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谁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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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400/前396年），人们记忆最深的是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这部伟大著作究竟用什么方式讲述了哪些历史事件，以至于使它成为人类最早的思想结晶之一呢？

　　公元前431-前404年，数百个城邦卷入了规模空前的“希腊世界大战”，战火几乎波及整个地中海文明世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帝国这两大城邦集团，一个在陆上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为了消灭和兼并对方，双方展开了一场长期的拉锯战。正当双方两败俱伤、财尽兵竭之时，虎视眈眈的波斯人借机干涉，最终协助斯巴达人击败雅典，摧毁了盛极一时的雅典海上帝国。这场战争对希腊城邦政治造成巨大的冲击和震荡，对于社会经济和民生无异于一场浩劫，对于其后希腊人的思想文化、对于地中海世界的国际局势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出身于雅典显贵之家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亲历了这场大战，在战争之初即开始搜集资料，准备撰写一部战争史。战争刚一结束，这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观察者就开始倾其毕生精力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这部伟大著作中，修昔底德以客观冷静的态度，简洁流畅的文字，全面记述了迄至公元前411年的主要战争史实，展示了战争的恢宏场面，刻画了党派斗争的严酷惨烈，描述了人们在历史事件中的种种心态。尤其珍贵的是，在这部名为“战争史”的书中，引用了大量著名人物的精彩演说，这些演说字字珠玑，富含哲理，千百年来一直吸引着无数读者去欣赏、玩味、思考……正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我们了解了人类历史曾经有那么一个辉煌的瞬间，竟然那么早就开始致力于让政治制度促进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理想，我们不能不对那个遥远时代的人心存敬意。

　　我要说到雅典民主政治领导人伯里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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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４９５—前４２９年），是希腊著名的民主派政治家，出身贵族，是奴隶主阶级中一个较有见识和才干的人。公元前４４４年以后历任首席将军，成为雅典的实际统治者，希腊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美谈。

　　据说，为了广泛接近民众，伯里克利经常到大庭广众之中和普通百姓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遇到反对他的人当面辱骂他，也从不动怒，更不随意抓人。一天晚上，在他步行回家的路上，一个贵族跟在身后辱骂他：“你这个疯子！真无耻！你出身贵族，却忘掉了自己的朋友，竟然去结交那些下贱的百姓！”这个人就这样一路尖声叫骂着，尾随他到了家门口。看看天已经黑了，伯里克利让仆人打起火把，把骂他的人送回家去。

　　雅典公民对他的民主作风交口称赞，并给予他极大的支持。有一个大贵族名叫西门，专门和伯利克利作对。凡是伯利克里主张的，他都反对；
凡是伯里克利反对的，他都支持。雅典公民便通过投票把他放逐到国外去了。另一个大贵族福克奇利斯，也和伯里克利唱对台戏，反对伯里克利建设雅典城的计划，最后，他也被雅典公民赶下了台。

　　伯里克利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自己要求严格，执政廉洁，他掌权十几年都没参加过别人举行的宴会。他唯一一次接受的邀请是参加侄子的婚礼，但还未开宴他就离开了。老百姓形象地说，伯里克利在雅典只熟悉一条路，那就是通向能和普通公民接触的广场和500人会议的路。

　　在雅典，军人、法官、议员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起初都是没有薪金的，当兵的要自己掏钱买武器和马匹。这样一来，这些职务都被有钱人把持了。伯里克利执政后规定：军人和一切公职人员都由国家支付薪金。这样，一般公民也能当军人、法官、议员了。这样一来，公民的民主权利扩大了。伯里克利还给穷人发“看戏津贴”，使他们也有文化娱乐的机会。

　　伯里克利当权时做了一件意义非同异常的大事。这对日后雅典以至整个希腊的文化艺术、旅游及商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件大事是：重建公元前４８０年被波斯军队放火烧毁了的雅典城。

　　在他的主持下，一批出色的雕塑家、建筑师、工艺家云集雅典，把这座古城装饰得十分雄伟、壮丽。不久，许多闻名于世的建筑陆续屹立于雅典城。可容纳14000名观众的露天剧场，经常上演一些著名剧作家的悲剧和喜剧，其中不少剧作对欧洲的戏剧产生了很大影响；
专门用于诗歌演唱和比赛的音乐堂，经过精心设计，具有良好的音响效果。位于雅典中心的卫城是最出色的建筑群，它建在150米高的陡峭的山巅之上，全部用大理石修建而成，城中有雅典最著名的帕提侬神殿和智慧女神雅典娜的铜像。

