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夫·平克：愚蠢的尊严

　　（吴万伟 译）

　　这是保守派生物伦理学最新、最危险的阴谋。

　　今年春天，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发表了题目为“人类尊严和生物伦理学”的长达五百五十五页的报告。二〇〇一年由乔治·布什总统创立的这个委员会是学者组成的小组，旨在为总统提供建议、研究与生物医药革新相关的伦理学政策议题，包括改善认知能力的药物、动物和人的基因改造、延长人类寿命的治疗方法、胚胎干细胞以及能够替换坏死组织和器官的所谓“治疗用克隆技术”等。诸如此类的科学进步如果能自由转化为临床技术可以让千百万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不会危害任何人，所以为什么不喜欢呢？这些进展没有引起本来关注对于病人或者研究对象的潜在危害和抑制的生物伦理学通常的担心。那么，呼吁成立总统委员会的生物伦理学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许多人对可能用崭新方式改变思想和身体的前景（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模糊地感到不安。浪漫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倾向于把天然理想化、把技术妖魔化。传统主义者和保守派从性格上说对于激进的变化都充满怀疑和不信任。平等主义者担心技术进步下的军备竞赛。任何人在思考生物学前所未有的控制都可能产生“厌恶反感”的反应。总统委员会已经成为一个表达这种不安的论坛，“尊严”的概念成为解读它的红字。这本文集就是该委员会要把尊严放在生物伦理学中心的长期努力的高潮。普遍的感觉是即便新技术能改善生活和健康、减少痛苦和浪费，如果它冒犯了人的尊严的话，也需要拒绝，甚至用法律禁止它。

　　不管它是什么？问题是“尊严”是叽叽喳喳的、主观的想法，很难达到承担道德要求的份量。对于旨阻止研究和治疗的漏洞百出的尊严问题讨论厌恶至极的生物伦理学家鲁斯·麦克林（Ruth Macklin）在二〇〇三年的社论“尊严是个没有用途的概念”中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生物伦理学做得很好，符合个人自主性的原则。自主性的观点认为，既然每个人都有同样最低限度的能力来承受痛苦、成功、理性、选择，所以谁也没有权利对别人的生活、身体和自由施加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获得全面信息后的同意成为伦理学研究和实践的基石，它显然已经排除了导致生物伦理学产生的那种滥用，比如纳粹德国时期医生门格尔（Mengele）的虐待狂的“医学人体试验”和臭名昭著的以南方贫困黑人为试验品进行的塔斯基吉（Tuskegee）梅毒实验。麦克林说，一旦你认识到自主性原则，“尊严就不会再添加什么意义了。”

　　受到麦克林文章的刺激，该委员会承认有必要把尊严放在更加严格的概念基础上。该报告中由委员会成员和特邀撰稿人所写的二十八篇文章和评论是他们可以发表的、直接呈交给布什总统的东西。编辑承认该报告没有解决尊严是什么、如何指导我们的政策等问题，但它确实揭示了委员会代表的生物伦理学途径的很多内容。它所暴露的东西应该让任何关心美国生物医药以及它改善人类福利前景的人感到警惕，因为政府资助的生物伦理学不希望医疗实践最大限度地为健康服务，它的兴旺发达，认为医疗探索是坏事，不是好事。

　　为了了解这个颠倒的价值体系的根源，人们需要更深入地看待该委员会背后的思潮。虽然尊严报告表现出对普遍道德问题的学术探索，但它来自于给美国生物医药强加上激进政治议题的运动，并因为激烈的宗教冲动而力量大增。

　　报告的怪异之处开始于撰稿人名单。委员会两个成员亚当·舒尔曼（Adam Schulman）和丹尼尔·戴维斯（Daniel Davis）写了非常精彩的介绍性文章。在剩下的而二十一名撰稿人中，有四个（莱昂·卡斯（Leon R. Kass）、大卫·格勒恩特尔（David Gelernter）、罗伯特·乔治（Robert George）、罗伯特·克雷纳克（Robert Kraynak）是在道德和公共生活中鼓吹让宗教发挥中心作用的积极分子，另外十一人为基督教协会工作（其中除两个外都是天主教团体）当然，所属机构不一定表明这些成员就有偏见私心，但是特邀撰稿人中四分之三都有宗教背景，人们需要认识到背后可能有人操纵。仔细观察后证明了这个担心。

　　特别引人注目的缺失是人们觉得应该能为尊严和生物医药的讨论提供见解的某些专业领域。撰稿人中没有一个生命科学家或者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按照其中一章介绍性章节的说法，委员会采取了“当代学术界生物伦理学的批评观点，采用把生物伦理学问题放在公共场合辩论的方式”，批评性观点这么多，几乎遭到每篇文章攻击的麦克林似乎就没有被邀请来发表她的观点，主流的生物伦理学家（有可能同情麦克林的观点）也没有得到机会为她辩护。

