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哈拉：从“大字报”到博客——中国独立的自我表达的方方面面

　　出乎预料的是，互联网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突然的政治变革，近期也不大可能有重大变化，虽然如此，人们不能抹杀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和作用，它们体现在别的地方，马丁哈拉说。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互联网指数级的、惊人的、快速增长吸引了世界上众多人的目光。在经过了缓慢的、不冷不热的开头后，中国开始用报复性的热情来拥抱互联网。中国的商业网络服务开始于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七年大约六十三万用户，到了二〇〇六年底网民人数已经达到一亿三千七百万人，其中九千零七十万人使用宽带连接上网的方式。[1] 今天，中国成为网民人数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全世界网民中有十分之一是中国人。当然，从人均基础上来看，数目并不引人注目，网民占全国人口的9.9%，这个比例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诸如韩国和台湾等邻居。但是低渗透程度也说明未来发展的空间十分广阔。

　　除了看新闻和在网上搜索信息外，中国网民上网活动的特别喜欢的方式就是电子公告版（BBS）和博客了。可以看到的调查显示中国网民的一半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在线论坛，三分之一的人写博客。[2] 这两种形式都能让用户在网上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不需要多少技术专长。BBS提供了更多的匿名机会，而博客为各个作者提供了更多露脸的机会，这些博客作家往往使用笔名，真实身份往往不被人知。中国引进博客服务是在二〇〇二年，但是几年里它一直处于BBS的阴影下。二〇〇五年后中国博客的迅速增长普遍被认为是二〇〇五年关闭最大胆直言的论坛的结果，它迫使许多网民开始使用博客。[3]

　　互联网，尤其是BBS论坛和博客能够扮演其他共产党国家出现的地下出版物那样的作用吗？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甚至提出这个问题的愿望其实取决于我们怎么理解地下出版物最初的作用和影响。这些问题似乎并没有直截了当的答案，不过至少存在两个清晰的区域，对两种自我发表方法的有意义的对比：第一，地下出版物和网上言论是自我发表的方式，第二，它们充当推动替代的公共空间发展的催化剂。

　　即使把讨论范围这样缩小后，我们的对比仍然可能是猜测性的。因为历史怪异多端，我们只能假设在互联网计算机时代用来充当成为地下出版物角色的东西。第一台手提计算机，甚至台式计算机实际上在中欧和东欧就被当作从前的地下出版物的工具了，只不过是用来进行图表设计或者印刷而不是发行。无论如何，当时使用计算机非常有限，而且是在最后阶段，根本无法得出任何结论。网络革命对于欧洲的地下出版物来说出现的太晚了，根本无法派上实际用场。

　　实际上，网络的概念本身和地下出版物是格格不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这样一个强大的信息分享和跨越边界的传播工具在地下出版物流行的封闭社会中是不可思议的。换句话说，东欧共产党国家决不可能允许互联网在其范围内的存在，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不得不把彻底改变自身的体制。而这正是过去十多年中国发生的事情。当今网络时代的中国和从前的苏联阵营不同，就像它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同一样。它已经经历了彻底地转变，使得把它和传统共产主义社会的对比基本上失去了任何意义。同样的，互联网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地下出版物，正如中国现行体制代替了传统的共产主义体制一样。

　　在放弃上述对比后，我们可以尝试其他的对比。这样做有利于解构互联网潜在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的一些常见错误观念，认清中国网络审查和自我审查的本质。我们不需要把宝押在它和东欧地下出版物的对比上，中国有自己骄傲的地下和非官方出版物的传统。所以，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互联网时代以前共产党中国的地下出版物传统。

　　九十年代中国非官方出版物：印刷、粘贴和油印的文章

　　共产党中国，至少在文革前，是以缺乏公开的国内异议者为特征的。中国内战（1946-1949）后公开反共的人士大部分离开了大陆，剩下的也都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激烈运动中被消灭，同时消灭的还有许多对共产党非常忠诚的人。实际上只有很少公开的异议者，当局不得不采用另外的运动形式改造他们，一九五六年的百花齐放最终为他们提供了不必要然而十分残酷的镇压的借口。

