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宁：非典五周年——我们学到了什么

　　〖作者按：五年前，一场未知的疾病从中国南部(包括香港)开始发端。几个月后，成为席卷亚洲，震惊世界的流行病。下面这篇文章是非典(SARS)退潮未尽时写成的。当时没有发表。五年后再来看，当时对非典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的长久影响的担心，事后证明是多虑了。中国经济的强劲长势只在2003年因非典略受冲击，其后的发展，几乎看不出非典的影响。所以人们好像也很快把这场恶梦遗忘了。不过，本文讨论的几个问题，到今天仍然还是没有根本解决。因此，原文贴出，以供讨论。

　　本文撰写修改过程中受到王绍光寄来“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一文(发表于《比较》2003年第7期)，并一起探讨有关问题。特此致谢。〗

　　几个月来，非典(SARS)疫情的蔓延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全面的冲击，如同在中国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蒸蒸日上的火热形势上劈头泼下了一大盆冷水。作为中国经济社会活力的基本因素之一的大规模人口聚散流动霎时间被冻结了。世界各国纷纷发出旅行警告，停止与疫区之间一切非必要的人员来往。在经济与信息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非典疫情蔓延造成的局势可以说是中国多年来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在中国政府强力领导与推动之下，全国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动员了各方面的资源，采取了积极有效的隔离、追踪、治疗手段，使受害最严重的广东、香港、北京的疫情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初步得到了控制。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解除了对中国的旅行警告并从疫区名单上除名。但是，非典在国内的传播已经相当广泛，除了少数边远省区之外各地都有病例出现。根据流行病专家预测，今后还有可能再次出现。这场瘟疫已经对中国经济今年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据一些权威经济学家的估计中国今年的国民总产值（GDP）会由此降低一个百分点。国际上的恐惧心理的完全消除也需要相当一个过程。至少今后数年内对中国的投资热和经贸热会有一定的降温。总的来说，最困难的局面可以说已经渡过，但是由非典带来的种种创伤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得以恢复。

　　这一场大灾难也迫使人们从过去忙忙碌碌的营生与红红火火的竞争中冷静下来，痛定思痛，重新思考一些过去顾不上去想的问题。如果我们能从反思中得出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亡羊补牢，未尝不能变坏事为好事，为中国应对今后很有可能面临的更严峻的挑战作好思想、心理、文化、机构和物质等等各方面的准备，为中国今后踏实稳定的长远发展奠定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一）非典疫情蔓延所直接暴露出来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公权力的薄弱。

　　首先人们关注的当然是公共卫生系统的薄弱。公众的卫生教育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的不良积习长期得不到纠正。医院制度的改革多年讨论而进展缓慢，一般门诊与住院、急诊一直集中在医院之内，使医院的专业资源不能得到高效的利用，一旦遇上非典之类的袭击，不仅迅速超载，而且成为最主要的传染源。非典来了，人们才意识到，对付大规模传染病所必需的法律法规、科研开发、监控预警、应急动员等等一系列的系统和制度几乎还处在空白的状态。非典是一场大灾难，但不幸中的万幸是非典还不像流感、天花、鼠疫在历史上那样在全民中大流行，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非典敲响了警钟，暴露了弱点。如果我们即时补救，建立健全有效的系统和制度，就能帮助我们在未来比较有准备地面对自然流行病灾难或生物恐怖袭击的挑战。

　　虽然在非典的冲击目前最明显表现出来的是公共卫生系统的不足，但是仔细想一想，公共设施的薄弱或弱化岂止是局限在公共卫生这一个方面？

　　就拿中华民族自古的立国之本水利来说。近年来，特大洪涝干旱灾害频频发生。灾区军民抗洪抗旱的英雄气慨可歌可泣。然而，从平时的点滴入手，从根本上化解洪涝灾害发生的原因，才是国家长远的国策。现代化工业、农业和交通的发达，使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能力和速度比古代增大了百倍千倍。因此，国家的水利也必须要有相对应的国策措施，而不能把眼光还局限在古代就有的疏、堵、蓄、调的观念层次上。国土生态是国家民族长久繁荣的根基。综观世界历史，各大古文明的衰亡究其原因多是由于生态的崩溃，而历史上着重记载的导致它们最终灭亡的战争、疾病，往往其实只是对临终病体的最后一击。在农业文明的时代，耗竭一个区域生态系统的还原能力可能需要上千年。而在工业时代，只需要几十年甚至几年。因此，国家的水利必须和生态保护恢复与可持续地区经济开发结合在一起作整体的战略规划。植被，地表与地下水系，自然物种与植养物种多样化，空气质量等等资源的保护和恢复，实在是和抗洪抗旱同样紧迫的任务。

