由主义也就完蛋了。正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总是把理性主义所保持的怀疑主义精神而不是非理性的盲从、信仰和狂热作为他们的阵地，而右边的反自由主义者们也总是把理性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基础来攻击。

　　我们且看蒋庆是怎样通过否定理性来否定自由主义的，他写道：“西方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即要启发儿童的理性与自主精神••••••这是几百年西方自由主义教育理论的老调，这种教育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清明的理性，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清明的理性判定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因为自己理性的法庭具有审查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威，任何外在权威都必须服从自己理性的审判。但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没有看到，在现实层面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对儿童来说，经典的学习必须进行某种强制，家长老师的严厉要求与督促就是强制。用中国的话来说，经典的学习不能让学生“放羊”，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就是让学生“放羊”。”（蒋庆：“读经与中华文化的复兴”3）蒋庆在此把理性与自主精神相联，再恰切不过地道出了理性主义的根本意旨。这意味着，理性主义是个人自主的前提条件，对理性的否定就是对个人自主的否定，而个人自主是自由主义的真正核心。从蒋庆上述言论的保守主义精神看，他的真正敌人是个人自主，为否定个人自主，他才否定理性主义。否定理性主义的根本意义，对于他，就是要把盲从权威（圣人、经典、传统）凌驾于理性自主之上，不否定个人自主，权威无以为立。这对于保守主义者是天经地义的行为，保守主义的天然品质就是尊崇传统权威，为捍卫传统权威，它必须与理性主义作最坚决的斗争。并不是说它要否定个人自主才尊崇传统权威，而是说它要尊崇传统权威才要否定个人自主；
否定个人自主不是其目的，而是从其真正目的出发必然地要采取的手段，这个真正的目的就是：捍卫传统权威。保守主义一贯认为，在传统权威面前没有理性对话的可能性，个人理性的评判、审视和检验没有置喙的余地，崇拜和遵循必须是无条件的。

　　可见，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天然对手以致敌人，而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天然朋友。可是，拥护读经运动的自由主义者们却把保守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捍卫传统权威——作为他们同样的目标，而与其结盟而非与其论辩。尽管这一目标肯定不是终极的，因为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捍卫个人自由。也就是说，他们把捍卫传统权威作为捍卫个人自由的手段来追求，这使他们与保守主义相区别。但是，同样是捍卫传统权威，保守主义者们要抑制或起码消弱个人自由，而自由主义者们却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除非他们所理解的传统是歧义的，否则我们会认为这里发生了逻辑混乱：同一个传统怎么可能既敌视个人自由又保护个人自由？这一问题我们先放一放，下文再来讨论。这里我们把问题接续到上文：既然理性主义关乎自由主义的存亡，为什么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的行为却与保守主义者一样，也加入到贬低以致反对理性主义的阵营中去？

　　刘海波几乎以同样保守主义的口吻这样写道：“经验和历史却告诉我们，道德习惯和修养，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教化的结果。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要培养孩子成为有用的、品行良好的社会成员，不是使他从小就怀疑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成为裁量一切的尺度，而是不加怀疑地学习和继承一个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只有在传统中，才有进行边际批评的资格和可能。知识的获得不是起始于怀疑，而是相信。不一定是理解了才相信，也是相信了才有可能理解。” （刘海波：“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可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如果不是从小就培养质疑的精神，从而使之成人后能够去参与对话而不是“不加怀疑”地捍卫权威外，又是什么？自由主义的灵魂不就是宽容而非非友即敌的执着吗？而宽容精神难道不是唯有自由主义教育才能培养出来的吗？如果没有从小就开始培养怀疑和批判精神，个人自主和个人自由能够得到捍卫吗？价值（善观念）判断和选择的个人自主正是自由主义的根本意旨，因为只有培养和保护个人自主，才能根本抵制对个人的善观念的强加。可见海波这里分明是在通过否定理性的普遍怀疑精神来批评自由主义对个人自主的维护，但是，他却说这是在维护自由主义：“蒋庆先生编辑的‘诵本’，并非独出心裁，而是基于历史的经验，取我国古圣前贤的成法而已。这不是什么专制心态。对历史和前人的尊重，恰恰是对思想专制的抵制，终极的权威恰恰在编书者之外。”（同上）对传统权威及其不加怀疑地信仰的维护反而是对思想专制的抵制，这看似自相矛盾的话语却道出了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的一个普遍信念：对传统权威的尊崇恰恰是对现代人滥用权力（表现为滥用理性）的抵制，其目的恰恰是保护个人自由。这无异于说：对个人自由的否定正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一个非常保守主义的行为就这样转化为一个非常自由主义的行为。这种转化是如何可能？又是否可能？我们再次把这个问题放一放。

