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被历史遗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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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中曾经说到一个观点：历史往往是胜利者的历史——由胜利者决定哪些需要被人记住，哪些需要被人遗忘——所以，历史的不可靠性要远远大于文学。那么，文学怎样才能够做到可靠呢？我认为，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永远真诚地面对真实，不要苟且，不要回避，更不要粉饰，不要歪曲，不要试图遮挡什么，也不要故意暴露什么，这样，反映在文学中的生活图景就是可靠的了。

　　我现在说到一个真实的生活图景，当然，这个图景早就被历史遗忘了，或许因为它太渺小，或许因为它太真实地反映了某个历史阶段的本质，总之，现在的年轻人不但不知道这样的事情，甚至很难相信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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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六年春天，那场著名的“四五运动”前后，中国的政治气候极为恶劣，“高天滚滚寒流急”，哪怕最不关心政治的人都能够感觉到一种压抑的气氛。我作为延安大学工农兵学员到陕西省南部三线工厂开门办学（也叫“学工”，是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式之一）期间目睹的这件事情，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人在某种历史状态下，能够被置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这个地方地处秦岭以南，按照气候地理学标准，应当算作南方，尽管它仍然被北方省份陕西省管辖。和地处塞北高原的延安相比，这里气候湿润，完全是一幅江南水乡的景象。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那里还不见一星绿色，到了这里，扑入眼帘的山川土地竟然已经一片翠绿，到处都是青翠的毛竹，到处都是绿油油的稻田，就连道路两旁的杂草，都引起我们这些在干旱的黄土高原生活的人的极大好奇，我简直闻不够空气中那种早春天气特有的馨香。所以，在那个不平静的春天，尽管对社会已经有了一些不同于公共宣传的见解，尽管这种见解在整个社会弥漫着的压抑气氛中常常引起精神的甚至生理的痛楚，但是，在我的个人经验中，那个春天极为美好。我好像还从来没有经历如此充满魅力的春天。

　　如果细究原因，我想不外乎如下三点：一是我正在体会什么叫做爱情，这使得我对任何生命形式都充满了敬重；
二是我突然从寒风漠漠的陕北来到山清水秀的江南，强烈的反差使得这个春天比以往任何一个春天都更强烈地激发了我的记忆；
三是我已经到了能够用生命感知世界的年龄，这就是说，世界之所以为世界，不是人家说的那个样子，那纯粹是我感悟到的样子，而我感悟的世界，在自然领域是那样美好，我有理由期望它在另外的领域同样美好。对某项事物的期待往往能够强化记忆。有了这三点，那个美好的春天在记忆当中当然异常清晰，当然无懈可击。

　　所以，在整个“学工”期间，我的情绪都很好，好像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一样。为期一个月的“学工”结束以后，大拨同学都返回了延安，延安大学中文系的领导同志把三个写作能力强一些的同学留了下来，帮助这个工厂编辑和出版一本由工人创作的文学作品集（这在当时是一种政治时尚，是为了证明工人阶级杰出的领导一切的才能），我是其中之一。这是一项我很喜爱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可救药地喜爱上了文学），我很为能够在这里多呆一段时间而得计。就在这段时间里，我遇到过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这件事情进一步强化了我对那个春天的记忆，但是，它美好的一面已经被完全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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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半夜，工厂宿舍区就像有人突然发现狼群一样鼓噪了起来，我们急忙跑出去，想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厂区那边人声鼎沸，泱泱地往我们这边走，间或还能听见只有文化大革命中才能够听到的对人的呵斥声，激昂的口号声。一定是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匆匆下楼，想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工厂保卫科的人抓住了两个在车间的机床后面通奸的年轻工人。我看到很年轻的一对男女被人押解了过来，他们的双手都被反绑在身后。沉闷压抑的生活突然出现这样一场波澜，人们都很兴奋。那两个因为所犯罪行而自动失去人格尊严和做人权利的男女，不得不承受从保卫人员缝隙间伸过来的拳头的推搡和击打。很混乱，押解的队伍不是沿着直线前进的，它在厂区到宿舍区之间的通道上蜿蜒，就像喝醉酒的人那样。那个女的看上去不过二十多岁，半个脸颊都被油黑的长发遮住了。她的双肩看上去很柔弱，但是我从她不自觉的抵御击打的动作中看到了坚强；
男的就不行了，他瑟缩着，本来就不高大的身子显得更加矮小——我对此印象恶劣。一个男人在这样的时候不应当是这个样子，这简直是对那个女人的感情的亵渎。他如此委琐，就等于在向人们宣布他不再保护失去任何遮挡的她了。他放弃了最重要的责任。在我看来，在这样的时候放弃这种责任的男人是不能够被称之为男人的。

