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名“与“实”的思辩

　　“名”与“实”在中国，至少从表面上看应当不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古人说,实至而名归,先有了其“实”的内容,然后其“名”得到公认,这一切是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但现在,“名实”之间有时真不好说,似乎发生了很大的混乱,人们看到“名”时,特别需要谨慎观察思考,不能简单地以为“实”在“名”中,“名实”一定相符。以中国科学院院士而论，这是一个崇高的学术头衔，院士中的确有一大批在学术上以及人格上的大师级权威，享有世界级声誉，但我们如果因此以为，中科院院士都是这样，那就大错特错了。一位中科院院士曾透露，“有几位院士曾联名打报告，要求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项目，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搞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这真是万幸，虽然人们有时也知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盛名之下其“实”竟如此不堪，“幸亏有人发现”，否则，40亿就打水漂了。

　　毫无疑问，中国的两院院士都是经过严格的选拨程序产生的，十三亿人口的大国，院士也只不过一千多人，如果连院士的头衔含金量都能够质疑，其他方面的“名实”问题就更值得思量了。事实确然如此，我们把眼光无论投向哪一个领域，都发现“名实”的严重不符已成为当今中国最为普通的现象：标榜为名牌商品的，其实是假货；
叫喊大减价“血本无归”的商人其实在磨刀霍霍等待宰客；
贪官们在台上信誓旦旦地讲廉政；
强调治理污染的声音只意味着污染正势不可挡地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
强调严打的时候只意味着治安形势愈加严峻；
声称“为人民服务”的若干部门正一门心思考虑如何“管制”下属的人民和单位，使他们感受生存的艰难……这种现象使许多人已经习惯于一种逆向思考：当社会上刮起一股什么风的时候，要从反面去看。这种思考模式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灾难性的，她使人们失去信任，乃至怀疑和抵制一切权威，包括政府的权威，导致政令难行，人与人之间无法形成合力，社会治理的成本空前加大且难以收效。当今社会到处充满的怀疑、不信任、仇官心理和逆反心理，其根源就在于此。

　　当我们回顾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的时候，我们发现，“名”与“实”的两极化是伴随国家前进的一个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上世纪五十年代鼓吹百花齐放的时候，其实隐藏着所谓“引蛇出洞”反右的祸心；
高唱大跃进粮食堆成山亩产数万斤的时候，无数的人在饥饿而死；
文革“大民主”的时候人们几无权利可言。一阵又一阵如海如涛的喧嚣彰显着这个新国家的浮躁不安，领导者还没有找到发展的方向和前进的目标，国民们在茫然地呼喊和跟进。所谓先进的理论与落后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政治上经济上都在描绘尽善尽美的蓝图并以此付诸实践，而社会现实总是与理论、文件、报告和种种许诺成为鲜明对照。这种“名实”两极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极大的改观，那种天方夜谭式的极端已经不复出现，但“名实”不符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这种名实不符反映出来的浮躁，也许正是中国面临社会大变局中的必然过程。所谓“名”是人们所认为应当的“应然”状态，而“实”则是客观存在的与应然的“名”有较大差异的现实。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从存在的角度来说，名实不符的状态是一种合理的客观存在。但是，这里所说的“合理”只是肯定每一种存在的现实都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作基础，都是一定社会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产物，它不可能因为我们的主观愿望而生长或消亡。“名实”不符正是一种不因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存在的客观现实，正因为如此，解决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创造相应的物质精神条件，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解决“名实”不符的相应药方是“求真务实”。从传统上看，中国人既有求真的美德，也有作假的天赋。文人之求真，有瞿秋白就义前所写的“多余的话”，严于解剖自己，虽死不改其真。普通人难以达到这种高度，而作假者则不胜枚举。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造假登峰造极，举世为之侧目。记得多年前曾翻到一本旧杂志，载一篇文章，批评该出版社落后于形势，报道某县地瓜亩产二万斤，其实亩产早已超过四万斤了。编辑部在这篇文章前面加了编者按，一本正经地表示，诚恳地接受批评，今后一定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这样的东西，现在任何人看起来无异是痴人说梦，当时确是冠冕堂皇。可见假的东西终究不能久长，惟有真实的东西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要在全社会提倡求真务实的风气，须从党和政府首倡，须从小事做起，须做一事成一事，取信于民，形成气候。重要的是，说到的要做到，培养民众的信心，目标可以远大，路却只能一步一步地走，积小胜为大胜，然后事有可为。