　　二

　　对理性的不信任在学理上来自哈耶克。中国自由主义者们之所以把哈耶克归入保守主义之列，正是因为哈耶克也是通过否定理性的某种优越地位来维护传统的。表面上看，哈耶克与蒋庆这些传统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们如出一辙，可实际上他们大相径庭。

　　秋风在为自己拥护读经运动的行为辩护时，表面上几乎完全遵循哈耶克的论说。他写道：“唯理主义者相信，理性就是要怀疑一切，当然包括传统和经典，只有通过怀疑，才能取得进步。但是，唯独理性、进步本身是不可被怀疑的，因而，被尊奉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成为一种拜物教••••••由此，那些唯理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便在不知不觉间堕入了他们声称正在反对的‘蒙昧主义’之中。他们宣布自己••••••可以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一切不能经受他们的理性审判的东西，都应当被抛弃”。（秋风：“为什么不能读经”）哈耶克一生都致力于对理性之自负的批评，秋风敏锐地把握到理性的自负就是理性要怀疑一切，按照笛卡儿，理性通过“怀疑”一切而“建构”自己的大厦，没有怀疑就没有建构。通过拥引哈耶克的批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几乎使理性主义或建构理性主义等同于“蒙昧主义”，以致对理性主义的“谬误”在自由主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共识，无人敢为其翻案。既然理性的自负被嘲笑，那么“理性之不及”就成为不可怀疑的了——仍然必须有一个不可怀疑的起点。所谓“理性不及”，说白了，就是理性不能怀疑一切，必须有所信仰、有所盲从、有所不思。不可怀疑的起点现在不是怀疑本身，而是坚定的确信，确信有某种不经理性的“审判”和“重估”就可以信赖的东西。这种东西在蒋庆那里就是经典，就是圣人之言，就是传统权威。对于经典，我们是绝对不可怀疑的，因为“‘经’是‘常理’‘常道’，用今天的话来说，‘经’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适应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经’中所说的道理是‘天经地义’的，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永远不会改变。如果改变了，就不复有‘天理’了，不复有‘天理’也就不复有‘人理’了；
‘人理’源于“天理”，天不成其为天，人当然就不成其为人了。••••••我们说‘经’或者说‘经典’体现了永恒普遍的超越性与神圣性。” （蒋庆：“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

　　可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怎么可能不经过理性的审视和检验而成立呢？如果没有理性的审视和检验，没有经过我的自觉认同，我怎么能断定它就是我的指导者而不是压迫者？此类诸问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了，简直毋需在此多言，因为正是这类问题催生了自由主义的诞生，并使自由主义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政和教、正当和善区分开来，使后者具有了宽容的品格，在多元主义的共识下各种善观念共容共存。保守主义者当然不会认同自由主义的这一区分，他们必然是一元论的追求者，他们不可能相信关于善生活的终极观念是一个理性争议的课题，因为对于他们，关于善生活的终极观念具有理性不及的“超验（越）性”与“神圣性”。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不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对一切善观念保持中立，而只维持公共领域里的正当、权利及其正义观念的某种信念，后者不可能被视为具有理性不及的超验性，因为它们必须在严格的理性审视和检验下被接受。如果说这就是建构理性主义的话，那么它就是。建构理性主义不被确立，多元主义也就不能成立，因为那意味着用理性不及的某种一元性超验善观念来支配公共领域里的正当、权利和正义观念，而后者在自由主义眼光中应该对一切善观念保持中立，它只交由理性来处理而不能交由任何善观念来支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否则对思想的镇压（不宽容）就会是唯一的选择。保守主义不能不是如此，因为它总是倾向于把善观念的信仰贯彻到公共领域里去；
对于保守主义者，善的追求肯定是优先于权利的维护。

