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害怕哈耶克？——右派英雄的明显真理和神秘错误

　　杰西·拉纳 著 吴万伟 译

　　右翼人士喜爱哈耶克。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受到美国企业研究所、卡图研究所（Cato）、《国民评论》、《标准周刊》等真正信徒的尊敬。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引用他的观点作为希望激发的社会革命的中心思想。反政府意识形态专家崇拜他是少数几个让亚当·斯密的火焰在凯恩斯控制的黑暗时代西方继续燃烧的人物之一。他的最著名的书《通向奴役之路》单在美国就销售三十五万册。现代右派已经把哈耶克列为政治武器：为什么这些疯狂的左派不承认他简单明白的真理呢？

　　我试图跟上右翼思想的最新发展，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哈耶克，也明白他在一些团体中的地位。最近我决定我应该研究他的著作，就像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决定我要认真阅读圣经一样。他影响力太大了，不管我是否喜欢。

　　哈耶克在几个方面都是让人吃惊的。他没有他的意识形态后裔那样的极端。他承认在有些少见的经济情形下，市场力量是不能产生最佳效果的。当这些情况出现时，国家有合法的权力来干预。他承认诸如社会利益等甚至认可某种有限制的利益重新分配。他甚至提出国家确保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这个观点肯定让卡图研究所的人员感到尴尬。从政治上说，哈耶克不是玩世不恭者。总体上说，显然和许多现代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形成鲜明对比，他是一个关注人类自由的人。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出人意外的是，他充满热情地反对阶级特权。

　　哈耶克当然不是右派认为的那样理性和无可辩驳。实际上，他常常是怪异的。他是个浪漫主义者，作为社会理论家，他的观点存在严重的缺陷。他的许多论点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简约论观点基础上，他对于法律来源的概念只能说是神秘莫测的。但是哈耶克不仅仅是怪异的神秘主义者。在一九四四年首次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他对于国家控制经济生活做出了强大和影响深远的批判。至少在他书中提出的论证中，那些理解市场力量的有思想的现代自由主义者甚至民主社会主义者都找不出多少可以反驳的话来。虽然他们可能觉得除了哈耶克承认的东西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凯恩斯在谈到《通向奴役之路》时说，“它是一本伟大的书，从道德和哲学上说，我几乎完全同意整体观点，不仅同意而且深深地被感动。”这似乎奇怪。乔治·奥威尔写到“在哈耶克教授观点的背面部分存在很多真理。集体主义不是天生的民主，但是相反，给予独裁者少数派比如西班牙宗教调查者从来没有梦想到的巨大权力。”但这些赞同或许不像表面那样坚固。凯恩斯在七句著名的称赞后是不怎么被人注意的八十四句赞同经济计划扩张的话。奥威尔毕竟是自由主义民主派社会主义者。他赞同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他深刻和有力地说服人地拆除了现在人们没有持有的观点。他强有力地、彻底地驳斥现在没有人持有的观点。

　　《通向奴役之路》的核心是探索为什么国家管理的计划经济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如果这是一个人的社会主义概念，它很难经受住公平思想的和哈耶克的遭遇。他列举了相对来说简单的一套观点的复杂性和纵横交错，总是有影响在个人能动性上是它们的影响在个人单位在他的分析的中心。

　　他的观点采取了人们熟悉的自由主义立场。经济计划假定计划追求的是社会目标。但是谁的目标呢？在一个众多利益争端的社会，一个描述人类社会的任何条件、任何目标、任何计划都不可避免地赞同某些利益反对另外一些利益。谁能说这个更喜欢的利益对于整个社会更好呢？在政府中或许或者在代表的计划委员会有共识，但是这只是反映了利益党派的共识。

