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光：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及其新发展

　　摘 要：理论界和学术界一般认为，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是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式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并以较低的土地价格出售给农民，然后按照“国有土地私有化→小自耕农经济的普遍出现→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一种简化逻辑发展起来的。事实上，美国资本主义租佃制大农场的形成并不是靠小自耕农场之间的竞争、分化和兼并完成的，而是通过国会与大地产商、金融集团联合控制并以地租形式分配资本平均利润的过程，美国式道路的真正含义是“国家与资本的联盟”和“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

　　关键词：小农制；
现代农业；
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
美国式道路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主要是从土地所有权变革的角度，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农业演进的两种方式，既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这两种客观上可能存在的按资产阶级方向发展的道路，可以叫作普鲁士式的道路和美国式的道路。在前一种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同时分化出为数很少的‘大农’，使农民遭受几十年最痛苦的剥夺和盘剥。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所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较广泛较迅速。”[1]（p204～206）他在这里着重阐述了土地国有化和政治变革的关系，即“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惟一方式，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1]（p392～393）之后，列宁在《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中，从社会经济结构和演进形式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强调的这样一个真理，即“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并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形式。资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中世纪和宗法制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封建的、‘份地农民的’、克兰的、村社的、国家的等等。所有这些土地所有权形式，资本都使之服从于自己，只是采取的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2]（p153）这样就把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思想延伸到了一个更高更深入的层次。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决定性的胜利是农业对整个市场机制的依赖，而这种依赖乃是建立在土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农业生产者的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即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占领是以一种完全的商品化（即土地的商品化和农业生产者之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先决条件的。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要特征就是：“资本家对农场主的替代”、“农民向雇佣工人的转化”、“大规模资本经营取代小农经济”。总之，“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1/3的农场，并且间接统治着所有农场。按照一个总的计划把占全部生产总额一半以上的百万农场的生产组织起来，这在现代各种各样的联合以及交通运输技术广泛发展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2]（p236）因此，“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对农业问题进行探讨，其要点就在于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们必须研究，资本是否掌握农业，假如能掌握住，那么它又是怎样掌握的；
农业是否会发生一种变革，是否要摧毁旧的生产形态，是否会引出新的生产形态。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判断马克思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农业，是否注定要使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过程恰好就在一切生产资料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之前停止下来。”[3]（p12）在这里，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的特殊形式和资本掌握农业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演进作出准确的合乎实际的总结和结论。”[2]（p236）