　　再拿中华文化自古的立身之本教育来说。近几年来，国家逐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教师的待遇和学校的设施有了改善。但其程度还只能说是对近代多年来战乱破坏和重视不够的一定程度的补救，还没有能完全恢复教育在传统文化中那种崇高的地位，更没有达到与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国经济地位相称的、把中华文化在世界上重新发扬光大的高度。在中国优良传统中，孩子们的授课是在村庄上最好的房舍（如祠堂、庙宇）里，而现在许多地方的校舍却是当地最差的房子，反映出教育在这些地方村、镇、乡、县基层政府当家人心目中的相对地位。一方面是地方、民间的巨大的办学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是公立学校系统日益被市场、金钱侵蚀，“创收”取代了教育成为不少学校和教师最关注的事情。而在贫穷偏远地区，更是还有许多儿童失学。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巨大创造力是有目共睹的。但也在不少人思想中产生了一个误区，认为政府应当放手让市场力量去推动教育。其实我们看看世界各国的例子，除了英美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仍然保留了少数精英私立学校之外，在经济上赶超先进最成功的德、日、亚洲四小龙，最好的学校都是公立的，而且公立学校系统承担了教育的主体任务。即便是在美国，教育的主要承载者仍是州立大学和市镇地方的中小学系统。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中，教育是最大的项目。世界各国百年以上的经验教训应该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在现代经济中赶超先进并长久保持前列，教育水平是关键；
而教育是否能很快上去，则取决于中央和各级政府是否真正担起了全力推动教育的历史重任。说到教育，人们往往只想到学校，其实学校还只是国民教育体系当中的一个方面。中国国民教育体系目前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是图书馆系统。虽然经济水平平均已经小康，在沿海发达地区甚至开始富裕，但即使在中心城市也没有建立起普及到居民小区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公共图书馆不应只是服务于学生和科研，而应是全民终生教育的主要基地，学龄前儿童和学生课外的重要学习场所，家庭业余时间的文化娱乐中心。可能很多人都说不出中国的图书馆现在隶属中央或地方哪个部门主管。这本身也说明中国图书馆在机构资源上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以上列举的几个例子，直接表现为公共设施的薄弱。而公共设施的薄弱其实是公权力薄弱的结果。抓经济在贫穷时代成为政府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市场力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后，政府应当从拉动经济的火车头的角色上退下来，集中精力作好经济交通规则的制定者和规范者，并大力投入公共环境的改善。中国现在经济水平平均已经达到小康，不能再拿贫穷落后作为理由耽搁政府在公共设施上的投入，尤其是不能耽搁那些虽然眼前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收益，但是关系到国家根基的投入，如公共卫生，生态环境，教育文化，等等。从根本上说，这些方面才是各级政府的主要责任所在。这是从前工业化、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现代经济时代过渡时期，政府必须要作的一个相应的战略重点的转变。