　　没有人或者机构能明白复杂的经济。但是经济能产生可持续的秩序，理性地分配资源，正如个人作为消费者或者生产者对于他们的环境做出选择，表达通过价格机制添加在商品或者资本积累上的主观价值：哈耶克对于经济理论的最独创性贡献在于他看到经济体制主要建立在信息而不是资源上面。计划某个结果或指导指向这个结果的经济输入和输出就是阻止对于组成社会群体的个人需要的随意性民主反应，这个反应肯定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但是滥用视野或者依靠管理精英的有限信息将鼓励进一步的实验。保障个人自由的政府的责任是建立透明和不偏不倚的原则基础上，这样一个人选择的法律反应是可以预测的，不考虑社会地位，不容许任何接近法律的特权，同时提供安全，保护合同和私人财产，只要做这些不和广泛共识建立之上的小范围社会假设发生冲突。（也许有人反对，哈耶克的政府应该为最低生活标准负责的建议在《通向奴役之路》出版时本来可能适合这个共识。）

　　当哈耶克写《通向奴役之路》时，他觉得必须为政治自由和存在于其中的/不存在的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辩护，这成为衡量世界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变的标志。他指出任何经济总体计划肯定需要把这么多重要的政策议题委托给非选举的技术官僚，这些人天生是反民主的，而且在一个根据商品和劳动对于计划的用途来确定价值的社会肯定不会给个人选择和主观判断提供空间。通过对特殊利益被强加在自发的秩序上时发生的事的部分解释，他观察到社会主义者和他那个时代的传统保守派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合作划定影响范围，相互加强对于劳工和市场的垄断。这些新的阶级特权模式产生了破坏性的社会后果。哈耶克不赞同增加精英权力和财富的俸禄制机构，不管这个精英团体是由工会会员，还是排他性妥协的拥有者还是世袭贵族，这些人都是以牺牲应该为之服务的阶级的其他成员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代价。他认识到干预价格体制的机构鼓励了赞助人关系。

　　今天看来，这些观察非常明显。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哈耶克至少明白一个伟大的事情:完美社会的视野肯定导致古拉格的出现。经验应该教给我们人类社会是豆腐渣结构，是对难以预料的问题提出的特别解决方法组成的东倒西歪的高塔。社会的发展是演化性的，就像生物进化一样，没有天然的终结状态，是不断变化的东西。解释社会应该如何工作的总体模式否认了有效解决办法的智慧，否定了表达反对正统智慧的个人的合法性（实际上从列宁到墨索里尼、毛泽东、胡志明、卡斯特罗、伊斯兰思想创始人赛义德·库布特（Qutb），他们都否认了存在这些的权利）。这些模式的辩护者因为固执而执意创造出反革命的类别。

　　对于哈耶克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意思（他很少区分它们之间的区别）：对于完美性的危险幻觉。他在《通向奴役之路》中考虑的唯一的社会主义是国家管理的，完美社会的乌托邦主义，其中经济的方向和所有的进口和出口都是被计划了的。伴随而来的是哈耶克令人信服地指出的政治和道德堕落。在很多方面，在《通向奴役之路》中的警告预告了《1984》[奥威尔的小说]中的内容，对于专制国家它们有同样的亲密感受。这种对于国家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关注在一九四四年的时候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或许哈耶克（像亚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虽然不同，但并非一点关系没有）警告欧洲理想主义者关于战后时代主要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真正含义的做法确实值得赞美。但是,对于哈耶克来说，当他写这本书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其他观点和其他社会主义传统当然是可以得到的。不过读者应该警惕哈耶克的局限性，比如缺乏对更加自由主义的任何考虑，缺乏不那么自上而下的途径，没有涉及卢森堡、克鲁泡特金（Kropotkin）、蒲鲁东（Proudhon）等很多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的非专制模式的可能性，比如战后欧洲出现的情形）。必须承认，克鲁泡特金的观点对于一九四四年的世界没有多大影响，斯大林的影响大多了。