　　虽然有这些没被收录的东西，本报告还是收录了七篇表达出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不相容观点的文章。我们读到有文章认为上帝是圣经的作者，接受创世记中叙述的奇迹的字面意思（比如圣经中有些先知可以活到九百岁）相信上帝的启示是真理的来源，脱离大脑生理机能的非物质灵魂的存在，以及相信《旧约全书》是道德的唯一基础（比如，卡斯的文章宣称对于人类生命的尊重根源于创世记第九章第七节，其中上帝用宗族世仇的模式指导洪水的幸存者：“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非同寻常的是，在有些情况下，来自犹太教、基督教圣经的赤裸裸的言论出现在本报告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中。但是，除了丹尼尔·德乃特（Daniel Dennett）评论中的两段话外，里面没有任何反对宗教的言论。

　　作为世界科学引擎的美国怎么竟然沦落到这样的程度，用圣经故事、天主教教义以及混乱不堪的犹太教拉比寓言来对付二十一世纪生物医药的伦理学挑战？部分答案在于该委员会的创始主任卡斯的超大影响力（偶尔给《新共和》（TNR）投稿），此人在一九七〇年代因为从道德上谴责胚胎移植而出名，后来被普遍称为“试管婴儿”。随着胚胎移植的实际应用，整个国家迅速把卡斯扔到一边，因为对于当今很多人来说它已经是不用动脑子思考的伦理学问题。但是这并没有阻碍卡斯攻击医疗实践的其他尝试在伦理学上是有问题的，包括器官移植、自体移植术、避孕、抗抑郁药物甚至尸体解剖。

　　卡斯经常使用关注“人类尊严”（以及相关的说法比如“人类存在的基本方面”或者“我们人性的最核心内容”等）的呼吁为他的观点服务。在一篇题目为“人生（L"Chaim）和它的局限性”的典型文章里，卡斯表达了他的沮丧心情，因为和他谈话的拉比竟然看不到能够延长寿命、改善健康和生殖力的技术的可怕后果。他在商榷文章中写到“竭力延长青年时期的欲望是孩子气的自恋性表现，与为后代子孙奉献的思想格格不入。”他认为给别人生活带来负担的额外寿命是不值得活的。“专业网球运动员真的希望再多参加２５％的网球比赛吗？”正如经验证据显示的“正因为寿命有限才让生活更有意义”，他注意到希腊众神的生活都是“肤浅和无足轻重的”，这个例子说明他把神话当作现实的让人窘迫的习惯（卡斯在“尊严”文章中引用《美丽新世界》就达五次之多）。

　　卡斯的问题不仅涉及长寿和健康而且还有关于自由的现代概念。他写到在“人有权处置自己的身体，一种让他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权利”的观念存在“致命的危险”。他担心美容手术、变性手术、女性推迟生育或者在二十多岁还单身等。他对于尊严的关注有时候让他勃然大怒：

　　在他看来，最糟糕的是那些不文明的吃饭方式，比如美国人觉得像猫一样舔冰淇淋蛋筒在私下里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明白大庭广众之下吃东西让人讨厌的人来说是非常不雅观的。即便是在等人的时候（因为赶时间）在街上吃东西也被看作是缺乏自制力的表现：成为自己肚子的奴隶。而不用刀叉把食物切开送到嘴里，直接用牙齿撕咬食物简直和动物没有区别。这种像狗一样吃东西的方式即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应该避开他人的目光，哪怕我们自己不觉得羞耻，也应该回避让他人见证丢人的行为。

　　在二〇〇一年，这个倾向死亡、反对自由、被美国主流思想抛弃的人成为总统生物伦理学顾问，并说服总统取缔联邦资金资助的新干细胞研究。布什总统在宣布干细胞研究政策时，邀请卡斯成立委员会。卡斯往这个委员会中塞满了保守派学者和专家，公开鼓吹宗教原则（特别是天主教）的人，以及对于生物医药进展感到紧张不安的作家，当然还有少数科学家（大部分有宗教思想浓厚或者政治上保守的名声）。当几个成员反对卡斯在胚胎干细胞研究、治疗用克隆研究（卡斯倾向于定为犯罪）以及委员会报告对科学的扭曲后，卡斯辞退了其中两人（生物学家伊利莎白·布莱克本（Elizabeth Blackburn）和哲学家威廉·莫伊（William May），用两个倾向于基督教的学者取代。