　　一、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的真实过程

　　美国是一个后发资本主义的“新大陆移民国家”，是一个“根本不知道封建制度为何物，绝对没有封建制度的经济残余的国家”。同时，“美国还有大量无主的、闲置的、无偿分发的土地，这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例外。”[2]（p203）所以，美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是通过对南部各州奴隶主农庄施行暴力的方式进行的。在那里，暴力是用来对付奴隶主——地主的。他们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产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小地主。对于拥有许多‘空闲’土地的西部来说，为新生产方式创造新的土地关系这一使命是由‘美国土地平分运动’，由40年代的抗租运动，由宅地法等等来完成的。在这里，农业靠占用无主的土地，靠耕种从未耕种过的新土地还可以得到发展，也确实有了发展——以最原始最粗放的畜牧业和农业的形式发展。资本主义欧洲的那些老的、文明国家根本没有类似的情况。”[1]（p241）总之，在列宁看来，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是在用革命手段割断农奴制大地产这一长在社会肌体上的‘赘瘤’之后按资本主义农场经济的道路自由发展的小农经济。”[1]（p205）据统计，直到1900年，美国土地面积在20～174英亩之间的农场主占到了全国农户总数的69.7%。[4]（p248）如果以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将160英亩土地作为“小农”的标准，那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仍是一个以小农制为主的国家。然而，这种建立在小块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自耕农经济是极为不稳定的，他们经常受到工商业资本家在农产品收购和加工环节上的盘剥，受到银行资本家在农业贷款利息上的剥削，加上铁路公司高额的运费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往往不堪重负而纷纷破产。因此到20世纪初期，美国农业中使用雇佣工人的家庭私人农场占到了全部农户的46％，而17.2％的大农场产值却占到了全国的52.3％，资本主义的租佃制、抵押制和雇佣劳动制形式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所以，列宁指出：“美国是个幅员最广大、关系最复杂、资本主义农业的色彩和形式最繁多的国家。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奴隶制的——在这个场合也就是封建的——农业结构正在向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结构过渡；
另一方面，在这个最自由的、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广泛，特别迅速。同时，在这个国家中还进行着及其广泛的建立在民主——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垦殖开发。……总的来看，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农业不仅通过加速发展粗放经营地区中土地多的大农场的方式获得发展，而且通过集约化地区在较小地块上建立生产规模更大、更资本主义化的农场的方式发展。自耕农在农场主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农场主的增加又落后于人口的增加，大农场的生产集中的情形实际上更明显，小生产受排挤的现象实际上更严重，更深刻。小农业日益遭到剥夺。”[2]（p236～238）比如，在1900年到1910年这10年间，美国农业从业人员由10381765人增加到12099825人，增长了16%，农场主人数由5674875人增加到5981522人，增长了5%，雇佣工人人数由2018213人增加到2566966人，增长了27%。“这就是说，雇佣工人人数增加的百分比为农场主人数增加的百分比的5倍以上。而在美国1200万农业从业人员中，雇佣工人已有250万人，即占到了21%。”[2]（p167～168）总之，“美国南北战争以后，农业革命把农业从原始的、拓荒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产业变成了一个在科学的、资本主义的和商业化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现代产业。”[5]（p33）在这一时期，“美国人生活中的中心事件就是国家从一个巨大的、农业的、乡村的、孤立的、地方的和传统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的、城市的、一体的、全国的和现代的社会。这个进程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延续至1900年以后。”[6]（p9）比如，从1870年到1910年的40年间，美国城市人口由621.7万人增加到4199.9万人，增长了7倍，乡村人口所占的比例由74﹒4%下降为54﹒3%。[7]（p184）只不过，“美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现在所处的阶段比较接近于工场手工业阶段，而不是大机器工业阶段。在农业中，手工劳动还占优势，机器的使用相对来说还很不广泛。”[2]（p236）特别是在1803～1867年的短短几十年内，美国领土面积从230万平方公里迅速增加到930万平方公里，吸引了人数众多的穷苦农民、南部种植园奴隶主和大批的土地投机者到西部开发。因此，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并不像德国那样“为了走这条发展道路，就必须对农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连续不断地、有步骤地、毫无顾及地施用暴力。所以，我们将第二条发展道路称之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区别于第一条道路即普鲁士式道路。”[1]（p389）比如，在1800年～1900年的100年间，美国总人口由530万人猛增至7600万人，农业劳动力的比例由74.4%下降为37.5%，而乡村务农者人数却并没有绝对减少，即从127万人增加到1092万人。在这一时期，美国农场总数从不到200万个增加至573.7万个，产权人在农场主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为64.7%，家庭自耕小型农场的比例占到了57.5%。正如马克斯·韦伯在《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中评价说：“回顾历史，像美国民族那样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展望未来，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中最后一次能够享有如此自由而伟大的发展机遇，因为在全世界空旷土地正在减少。”[8]（p113）