　　秋风也强调宽容，他说道：“如果说，启蒙运动确实产生了什么可欲的后果的话，那就是发展出了宽容这种美德。但是，如果唯独不对理性和进步本身保持怀疑，或者说，不对怀疑精神本身保持怀疑，则在启蒙之后的今天，人的心灵同样会走向闭塞，形成一种理性和进步的蒙昧主义。”（秋风：“为什么不能读经”）这里，秋风把宽容解释为对保守主义者贬低理性精神这个行为的宽容，或者说是对保守主义者鼓吹盲从主义的宽容，这等于他要宽容保守主义者的不宽容。保守主义者质疑理性怀疑精神，对理性的“霸权”提出抗议，其意旨是要为某种无疑的非理性盲从辩护。而秋风对怀疑精神进行怀疑，和保守主义者一样走向了对启蒙主义的诋毁。所谓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而秋风对启蒙主义的诋毁就是要提倡只经过别人引导才能够运用理智的盲从，这才是真正的蒙昧主义。而秋风把启蒙说成蒙昧，把蒙昧说成启蒙，这是一种思想混乱。如果你有勇气，你就应该诚实地宣布：“我就是要提倡蒙昧主义，那又怎么样！”而从辜鸿铭到蒋庆等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就有这个勇气。

　　但是，秋风不可能这么提倡，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的自由主义信念与他的保守主义信念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来自于他对自由主义基础的错误理解，而这又来自于他对哈耶克的误解。

　　哈耶克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或上述意义的保守主义者吗？如果是，那就要闹出一个大笑话来。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释他与保守主义者几乎如出一辙的那些论说？

　　首先，下面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即哈耶克对所谓建构理性主义的批评是为了阐明使个人自由得以可能的社会秩序的自生自发性，其目标是个人自由的肯定而不是个人自由的否定，其所有论说都是围绕个人自由来展开的。在哈耶克看来，对理性控制能力的自负会走向国家对某种整体的共同目标的追求（表现为全能主义），从而导致对个人目标的否定。如此，哈耶克维护了个人自主，在这个意义上，他恰恰是肯定了而不是否定了每个个人的理性能力。他与其说是在否定理性主义，不如说是在否定集体主义，否定在个人之上有一个先行确定的集体目标以规定个人的行为。对理性自负的否定是因为理性主义的集体主义狂妄威胁了个人自主，对理性的滥用到头来只会扼杀个人对理性的自主运用。自生自发秩序实际上与罗尔斯理性建构的正义秩序一样并不服务于特定目标，比如国家的强盛和繁荣以及各种完善论追求，它只是为个人实现其各自的目标提供有助益的条件或框架，这与罗尔斯等人关于“权利优先于善”的道义论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哈耶克与保守主义者所坚持的“善优先于权利”、从而导向对个人自主的否定完全不同。

　　但是，哈耶克对自生自发秩序给个人自由以保障的观点并没有必然性，一个自发演进的秩序未必就保障自由；
传统既可能是自由的守护者，又可能是自由的威胁者，而后者的可能性甚至大于前者。即使是前者，自生自发秩序也仅仅是保证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个人自由的保障还必须有更多的东西。这是因为自生自发秩序的观念（起码在哈耶克早期是这样认为的）只能解释经济活动的秩序是如何实现的，尽管哈耶克后期倾向于认为它还具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但是，很难相信它可以延伸到诸如政治领域的情况说明。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建立没有理性的自觉建构是难以想象的，也不符合历史经验。自由主义的一整套观念和体系——包括自由、人权、正义等等——都带有非常强的理性建构色彩，根本不是自生自发或进化概念所能够解释的。不错，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建构离不开传统这个条件，在其原发地（诸如英国）也不可能不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的产物，但是，它并非原封不动的全盘接受传统，而是对传统做出审视、检验和修正，在质疑、批判的基础上来接受的。这是理性对传统的自觉，而非盲目。因此，不在于理性建构是否可能，而在于理性建构是否被滥用。理性建构不可能摆脱传统已有的自发累积秩序，但是，人们仍然能够、也必须对自发演进的传统秩序作理性的重构和修正，这种理性重构正是理性对自身权威的确认。