　　卡斯成功地把自己对于生物伦理学的观点转化为政府思想和政策，但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信仰，而是越来越多地和天主教机构密切相关的更大运动的一部分。（二〇〇五年卡斯把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交给了八十五岁高龄的医药伦理学家和美国天主教大学前校长埃德蒙·帕里格里诺（Edmund Pellegrino）。人人都知道布什政府和福音派新教之间的盟友关系，但是该委员会弥漫的天主教气息，尤其是在《尊严》报告里表现出来的，咋一看还是让人困惑的。实际上，它是美国政治中强大的但是不被人们所知的新发展，戴蒙·林克（Damon Linker）在他最近的新书《神学保守主义者》（The Theocons）中描述和纪录这个新趋势。

　　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群知识界积极分子呼吁我们重新思考美国社会秩序中的启蒙根源，这些人中有许多是从极端左派转变而成的极端右派。在他们看来，承认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和政府确保实现这些权利的契约对于道德上高贵的社会来说显得过分淡漠、消极。这种观点只能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享乐主义、诸如私生子、色情和流产等不道德行为的泛滥。社会应该追求比赤裸裸个人主义更高尚一点的目标，推动更严格的道德标准，一个高于自己约束自己行为的权威。

　　因为在最近千年里神的启示的情景已经衰落，现在的问题是谁将形成和解释这些标准。当今众多教派无法承担这个任务：福音派新教过分反对智慧，主流新教和犹太教过分人道主义。天主教因为悠久的学术传统和坚定的道德戒律自然成为该运动的天然领袖。天主教神甫理查德·约翰·纽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领导下的刊物《第一要务》（First Things）成为该运动的口舌。天主教教义成为该运动背后的思想基础，同时拥抱倾向社会保守思想的犹太教和新教知识分子。当纽豪斯在一九九八年和打算参加总统竞选的布什见面后，他们马上就着手行动了。

　　委员会的三个原始成员（包括卡斯）都是《第一要务》的编辑部成员，纽豪斯本人也为《尊严》投了一篇稿子。其他五位成员过去一些年也经常为该杂志投稿。尊严的概念是蓄意阻挠生物伦理学的天然基础。指控他人冒犯尊严为第三方提供了判断受到影响的个人在知情和自愿的情况下行动的方式，因此给予政府扩大对于科学、医药和私人生活的监管提供了道德上的合理性。因为生物医药打破了规则，使得教堂指导人们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件（出生、死亡和繁衍）的垄断权处于被破坏的危险中。难怪尊严成为天主教教义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尊严这个词在一九九七年版的《教理问答》中出现一百多次，也是梵蒂冈最近关于生物医药的声明中的主旨。

　　公平地说，《尊严》中的多个章节并没有直接诉诸于天主教教义，观点的可靠性当然也不能从动机或者作者的所属单位来评判。如果纯粹从他们论证的是非曲直来判断，这些作家对于尊严概念到底解释清楚了吗？

　　他们自己都承认没有解释清楚。几乎每个作者都承认这个概念仍然是不明确的，模糊不清的。实际上，它总是产生公然的矛盾和对立。我们读到奴隶制和革除神职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剥夺了人的尊严。但是我们也读到你对一个人做的任何事情包括奴役和侮辱都不能剥夺他的尊严。我们读到尊严反映了美德、奋斗、良心，所以只有那些通过自身努力和艰苦的性格塑造才能获得。我们也读到任何人，不管他多么懒惰、多么可恶或者思想上有多大障碍，他的尊严是完整的。有些作者还打起大屠杀牌，宣称二十世纪的恐怖灾难就是我们不能维护神圣的尊严后造成的结果。但是人们并不需要认识“尊严”这个概念才能判断在毒气室杀害六百万犹太人或者把俄罗斯异议者送到古拉格群岛是错误的。

　　所以，尽管这些作者做了最大的努力，尊严的概念仍然是一团乱麻。我觉得原因在于尊严有三个特征，使得任何试图同它作为生物伦理学的基础的努力遭到挫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第一，尊严是相对的。人们不需要成为科学或者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者就可以注意到尊严的描述随着时间、地点和持有者的不同而发生重大变化。在从前，瞥一眼袜子就被看作大逆不道。我们嘲笑维多利亚时代人穿着浆硬衣领的服装和毛皮衣服在闷热的树林中旅行，或者嘲笑众多社会中的婆罗门和部落长老认为捡起一个盘子或者和孩子玩耍是有损尊严的行为的想法。社会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写到法国国王认为把御座从火炉边挪回去是有损尊严的行为，有天晚上因为侍从没有按时出现导致国王被活活烤死。卡斯觉得人们在街上舔冰淇淋是丢人的、没有尊严的行为，但我觉得这不算什么。