　　与此相应，在制度和观念上也要考虑多方面的调整。就拿官员考核标准来说吧。近年来各级特别是地方官员的业绩考核基本上是以经济发展为准。在改革开放的前期来说，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因为把经济搞上去是这一时期压倒一切的历史任务，而经济能不能搞上去的关键是体制的改革开放。作为引导、推动体制变革的政策执行者，地方官员的业绩自然首先是反映在经济潜力是否通过体制变革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然而，改革开放的经济效益也有一个“递减率”，即在旧经济体制下受到禁锢的生产力随着改革开放而得到解放之后，进一步的体制调整本身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将不可避免地逐步降低。与此相应，政府的历史作用必然将逐渐从拉动经济的火车头，转变为经济交通规则的制定者和规范者。从长远来说，在经济体制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后，一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变迁的程度，不仅取决于地方官员的素质与能力，而且往往更取决于当地的地理、生态、人文等等无法简单地通过体制改革在短期内改变的大环境。一个偏远的内地地区在发展国际贸易方面天然地就处在比沿海地区不利的地位。一个历史上文化教育不发达的地区要想在短期内就在高科技经济开发方面超过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区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地方官员的考核不应再停留在“把经济搞上去”压倒一切的层次上，而更应考虑在当地给定的大环境中，地方政府是否努力为当地普通民众改善了经济文化条件，是否造就了有利于经济社会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规范环境。特别是在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和品质的公共卫生方面，在关系到居民生存环境的生态保护和恢复方面，以及在关系到国民文化素质的教育文化方面，地方政府的建树如何。不管是在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还是在偏远贫穷的地区，如果一个地方首长能拿出任内漂亮的经济增长数字，却不能改善公共卫生基本设施，或不能逆转植被破坏、土壤流失，或不能解决教师发不出工资、校舍破损的问题，这样的官员能算是合格的吗？

　　（二）非典疫情蔓延所暴露出来的第二个大问题是从政府到民众的信息观都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

　　在疫情最严重的日子里，有不少专家呼吁改善政府信息披露的机制，提高透明度。这样作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一话语方式本身还是假定信息的来源是政府专有的，只不过政府应当更好地与公众分享信息的使用。其实，非典疫情蔓延带来的冲击过程已经揭示出了这一思维层次的不足。

　　在非典成为全世界面临的危机之后，许多国外的媒体又逮着了一个攻击中国的话把儿，指责中国政府官员未能及时通报有关国际机构，甚至隐瞒疫情，导致了非典的全球性的蔓延。但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要媒体追踪非典疫情的专题分析也承认，在非典经香港辐射到河内、新加坡、多伦多、北京、太原等地的关键时刻，广东医学界本身对非典作为一种新出现的疫种的认识也不清楚。非典疫情信息的及时通报会有利于后来北京、山西、内蒙、天津等地的疫情控制，但实际上并不能阻断这种传染病在全球旅行发达的时代的国际性蔓延。非典之前的AIDS、西尼罗河病毒等等的传染也已有类似的先例。

　　问题是，在大众媒体和公众心理中，人们往往不会去作认真仔细的科学分析。对此，政府固然应当加强科学知识的普及，以便使民众能以比较科学的态度对待非典。但是，科学、理性态度的建立需要时间，在实践中永远比大众媒体的“声拜”（Sound-byte）要慢一步。因此，除了加强科学教育这一面之外，还必须考虑政治上公众心理的效应，不然就常常会在类似的突发事件目前显得被动。

　　非典蔓延后国外媒体对中国政府的指责令人回想起改革开放之前它们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议论。那时它们也是把一切经济问题的责任归结在中国政府头上，理由是当时一切经济命脉都掌握在政府手中。今天，我们较少听到类似的指责。原因并不是当时的问题今天都得到了解决，而是因为今天政府只是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一家，经济发展的责任是政府与民众分享的。

　　绝对的垄断导致绝对的责任，不管出了问题真正的责任分属如何。过去认为政府把经济全部抓在手中最有利于发展经济的观念，后来被改革开放证明是错误的。同样，认为政府垄断信息的产生和发布渠道一定有利于稳定的观念，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信息经济时代，也是落后于时代的。

　　分享则带来责任的分担。就像物质财富最初主要产生于民间，因此能最大程度上调动民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的体制才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信息财富也是主要起源于民间。问题是如果政府垄断信息的观念不破除，民间信息的丰富资源就得不到正名，无法得到充分的开发。“藏富于民”是中国古老传统的智慧。而在信息经济时代的今天，就应当有意识地开发作为最活跃、最富创造力的经济要素－信息－的民间资源和交流渠道。民间信息所能开发的丰富程度将远远超出政府一家的能力范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也能和政府的信息对比参照，互相补充，而且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是一个有效的缓冲。

　　破除陈旧的信息观只是建立政府与民间共同开发丰富的信息财富的第一步。只有通过体制上的改革，才能有效地建立与高速发展的物质经济相称的信息开发体系。在这方面，有几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1。正面规范机密。把“凡是没说明可以公开的都是机密”倒过来变成“凡是没规定是机密的都可以公开”。