　　这些其他观点的省略在当今非常重要，因为哈耶克的意识形态后裔往往不管是真诚地还是言不由衷地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和一九四四年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从定义上说，社会主义仍然意味着国家为了完美社会关系的利益而控制经济。对于哈耶克来说，正如对于众多右翼人士如安·兰德（Ayn Rand）、撒切尔、威廉·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菲尔·格兰姆（Phil Gramm）来说，集体主义被定义为国家强制和监督管理的东西。它是为了更大的善对个人意志和能动性的颠覆的伯格蜂窝（the Borg Hive）。

　　对于有思想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这种攻击线路肯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要么让人愉快，要么让人愤怒。是的，当右翼人士觉得喜欢的时候，能够挖掘出比如“毛主义经济学家”鼓吹革命的共产党人雷蒙特·罗塔（Raymond Lotta），他认为完全计划的经济比市场更有效、更公正。从前是左派后来成为左派攻击者的大卫·霍罗维茨（David Horowitz）就喜欢做这种事情，像迪奈希·迪索萨（Dinesh D’Souza）一样的方式，最近用同样的智慧严肃性指责二〇〇一年9-11袭击是因为文化自由主义。但是共产国际（the RCP）和现在的美国政治辩论有什么关系呢？它代表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任何派别吗?共产国际可是非常明显地瞧不起自由民主的呀。

　　因为他们对有深度的左派了解太少，（从前的交际关系并不能转变为知识，霍罗维茨和他的军团，就像上一代的以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为首的皈依者仍然相信现代左派是秘密卡斯特罗派阴谋,右派的很多人很难承认哈耶克作为社会主义批评家，他的观点不是破坏性的而是限制性的。

　　哈耶克似乎没有认识到人类能够同时作为个人和社会成员而存在，不一定把他们从属于强制性社会计划的需要下（虽然他承认国家能够合法地为社会需要服务，他矛盾地把集体福利看作和个人自由水火不容。他拒绝社会正义的概念本身，因为同样的道理，他们拒绝劳工的随意性评价：在哈耶克看来，没有办法给痛苦客观的价值，或者根据其他要求来衡量，因为他把所有责任和机构只放在个人层次上，他看不到要求可以被普遍化为社会要求。哈耶克的政治哲学只承认负面的权利，超越最基本需要的积极满足被看作个人努力的结果。

　　或许因为这个世界观，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没有把集体主义看作自发性的、非政府的、平等的现象。这种社会主义确实存在，确实很适合于市场资本主义的框架，但是它有广阔和复杂的家世。在多大程度上巴枯宁（Bakunin）的不平衡理想主义或者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的让人恼怒的个人主义反专制主义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说服力？(在哲学上，如果不是经济学上，她和哈耶克有比人们愿意承认的更多的共同之处。“个人是生活的真正现实，他的存在不是为了国家，也不是为了抽象的”社会或者国家。人，个人，一直是也一定是唯一来源和演变与进步的动力。”戈德曼在一九三四年的传单中写到，“个人、社会和国家”)在更谨慎的时代，或许自由意志论集体主义的某些狂热者观点可以通过像大卫·艾勒曼（David Ellerman）这样的现代综合论者来挽救，他明白剩余价值理论和市场力量。当生活在尊重个人选择权的有限政府下的自由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平等公司，其中所有人都有权得到劳动的所有价值，包括有权做出如何重新投资的决策或者获得劳动的成果，他们成败都在一起，依靠自己的能力提供由市场来决定价值的产品或服务?

　　即使简单的调查就将显示有各种具有想象力的方法，自由派集体主义能够和资本主义和市场和平共处。比如钓鱼合作社，其中投资者和水手按捕鱼的份额得到酬劳—一种建立在捕鱼作为生活方式的地方的经济组织形式，它有古老的渊源。考虑那些从危地马拉到加纳的“公平贸易”咖啡合作社,在市场环境下协商一个共同的利益。或者工厂的阿根廷工人买断或者接收工厂。在自由市场下基布兹合作农场（the kibbutz）、明显的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志愿者和民主的(在政治和个人意义上)最初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右翼人士从来不明白如何对付基布兹合作主义。甚至只要想想公司股票所有权计划或者比如艾威斯汽车租赁公司（Avis）或者联合航空公司这样雇工所有的有限公司，就全清楚了。