　　第二，尊严是可替代的。委员会和梵蒂冈把尊严当作决不能妥协的神圣的价值。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自愿地不断地为了生活中的某些东西放弃尊严。从小型轿车里出来是没有尊严的，性生活是没有尊严的，解开皮带，张开双臂让保安人员把扫描棒伸进裆部检查是没有尊严的。最突出的是，现代医疗简直是剥夺病人尊严的惩罚。阅读本文的多数读者可能都进行过骨盆或者直肠检查，许多人可能也体会到结肠镜检查的快乐。我们一再地用脚（或者其他部位）表明如果为了生命、健康或者安全的话，我们愿意拿尊严来换。

　　第三，尊严可能是有害的。在《尊严》的评论中，让·伯斯克·阿尔斯坦（Jean Bethke Elshtain）反问到“否认或者限制人的尊严能否产生任何好东西呢？”答案是绝对肯定的。在高高的平台上检阅部队的每个披着饰带和勋章的人都企图通过貌似真实的尊严的显摆引起人们的尊重。政治和宗教压迫常常被作为捍卫国家或者领袖或者信仰的尊严而获得合理性。只要想想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追杀令，丹麦的漫画风波、苏丹的英国老师因为在课堂上把一个玩具熊称为“穆罕默德”因此面临鞭打和暴民私自处决）就明白了。实际上，专制主义常常是领袖的尊严概念强加在人民头上的结果，比如毛时代中国的统一服装或者塔利班包裹全身的布卡（burqas）。

　　自由社会剥夺了国家把尊严概念强加到公民身上的权利。民主政府允许讽刺家嘲弄他们的领袖、机构和社会规范。他们郑重放弃确定“美好生活的前景”或者“使用自由的尊严”的权利（这两个短语都来自委员会的书）。自由的代价是容忍在我们看来损害我们尊严的别人的行为。如果让歌星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和“美国偶像”消失我会很开心，但是我能容忍他们的存在，换回的好处是不用担心在大街上吃冰淇淋就被抓起来。这个交换简直就是美国的DNA，也是它对于文明的最大贡献：我的国家是“我的祖国，美丽的自由之乡，我为你歌唱”。

　　那么，尊严成为没有任何用途的概念了吗？几乎是。这个词确实有可以辨别出来的意义，给予这个词对于我们道德考虑上的要求，虽然是有限的要求。

　　尊严是人类意识的现象。来自世界的某些信号引发接收者心理上的属性。正如绘画中重合的线条是对深度概念的暗示，两个耳朵对于声音强度的差别暗示我们声音的位置，另外一个人的某些特征引发价值的归属，这些特征包括面孔特征、干净、成熟、魅力、对身体的控制等，对于尊严的认识反过来引起接收者的反应。正如烤面包的香味激发人们吃掉它的欲望一样，看到孩子可爱的脸蛋就激发人们保护它的欲望，尊严的外表能够激发敬重和赞美有尊严的人的欲望。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尊严在道德上是意义重大的。我们不应该忽视造成人们尊重别人权益的现象。但是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尊严是相对的、可替代的、有害的。尊严只有一层皮那么厚，它是烤肉的咝咝声，不是烤肉，是书的封皮，不是书本身。真正重要的是对于人的尊重，而不是典型地引发尊重的概念信号。实际上，认识和现实的差距让我们很容易落入尊严幻觉的陷阱。我们可能对于尊严的外观印象深刻，却没有认识到背后的美德，就像我们看到卑鄙的独裁者，无法意识到被剥夺了尊严外表的人如乞丐和难民的美德。

　　那么我们应该尊重的应该是尊严的什么部分呢？一方面，人们普遍希望被看作有尊严的人。因此尊严是个人利益的一部分，是除了完整的身体和个人财产外，他人必须尊重的内容。我们不希望有人踩我们的脚指头，我们不希望有人偷我们的汽车毂盖，我们也不希望正坐在马桶上的时候有人打开厕所的门。在这些具体意义上的对尊严的尊重确实可以应用于生物医药方面，也就是说在不损害医疗效果的情况下尽可能考虑到病人的尊严。该报告中有非常好的讨论（帕里格里诺和丽贝卡·德莱塞（Rebecca Dresser）等写的当今病人常常被迫忍受的可以避免的羞辱（比如后面开口的可怕的医院罩衣）。没有人反对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尊严的尊重，这就是问题。当尊严的概念非常精确地具体化后，它成为反对冷酷无情和官僚主义惰性，关心体贴他人的寻常问题，并非争吵不休的道德难题。因为它基本上不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问题，所以根本上来看，尊严不过是自主性原则的另外一个运用而已。