　　毛泽东“大跃进”（1958-59年）的可怕失败引起党内人士的批评，因为这个经济试验在三年自然灾害（1959-62年）期间造成了二千万到四千三百万人饿死。有时候这样的批评几乎没有什么遮掩地通过正常的党内渠道，出现在官方媒体上。由此造成的紧张关系导致党内领导层的公开冲突，最终在文革期间（根据人们计算的方式可以是1966-69年，或者1966-76年）使得整个体制几乎限于瘫痪。

　　结果造成的国家权威的崩溃导致出现了在过去十七年共产主义统治下建立起来的整个社会潜在冲突的爆发。一九四九年后的政权使得本来相对融和单一的中国社会变成“阶级隔离制度”。所有的公民都根据官方的“阶级路线”划分为清晰确定的阶级，这些划分和公民自己的社会立场或者政治态度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根据一九四九年革命时他们的家庭出身来决定。这种由社会流动性（或者缺乏流动性）确定的静态分类把每个人，包括那些出生于一九四九年后彻底改变了的新社会的人进行划线。文革期间被批评家称为“血统论”的‘阶级路线’实际上把社会变成基本上相互对抗的阵营所组成的世袭等级体系。

　　公开冲突的出现表明该体系内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失败者和享受特权的胜利者之间的斗争有多么激烈，实际上最终几乎达到全面内战的边缘。尽管有利益冲突，但斗争的双方都宣称是毛主席的忠实追随者，他们使用同样的语言，都选用毛泽东常常模糊的语录或他令人困惑的“最新指示”。任何一方都没有清晰的观点阐述，更没有清楚表达他们真正的利益所在，相反，他们求助于怪异的语言魔术，结果只能让局面更混乱，人们更加困惑。

　　正是这个动荡时期最后打开了不受限制的、非官方观点的闸门，这些观点往往以可以笼统地归结为地下出版物的形式表现出来。最初的争论，其实更多的不过是谴责和人身攻击，是人们用手写的“大字报”（之所以用这个名是因为写的字都比较大），贴在墙上。后来，政治辩论变得更加细腻，更多进步的半官方或者非官方报纸主要由各种阶级路线的各派红卫兵组织创办。这些“小报”的印刷技术都很简单，版面相对教小，也没有事先的审查。大部分没有脱离纯粹意识形态的水平，里面充斥着机械刻板的言辞，但是过了一些时间后，个别人或整个团体确实试图跨越界限（阶级、血统或其他）表达独立的观点，并不直接局限于当时任何一种政治教条。[4]

　　独立观点不受审查的限制，可是往往随后就遭到报复。这个运动的早期殉难者之一，名叫遇罗克的十九岁学生仍然被人们所怀念，虽然在当今中国很少有人提到他这个言论自由先驱者。他在一九六六年因为撰写和发表谴责“血统论”是封建返祖现象的小册子后被处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很多观点不久就流行开来，在红卫兵派系里）后来的一些造反派组织接着形成了他们自己对于中国局势的理解，并且以政治宣言或者理论探讨性的文章发表出来。这些倔强的、独立思想者群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毛最后授权对于所有红卫兵团体进行镇压，因为到了这时候局面几乎已经失控。其中的许多代表人物和拥护者最后被发配到贫穷落后的边沿地区劳动改造接受再教育，许多人一呆就是十年。

　　但是，曾经是红卫兵的有些人在第一次真正的地下出版物高潮到来后重出江湖，即一九七六年毛死后，邓小平最后战胜毛残余势力的民主墙运动(1978-79年）。因为对于文革的痛苦的幻灭，以及他们后来在荒凉地区的艰苦岁月，连同他们在十年前掌握的在油印和其他印刷技术方面的实际技能，这些从前的红卫兵响应邓小平“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号召，开始了出版活动的高潮。在北京中部西单的墙上张贴手写大字报的潮水过后，第一份真正的地下出版物面世，诸如《北京之春》和《今天》。有些（比如前者）主要谈论政治，其他的（如后者）主要是非官方的文学。[5]