　　提出这个模式不是要表达关于自由派集体主义的现实可能性的任何观点，而是要评价哈耶克术语有多么狭隘。这是与民主、市场或者自由不矛盾的社会主义。它也没有落入完美主义者错误的陷阱。在很大程度上，它避免了市场其他模式的微妙的、普遍的羞辱。

　　让人胆战心惊的是读到哈耶克引用英国社会主义者如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H. Carr）、沃丁顿（C.H. Waddington）、理查德·阿克兰（Sir Richard Acland）、拉斯基（H.J. Laski）等人的话。哈耶克说，他们自豪地呼吁隐含在希特勒那样的被称为开明专制主义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哈耶克在讨论德国反自由主义以及左派和右派的非自由派国家主义的浪漫主义根源时是非常有说服力和非常有趣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利益的公共财政支出一定让我们开始滑向专制国家的斜坡。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巧妙地建议把政府开支和政府计划合并。在书的第一版到现在的六十多年里时间里，我们能够把这个想法放在实证数据下检验。实际上英国各届工党政府并没有毁灭英国的民主，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〇年的英国工党并不是被“冲淡”的“第三条道路”的布莱尔式政党。美国的新政同样没有。在反驳哈耶克的政府开支方面的观点时，经济学历史学家里克·体尔曼（Rick Tilman）指出美国的公民自由从新政到大社会期间获得迅速扩张。民主比哈耶克预想的要强大得多。或许他从来没有逃脱他的奥地利根源。虽然他常常承认文化和体制至少和经济政策一样重要，他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他研究的专制发达的国家都是这些国家，其中从来没有自由民主的文化。

　　体尔曼注意到哈耶克没有说什么程度的政府开支一定导致专制主义，因为哈耶克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这里很难把他固定在这里。他在谈论计划的时候比谈论开支的时候说服力更强，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人们在读了《通向奴役之路》后可能仍然相信民主的、尊重市场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理由拒绝国民健康体制的利益，可以作为社会保险来处理，不需要涉及政府参与服务业。当然，经典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单人支付的健康保健基金等同于通过其他手段控制输入和输出。人们可能认为在社会保险计划下起作用的市场力量以及市场扭曲不能比我们现在拥有的健康维护组织更强大。不管怎样，没有人认为政府垄断对于国家利益是十分重要的某个具体领域比如军事一定导致专制主义。因为社会化药品的利益在西欧和加拿大是这么明显，没有对政治自由造成任何损害，拒绝它们将是把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凌驾于实证证据之上。实际上，既然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支持这样的计划更甚于其他建议，它可能处于公共共识的领域内，而这正是哈耶克承认的政策的合法性依据。唯一的问题是世界上以赚钱为目的的药品世界的狭隘利益协会能否战胜这个计划。

　　当哈耶克不再讨论计划经济的罪恶时，他的说服力明显减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业药品的政治力量显示哈耶克错过了自发的集体主义倾向。这是寻租和公民社会之间不幸的和难以避免的紧张关系。是的，工会、商会、枪支协会或者环保主义者和工业界和医生和律师和印第安赌博场能够联合起来，试图抓住政府机器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通常损害被排除在讨论之外的人的利益（公民个人的社会和经济选择）。哈耶克的方法是否认给市场限制的任何行动以合法性。矛盾的是为了圈内人的集体利益自发形成的协会似乎是普遍的人类活动。当个人自由做出选择的时候，这是他们肯定要做的选择。如果普遍运用的话，哈耶克的原则可能有道理，但这是不可能的。实践会破坏公民社会，同时也会破坏民主。在现实世界，哈耶克的大部分崇拜者满足于攻击工会，同时却放任工业游说团。我们能希望的最好结果或许是在必要的时候左派或者右派的公然集体强盗（collective gangsterism）受到管理、评价和调整。民主是摇晃不定的结构。