　　从理论上说，“凡是没说明可以公开的都是机密”在法理上是不通的。这是一种对机密的负面定义。在一条法令或政策中说“除此以外都是机密”，它所界定的机密是一个无限集合，而且是随着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而迅速增长的集合，如果不附加一条“除非在其他法令政策中规定可以公开的项目”，就涵盖了所有其他法令政策可以公开的非机密而导致逻辑冲突。

　　在实践中，人们不可能在面对一个具体法令政策时去查对所有的政府文件，以判定这一特定法令政策的“除此之外”的集合中，哪些才是被所有其他文件排除在外的真正属于机密的剩余集合。于是，常常出现执行者无所适从的局面，迫使当事官员往往选择宁肯保险而不要犯错误，导致正常甚至必要的信息流通的阻塞。应当看到，这不是个别现象，只不过在非典疫情蔓延这类突发事件中更尖锐的表现出来。在日常的政府官员的决策过程中，由于机密规范不清而导致的政府效率低下是一个相当广泛的现象。

　　一个国家，当然必须有自己的战略机密、军事机密，也必须保护国内企业的正当商业机密。能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机密，也是信息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不同的时代、环境有不同的保密方式和选择。处在战争敌对状态中的国家和处在和平竞争中的国家应当有不同的作法。现代的人们不得不在有效的保密和有效的信息交流之间作一个平衡妥协。只讲开放而不考虑必要的保密将直接有损于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和国家安全。但是，过分地强调保密而遏制了正常必要的信息交流会极大的抑制经济的活力和文化的创造力。而经济社会发展不好，国家不强大，从根本上来说，更不利于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和国家安全。因此不能不变地沿用过去地下工作时代或战争年代的保密习惯。应当说中国在这方面过去是有相当多的教训的。排外的恐惧心理曾经使人们不敢走出去、请进来，大大方方地开展国际和国内各地区之间的交流，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在一段时期内严重地耽误了经济发展。

　　“凡是没说明可以公开的都是机密”的作法不仅在实践中带来了极大的混乱，阻塞了正常必要的信息流通，而且也不利于保密本身。因为，只有正面地定义机密才能更有效地保密。在每一条保密规定里正面界定机密的范围，才便于使所有当事人明了，哪里是泄漏明文规定属于机密的信息的违法范围，才能有利于互相监督。

　　2。通过信息公开遏制腐败。

　　在正面规定了必要的机密范围之后，其余的政府信息都应该在法律上规定为公众有权知情的公共财产。不公开本属公众的信息是官员贪污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过去讲“知识就是力量”，现在讲“信息就是力量”，或“信息就是权力”。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侵权腐败，是和利用执行权进行侵权腐败同时出现，并行交错实现的。而且，随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前者在官员腐败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这是各国普遍出现的现象。对付这种腐败，只在腐败出现后惩治是不够的，必须要从源头上根除，那就是通过信息公开的法制来破除官员与民众之间对于政府法律政策信息了解方面存在的不对称障碍。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建立定期解密制度。在目前公开会伤害国家利益的机密，并不等于应当永远尘封于档案馆中，也不应当从历史上消失。在界定某类信息为国家机密的同时，应当同时界定该机密的解密时限，如五年、十年、三十年，等等。时限到期后，除非极其特殊的情况由特定的法定程序延长保密时限，一般就应解密，以供历史学家研究，为后代积累经验教训。史书监督是中国古老传统中的优秀精华，应当加以恢复，从历史的角度增加一个约束官员腐败的维度。

　　3。严格界定区分国家机密、政府信息、公共信息和商业信息。

　　国家机密是属于国民公有的，但又是目前暂时不能为国民共知的。国家机密在政府掌握的信息当中应当只是很小的必要的一部分。除了这部分必须保密的信息之外，绝大部分政府掌握的信息应当属于公共信息。而政府掌握的信息－政府信息－实际上又只是公共信息当中的一小部分。

