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用政策和立法降温变态的英语热

　　任何一个有观察、思考习惯的人都不难发现，当今中国存在着一些极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强劲复苏，世界上汉语热方兴未艾，另一方面全民英语热却越来越热；
一方面是高薪刺激也难以解决的技工荒难题，* 另一方面全民英语热却越来越热；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读书，悠久的阅读传统正在迅速变凉，甚至可以说用汉语获取信息即阅读汉语书籍的传统正在迅速消失，另一方面全民英语却热越来越热（出版界一位朋友讲，全国所有出版社的销售额加在一起，不及日本一家顶级出版社，由此可见多少国人仍在认真阅读）。

　　据粗略的统计，中国学生学英语的时间小学为四分之一，中学为三分之一，大学为二分之一；
北大、清华之类的名牌大学只有一个专业，即英语。与此同时，真正能达到用英语有效交流并大量获取信息的人却少之又少。暂不论这种做法对民族文化和民笔自信会造成多大的冲击，我们可曾问过，这英语热造成了多么巨大的资源浪费？

　　英语热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英美等国的强势地位使英语势力越来越大，目前已然成为事实上的世界通用语，成为大量科技杂志和国际学术的共同语。除此之外，还有中国人自身的缘故。我们有大跃进的传统，做什么事都是一窝蜂地上，有如此德性，怎能不出现全民英语热？试问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其公民从一出生就得学英语考英语，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考到老，根本不问其英语使用能力如何？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其英语考试和英语培训学校如此铺天盖地、无孔不入？

　　在大城市，某些家庭孩子一出生，便只给他讲英语。这叫“从婴儿抓起”。上幼儿园后当然得学。由于国家没有规定幼儿园必须教英语，家长因此得交一大笔“英语费”。到了小学，你还得学。从初中到大学，英语更是教育部规定之必修科目。英语不好，你几乎一辈子就了。英语不好，中考时你就会丢掉三分之一的分数，会考不上好高中；
考不上好高中，你就考不上好大学或根本考不上大学。你基牺牲自己其他方面的才华，硬逼自己在英、数、语各方面都考好分数，上了一个大学，也仍然逃不掉英语的压迫，因为四六八级考试会三座大山似地压在你头上。许多大学甚至不惜违犯高教法，规定四级不过不给发毕业证（幸好上这种犯法行为已被禁止）。即使过了四六级，也并不等于你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可以不学英语不考英语了。大学毕业后，你发现找工作仍然不掉英语；
英语不好，你会被拒在公司门外。你如果要读硕士，就更逃不掉英语。读了硕士你若想再读博士，英语还像梦魇一样缠住你不放，哪怕你专业是古汉语、中医理论，也难逃它对你的骚扰，你仍然得学英语考英语。等你拿到了博士学位，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你发现英语仍然在无情地施虐于你。无论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哪怕是古汉语或中医理论，你仍然得学英语考英语。因为三四十岁时你得评副教授，四五十岁时得评教授，而按有关部门的变态规定，评职称英语仍然是必考。

　　我们还知道，我国大城市处处见得到英语路牌和标记，从方便“国际友人”考虑倒也罢了，但在大学内部教学管理上也假洋鬼子，在有关表格上用英语，便匪夷所思了。最近发现一些全校性课程表所用的语言竟是然中英双语。是为了方便外教？但外教有本人的课表，不必知道全校情况，正如任何中国老师只需要知道跟自己有关的课表，而不必知道全校情况那样。这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要让外国人来对我们的大学进行教学评估不成？

　　同样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个做法是：所有大学学报发表的所有文章都必须有英语摘要，无论这“摘要”多么糟糕，读了会让人起多大的鸡皮疙瘩，也无论翻译这摘要浪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但最让人倒胃口的做法，莫过于一些大学的领导不仅要老师们用英语上课，而且要行政人员开会（甚至可能包括党内会议）也讲英语，毫不害骚的假装全体教师、学生和行政人员的英语水平跟英美人一样好；
一些有名医院的领导竟要医生用英语查房，毫不害骚地假装黄皮肤的中国医生和可能根本没有学过英语的中国病人的英语跟英美人一样好。