　　无庸讳言，二十多年以来，我们有不少令民众失望的记录：

　　八十年代末曾提出争取党风、民风根本好转的任务，但现实情况是此后这方面呈每况愈下的趋势，至少谈不上“好转”；

　　八十年代初开始的严打，目标是“争取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至今也谈不上“好转”；

　　反腐倡廉的结果是贪官愈反愈多，腐败有愈演愈烈明目张胆之势；

　　环境污染的问题也是愈整治愈出事；

　　官煤勾结的内幕触目惊心；
……

　　这里每一个社会现象告诉人们的都是“名实不符”四个大字，分析情况可能有多种原因：一是当初目标的制定者过于乐观，不现实，以至不可能实现；
二是该项工作的开展虎头蛇尾，稍一接触觉得难办或投鼠忌器，便宣告“取得阶段性成果”而草草收兵；
三是由于工作任务自主确定，没有法定的监督机构，没有制度化法律化，工作重心随着领导人的意志的变化而变化，随着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难以长期坚持；
四是缺乏认真扎实的工作作风，做一件事总是浅尝辄止甚至缺乏真心实意，例如吃喝风的问题，中央文件发了几十个，最终不了了之，令人怀疑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党现在究竟怎么了？五是地方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的掣肘；
六是党和政府的工作没有真正进入法治化轨道，其工作任务、工作重点、工作方法都值得研究探讨。上述所有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互相联系的，解决其中一个问题都可能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有所突破。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麻烦成堆成团的社会，今年的情况似乎更显出这个特点，中央不断地组织煤矿安全的检查领导小组，而煤矿安全事故则不绝于耳的连续发生，官煤勾结的问题见诸媒体，象比赛似的一个比一个更黑幕，贪官被揭露出来已经不是一个个的个体，而是成团队出来亮相。这很启发人深思：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应当怎么解决？

　　所有的问题都关系到一点：这个社会失去了对权威的信任和尊崇，“名实”不符动摇了社会的基本的价值观，社会失去了凝聚力和高尚价值观的感召力，失去了正确的导向。在此情况下，政府成了救火队，整天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穷于应付，社会的主体成了旁观者。解决问题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继续加大对社会强力部门的投入，另一条是设法调动全社会公众的积极性，真正使社会主体成为社会负责任的主人，建设和谐社会。第一条路实际上是我们已经走过和正在走的道路，实践证明不行。二十多年来，我们国家的警察队伍早已扩张了若干倍，又不断新添了诸如城市监管大队、土地监察大队、技术质量监察大队，还有其它名目繁多的综合执法大队等等。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加大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和纳税人的负担，其所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在加大对社会控制力度的同时，势必影响公民自由和权利的行使。如果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我们将向着警察国家迈进，这既违背党的根本宗旨，违背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性质，也违背世界潮流，是一条历史证明走不通的死路。因此，可行的只能是第二条道路。

　　走好第二条道路的关键在党和政府。要着眼于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个大局，下定决心解决“名”与“实”脱节的问题，要在社会面临的若干问题中选出具有影响全局性的问题组织突破。这里需要注意的教训是决不能满把抓，蜻蜓点水，结果又是走过场，什么也解决不了。好象一些靓男靓女的武打戏，看起来绚烂夺目，其实彻底的花拳绣腿。国内各地在对付贪污腐败问题上即呈现类似的景观，各种花样翻新，什么廉政帐户制度，廉政谈话制度，廉政集体谈话制度，廉政责任状，还有什么纪委对贪官的公开审判制度，等等，或隔靴抓痒毫无用处，或违反法律规定不能推行，结果还是有名无实令人再度失望。因此，现在最重要的是，党和政府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解决一两个关系全局的突出问题，树立民众的信心。招数套路不必多，只要认真去做。从香港和新加坡的施政经验来看，建设强势的廉洁政府是其亮点，完全可以从此入手，关键是杜绝花拳绣腿，踏踏实实认认真真抓下去。香港一个廉政公署就基本解决了问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将工作重点始终放在联系选民服务选民上，赢得人民的信任，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而政府以铁的纪律抓自身的廉洁，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的成绩有目共睹，这都是得益于“认真”二字。