　　从这个运动中冒出来的最杰出人物是从前的红卫兵后来成为电力专家的魏京生。魏写了当时最著名的文章，题目是“第五个现代化”，还出版了一本地下出版物，名字是《探索》。因为他视野清晰，敢于说出不能说的话，他超越了当时的流行话语。在许多人只是口头上赞同官方政策“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时候，魏清楚地表明如果没有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其他的四个现代化都失去了目的。在其他人都把邓小平赞美为解放者的时候，魏直截了当地把他称为“新的独裁者”。

　　这最终超越了围绕在邓小平身边的新领导层可以容忍的极限。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巩固了新获得的政治权力，觉得在和毛主义残余势力的斗争中不再需要大众的言论支持了。所以在一九七九年三月，邓亲自下令逮捕魏京生，不到一年时间，整个运动烟消云散，随之消失的还有运动中的杂志。在经过了摆样子公审后，魏被判刑十五年。在后来的镇压中，地下出版物被解散。有些比如《北京之春》《今天》后来在西方作为地下出版物重新出现。

　　这次镇压基本上中止了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地下出版物的东西。后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九八九年四月和五月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运动并没有伴随重大的非官方出版物。在运动的大部分时间里，官方媒体几乎在不受限制下运行，所以根本不需要其他的媒体存在。六四事件后出现了高压态势，任何尝试地下出版物的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曾经有段时间，海外中国学生团体使用传真机向国内发回反政府的材料，但是这个方法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多大效果的。

　　当中国最后在九十年代中期从天安门阴影下重新出现后，已经成为完全不同的社会。邓小平在传奇性的一九九二年“南巡”所推动的新的市场改革彻底改变了经济，也改变了社会的大部分。中国已经度过了彻底改变，使得名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后不仅加入全球化的快速过程，而且成为其中核心火车头之一。中国的转变为它作好了迎接互联网革命的准备，使得中国的互联网和中欧东欧以及中国从前的地下出版物截然不同。社会变化，自我表现的方式也跟着发生变化。

　　半满还是半空？中国互联网的自我表现和审查

　　邓的南巡实际上为中国人引进了新政。在八十年代三心二意的尝试后，最终完全拥抱了资本主义。中国人现在可以释放长期休眠的经济潜力，试图在物质生活上走在前面。发财不再成为禁忌，突然之间成为“光荣的”事。而且，人们现在能够享受自己（和他人）的劳动成果，不再受到国家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干预。他们几乎可以做私下里任何想做的事情，只要他们不愚蠢地冒险挑战党对于权力的垄断。他们甚至不需要爱党了，但是求求你，别公开咒骂它。

　　这个意识形态政变获得了巨大成功。共产党获得了生命的新租期。“群众”发现了新的目的意识。中国重新获得了动力，开始了迈向繁荣的长征。优先顺序发生了改变，潜在的冲突也发生变化。“我们和他们”的心态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转向了经济领域。对于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党和国家的骚扰变得越来越不是关心的内容，而是来自外来世界的签证和出口限制。奋力奔向全球化也导致出现了新的世界观。从前被看作角色模范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试图“控制”中国崛起的竞争者。

　　尽管中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崛起并非对于所有人都有好处，它仍然让中国的大部分人对于国家的成就感到自豪。普通中国人可能对于共产党玩世不恭，但是他们对于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他们获得了一些成就，他们希望外部世界承认这些。这种新的自豪感和政治上的模糊（在很多情况下是冷漠）和一九八九年前东欧的普遍流行的态度完全不同。中国人享受的新自由在传统共产主义国家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中国人可以在世界上旅行和做生意，把孩子送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欧洲的大学，购买从前只有高级干部才能享受的奢侈品等等。