　　很好奇的是哈耶克虽然支持经济关系的自发性和革新，反对社会或者经济生活的随意性指导，但他似乎对这种民主摇晃性和伴随而来的立法和香肠老格言中的真理性非常不舒服。在《法律、立法、和自由》中，他认为让立法机关处理具体措施而不是抽象的普遍的原则是罪恶，认为多数统治造成拥有无限力量的政府，可能为了具体目的破坏任何笼统原则。那么，要宪法做什么？

　　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花费很多篇幅反对针对具体目的或者改变的意图而设计的法律，也就是现代保守派所说的“以结果为基础的”立法。他提出对制订规则权和资源分配权之间的严格区分，否则会出现在竞争的部分之间讨价还价，为了维持权力份额，因而稀释某些具体化的“人民的意志”的情形。假定这样的事情能以可测量的方式，需要不同于哈耶克谴责的庸俗的党派交易的具体表达方式难道不是很奇怪的吗？能够在日常活动中表达比如“人民的意志”等抽象概念的立法概念是完美主义者的明显错误。

　　哈耶克的法律合法性的来源的概念存在问题更大。他巧妙地排斥了“自然法”，事实上等同于宇宙天生支持一个人的正义观。但是他发现法律的基础在于确定人类社会的共同的行为准则，让社会成为可能的。(哈耶克按希腊语的传统称这为内部规则（nomos），对应积极法律体的外部规则（thesis）)。法官所说的内部规则不过是“还没有形成秩序的混乱的矫正，并不依赖于个人被告知他们必须做什么，法官在这个意义上是添加的临时秩序。”

　　所以对哈耶克来说，习惯法是自发的现象,没有明显的人类指导。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和习惯有关，但是并不保证尊重这个内部规则概念就导致自由的开明状态。难道野蛮的（我用这个词没有丝毫的相对主义者的尴尬）女性外阴割除不就是源于这种内部规则吗？哈耶克对这个错误表示怀疑恰恰是因为他不相信所有的人类企图要确定权威，因此更愿意一个神秘的、全部的根源。我确实在本文的开头就指出哈耶克是浪漫主义者。

　　在给出他的个人主义宣言《通向奴役之路》题目时，哈耶克显然把集体主义等同于奴隶制倾向。让人惊讶的是他显然没有对于奴役历史根源进行过研究。俄国的农奴是通过失去集体团结而形成的，作为自由农民社区,开始于十五世纪中期，首先失掉和资产所有者谈判条件的群体权力，在一年中除了圣乔治日外的时间。然后看到这个例外推迟了，最后被法令终止。因为没有谈判的权利，因为国家站在贵族附庸一边，在人口稀少的俄国，农民成为庄园的资产，后来是庄园主的资产。

　　哈耶克标题的笨拙建议表明他考虑人类社会集体生活模式的浅薄。毫无疑问这样的说法会让他的信徒感到吃惊，因为哈耶克发表了山一样多的文章探讨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不仅涉及经济学和法学，而且在认知领域、哲学、社会心理学、生物学。在这部著作的大部分篇幅，他表现出一种很难想象的和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一致的抽象理想主义趋势，除了对计划经济的强大批评外，他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证明。那些尊重哈耶克作为勇敢的个人主义者摧毁了左派思想观念的智慧基础的人肯定不愿意相信这些。对他们来说，哈耶克是说出普遍真理的人，已经赢得了先知的地位。我希望，我们这些其他人已经学会对先知也要警惕三分。

　　译自：“Who’s Afraid of Friedrich Hayek? The Obvious Truths and Mystical Fallacies of a Hero of the Right By Jesse Larner

　　作者简介：

　　杰西·拉纳（Jesse Larner）著有《拉什莫尔山：偶像再考虑》(Nation Books, 2002) 和《宽恕我们的惊慌失措：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和左派的未来》(Wiley and Sons, 2006).

　　http://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article=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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