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推广民主的辩论

　　贝淡宁 迈克尔·沃尔泽 著 吴万伟 译

　　外国政客或者批评家应该参与向中国、缅甸这样的国家输入民主的活动中吗？自由和亲民主的运动应该来自内部吗？《异议者》投稿者贝淡宁和该杂志主编迈克尔·沃尔泽就国际社会是否应该在支持中国民主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进行辩论。

　　贝淡宁：

　　简单地说，答案是“不”。但是我并不一定反对在其他国家推广民主。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曾认为民主必须来自内部，不应该从外部强加于人。那不是我的观点：有众多成功的例子，至少部分是通过外来力量推动而实现民主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今天我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努力推动在缅甸推广民主。为什么是缅甸而不是中国呢？这里有几个原因。我知道仅靠两个例子来得出理论总是很危险的，但是中国和缅甸的例子能够说明外人在争论从外部输入民主之前需要了解的笼统条件。

　　首先请让我解释几个关键词。我说的“民主”意思是自由和公正的全国选举。我说的“推广”意思是对非民主现状的道德批评：外国批评家依靠劝说敦促实行民主。我想当然地认为外国力量不应该使用强迫性手段比如军事侵略或者经济制裁来在中国推广民主。现在很少人会鼓吹这么做，不过，外国批评家甚至不应该鼓吹在中国实行政治民主的观点就可能引起很大争议了，我现在就是要谈谈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能够合理化以推广民主的名义实行外国道德干预的条件包括如下内容。这些条件适用于缅甸，但不适用于中国：

　　1) 目标国家必须是“法外”政权领导下的国家。

　　我是从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后期著作《万民法》中借用的词汇“法外”（outlaw）。从根本上说，它指的是残暴统治自己国民的政权：统治者一心为了自身利益，为实现这个目的系统地践踏基本人权，比如缅甸和津巴布韦。很明显，这些政权是可恶的，践踏了包括食物和基本生存条件在内的基本人权。缅甸政权在风灾时期关闭国家，拒绝国际援助的反应显示它更关心自己的政权而不是国民福祉。

　　中国政府远非完美的，但是它在过去三十多年里让千百万人摆脱贫困，在四川地震时采取开放态度，欢迎国际救援。不错，它侵犯人权，但是从总体上看并不比类似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更糟糕，而且中国政府领导人根本无法和统治缅甸的无赖的“邪恶”相提并论。

　　2) 外人能充满信心地预测如果实行民主选举其领袖肯定下台。

　　就缅甸来说，我们知道如果实行大选，领导人肯定失败。他们在1990年代尝试实行选举，被反对党打得打败。但是在中国，我们就不敢肯定了。如果现在实行选举，中国共产党很可能赢得胜利。毫无疑问，反对派可能赢得一些席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会受到更直接的批评，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中共不愿意现在选举的原因。但是中国甚至在独立派知识分子中仍然拥有众多支持者。在私下里和中国学术界朋友的交谈中，我很少碰见有人希望在未来十年左右中共下台的人。中国的资本家似乎也支持共产党，如果中国实行选举，他们也可能提供资金和支持。

　　3) 有明显的政治备选方案。

　　就缅甸来说，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是受到社会广泛尊重的卓越政治领袖。她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在1990年议会选举中赢得492席中的392席，如果掌权的军政府下台，他们就可以上台执政。（如果它愿意接受大选的结果）

　　在中国，谁能接管权力呢？在国内，政府已经把任何可能挑战其权力的组织机构扼杀在萌芽状态。在海外，没有明显的异议集团的领袖，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常常内部争斗不休。在私下谈话中，没有多少中国知识分子表达对这些团体的支持。

　　我并不否认反对派力量可能对于中共造成严重的挑战，如果他们被允许在中国组织起来的话。或许出现一个鼓舞人心的领袖，他或者她能激发选民的广泛支持。但是这纯粹是猜想，不像缅甸几乎可以肯定的现实。

　　4)政权变更将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在相对贫穷的国家，不仅仅是共产党人宣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减少贫困。这是普遍现象，在我看来也是正确的观点。缅甸非常贫困，中国也有八亿人口仍然贫困。不管动机如何，缅甸政府（像津巴布韦）的政策让人民更加贫困，而且没有理由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大胆地预测不同的，民主选举的政府将改善缅甸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因为情况不可能再糟糕了。

　　但是在中国，政府消除贫困的努力一直受到外部力量比如世界银行的赞扬。它的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就是它有能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或许一个更加民主的更加负责的政府可以做得更好，但是这样的论点从经验上说是复杂的，要比缅甸的情况产生更多的争议。

　　5) 民主转型对外国人没有不好影响。

　　民主政府，甚至那些运转良好的政府，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公民的利益上，而忽略外国人的利益。民选政客做出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决定当然好，他们本来就应该如此。在中小国家比如缅甸，我们不必要担心。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政治领袖，他们的决策将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在决策的时候就需要考虑世界其他地方人了。全球变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在中国出现一个比西方式民主更好的政治模式。比如，儒家知识分子蒋庆主张的根据德才兼备原则举荐的通儒院来制衡民主选举的庶民院以便让政治决策具有更具全球眼光。这样的建议或许离变为政治现实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是我们有理由希望它们最终能够成功。在缅甸，争取民主似乎就足够了，因为不管缅甸发生什么它都不会给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我的结论是外国人不应该在中国鼓吹西方式的民主。它可能需要不寻常的开放程度来接受这种论点，需要人们在一人一票的方式管理已经成为政治价值中最神圣原则的现代世界里愿意考虑修改自己道德立场的可能性。当然，我要说这是前进的方向。