　　当然，上述这些认识和理解只是抓住了“美国式道路”的一些表征。事实上，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并不是按照“国有土地私有化→小自耕农经济的普遍出现→资本主义雇佣制大农场占主导地位”这样一种简化逻辑发展起来的，更谈不上是创造出了一种所谓“和谐的和博爱的人道主义奇迹”。事实上，在美国宣布独立以前，以托马斯·杰斐逊为首的《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在制定土地法律时所遵守的“国有土地成人皆有，小块占有，免费使用”的平分土地原则，进而把美国建成以农民经济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一政策主张，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大地产集团和金融集团的强大压力和抵制而失败。P·巴恩斯曾在《美国大规模的占地运动》中评价说：“像杰菲逊这样的人期待着由公共教育和政府对西部领域的明智分配孕育朝气蓬勃的农业民主。然而，当时和现在一样，政客们对‘快捞一把’比‘促进民主’的兴趣更浓。美国耕地的授予历史——在一个半世纪馈赠出去的几亿英亩土地的纪录成了现代人年报中公愤持续最久的事情。欺骗、诡计、贪污和盗窃大量存在着，但是，更令人气愤的是对社会上土地不平均分配的后果置若罔闻的态度。议会的确也偶尔采取了诸如1862年宅地法之类的具有远大卓识的措施，但是，它却更经常地把共有土地批售的权利给予了投机商，而没有给予拓居人。议会没有奉献给屯居者的那部分土地，州级法律部门、土地管理处和内务部一般也会照给的。”[9]（p133）而在美国宣布独立以后，1785年颁布的第一个土地法令规定：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国有土地一次性购买不得少于640英亩，每英亩的拍卖底价为1美元。1796年又将每英亩国有土地的拍卖底价提高到2美元。但这种按大块出售国有土地的法律，只是对大土地投机公司和种植园主有利，而对一般小农场主因其缺乏资金只能从大地产手中二次购买或租用，结果是让拥有雄厚资本的大地产和金融集团垄断了对西部土地的开发经营权。据统计，从1796年到1860年，美国联邦政府把占本土面积75%的土地资源投向了资本市场，共出售国有土地2.75亿英亩。而当时美国的西部移民家庭年现金收入还不到100美金，让他们独立运作大多是处于次等的、贫瘠的、偏远的160 英亩宅地，第一年至少需要投资1000美元。这样，不少农民只能以其宅地作为抵押来获得农业贷款，一旦无法按期偿还借款本息，债主们就将没收其抵押宅地。可见，“宅地法”的实施并没有造就出“真正自由的满怀自食其力的天真幻想的独立小农的移民宅地”，而是让大地产商和金融集团从中牟利大约5～6亿美元，这些巨额的土地资本几乎全部投向铁路、矿业、制造业等非农领域，转化成了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10]当然，这种做法也引起了大批西部拓荒者强烈的抗争，最终迫使美国国会几次对土地法律进行调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800年将出售国有土地的最小地段降为320英亩，1804年降为160英亩，1820年降为80英亩，1832年降为40英亩，同时将每英亩土地售价由2美元降低至1.25美元。1841年颁布的“先买权土地法案”规定：“占地人”有权按最低价优先购买自己开垦的不超过160英亩土地。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又规定：“凡年满21岁的男女公民，只需交付10美元的申请费，在所申请的160英亩的宅地上定居和垦殖5年后，就拥有对该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据统计，从1860年到1950年，美国将2.5亿英亩国有土地授予了西部移民。但从19世纪下半叶起，美国联邦政府却以赠与方式将西部土地的3/4出售给了铁路、学院以及军人等，由此直接引发了第三次土地资本投机活动的高潮。比如从1850年到1871年，美国赠予各铁路公司的国有土地总计1.8亿英亩，平均每亩售价仅为0.57美元，使铁路公司成为仅次于联邦政府和各州实际的土地持有者。可见，美国西部的土地开发及其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工业革命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从海岸导向内地的铁路、没有连接河道的运河、没有横跨大陆的铁路和电报、没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没有能割大草原草皮的农业机械、没有征服诸土著民族的连发枪，荒野原是不可征服的。”[11]（p309）因此，从1860年到1900年的40年间，美国西部移民总人数达到1400多万人，其中有近200 万个农户无偿获得宅地为28300万亩，但在新建农场中其土地来源只有16%归因于宅地法，其余的大部分农场土地来自于大地产公司再出售和联邦政府现金出售。仅以加州为例，这里的农场主都不是独立的小自耕农，约占18%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几乎控制了州内80%以上的土地。到19世纪末，美国大约有700万人失去土地，由乡村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达到了360万人。[12]（p12）可见，美国资本主义租佃制大农场的形成并不是靠农场之间的竞争、分化和兼并完成的，而是国会与大地产商、金融集团联合控制并以地租形式分配资本平均利润的过程。总之，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的实质是“国家与资本的联盟”和“用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