　　雅典娜神像是著名的雕刻家、擅长雕刻神像的菲狄亚斯的杰作。像高12米，形象优美威严。雅典娜身穿黄金战袍，头戴黄金头盔，胸前的护身甲上嵌着女妖美杜莎的头像，左手持长矛，右手托着胜利女神尼刻的小雕像，身边放着一个有一条巨蛇盘在上边的圆形女神盾。神像的脸、臂、脚都是用象牙雕成的。菲狄亚斯还雕刻了被称为世界古代奇观之一的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公元5世纪宙斯神像在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烧毁。雅典娜神像则在公元，146年被罗马帝国的皇帝安敦尼•庇乌搬走了，至今下落不明。雅典城的重建吸引了众多的能工巧匠，他们从各地云集雅典。他们都想在雅典一显身手，以求得到丰厚的酬劳。虽然他们得不到雅典的公民权，但却过上了安定舒适的日子。

　　对于希腊的强盛与繁荣，伯里克利功不可没，但他晚年却屡经坎坷、挫折，接连遭受严重的打击。由于他人的诽谤，他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撤职。复职当大将军后，他的两个儿子先后死于鼠疫，不久，他也难逃厄运，死于这种可怕的病魔。临死前，他的遗言是：“我对雅典是问心无愧的。”

　　确实，伯里克利的英名将和希腊“黄金时代”的美名永存后世。

　　伯里克利死后不到20年，强盛的雅典就败在希腊另一强大城邦斯巴达的武力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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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伯引述了伯里克利三篇重要演说。第一篇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对斯巴达关于战争最后通谍的答复演说。在演说中，伯里克利表达了雅典主战派的意见，主张与斯巴达一决雌雄。第二篇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了一年之后一次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发表的演说。在演说中，伯里克利庄严而热情地赞誉为保卫城邦而英勇牺牲的将士，分析希腊民族精神和民主政治的特征，号召雅典公民发扬热爱城邦的英雄主义精神，夺取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演说发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当时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雅典面临严重的困难，伯里克利招致了埋怨和指责。在演说中，伯里克利一方面为自己执行的政策作辩护，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克服暂时的困难，加强团结，坚定不移地为保卫雅典而战。伯里克利这三次演说内容丰富，论述深刻，这些演说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伯里克利的政治伦理思想。

　　伯里克利根据雅典民主制的实践给民主制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的政治制度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他接着指出：“法律方面，所有个别情况不同的人都得到同样公平的对待。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在公众生活中获得擢升的人均具真才实学而非徒有虚名。有才干的人不应当受其所属阶级地位的影响，贫穷亦不应当阻挡其发展的途径。凡是能够为国家服务的人，绝不应当因为出身低贱而受到阻遏。我们在政府工作中享受到的这种自由，也应当扩展到生活领域，也就是说，我们绝不因为嫉妒而互相敌视，不因为邻居做了我们不喜欢的事情而生气……对于法律，我们必须存有畏惧之心，自觉地服从于法律和行使法律的行政机构。我们必须恪守保护受害人的道义原则，不管这种原则是否被作为法律明载于法典。即便是违反了不成文的法律，违反者也应当得到惩罚，使其蒙受耻辱。” “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悦诚服。”“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幸福必须以自由为前提，“要自由，才能有幸福。”他强调指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在号召雅典公民在战争中发扬英勇奋战的精神时，他说：“不要对于这些东西(指房屋和耕地)过于重视了，你们应当把这些东西和你们的力量的真正源泉衡量一下，在比较中，你们就会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不过是和那些与财富俱来的花园和其他奢侈品一样的东西。”“如果我们自己努力，保全自由的话，自由会使我们很容易恢复我们旧日的地位；
但是如果屈服于他人的意志的话，这就意味着就是我们现在还有的东西也会丧失。”他认为“已有的东西被人剥夺比在新事业中的失败更为可耻”。

　　伯里克利的演说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已经大大超越悼念死者本身，成为了阐述雅典民主政治的意义和形态的珍贵文献。读了这些文字，任何一个读者都会惊叹于这位两千四百多年前这位政治领导人的睿智，我们简直能够从字里行间感觉到他对民主自由生活的由衷赞赏，感觉到演说者对于自己的理想和事业的骄傲与自豪。任何一个读者都不难想象，那是一个多么神采飞扬的时代。

　　伯里克利还不能说是雅典思想家中最杰出者，倘若对那个时代的伟大哲人苏格拉底的思想再有所了解，我们也就会知道知道苏格拉底为什么要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了。正是因为千百年来不断地有人在审视生活，不断从生活中发现意义，不断地为人类生活设想更合理的结构，所以，人类才走到了更加民主自由的今天。