　　迈克尔·沃尔泽：

　　简单地说，答案是“是”。像贝淡宁一样，我不打算写军事干预或者经济制裁的问题。我要写的是道德批评以及更接近我们通常所说的“支持”的内容，与中国这样的国家的亲民主力量的积极接触。但是这样的合作在我看来不应该是政府代理人的工作，它应该是政治积极分子，工会分子和异议作家。

　　我将按贝淡宁的顺序提出外部批评的五条件：

　　1) 目标国家必须是“法外”政权领导下的国家。

　　贝淡宁提出缅甸的例子，不过在此情况下道德批评似乎过于温和了。可以肯定后续有更强烈的反应，在此情况下，不是入侵，但是其他形式如外交施压或者经济惩罚等国家反应。对于普通公民的道德和政治接触，门槛就低多了。比如，中国针对独立工会的政策已经足以让工会主义者及其政治盟友的批评具有合理性。它对于政治异议人士的政策完全足够让人权观察或者大赦国际等的批评性接触。对于“坏事”的批评，总是好事，虽然这种“坏”不是那么恐怖。

　　2) 外人能充满信心地预测如果实行民主选举其领袖肯定下台。

　　啊，我能充满信心地预测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如果政治组织的权利和反对派的地位得到承认，如果选举是真正自由的，媒体的注意力同等地针对政府和反对派，那么共产党将在选举中失败，如果不是在新政权的第一次选举中，肯定在第二次或者第三次中失败。但是这不是批评性接触的条件。要合理化它所需要的唯一条件是排斥其他选择、压制不同意见、镇压反对派。

　　3) 有明显的政治备选方案。

　　但是在最专制的国家，民主是漫长的过程，在刚开始的时候，往往表现在争取言论自由或者政治组织的激动，没有也不可能有明显的政治备选方案。只有不明显的、潜在的假设性方案，这些讨论一直受到压制。明显的备选方案只有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才能发展。贝淡宁和我都不愿意由外国煽动者选定的“明显的备选方案”，外来者能做的只是支持这样的斗争。

　　4) 政权变更将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很难看到独立的工会或者民主政党会破坏中国的经济增长。它们甚至能更公平地分享福利，扩大国内市场，提高经济增长率。贝淡宁或许想象政权更迭将是暴力和动荡的过程，将可能让千百万穷人面临威胁。但是这是证明应该谨慎接触的论点，而不是激进的撤退策略。中国专制主义的明智的外来批评家应该受到明智的内部批评家的指导。

　　5) 民主转型对外国人没有不好影响。

　　或许儒家风格的民主或者半民主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比西方民主能采取更好的政策，或许不能。如果贝淡宁相信能，他应该鼓励经历磨练的西方人批评和自己政府惊人相似的现政权，支持中国的儒家改革者。不管怎样，大国实现民主总是对于近邻是有好处的。想想1989年政权更迭后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吧，更不要提立陶宛、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了。

　　我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强力推广在中国实行民主。我们应该支持寻求推广民主的异议者，我们应该让他们决定他们的民主是和我们的完全一样还是出现有趣的变化。

　　贝淡宁的答复：

　　感谢迈克尔·沃尔泽经过缜密思考的回答。或许我们对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转型有不同的解读。在我看来，正如口号说的，走两步退一步（在我比较悲观的时候，我要说应该是走1.1步退一步）。中国自从文革期间的极权主义以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或许有人争论，大部分中国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自由的限制与政治控制有关，但同样与经济安排有关。

　　进步的一个清晰领域是几千万人摆脱贫困。几亿仍然贫困的人怎么办？迈克尔说很难看到“民主政党将破坏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不难想象：1990年代走向民主的俄罗斯的经济崩溃情景还历历在目。毫不让人吃惊的是，现在俄国似乎出现了更多支持限制民主的人，因为该政权似乎在克服贫困方面做得更好。不管怎样，民主化给经济的影响是个复杂的不能现在就解决的实证研究问题。

　　应该说我同意迈克尔关于中国需要更多言论和结社自由的需要。但是这里的争论是国际社会是否应该支持中国全国性的选举：意思是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将控制政治王牌。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考虑批评性知识分子提出的替代方案后再赞同那个结论。儒家思想家蒋庆提出了让人好奇的三院制政府的建议，其中包括根据德才兼备原则举荐的通儒院的权力。北京大学的政治学家潘维赞同“法家”模式，鼓吹法制而不是民主。我要说我们需要详细的本地情况的了解，包括对于中国自己的政治传统的认识，然后在提出判断西方式民主是否一定优越于其他模式的民主。

　　在1980年代后期读政治理论研究生期间，我阅读过迈克尔为有联系的社会批评家辩护的文章，受到很大影响。这样的批评家不仅有同情心而且有对于他或她渴望改善的社会的清楚了解。我不认为我们在批评所看到的缅甸粗暴践踏人权时需要这种联系，但是中国或许是检验迈克尔自己的理论的更好案例。

　　贝淡宁（Daniel A. Bell）清华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新著《中国新儒家：变革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

　　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异议者》主编。

　　贝淡宁文章的初版曾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术会议上宣读，发表在《国际事务论坛关于中国民主、人权和公民社会的报告》上。

　　译自：Debating Democracy Promotion in China by Daniel A. Bell and Michael Walzer (online) - August 11, 2008

　　http://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php?id=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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