　　中国人在骨子里深植着“求真”的传统美德，“真善美”中“真”置于首位，“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更是国人做人的准则，尽管这些年由于社会广泛存在的“名实”不符使这一准则受到巨大的冲击，但这一准则毕竟根基深厚，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党和政府在建设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方面做出成效来，民心必将为之一振，社会风气必能向好的方面迅速好转，实现社会的和谐和发展就大有希望。党和政府应在全社会大力提倡“求真”的美德，以形成强烈的求真务实的舆论氛围。应最大限度地保持真正属于思想范畴的言论自由，并将其汇之于治国方略。曾任美国圣母大学哲学教授的汤姆.莫里斯说：“我们应该培养出一个不怕说真话的环境，唯有真理的导航，才能引导我们安然渡过人生旅途中的重重难关，而唯有在众人愿意分享心底实话的情况下，才能具备足够的真理引导我们迎向未来。”倡导说真话，坚持说真话，是一个社会得以前进的良好的起点。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敢于说出真话就有可能祸端临头，敢于发表不肯迎合时势的思想见解就有可能被视为异端，甚至被入另册，只能加剧虚伪，激发谎言，败坏人性。如果动辄因言获咎，乃至获罪，又怎么实现求真务实？象在中国文革中那样，动辄上纲上线。敢于冲破思想禁区讲真话的如张志新者，被视为敌人处以死刑，投机钻营卖身投靠者反而视为忠于革命忠于党，丧尽天良无中生有栽赃陷害他人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感叹的“世风日下”，“假作真时真亦假”，就是在这样环境和条件下得以滋生和泛滥成灾的。

　　由“名”与“实”的思考又牵涉到“体”与“用”的问题。天生万物，各有其不同之体，相应的有其不同之用。牛有牛体，马有马体，牛有耕种之利，马有远足之用，二者不可混同，如果混同了，则牛马既不堪其苦又不得其用，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以这一原理观察社会，我们发现牛当马用，马当牛用的现象俯拾即是，人们深陷在自己造成的误区之中难以自拔。从大的方面看，首先是党的体用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既是领导核心，其任务应当是统筹全局，制定大政方针，通过自己的影响使其成为法律，并监督政府和其他有关方面积极推行。这就是“领导之体”应有的“领导之用”。但实际情况不然，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个直接操作者，领导人忙于招商引资，忙于城市建设，忙于项目规划，忙于主持各种商业谈判和展销会……领导之体为操作之用。而真正需要领导的党的自身建设、大政方针和重要工作的监督均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这就譬如在战斗中，将军在前线拼剌刀，作战室的沙盘和电话旁空无一人，全军各自为战失去统率。在政府的体用方面存在另一种错位，人民的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应当以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但政府许多部门及其领导者却总是习惯于以主人自居，运用权力颐指气使，专心致志于构筑自己的权力范围，“管制”下属的人民和单位。这些“体用”上社会角色错位的问题所造成的不是简单的资源浪费，而是全局性的灾难性的后果。即以文初提到的院士项目中的错误而论，未必是由于有关院士的水平都真正低到如此程度，可能也涉及到体用问题：各个院士都有自己的专精领域，不可能全知全能，如果让一个物理学家去为一个医学上的前沿课题拍板定案，则非出乱子不可，至于数据错误乃至驴头不对马嘴，全是因为体用不符，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足奇怪。所以体用问题值得作深入的研究，以利体用一致，各归本位，各尽其职，这是事关全局的大事。

　　“名实”的问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体用”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深层次社会问题，我们无法回避，唯有正视它，解决它，否则只能听任社会“礼崩乐坏”向不可知处继续滑行。需要找到一根合适的杠杆，一个合适的支点，以树立正确的导向，掌控并推动社会前进。中国社会经过近百年的动荡不安，现在已经安定下来，应当能够克服浮躁心理，对社会的现实和发展前景作更为清醒的分析和思考。我们寄希望于社会大众，更寄希望于国家领导层。历史将领导人推到了潮头之上，现在需要做的是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大局，放下消防队的水管交给各职能部门去处理，拿起掌控社会的杠杆，寻找合适的支点，以求真务实的态度逐项解决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这需要领导者的明智和决断。

相关热词搜索：思辩 信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