　　在一个进入信息时代的经济中，事实上有很多在公众中流通的信息－公共信息－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由政府来垄断其形成过程和流通渠道的。公共信息存在于“公共信息场”中，如大众媒体，图书出版物，街头巷尾的议论传言，以及随着信息工具日益发达而迅速增长的通讯网络中的信息。政府应当对公共信息的产生和流通进行法律的保护和规范，就像经济领域中对市场中商品和货币的产生和流通进行法律的保护和规范。但这不同于垄断。政府对信息的垄断就像政府对商品交换过程的垄断，其结果是扼杀市场机制，完全由政府来决定一件商品的生产、交换和价格。扼杀正常的市场机制的作法，并不能完全消灭市场。即使在“文革”政治环境最严酷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尾巴”就像春天的野草，割也割不尽。结果只是使市场和经济其严重扭曲，并给投机倒把创造了条件。同样，某些政府官员企图垄断公共信息场的结果，并不能将其消除，只是将其扭曲，给谣言和迷信创造了条件，严重伤害了国民和政府的公信度。这不仅直接造成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而且使国家在突发事件爆发时的应变能力受到严重伤害。

　　商业信息是可以在市场中给一个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信息。绝大部分商业信息的来源是公共信息场。如果经过一个企业投入分析制作，就可能形成有竞争价值的专有商业信息。由于信息本身的形态特点，专有的商业信息如果给竞争对手知道，就失去了竞争价值，因此它一般都属于商业机密。商业机密当然还包括那些投入科研开发后产生的专利，版权，专有的商业经验等等。国家法律对商业机密的时效限制，以及商业信息的使用过程，使企业专有的商业信息逐步融入公共信息场。这是一个国家的公共信息场不断得以丰富更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渠道。在信息经济时代的今天，也是一个国家不断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关键途径。但要使关系到中国今后经济发展命运的公共信息场得到健康的成长，国家必须要从正面去扶持、保护公共信息场的发展。

　　如何平衡个人隐私、公共信息场、商业利益以及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是每一个现代国家今天必须面对的挑战。特别是“9。11”之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都在重新进行检讨和调整。应当承认，中国在这方面的体制建设和公众讨论仍处在初级阶段。一方面是专利、版权、商业机密得不到有力有效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是政府仍然垄断着很大一部分公共信息场，使其市场化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

　　绝大部分商业信息应当交给市场去开发和交易。而政府应当全力促进公共信息场的丰富和发展。举例来说，一个城市的居民年龄组成，收入分布，卫生状况，流动走向，住房条件，企业组成，雇员分布，主要产品的生产，服务行业信息，等等，都是有利于经济整体发展的公共信息，应是政府统计部门及时向公众无偿提供的服务项目。而哪些特定的人群对一个公司的特定产品有特定的消费习惯，则可以是由信息服务公司经过市场调查获得，有偿销售的。政府的统计部门不应只服务于政府本身的决策过程，而且更应服务于推动发展本地公共信息场。政府部门不应以本属公共信息的统计资料盈利，更不应限制民间商业信息服务行业的成长。

　　信息业在中国和在发达国家一样已经成为经济整体增长的支柱产业。但在中国目前信息产业主要还只是信息工具的制造工业，而不是以信息内容本身作为主要的服务项目的信息服务业。在过去的30年里，世界上发达经济的实物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业的产值及雇员人数都已超过制造业，而且比重越来越大。在信息经济中，这也是一个必然趋势，是当前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转型，也是中国信息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的重大战略结构转变。而信息市场化（有别于信息工具的市场化）是新阶段发展信息经济所必需。只有在市场中的竞争淘汰才能不断提高信息的质与量。

　　在改革开放之前，国营商店的产品贫乏和服务质量低劣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的初期，曾经用责任制等等各种办法来试图改进，但效果不佳。真正解决零售业的产品和服务问题的，是市场的机制。市场的竞争淘汰迅速地提高了服务质量，极大的增加了产品的数量，改善了产品的质量，丰富了产品的品种。今天，中国的百货行销全世界，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质量愈来愈好。