　　接受信息的方式也发生改变。在中国媒体上有很多的限制，但是不再像从前共产党国家涵盖任何印刷和广播材料的全方位审查。国家资助的报纸和杂志已经被削减或者彻底取消了，大部分出版商现在要在市场中起伏。许多报纸创办了大众喜欢的周末特刊，和每日小报，迎合读者要求的亲市场的内容。他们的编辑要在宣传部门的压力和读者的要求之间精心平衡。可以容许的确切边界并不总是清楚的，许多记者仍然使用“打擦边球”的方式，或者不断地测试极限在哪里。每隔一段时间，某地的某些记者可能就因为走得太远而陷入麻烦中，但是和原苏联或者毛时代不同，他们并不彻底消失，而是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报纸上重新出现，他们的地位和声誉因为从前的风波反而得到巩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因为这个环境，中国互联网能够获得立足之地，并迅速发展。从前的共产党政权几乎很难和互联网合作，很可能彻底禁止它。尽管当今的中国体制能够和网络共存，但是共存并不总是容易的。不过，尽管和许多的预测相反,[6] 互联网并没有带来激进的政治变革，在最近的将来也不大可能。它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和启示在其他地方。

　　这并不是说中国网络没有颠覆性的潜在力量。政府非常清楚这点，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提前消除隐患。在许多著名的国际网络公司的帮助下，它已经引进了复杂的阻塞和过滤的体系，在中国被称为“金盾”[7] 在其他地方被描述为“中国防火墙长城”。这个体制在几个研究中得到全面的分析[8] 它在几个层次上工作。在普通的基础设施层次上，它过滤不想要的内容，根据互联网主脉和个别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SPs)）的关键词自动阻碍禁止的统一资源定位符（URLs）。在第二层次上，它派代表到互联网内容供应商(ICPs)进行审查,和传统媒体一样，他们被期待实行自我审查否则丢掉经营许可证。最后，在第三层次上，网络被公共安全局部门亲自监督看是否包含敏感内容。像多数国家一样，执法部门有权搜查计算机寻找犯罪证据，当然，中国当局常常把在其他地方视为政治演说的内容判为有罪。不用说，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没有多大作用。

　　关于外国网络公司在这个审查下的复杂性，人们已经谈论了很了。除了诸如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ms）这样提供内置过滤内容能力的网络硬件软件供应商的被动卷入外，像Yahoo、MSN或者Google之类网络巨头一直积极和中国政府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网络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显然需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就像位于中国的任何别的公司一样。但是考虑到中国执法部门在处理非暴力政治言论方面的特殊性，国际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和互联网内容供应商在决定在中国基地计算机上提供什么样服务的时候应该非常谨慎。“人权观察”已经纪录了至少四个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员的案件石涛（Shi Tao）、李志（Li Zhi）、姜力钧（Jiang Lijun）和王小宁（Wang Xiaoning），他们被逮捕并被判处长期监禁的徒刑，证据就是从中国Yahoo分部提供和揭露的电邮账户中获得的。[9] 另一方面，因为这个原因，Google已经决定不提供流行的邮件服务系统（Gmail）的中文版。

　　第二，在为审查提供帮助的时候，这些公司并不总是遵循中国的法律。比如，中国google.cn的搜索结果是经过过滤的。可能有人有不同意见，这比把人送进监狱的危害小多了，但它的做法似乎没有中国法律作为根据。显然，中国法律并没有禁止诸如“民主”或者“天安门”等字眼。Google.cn 承认为搜索敏感关键词的结果添加了标签行,说有些搜索结果根据“中国的法律和政治”被删掉了。那似乎是把合法性的概念拉伸了。遵守中国的法律是一回事，清楚无误地接受中国审查机构引起争议的政策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些政策本身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违反中国宪法的。

　　外国网络公司在中国运行的时候只遵循当地法律的通常理由似乎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1)中国的法律或许直接和通行的国家惯例冲突，因而也和保证言论自由的国际法律规范不一致，2)在有些情况下，外国公司可能没有按中国法律行事，而是遵循了破坏中国宪法的政府政策，这样一来助长了有法不依的状况而不是依法治国。

　　网络审查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使用代理服务器，加密通讯协定和其他手段来规避的。还存在一些专门帮助中国网民绕过防火墙长城的服务。但是普通中国网民关心这些吗？首先，打击网络审查是个长期的斗争。代理服务器和反审查服务通常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被阻碍了，需要改变经常改变IP地址和实名地址。任何使用过代理服务器的人都知道那是让人沮丧的经验，因为它大大延缓连接的时间。不是每个人都有耐心和动机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搜索正在运行的代理服务器，等待可以下载受到限制的网页。