　　虽然时代在发展，虽然后来一个叫贡斯当的思想家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做了比较，指陈了古代人的自由的局限（这种局限导致了伟大哲人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作为在一定空间和时间之内发生的连续性事件看待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古代人自由对于现代人自由的巨大贡献，就应当向那些启蒙了人类智慧的伟大思想家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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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这里包括我们吗？令人尴尬的是，如果要做什么归结，我们只能说西方近代文明是古希腊人用肩膀托举到今天的，我们并没有坐在这个肩膀上，托举我们的是另外一些哲学家：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及后来的无数孝子贤孙。

　　如果详细罗列先人用怎样的言谈教育我们，这篇文章就会很长，而且没有必要，我们只是引述孔子的几段话予以说明——

　　《论语•颜渊》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正因为这样，孔子对季氏“八佾舞于庭”大动肝火说：“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记载，鲁定公问君臣关系，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子路》记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之子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一所不知，盖阙如 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 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之名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敬而已矣。”还有类似的话：“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问：“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 何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孔子为什么如此急于所谓的“正名”？因为正名的实质是礼的应用和体现，是孔子认为最为理想的社会结构（“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状态。

　　在近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就是在专制主义受到近代思潮剧烈冲击，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段里自顾不暇，甚至于完全丧失了政府（清朝）形式，给了思想发展一个狭窄的空间，中国思想家才得以用自己的思想进行思想，并且比以往的人更勇敢更深刻更准确地抓住了造成中国羸弱的根源，这种根源，就是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及其在文化上的表现——专制主义文化。让我们极为惊讶的是，在短短三、四十年时间里，中国一下子出现了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巨人，他们鲜明地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在这场天翻地覆的文化运动中，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旗手。鲁迅先生尖锐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所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鲁迅先生是近代以来把中国社会看得最为透彻的知识分子，他对于孔子的批判也至为剧烈。鲁迅先生不放过孔子，正是看穿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完全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且介亭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看穿了“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华盖集·马上支日记》)，中国历代封建帝王才将孔子的学说作为赖以维护其统治的儒家传统来“麻痹”国民 (《坟·春末闲谈》)。

　　有了鲁迅这样的思想家的启迪，我们或许对于托举我们走到今天的那些人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大概可以认为，我们那位叫孔子的先人并不关心人的境遇，所以他没有发表过类似于雅典政治领导人伯里克利那样的悼念演说，他老人家奔波一生，全部理想都是为了建立起一个等级制社会，“克己复礼为仁”矣！

　　我们一直被这样教导着，老老实实地在他老人家为我们规定的位置上过我们的一生。我们被驯化成为没有个人意志的家禽和社会工具，我们实际上并为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被称之为“法律”的东西，更不知道这种东西从最重要的意义上是为政府制定的，因为法律确信，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种驯化早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上——我们对于权力的畏惧甚至超过了对死亡的畏惧，我们不再珍重能够证明我们之所以是人的那些东西，我们丧失了尊严，丧失了辨别美丑善恶的能力，我们不再为使自己在精神上直立而作为，不再为正义与良知抗争，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何物，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也不知道向何处行走。

　　正因为这样,两千四百年以后，当我们回望古代雅典的时候，不要说那些杰出思想家更为激进的民主自由思想，就是伯里克利所阐述的基本政治原则，也显得很奢侈，觉得那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梦想。

　　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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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差别使我宿命地想到一种情景：两个孩子被两个不同的父亲抚养着，不同的父亲决定了孩子未来的不同状态。或者换一句话说，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径，东方文明将集体（国家、政党、团体）作为这个世界的基本结构，人被附着在它们的周围；
西方文明在把人置放在核心位置，围绕着人才形成为国家、政党和团体，除了人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为人服务的。正是这不同的路径，导致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图景和我们身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状态。不排除两种文明都能够结出丰硕的物质之果，但是在人的境遇上，我们活该永远被驱使，因为，父亲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抚养我们的方式。

　　我们当然不能单纯地指责父亲对于我们的现在负有责任，因为，毕竟是他老人家把我们抚养成人的，我们无法否认父亲身上具有的美德，无法否认父亲的高深智慧，但是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正是因为父亲严厉管教了我们，我们才进入到我们独有的生存状态。

　　这是一种与古希腊人的理想完全不同的状态，只有这样认为，我们才能够理解我们身边的事情何以会发生以及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发生。

　　（2006-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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