　　相比之下，中国的信息经济还很不发达，其典型表现形式就是信息品种少，质量低，服务差。这不仅体现在商业信息上，也反映在政府信息上。有时政府官员披露的信息不准确，不一定是他有意隐瞒，而是他没有得到准确的报告。而没有得到准确报告的原因也并不一定总是因为他或他的下属无能或渎职，而是因为准确的信息还不存在于政府或公共信息场之中。从官员品质来说，谎报是更严重的问题。但解决起来并不难：只要处罚谎报官员，鼓励大家说实话就行了。但从国家整体来说，缺乏及时、准确、丰富的政府信息和公共信息则是一个更不易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基层上报的数字“带水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种种现象，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甚至对于以“保密”为借口来掩饰自己的糊涂这一现代经济中的自杀行为，也认为很自然，可以理解。然而，在经济日益信息化的今天，一个政府如果对本国本地的经济缺乏准确的定量把握，将使其有效地作出正确的决策和有力地贯彻政策的执行的能力大打折扣。其实，这并不是必然如此的，中国现阶段的经济能力和技术水平也早已领先于政府目前的“数字能力”。其关键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发达的信息市场，淘汰带水份的劣质信息。政府官员把信息垄断在手里，自我感觉也许很好，以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但实际上，政府经营信息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就像改革前的国营商店，手中的产品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不出去”，掌握的是不少，但质优的不多，品种、数量更缺。

　　在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今天，中国信息市场落后的局面不仅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整体的健康发展，妨碍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有效运转，而且在非典疫情通报中的少、慢、差、错的失误，还严重地损害了中国政府和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公信度。从战略的高度来看，中国信息市场落后的局面已经使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国家竞争力发展受到了很大的约束。

　　要改变这一落后的局面其实也不难。关键是各级政府官员对于信息要能像改革开放初期对物资那样敢于放弃垄断，开放市场。对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中国政府官员来说，这已经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了。

　　（三）更深层的反省：“太平盛世观” 的泛滥

　　有人说，非典就像是中国的“9。11”。从民众的心理反映上来说，这话很有道理。多年来提倡建立忧患意识，非典一来，发现离真正建立忧患意识还差得很远。

　　中国的经济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在危机频仍的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成就。同时也在相当一部分国人当中产生了骄躁的情绪，认为“中国只要再这样发展二十年，就和美国旗鼓相当了”。

　　骄躁情绪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是对国际环境的种种变动缺乏心理准备，往往第一反应就是不耐烦，抱怨别人“没事找事”，认为我们中国并不想侵犯别人，我们只想埋头发展中国自己的经济，“为什么你们总要跟我们过不去？！”

　　骄躁情绪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二，是急于在世界上出头。事事都想图个世界第一的名头。第一高坝，第一高楼，第一大桥，花样翻新，名头百出。至于经济效益，常常只从正面以笼统的“整体效应”论证，而生态与安全的考虑，更是大而化之。即使“9。11”事件的发生，也没能使人重新反思，一厢情愿地期望“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别人头上”。

　　凡此种种，都可以称之为一种“太平盛世观”。也许还很少有人用这个词，但这种心态是相当普遍存在的，而且不止存在于中国。这种世界观认为，科学技术和文明的进步发展到今天，终于已经使人类摆脱了自有生命以来就有的饥饿、疾病和侵食这自然之母协调生态平衡三大法宝的控制，已经懂得了如何和自然相安而处，和同类相安而处。

　　中国历史上王朝鼎盛时期，已有太平盛世之说。那时候，除了极少数通晓古今的文人，绝大多数人感觉不到跨越许多代才显现出来的生态退化和官僚机构膨胀的速度。

　　与今天“太平盛世观”类似的心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发达国家中也流行过。那时人们自以为科技的发展已经赋予人类控制、驾驭自然界的能力。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特别是战争的残酷血淋淋地展现出来以后，人们才意识到，最难控制、驾驭的是人类自身的野性。