　　我的感情——就像人们在任何事情面前都会本能地做出选择一样——出现了偏移：同情女的，鄙夷男的。人群虽然聒噪着过去了，但是各种各样夸张的议论仍然在继续：有的说保卫科的人冲进去以后，两个人太忘情，竟然完全没有感觉到身边已经围了一圈儿人；
有的说保卫科的人本来想让两个人赤身裸体在厂区游街示众，但是，没有人能够把女人的衣服剥下来；
有的说，保卫科的人……没有任何人对保卫科的人的行为提出质疑，在所有看来保卫科的人做这样的事情都是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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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宿舍，我久久不能入睡。这件事在我心里引起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就像我在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思索一样。后来发生的事情非常让人惊讶。

　　保卫科的人把那位漂亮的女工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连续八个小时对她进行审问。他们询问的是——通奸过程、通奸细节以及她的通奸感受。这个过程对于审讯者和被审讯者意味着什么，既简单而又复杂。简单，是说保卫科的这些人有淫欲需要满足和宣泄，在这里就变形为对性行为过程和细节的关注和对人的直接的侮辱；
复杂，是说在一个被认为健康发展的社会里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必定有非常复杂的原因，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命题，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或者普通人都应当进行思索并且给出答案。但是，在那个年代，这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

　　令人尊敬的政治理论家正在忙于研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在阐发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教义，正在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理论基础，不可能也不屑于会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思索；
法学家——如果他们还存在或者还在做什么事情的话——则正在研究如何模糊政令与法律的关系，从而把对社会、对思想进行控制和引导的行政手段合法化，也不会注意这样一个发生在普通青年工人中间的琐碎问题；
历史学家专注于对历史的实用主义的解释，为被政治阴谋家强奸了的历史收拾粘满精斑的衣裤，“儒家”“法家”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主题，他们怎么可能会为一对偷情男女的境遇问题分心呢？普通人则在没有任何社会关怀的环境中失却关怀他人的信心，变得兽性，变得下流，变得卑鄙异常，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能够说，这个问题在当时不是问题，更不是能够被回答的问题。因此，它通行无阻地发生着。因此，年仅二十一岁的漂亮女工只能精神崩溃。因此，保卫科的人出去吃中饭的时候，精神崩溃了的她从六层楼窗户一跃而下，用她自己的方式给事情做了一个了结。

　　我听人说，她的半边脸都被摔瘪了，鲜血浸润着整个身子；
我听人说，她就是死了，身条也是全厂最美的。我离开那个工厂以后数天，我还听人说，那个男职工听说女职工死了以后，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从关闭他的房间里脱逃出来，用杀猪刀子杀死了三个曾经审问过女职工的保卫科的人——他杀得凶恶而残忍，死者几乎完全被他肢解，有一个人的肠子竟然像彩带一样被挂到了吊灯上。然后，这个疯狂的作案者用刀子把自己的肚子戳得稀烂，死在了厂党委书记的家门口。早晨起来，党委书记发现鲜血像小河一样在客厅地板上蜿蜒，心脏紧缩着打开房门，看到死者，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样，发出一声非人般的嚎叫，脸色蓦地没了颜色，瘫软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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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案子由于事关重大，就像所有这类事情一样，被有关部门严密地封锁着，不但社会上无法得知，就是这个工厂的人也不敢确认那个男的是否真的杀了人，是否把被杀的人的肠子挂在了吊灯上，是否是在党委书记的家门口剖腹自杀。

　　这件事情传到我这里，我也就只能把作为地地道道的传闻。所谓传闻，就是无法证实的消息。无法证实的消息对于社会判断有什么价值呢？可能没有任何价值。但是，正是这件没有任何价值的传闻，完全破坏了我对于那个美好春天的记忆，二十五岁的我，正在恋爱中的我，已经开始用生命感知世界的我，蓦然间在春天的原野上发现了一种异常凶恶残暴的东西，它排山倒海，吞噬着它碰到的一切……就像我插队的时候对于黄河形成的那种印象一样，它们叠加在一起，屹立如山峦，动作如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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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来，这件事发生距今已经整整三十年，那对年轻的生命早已经化成了空气中的尘埃。更让人唏嘘的是，现在的人似乎早已经丧失了对于此类事件的记忆，觉得过去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将来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甚至于文学也开始装聋作哑。

　　(200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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