　　在实际生活中，似乎很少人在乎这些。根据可以看到的调查，绝大部分网络用户（超过70%）从来没有使用代理服务器。只有2.5%的人说经常使用代理服务器。[10] 这些调查不可全信，但是口述证据似乎基本上证实了他们的结论。以安·康迪（Ann Condi）为笔名的中国媒体敏锐的观察家最近在danwei.org网站的博客上描述了和中国同学讨论反审查网站时的经历。[11] 当被告知存在这样的网站后，她的同学们提供了一些大量的负面的反应，康迪把它们分为下面的态度类型：“无知、冷漠、否认、偏执、贬低、民族主义、兴趣阑珊。”她的帖子在中国的外籍人士博客群引起激烈讨论，多数作者同意她的观察。

　　显然，中国的许多网络用户对于审查的感觉和西方同行相比不同。这最好地体现在最著名的中国博客自称为“按摩乳”在去年进行的受到称赞的骗局。这个让人好奇的名字掩盖了记者王晓峰丰富多彩的个性，他白天的工作是在最有趣的主流刊物《三联生活周刊》工作。他的另外一个笔名是“戴三个表”显然是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而来。显然，王没有掩饰他对于中国政府的尖刻讽刺。与此同时，他好不犹豫地反对西方媒体批评中国网络的审查。

　　二〇〇六年三月八日（在中国仍然庆祝的国际妇女节），王关闭了他的博客，留下的信息是“因为明显的政治原因”而关闭。西方观察家的即刻的，本能反应是它被当局关闭了，就像此前和此后的情况一样。消息很快透露到主要的西方媒体，包括BBC.[12] 王然后以胜利者的面孔出现宣称这是一场骗局，目的就是揭露西方媒体的偏见和“同行压力”他说西方媒体总是喜欢对于中国问题仓促地下结论。这个论调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得到重复，显然非常受用。

　　当然，王说对了一点：西方媒体确实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仓促下结论。但是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喜欢认为中国的审查无处不在的事实本身不过是从以往的经验中形成的习惯而已：BBC自己的网站在中国受到阻碍，它的广播被阻断。王的中国博客的一些同伙对这个恶作剧感到不愉快，说它可能削弱未来网站真的被关闭后的团结，同样的观点也得到“无国界记者协会”的赞同，他们说这样的狼来了闹剧只能让人们在王的更倒霉的同伙一旦被“明显的政治原因”真地被关闭后，为他们辩护更加困难。另外一个博客作家在谈到因为给海外出版物的电邮而被抓起来的记者石涛的案子时，不无挖苦的口气说“更多好消息，记者石涛已经承认关于他因为泄露国家秘密被判八年徒刑的故事完全上愚人节的闹剧。”[13]

　　整个事件可能告诉我们关于中国博客以及笼统的网络用户更多的情况，而不是关于西方媒体。中国网民中已经产生一种态度，他们当然对于官方审查感到不愉快，但是对于西方的批评更加不耐烦。他们觉得西方关注于审查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他们努力扩展的，常常冒着个人危险争取中国网络自由表达空间的成就。

　　在这方面典型的是记者赵静（Zhao Jing）的立场，他的博客的笔名是迈克尔·安提（Michael Anti）赵的网站在二〇〇五年十二月被微软关闭，引起美国喧哗，最后导致国会关于美国公司和中国政府串通一起搞审查的听证会。迈克尔·安提对于听证会没有多大印象，并发了措词强烈的评论，题目是“中国网民的自由不靠美国人”。讽刺性的是，他强烈捍卫中国主权的行动不得不张贴在外国博客服务器上[14] 中国的多数用户根本看不到。这个帖子已经消失了，所以我只能从另一个博客的翻译中引用他的话：

　　我写信是要说明我相信这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这完全是美国国内的事务。当我们热爱自由的中国人试图推动言论自由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言论自由的权利应该得到美国国会的保护。我的每篇博客帖子都是用中文写的，每个句子都是写给中国同胞的。我对于迎合外国读者的兴趣没有兴趣。[...]这是我的祖国[...]我们必须让这代人为中国带来自由、民主、安全、财富。[...]当外国人一再用“专制国家”来描述中国的时候，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是个耻辱。这种情感外国人是不能了解的。”[15]