　　二、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美国式道路”的新发展

　　进入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货币资本作为最先进、最发达的生产要素“成为发动整个社会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成为推动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13]（p173）尤其是在美国，农业中的资本渗透和规模扩张越来越大，资本集中度越来越高，国家与金融资本的联盟越来越紧密，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总的看，当代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征是高度的商业化、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工厂化、知识化、社会化、国际化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农产品商品率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从1910年到2005年，美国从事初级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由1200万人减少到不足200万人，所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由33%下降到0.7%。全国农场总数由1935年最多时的681.4万个减少到1945年的596.7万个，到1989年进一步减少为217万个，目前仅剩下不到200万个。平均每个农场经营土地规模由1950年的191英亩增加到2000年的435英亩，扩大了127.7%，其中500英亩以上的大中型农场增幅为43.3%，年销售额在2500美元以下的家庭农场减少80%，年销售额在5000～10000美元之间的小型农场减少62%，采用租赁经营形式的农场面积超过45%。[14]比如在20世纪初期，美国工业最发达的新英格兰和大西洋岸中部地区平均每英亩耕地使用农具和机器价值分别为2.58美元和3.88美元，而到2002 年全国平均每个农场建筑和土地市场价值为53.8 万美元，机械和设备市场价值为 6.66万美元。1930年代，美国创办一个农场只需要投资1000美元，1940年增加到6000美元，1972年增加到10万美元，2000年增加到15万美元。如此巨大的农业资本投入，单靠小自耕农场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赖国家对农业的金融支持。在1950年，美国农场债务总额为130亿美元， 1970年增加到530亿美元， 2000年增加到1970亿美元。从1950年到1983年，美国每个农场平均债务由2205美元猛增至9万美元，约占农场资产总额的20.6％，甚至有的农场主欠债数额高达几百万美元，每年仅支付贷款利息一项就需要花费几十万美元。从1980年到1996年，美国农场主支付银行贷款利息总额由163亿美元增加到316亿美元，所占农场费用总额的比率由11%上升到15%。租佃农场主支付给不在地主的地租总额也由1984年的86.4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70亿美元。这两项支出已成为目前美国农场主经营费用中的最大项目。所以有学者提出：“在美国赚农场主的钱比农场主赚的钱要多。”[15]（p170～181）可以说，美国的现代农业主要是靠“资本输血”喂养大的，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相比，农业利用的资本数量多得不成比例，也有学者把美国农业称之为“债务农业”。因此，随着以大农场为代表的美国农业与金融资本联盟的日益加深，与劳动利润相比，农业资本获取的利润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不正常的状态。比如在1949年，美国农业中农民劳动所得占43%，而到1968年劳动所得仅占19.99%，资本却得到了80%以上的农业利润，“这是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分配上的一种完全反常情况。这种畸形的经济过程似乎正在加速发展。”[15]（p273）