　　然而我们发现，孩子一生下来就只给他讲英语的做法并不凑效，几年下来孩子除了能发几个单词的音，根本不能用英语进行最简单的交流。这是因为孩子在娘胎里时所听到的都是汉语，出生后所听到的大部分语言还是汉语，与玩伴玩耍时更听的是汉语，讲的是汉语。我们也发现，幼儿园里交了几千块英语费在几年时间里所学得的那几个单词，孩子到了十二三岁时只一两天功夫便掌握了。这是因为十二三岁以前，孩子大脑的主要任务接受各种各样的概念本身，而非在于学一门异质的语言，再用这种语言来接受那些重要的概念；
也是因为人类的接受能力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表现，不到某个年龄，就做不好某种事情。我们发现，发表汉语文章硬憋出一个英语摘要的做法纯粹是做无用功；
能够注意到某篇汉语文章的外国人必定汉语很好，根本不用读英语摘要；
不懂汉语的外国人却根本不可能注意某个汉语刊物的某篇文章，也就不大可能读到英文摘要了。我们发现，硬逼学古汉语和中医理论的人一而再再百三地考英语，是一种变态的折磨，是对民族文化的极大犯罪。我们发现，医院查房时装模作样地讲英语，不仅会让医生本人脸红，更会因交流不畅而把病人置于危险的境地。

　　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假如国人把学英语、考英语的大量精力、时间和财力用在提高自己的文史哲修养和数理化能力上，中华民族的总体人文素质和科技水平不知会提高多少？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每个个人的才能都不一样，一些人长于数理化，一些人长于文史哲，一些人长于音体美，一些人长于实用技能，一些人长于外语，而强迫每个人学英语，学不好就不让上大学或不让上好大学，根本没有道理可言？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英语活到老考到老的做法是一种体制性的民族自戕，在这种民族自戕中，大量有学术素质、思维能力的人只因英语不好便被拒斥在大学或公司门外，或技术职称得不到晋升，不仅个人前途被耽误，国家也因之失去了大量优秀人材，我国的科学研究也因之丧失了大量智力资源，我国学术产出的质量和数量因之大打折扣？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除中国外，世界上有没有另外一个国家如此大规模地使用行政手段强压全民学英语，将巨量的社会和经济资源用于自我殖民和民族文化的自残中，而这种自我殖民和自残不正是西方国家求之不得的东西？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我们变态的全民英语热正在加强英美霸权，正在使英美霸权永久化？

　　在全球化时代，要回到1978年以前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但我们至少可以在政策导向上做得更明智、更理性一些。我们什么不可以像文化上跟我们相似的日本韩国那样，让少量有语言才能的人把英语学精，将国外有价值的信息即时、迅速、准确地译为本国语，以保持与国际先进平同步甚至领先，但并不浪费人力财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学习日本和韩国，废除晋升技术职称必须考英语这一天大的恶习？为了给自残自戕的全民英语热降温，为了有效保护外语虽然不好但其他能力的人材，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降低中考高考英语科目的权重（窃以为至少降低百分之五十，才能收到降温全民英语热的导向效果）？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废除全世界独一无的四、六、八级英语全国统考？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立法严禁非涉外企业以英语好坏或英语考试成绩高低作为录用标准（事实上，英语专业学生中许多人毕业后也未必能在工作中使用英语）？为了鼓励外国人学汉语，为什么不可以在公共场合少使用英语标记，或只使用汉语拼音？为什么不可以用国家政策的形式禁止学术论文必搞一篇蹩脚英文摘要之愚蠢的做法？在香港回归，香港大中小学教学语言面临重归汉语的情况下（香港高校学生的英语从来没有好过，汉语就更不用说了，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为什么不能以国家政令严禁大学用英语教授非英语课程，并对盲目提倡这种做法的校长们严加惩处？

　　历史上，自西元前3世纪初至西元纪元初，印欧语系的希腊语在曾是地中海东部及西亚的通用语。大约同一时期，闪米特语系的阿拉米语也是该地区的通用语，与希腊语并立。西元纪年前后，罗马帝国兴起，希腊语和阿拉主语被罗马人所讲的拉丁语取代。从整个中世纪直至18世纪，拉丁语一直是欧洲的宗教、学术及外交语言。西元7世纪上叶伊斯兰教兴起之后，阿拉伯语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通用语，及至目前仍然如此。历史上汉语（或汉语书面语）是东亚、东南亚的通用语，从西元纪年初直至19世纪末一直如此。比之拉丁语、阿拉伯语和汉语，英语简直就是一个暴发户，尽管它是第一种世界性而非区域性的通用语。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低迷，随着中国重归其历史上本有的位置，汉语也在重新崛起。在此不妨预言，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崛起的汉语将不仅是东亚、东南亚的通用语，也极可能成为世界通用语。因为汉语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有十四亿，也因为中国经济、科技和文化影响力正在迅速增长，还因为中国人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移民全球。尽管短期内汉语不可能取代英语，但长远看汉语与英语并立，共同充当世界通用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了给自残自戕的英语热降温，我们为何不大力宣传汉语的辉煌历史和未来，加强国人对伟大母语的自豪感？

　　* 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谢克昌2006年1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英语教育的效果与其投入不相称，英语教育的显赫地位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分布严重失衡。中国经济出现“技工荒”，但英语培训学校却比职业技术学校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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