　　记者、博客作家和研究员丽贝卡·麦金农（Rebecca McKinnon）把对待审查的态度上的不同称为“半空或半满的杯子”的经典案例。[16] 换句话说，它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什么更重要？经济成就还是中国博客的痛苦？对于他们痛苦的过多的关注，尤其是来自外人的，会让中国博客作家的自尊心受不了。

　　通常的情况是，它同时也是职业自豪感的问题。中国博客有千百万，但是能够吸引多人关注的，和网络浏览者网络流量的少数影响力大的博客毫无例外地是职业记者的作品，他们白天就是在官方媒体工作。博客作家宋以朗注意到“在中国，非主流媒体领域（与新闻和评论有关）被媒体精英把持，他们继续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声誉，使用的方式和美国香港主流评论专栏作家差不多。”[17]

　　我们到现在为止提到的个别博客作家中全部都属于这个类型。他们写作的时候使用精心挑选的笔名，但是他们的身份对于读者来说并不是秘密。他们的博客充当提升自己作为最前沿时尚的记者的专业声誉的工具，同时帮助他们绕开工作中的最大障碍：作为官方媒体的责任编辑的无所不在的自我审查。当一篇报道被过分谨慎的编辑枪毙掉，它通常都会进入作者的博客中去。有时候，记者立即把文章贴到博客上去，甚至不去尝试是否可以刊登到官方媒体上。中国的博客更多地成为官方媒体的延伸，而不是替代品。它推动整体再前进一步，而不是从主流一下子跳到“地下”。

　　这可能是中国的网络和地下出版物的最明显的区别之一。传统的地下出版物的作者，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多多少少有意识地离开原有体制。今天中国的博客作家仍然在体制内，虽然在其边缘。从另一边来看，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博客是对当今中国体制是否能容忍潜在批评家和反对者的见证。就像它协同的市场经济一样，市场经济和后来的网络本身，灵活性出名的中国体制现在也开始吸收博客，[18]能够容忍博客作家习惯性的批评和嘲笑,而博客作家能够容忍这个体制和它的审查，虽然两者的关系常常紧张和不自然。这实际上是另一类别的共产主义。这是共产主义，党容忍网络，网络容忍党的审查。

　　媒介是信息：先有思想自由，后有言论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真正期待中国的网络成为激进分子煽动或者反政府活动的平台。但这并不是说它不会推动有意义的变革。电子公告版和博客或许不能改变中国的政治，但是通过引进了全新的自我表现和社会交流的形式，它们慢慢地从内部改造社会。回到中国的网络和地下出版物的平行的最初的问题: 电子公告版和博客已经成为自我表现的新形式，或许不那么激进但是肯定比传统的地下出版物影响广泛得多。它们创造了新的公共空间，虽然更少政治化，但是比从前的地下出版物影响力更大，更容易让人们看得到。

　　就在国会针对美国公司成为中国网络审查帮凶而争吵不休的时候，中国博客上的风波不是政治自由或者缺乏政治自由的问题，而是从前默默无名的网民恶作剧者胡戈在网络上的搞笑视频把导演陈凯歌不是很成功的电影重新编辑弄成二十分钟的滑稽剧。陈控告他侵犯知识产权，但是却因此成为中国互联网的笑柄。[19] 正如丽贝卡·麦金农指出的，它好像说中国人更关心糟糕的电影而不是糟糕的政治，但是实际上这个故事背后有更深刻的意义。中国政党机器或许仍然紧紧控制着政治，但是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对于文化生活的控制。网络不能颠覆政府，但是它可以把一个著名电影人的声誉毁于一旦。任何经历过东欧共产主义垮台的人都知道对于文化领域的权利的丧失对于一党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不仅是文化，笼统意义上的生活方式也通过网络事件发生改变。应该注意到的是对于中国博客的流行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不是有雄心壮志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家而是一个名叫李丽的记者笔名木子美。她的博客[20] 在二〇〇三年臭名昭著，因为描写了和众多男人的性探索，表现出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对于性的态度（直接和超然）宣传部对此很不高兴，李丢掉了在报纸的工作，但是几乎马上被最大的博客运营商博客网bokee.com.网站聘用。从她的博客日记片断组成的书也被从中国书店召回，但是在香港和台湾销售良好。随后出版了德文和法文版。[21]