　　三

　　把哈耶克与保守主义者混同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们也许对保守主义有不同的定义。在他们眼中，保守主义就是保守传统，而这符合哈耶克的行为，因此哈耶克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可是哈耶克为什么否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呢？可见，哈耶克眼中的保守主义有另一副面孔。

　　我们首先来看看哈耶克是怎样区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认为，道德理想和宗教理念都不是强制所能施加的恰当对象，但是不无遗憾的是，不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不承认强制所应当具有的这种限制。我有时觉得，自由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它认为，那些关于行为善恶的道德观念，并不能证明强制为正当，因为这些道德观念本身亦不能直接干涉或侵入他人确受保护的领域；
而正是自由主义所具有的这一特征，使其既明显区别于保守主义，也根本区别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前者从不认为自己有权把自己的精神信仰强加于他人，而不论他们的精神信仰有多么深奥神圣••••••”4把哈耶克的言论与蒋庆的言论对照一下，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态度的分别就昭然若揭了，按此哈耶克言论，他绝对不会拥护蒋庆等人发起的读经运动。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保守传统，而在于保守什么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还是非自由主义的传统。传统可以是向个人提供免于国家权力侵犯的保障，但是也可以是限制以致侵犯个人自由的强加力量。不加区分地谈论传统只会混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界限。盲目模仿哈耶克对传统的亲和立场只会搞出一种“弄错时代”（anachronism）的笑话来。秋风写道：“哈耶克进一步证明，这些自发的演进的传统，未必是自由的妨碍者和敌人，相反，传统是自由的朋友。最起码，大量经过文化的选择而获保有其存在的传统，尽管其本身并不构成自由本身，但却可以与自由兼容。比如，传统的宗教信仰可以为自由秩序提供某种支撑。” （秋风：“经过哈耶克重新发现和转化传统”）可是，蒋庆首先就不这样看，他分明认为传统对个人自由是敌视的，他所尊奉的传统性并不支持自由主义，而恰恰是反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在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上非常清楚，他们骨子里头是认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个人自主毁坏了传统，因此他们要抵制自由主义。

　　表面上看，保守主义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都为了维护传统而限制理性，可是，保守主义者指责理性主义是指责个人的理性自主权利，归根到底是指责个人主义。他们不认为个人在善观念的选择方面应该具有权利，总是倾向于对个人自主采取敌视态度。自由主义尊重个人的理性能力就是尊重个人具有对事物的反思、质疑和探问的权利，保守主义却要求我们不加反思地尊奉权威、遵循传统、尊重经典，生怕对理性反思的鼓励会破坏信仰、破坏传统秩序，破坏权威，以致怀疑一切。可是，没有反思、没有质疑，我们对传统的尊重能够是自觉自愿的吗？盲目的、非反思的读经可以塑造一种类型的人，这种人可能具有某些可贵的品质和美德，但是，他们在关键处很可能会缺乏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最为可贵的品质和美德——宽容和自主精神。传统社会里的生活不需要宽容，传统人也不需要自主，因为传统生活是一元性的，不存在需要对异端的宽容，也不需要个人在多元价值之间承担选择的责任。而现代社会却不同，如果人们被培养成一种非反思的、盲目信从的品质，那他们难保不会进一步走向非理性的狂热，其结果从今天民族主义大众的表现可见端倪。在已然多元化并且“诸神竞争”的现代性生活下，传统型人格与现代公民对他者的尊重品格并不和谐。现代公民教育的优先目标应该是自由主义品格和美德的教育，这就是学会尊重人：尊重人的自主选择权利。自由主义的教育目标首先不是善观念的灌输，而是正义观念的培养。自由、自主、权利、宽容等等这些观念也许并没有教人追求什么样的善观念、尊奉什么样的文化传统，但是，它们在被教育者心灵中的发育程度却决定了任何人在追求某种善观念、尊奉某种文化传统时是否是一个好公民。不要以为只有善观念的培育和灌输才是重要的，如果没有权利或正义观念及其尊重它们的品格的形成，对善的追求就有可能走向恶。对善的追求是古往今来人们的永恒生活方式，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但是，作为现代现象的自由主义之本质的不是对善的追求，而是对善追求的规范，防止善追求对正义的侵犯。自由主义之现代性品质，就在于它以理性建构主义来建立正义规范及其制度以保障人的权利，抵制权力的滥用，尤其是以善的追求名义的权力滥用。其根据建立于这样一个事实上，即善（价值）是多元的，因此任何以某种善的名义对人的强迫都存在着侵犯的危险。为防止这种危险，自由主义提倡宽容和国家道德中立，自由主义的所有制度理念都深深打下这一烙印。