　　小布什政府上台以后的强硬路线，特别是“9。11”以后展露出来的军事扩张的进攻战略，给“太平盛世观”罩上了乌云。但是，持“太平盛世观”的人，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对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乌托邦式的信仰。他们认为，主导布什政府国际战略的强硬派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历史的发展可能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其实，只要摆脱了对人类文明理性的自恋迷思，很容易就能看到这个世界并不太平。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摆脱了贫困的人口，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只是人类总数中的少数，集中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少数所谓“新发达国家、地区”。这些地区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二次大战结束后的近六十年来在世界的主要强国之间没有发生大战。这在五百多年的世界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大战在这段时间内被遏制，并不是因为人类在理性的启迪下终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而是因为人类发明并大量制造出了可以在一瞬间摧毁人类文明的核武器。比较幸运的是，在战后形成的两极世界中，美苏两个超强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性，及时地在“有保障的互相摧毁”的核威慑基础上达成了避免热战的默契。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十年内，尽管一个超强已经解体，这种默契仍然得以保存。然而，小布什政府上台后，退出了“有保障的互相摧毁”的第一支柱－反弹道导弹协定，最近并进一步酝酿退出作为核威慑和平第二支柱的禁止核试协定。布什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强硬派早已公开宣告，作为唯一超强的美国将摆脱核威慑的约束，从而使自己再次获得可以主动使用核武器的选择。问题是，核武器已经扩散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美国出于地域战略的短见，放弃对印度核试的制裁，无异于向世界宣告：任何有能力制造核武并愿意公开进行核爆的主权国家都可以自行加入核俱乐部。这一举动，等于宣告了禁止核扩散的国际协定－核威慑和平最后一个支柱－的破产。

　　在星际太空中航行的地球，就像在茫茫大海中漂泊的一艘孤零零的轮船。船上的人开始时是用拳脚相争。后来发明了刀剑，流血伤亡的速度大大加快。最后，终于发明了火药。船上的两伙强人制造并囤积了大量的火药。他们突然意识到，如果任何一方对对方使用火药，都有可能引爆火药库而使轮船沉没。一时间，除了两强代理人之间的小打小闹之外，连刀剑都入了库。这并不表明船上的人已经学会了和平相处，更不说明轮船已经达到了安全的彼岸。就在两强之一撑不住散伙之后，火药在许多团伙中开始扩散。也许其中一个小团伙的火药库不至于炸毁轮船，但谁也不知道其他火药库会不会相继被引爆，最终还是导致沉没。

　　“9。11”事件的发生，说明发达经济的繁荣舒适是多么地脆弱。即使还没有人去点燃一个火药库，也会有许多其他难以预料的方式造成大规模的恐慌、动乱和摧毁。美国对此的回答是刀剑齐出，四处搜寻。这一选择能否最终找到一个新的以世界公认美国作为国际警察与法官地位的暂时和平，还是会导致更多的混乱和动荡，现在谁也下不了结论。

　　在这近六十年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超强和平年代的最初8年里，中国还处在内战、外战（朝鲜战争）之中。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也少有几年的安稳时间。外部开始是西方的封锁，后来苏联也加入其中，中国被两强夹在当中。内部长期被恐外排外和骄躁冒进的情绪所控制，自己折腾自己。直到1970年代初中美和解，这种局面才开始被打破，从与两强同时为敌的形势，转变为从两强相争中获利的格局。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才终于摆脱了1919年以来的排外情绪，全心投入经济建设，搭上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晚班车。

　　“太平盛世观”思维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假定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国际环境还会基本保持下去，而没有看到，过去二十多年的国际环境：是特殊而不是常态。有了二十多年的繁荣，不能忘记百年的沧桑和千年的盛衰。从长远的世界历史维度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能长久繁荣、登上辉煌，关键不是看她是否在顺境中发展速度如何，而是看她在面对大危难、大灾变时是否能沉着应对，成为经历大难之后生存下来的强者。

　　必须看到，当前国际局势动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仅仅由于一两个国家的政府一时的心血来潮。地球孤轮早已超载，而且愈来愈拥挤。即使不被火药库爆炸沉没，她本身就在慢慢地下沉。美国人现在的生活方式所耗用的世界资源，连美国人自己都承认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可能为世界上所有人共享的。相比之下，西欧国家显得好一些，他们在环境保护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比美国的立场积极得多。但是，西欧人现有的生活方式同样是不可持续、无法共享的。他们对世界石油资源和许多其他资源有比美国更大的依赖性。而且，他们的经济竞争力难以超过美国，所以也不能期望欧美之间的和平的经济竞争能使美国的扩张政策有所收敛。在关键的国际争端问题上，欧洲最终还是要借助美国的武力来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