　　不久以后，另外一个一夜成名的人出现了，国家芭蕾舞团前舞蹈演员汤加丽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了裸照。她的有些照片甚至在中国共产党的口舌《人民日报》网站上转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并伴有称赞的评论。[22] 她遭遇的唯一的麻烦是和她的摄影师的冲突，人家起诉她侵犯名誉权和经济损失。[23] 政府或许在网络面前立场坚定,但是围绕政府周围的所有从前的禁忌和限制都处于土崩瓦解中。多数人可能在网上发言的时候谨慎，但是总有人在某个地方测验极限。不管是在电影，性观念方面还是另类音乐,从前的正统观念在迅速削弱。

　　中国博客的先驱者之一，最有影响力的人，也是二〇〇二年一同创办中国第一家博客网络社区CNblog.org的毛向辉,[24] 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25] 注意到中国自我审查增强的趋势，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把人们的思想从禁忌、一层层的宣传沉渣以及其他限制中解放出来，是引入言论自由的严肃尝试的前提。这正是网络尤其是博客在中国取得进步的地方。中国的网络言论并不完全等同于言论自由，但是它确实在把人们从体现在报纸广播电视媒体上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发挥了作用。网络不大可能导致政治变革，至少不能直接地促成，但是它在缓慢地促成人们思想和交流方面的深刻变化。正是这样的变化将导致未来可能的或者期待的政治变化。政治自由只有对于习惯于思想自由的人来说才是有意义的。

　　有些中国观察家已经把中国网络上的刺耳声音，尤其是博客上的话比作文革初期的“大字报”的混乱局面。在西方以小说《活着》闻名的著名作家余华(出生于1960年),被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并获得金球奖提名，回顾童年时代对大字报的着迷，当时没有真正的书籍来提供启蒙教育：

　　我相信我第一次真正的文学阅读经验开始于文革期间阅读大字报。大字报中充斥着谎言、指控、谴责和攻击。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凭空捏造对方的罪行。这些罪行往往是由一系列的故事组成的。我记得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小时。我对于革命口号不感兴趣，但是对于里面的故事很感兴趣。[26]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余华总结了他的经历，宣称在阅读大字报的时候，他第一次意识到语言的力量：“你可以从中看到任何东西，甚至性。它们就像今天的博客。”[27]

　　网络就像大字报一样，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不受审查发表言论的机会。除非他们努力把自己的思想从持续不断的官方语言和舆论宣传的长期影响下解放出来，这样的自由不可能自动转变成言论自由，而是成为言论自由的拙劣模仿。这已经从文革初期阶段的大字报得到证实，人们仍然在意识形态的禁锢下，只能使用新获得的自由相互攻击。但是随意发表言论的过程本身是自我教育的过程，媒介就是信息。通过使用言论自由的工具，人们学会了解放自己的思想。这正是文革最后证明了的，在当今中国网络下更是如此。

　　这就是我们可以把地下出版物和网络进行直接对比的地方。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挑战当时的政权。参与这些自我表现形式的人很少拥有这样的野心（虽然可能有个别人确实有这个想法）。地下出版物上没有获得批准的文章的大部分，像网络上的内容一样并非一定和政治有关。它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更多关于生活方式问题的。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他们从官方限制下的文本中跳出来进入一个国家不能完全控制的新的公共空间。他们解放了自己，同时也可能解放了别人。

　　网络的读者比地下出版物大多了，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地下”。网络安全和匿名并不在于隐秘和阴谋而在于相反：参与人数的庞大。但是网络活动的可见性至少让人们更容易实施自我审查，使得上面的言论不像地下出版物那样直言不讳和激进，正如我们看到的，实际上仍然处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内。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影响是相似的。两种自我表现的形式，不管实际上说了什么内容，导致了发表言论的人的自我解放，对于消费者（读者）来说也是如此，不过程度上更低些。两者都在国家直接影响的范围外创建了替代性的公共空间。