　　给予尊严适当的尊重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尊严的丧失可能让当事人的心肠变得冷酷，放松自己对可能虐待他人的冲动的控制。当人们被羞辱和蔑视的时候，正如纳粹德国时期被迫戴黄色袖章的犹太人，或者在文革期间被迫理成阴阳头或者穿怪异服装的被批斗者，旁观者很容易嘲笑他们。同样的，当难民或者囚犯以及被迫生活在肮脏邋遢状况下的其他贱民很容易遭受连续不断的非人化和虐待。这体现在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其中被安排作为“囚犯”的受试者必须穿上罩衣和夹腿，提到这些人的时候不叫名字只叫号码。被安排担任“监狱管教”的受试者不由自主地就粗暴对待他们。请注意所有这些案例都受到抑制和压力，正是自主性和尊重他人避免了更过分的行动。所以，即使破坏尊严导致可以辨认出来的伤害，最终还是自主性和尊重他人给予了我们谴责冒犯尊严的行为的基础。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主动放弃尊严导致旁观者的冷酷无情从而伤害到第三方呢，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在理论上说，是的。或许如果人们允许让他们的尸体被当众亵渎，它将鼓励针对活着的人的身体的暴力。或许抛掷矮子的比赛可能鼓励人们虐待所有的矮子。或许充斥暴力的色情作品鼓励针对女性的暴力。但是对于这些为严格的法律提供合理性的假设需要实证资料的支持。在人们的想象中，任何东西都可以导致任何其他事情的出现。让人们不去教堂礼拜能导致好逸恶劳，让女人采取主动可能导致放荡淫乱。在自由社会，人们不能给予政府权利取缔任何让某些人感到厌恶的行为，仅仅因为被冒犯者凭空编造一个未来伤害的假设。难怪毛、佛罗伦萨宗教改革家萨沃纳罗拉修道士（Savonarola）和新英格兰清教徒、神学家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能够提供足够多的理由说一旦让人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就可能导致社会的崩溃。

　　新保守主义生物伦理学的毛病不仅仅在于给世俗的民主社会强加上天主教议题，使用“尊严”来谴责任何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的事情。自从十年前克隆羊多利（Dolly）出现后，保守派生物伦理学家引起的，被某些耸人听闻的报刊渲染而放大的恐慌已经把关于生物伦理学的公众讨论变成了科学文盲的乌烟瘴气。幻想小说《美丽新世界》被当作绝对正确的预言。克隆被当作让死人复活或者对于婴儿的大屠杀一样的罪恶。长寿成为“长生不老”，改善变成了“十全十美”，对于问题基因的扫描变成了“定制婴儿”（designer babies）甚至“物种转型”。现实是生物医药研究是无休止的苦役，从异常复杂的被墒困扰的人类身体中获得健康方面的一点点进展。它不是，也不可能是飞奔的列车。

　　神学保守主义生物伦理学的主要过失恰恰在于它在生物医药研究中看到了过于自负的狂妄野心。在每个时代，预言家都会预测从来也不会实现的反面乌托邦，但没有人能预测真正的革命。如果六十年代存在关于网络伦理学总统委员会，毫无疑问它将高声喊叫互联网的威胁，因为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1984》中的情景，或者二〇〇一年“宇宙之旅”的主角--人工智能计算机（HAL）一样的主宰。保守派生物伦理学家认定要预测被称为科学研究的从根本上无法预测的行为结果。他们将在自由社会暗中操纵社会变化，只能产生千百万人自己评估新发展的利害得失，调整他们的道德观念，处理可能出现的具体危害，就像他们在对于试管婴儿和互联网一样。

　　最糟糕的是，神学保守主义生物伦理学家对于不管是出生的还是没有出生的千百万非老年人夸耀了冷酷无情，那些人本来可能因为生物医药的进步而延长寿命或者改善健康的。虽然医药进步因为延期暂停、官僚作风、资助禁忌（更不要说犯罪起诉的威胁）只推迟了十年，但千百万患上慢性病和器官障碍的人本来有可能无需承受痛苦和死亡的。这可能是对人类尊严的最大侮辱。

　　译自：“The Stupidity of Dignity”by Steven Pinker

　　http://www.tnr.com/story_print.html?id=d8731cf4-e87b-4d88-b7e7-f5059cd0bfbd

　　作者简介：斯蒂夫·平克（Steven Pinker）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约翰斯通（Johnstone）教授。著有《思想的材料》（The Stuff of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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