　　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所实现的是从地球之轮比较底层的舱位爬升到比较高层的舱位，而且爬升的速度比轮船下沉的速度快得多。当处在比较底层的时候，还顾不上或不大容易看到整艘轮船是否在下沉。对于一个小国弱国来说，即使看到了轮船在下沉，除了大声疾呼之外，也作不了什么。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开始腾飞的大国来说，形势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迄今为止所走的经济发展的路子，和其他发达国家及“新发达国家地区”走过的路子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主要石油进口国之一，而且对国外石油的需求量还在迅速上升。如果中国按现在这条路子走下去，达到美国今天的能源平均消耗水平，就是全世界的石油出口总量加起来也不够中国用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淡水、植被、土壤等等资源正在被迅速地耗损，因此农业自然资源的进一步开采也已接近衰竭的极限，今后中国不可避免地会走上农产品进口大国的道路。我们可以指责西方一些评论家的“中国威胁论”耸人听闻，因为他们认定中国在经济进一步发展受到资源约束的时候，也同样会走上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军事扩张的老路。我们谴责他们是无中生有，因为我们爱好和平，没有侵略的意图。但是其实我们自己也还没有找到一条即保持经济增长，又不与其他国家争夺资源的道路。过去我们一直把这些问题推托到将来再说，但现在这个“将来”已经在眼前了。

　　为了保障稳定石油进口的战略需要，中国的能源公司已开展对世界上许多产油区的投资，包括中东。像伊拉克战争这样的事一发生，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由于中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很高，因此如果主要海路出现堵塞，主要贸易国出现经济危机或保护主义浪潮，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所有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都不局限与本国国界之内，而是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和当地主权国家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中国也不例外，至少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条能向世界证明是可以例外的路子。

　　在这样一个日益拥挤的地球上，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认为自己可以用“于世无争”的态度就能换来“相安无事”，实在是太天真幼稚了。面对这样一个多处潜伏危机的不太平的世界，只顾搞经济是不够的。如果是“埋头搞经济”，只顾及应付眼前三个月到一两年，就是十分危险的了。

　　从官员和民众这次对非典冲击的反应来看，中国应对灾变的能力亟待提高。在监控预警，应急动员系统等方面的建设还差距很大。这类系统应当不仅仅是针对非典这样的突发事件，而且应当具有相当的可塑性和群众基础，才能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

　　更重要的是，不能只是应对，而是要有长远的战略前瞻，主动的策划，积极的准备，不懈的警戒。由于现代社会中经济和信息的高度国际相关性，只在突发事件出现后才去应对已经是远远不够了。

　　美国新建立的国土安全部把过去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许多职能部门综合在一起。这些部门的功能有一些是在“9。11”之后设立的，但很多是过去就有的。美国政府这两年国际战略的大调整，也是在十几年前冷战刚刚结束后就开始酝酿，在小布什上台以前早就成熟的。我们可以不同意小布什政府在美国战略界这些年发展起来的诸多国际战略调整方案中所作的现在的这个选择。但作为一个大国，美国在多年中建立起来的这套战略策划系统，使美国能具有战略前瞻的国家能力，对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期的世局变迁，能作出积极主动的谋划、准备和调整，却是值得中国认真借鉴的。

　　20世纪前一半的国际局势被两次世界大战所主导，后一半被“有保障的互相摧毁”核威慑笼罩之下的冷战所主导。21世纪会怎么样？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们已经经历了科技股市崩盘和美国公司信任危机所带来的全球性的经济衰退，“9。11”恐怖袭击，阿富汉之战，被称为是第一场“新世纪战争”的伊拉克之战，和被称为是“新世纪第一场流行病”的非典。过去五十多年世界没有大战，虽然小战不少，但在世界上握有最具军事摧毁力的十来个国家中，战争的恐怖和残酷已经渐渐地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淡漠、褪色了。现在的年轻一代也不像我们的祖辈那样珍惜和平的来之不易了。静极思动，乐极生悲。世界正在人类陶醉于自己的成就中失衡。非典是给中国敲的一记警钟。如果我们能从中悟出真谛，国运重新复兴昌盛之门才能敞开。

　　初稿2003年5月30日

　　完稿2003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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