　　哈耶克也不可能是这一自由主义理念的例外，他无论如何强调传统的意义也不可能把任何传统的善观念凌驾于权利和正义理念之上，而他所不认同的保守主义者却是这么做的。

　　哈耶克清楚地意识到他与保守主义者的区别。可是，在我们的自由主义者那里，保守主义这一词却被严重误用，其涵义与自由主义竟然不加区分，这在刘军宁的《保守主义》一书中开其先例。刘军宁以英国的柏克为例，认为保守主义所保守的就是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由此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说，保守主义所保守的内容就是自由：“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能是该社会的自由传统的保守者，......没有自由的传统根本不是保守主义的保守对象。......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自由的传统 。不保守这种传统的保守主义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离开了对自由的担当，离开了自由的传统，保守主义就难有立足之地。”5秋风也以相同的口吻写道：“一个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总是倾向于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秋风：“经过哈耶克重新发现和转化传统”）王怡更写道“何谓保守主义，保守就是保守自由的传统，看待自由的传统胜过看待自由的理念。如果有一种自由按理说是好的，但必须舍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一切既有的自由（即使并不太多，也不完整）去换，那个坚决说‘不’的人就是保守主义者。” （王怡：“‘读经’和文化保守”）

　　这些人对保守主义是如此的青睐，以致把自由主义的品格加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头上，要求在中国寻找自由的传统，以供保守主义来维护。王怡甚至说：“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是专制主义，是一种没有自由的传统。在这种被舍弃的传统下还谈什幺‘保守’呢。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看法，而且把‘自由’当作了一个假想的概念。中国政治传统的专制无须赘言，但文化的传统有三点是需要辩驳的。其一，自由必有两种内容，一是身体的自由，二是精神的自由。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自由，难道会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文化价值和汉语书写没有关系吗？一个把中国自古以来的精神传统完全摧毁了的社会，还能够给予中国人精神上的自由吗？一种在文化价值上空洞化的自由，绝不是真正的自由。” （王怡：“‘读经’和文化保守”）在王怡眼中，不是假想的自由概念竟然是一种精神自由，而且和精神传统休戚相关，照此说来，所有人类文明传统都有自由这回事了，因为精神自由是任何文明的精神传统都具有的。可是，我们知道，自由主义大师伯林却指出，作为积极自由的精神自由恰恰倾向于对真正不是假想的自由——消极自由——的行使构成压迫。王怡等自由主义者为使自由主义具有保守主义的内容，居然模仿英国的自由主义者要求中国的自由主义在中国传统中寻找其渊源，似乎没有这种传统渊源，自由主义就没有它的根。可是，自由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是毋庸置疑、为人所公认的。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即走出传统。现代生活与传统的断裂是无可置疑的，这种断裂是好是坏的评价在此搁置，但是起码要承认，自由主义不是任何传统包括西方传统的延续，而是这些传统的断裂。作为自由主义原发地的英国，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因素早已潜在于传统中，现代性是内生性地从传统中展开的，这使英国人有资格说他们的“自由主义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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