　　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开始，美国政府为了保证务农者的收入与其他部门就业者保持一个大致相当的水平，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法律政策，主要包括固定农产品价格补贴、补贴性市场价格、出口补贴、限制竞争性农产品进口、加强对种植和市场销售的管制、提供农业优惠贷款、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和科学研究投入等等。在1960 年代，美国农场家庭平均收入为 4054 美元，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收入为 6237 美元，前者仅仅相当于后者的 65%；
而到2002 年，美国家庭农场平均收入达到 65757 美元，城市家庭平均收入仅为 57852 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14%。到2005年，美国农场净收入为832亿美元，其中政府补贴高达227亿美元，占30%左右的大农场从中获得了75%的补贴。美国农业土地市场价值的25%来自于政府的财政补贴，不足200万农民每年人均获得政府财政补贴高达11450美元。[16]根据2002年由美国国会通过的“农业安全和农村投资法案”，联邦政府计划在2002～2011年的10年间将向农业提供1900亿美元的巨额补贴，这比过去的农业法所确定的财政补贴数额增加了接近80％。目前，美国的棉花生产成本是国际平均价格的2倍，但联邦政府每年仍拨付39亿美元的财政补助，“这种情形的出现不仅对美国农业的稳定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而且对世界农业的稳定也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17]（p142）比如从1996年到2001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世界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美国农产品价格指数也下降8﹒1%，但其生产资料价格却上涨了7%，结果是大多数农场主的经营收入全面下降，其中遭受损失最严重的是小农场主。“据1996年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个统计资料表明，全国有6﹒1%左右的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黑人占绝大多数，贫困率最高的是美国南部的农业区域。”[15]（p434）可见，当代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强大与繁荣，不仅是资本排挤土地和劳动的结果，而且“政府规定的税则、农业补贴和农场劳动的宏观干预政策，一直就是影响大规模合营农场发展的潜在动力。因此，不能说这种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它是强制接受的结果，是注射财政激素的结果。”[9]（p200）总之，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农业问题，也不是纯粹的市场机制问题，而是资本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是政府介入农业进而保障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利益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从19世纪“西进运动”中把土著印第安人作为野蛮人排斥和屠杀而获得了工业革命的资本原始积累，到20世纪对世界能源资源和“粮食武器”的垄断，再到21世纪的“基因大战”，其所展开的正是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到能源、生物基因的血腥掠夺史，而其背后隐藏的最大秘密就是“资本对农业高额利润的追逐”和“国家与金融资本的联盟”。这两大特征是深刻地内在于“美国式道路”之中的。比如在1971年，美国农产品贸易盈余仅为19亿美元，而到1981年则猛增至270亿美元。目前，美国农业产值仅占GDP的2%，纯粹务农者所占经济就业人口的比例仅为0﹒7%，但其农产品出口却占到全国出口总价值的8%，且一直处于盈余状态。2006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达到770亿美元，其中小麦出口占世界市场的 45%，大豆占 34%，玉米占22%，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美国农业部长近日宣布，2008年农业出口预计将达到1085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盈余大约在300亿美元。据美国农业部测算，农产品出口每赚一美元利润至少可为其他经济部门带来1.32美元的利润，每出口10亿美元就可创造出17万个就业机会。目前，美国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仅为0.7%，而食品和农牧业部门的增加值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9%，全国纯农牧业生产领域就业人数仅占l%，而食品、服装、纺织等部门就业人员的比重占到15%。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转基因技术产品出口已经占了农业和食品出口的35%，年出口额高达120亿美元。1996年美国从转基因农业中得到的净利润为9200万美元，1997年净利润上升为3﹒15亿美元。而在过去两年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中，与农业技术关系最大的生物技术类指数上涨了330%，市值已经达到3000多亿美元，成为第二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目前，美国通过转基因技术和生物遗传技术不断形成新品种、新食物、新饲料、新农药、新化肥、新兽药，使国内生产和对外贸易不断扩大，有效地控制了21世纪世界农业出口与粮食流通市场的主导权和垄断地位。[18]可见，“美国农业改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同整个制度的变革的动力相关联的。这一改革的发生是由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性决定的。”[9]（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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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稿日期：2008-10-08

　　作者简介：张新光（1964-），男，河南邓州人，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本论》教学和“三农”问题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出版专著《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等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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