　　两种独立的自我表达形式用各自独特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点。地下出版物或许更坦率和直接，但是影响范围有限，而且在生产者和消费者树立了严格的壁垒。网络更容易受到自我审查和审查的影响，但是它的影响范围深远，是个真正参与性的媒介，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两者都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我要说，从长远看，一定程度上的审查和自我审查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不管它在日常的言论表达方面显得多么讨厌。真正重要的是在并非由社会和政治等级限制下组成的，或者严格控制的文本下的同伴组成的虚拟空间里发表自己的思想和立场的经验所带给人们态度和世界观上的转变。

　　译自：“From "big character posters" to blogs by Martin Hala”

　　弗里德里克·肯德·科瓦克斯（Friederike Kind-Kovács）和杰西·拉伯夫（Jessie Labov）主编的《从萨密兹达到塔密兹达：1989年前后的独立媒体》（From Samizdat to Tamizdat: independent media before and after 1989）即将于2008年出版。本文的德文版发表于2007年（Transit 34）

　　原文注释：

　　·[1] http://www.cnnic.net.cn/en/index/0O/02/index.htm

　　·[2] Markle Foundation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rvey of Internet use in 5 major cities, http://www.markle.org/downloadable_assets/china_final_11_2005.pdf

　　·[3] Rebecca MacKinnon, "The China Situation: Q&A with Isaac Mao," Global Voices Online, March 21, 2005, at: http://cyber.law.harvard.edu/globalvoices/?p=75

　　·[4] In these observations I rely on my research of the rather substantial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at the Oriental Institute in Prague.

　　·[5] For a detailed study of these journals, see Chen Ruoxi : Democracy Wall and the Unofficial Journals - Studies in Chinese Terminology No. 20. Berkeley 1982

　　·[6] For one the best known, and most reviled in China, see Nicholas D. Kristof: Death by a Thousand Blogs, New York Times, May 24, 2005

　　·[7]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283732.htm

　　·[8] See, for instance, http://www.hrw.org/reports/2006/china0806/, or http://www.opennetinitiative.net/studies/china/

　　·[9] http://www.hrw.org/reports/2006/china0806/5.htm

　　·[10] Markle Foundation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rvey of Internet use in 5 major cities, http://www.markle.org/downloadable_assets/china_final_11_2005.pdf

　　·[11] http://www.danwei.org/media_regulation/glimpses_inside_the_chinese_me.php

　　·[12]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4787302.stm

　　·[13] http://blog.bcchinese.net/bingfeng/archive/2006/03/12/59423.aspx

　　·[14] http://anti.blog-city.com/1634657.htm

　　·[15] http://www.zonaeuropa.com/20060217_1.htm

　　·[16] Rebecca McKinno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17] Roland Soong: Chinese Bloggers, Podcasters and Webcasters. East West South North blog.

　　·[18]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it is now trying to co-opt the very notion of democracy, too, or rather to redefine it to suit its own needs. See Joseph Kahn: Among China"s elite, talk of "democracy". IHT, April 20, 2007

　　·[19] http://www.zonaeuropa.com/culture/c20060108_1.htm

　　·[20] http://www.wenxue.com/T3/?q=blog/353. The blog seems down, but there are English translations available at http://www.onpointradio.org/shows/2005/12/20051219aextra.asp.

　　·[21] http://www.aufbau-verlag.de/index.php4?page=28&show=16550&avsess=a2680aa70e293d098083eebcf0e1407c

　　·[22] http://www.people.com.cn/GB/wenyu/69/20021226/896098.html

　　·[23] 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3264667

　　·[24] http://www.isaacmao.com/

　　·[25] http://ethanzuckerman.com/blog/?p=266

　　·[26] Michael Standaert: Interview with Yu Hua at Ohio State University. http://mclc.osu.edu/rc/pubs/yuhua.htm

　　·[27] David Barboza: China"s hit novel: tremendous or trash?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3, 2006 ( http://www.iht.com/articles/2006/09/03/news/yu.php)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7-10-25-hala-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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