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忆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

　　梅贻琦先生一生是个忠心耿耿的清华人。1909年考取清华第一批留美生。回国后，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1926年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1931到1948年任清华大学的校长，1950年起在美国管理清华基金，后来又负责筹建台湾省的新竹清华大学，直至逝世。我1936年考进清华，1940年毕业。在此期间，我虽然没有和梅先生直接接触并打交道，但多年以来，他那温文尔雅的身影，深沉、严肃而又慈祥的风度，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1947年以来，我在大学生活和工作了40余年，所见、所闻、所读、所感、所思，使我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梅先生是一个很理想的、非常难得的大学校长，很值得当大学校长的人们学习。

　　本文的目的，不是全面评价梅校长，只想从一个侧面看看他领导清华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梅先生的一个显著而广为人知的特点是：自幼沉默寡言。据其夫人韩咏华女士说，当他们订婚的消息被她的同学陶履辛听到后，急忙跑来对她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她答道：“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婚后有一次，梅先生夫妇、友人卫菊峰夫妇及梅先生幼弟贻宝同车外出。一路上贻宝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卫夫人说：“贻宝啊，怎么校长不说话，你那么多话，你和校长匀匀不好吗?”梅先生慢腾腾地说：“总得有说的听的，都说谁听呢?”梅先生的这种特点，是和他的人品、他在清华大学建立的领导体制、以及他领导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取得的突出成就，有内在的、深层次的联系的。

　　沉默寡言所体现的人品

　　梅先生的沉默寡言，也许和他的性格和生活习惯有关，但更是他的修养和人品使然。根据他的亲朋学生等的记录和回忆，他说话很少有以下一些原因。首先，他认为世间事物都是很复杂的，而人们的知识有限，要全面而正确地认识它们并非易事，轻率发言容易出错。所以，梅先生和那些几乎天天对什么问题都发表讲话的领导人不同；
他即使在不得不发言时，也很少下断然的结论。有位校友对此写了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记述梅先生说话少而慢的例子很多，我这里举出叶公超教授的一段回忆。当年清华领导层得到消息，华北军政头目宋哲元准备派兵到清华园逮捕从事救亡活动的爱国学生领袖，形势十分紧急，叶和陈岱孙、冯友兰、张奚若、叶企孙等教授到梅家商量对策。大家说了许多话后，等梅先生发言达两三分钟之久，他却一言不发。经冯先生催促，他仍不开口。叶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便问道：“校长，你还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梅先生过了几秒钟才答道：“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接着大家提了一些问题，梅先生一一作答，并对校内安排作出最后决定。叶先生评论道：梅先生说话慢，“往往是因为要得到一个结论后他才说话。这种习惯是怎么来的，我没考据过，梅太太可能比较清楚。因为说话慢，所以他总是说话最少；
因为说话少，所以他的错误也极少。”有一次叶先生听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其次，梅先生坚持“时然后言，言必有中”、有物甚至有趣。北京大学郑天挺教授说：“先生不喜多说话，但偶一发言，总是简单扼要，条理分明，而且有凤趣。”清华校友张静愚说：梅校长寡言慎行，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不轻易发言，甚至与友好知己相处，亦是如此；
但当某种场合，势非有他发言不可，则又能款款而谈，畅达已意，言中有物，风趣横溢。先生亲密助手蔡麟笔说：先生恂恂严谨，与人交，言常讷讷，更不说客套敷衍话；
然每出一言，字字真恳；
而且不言则已，每言则简明中肯，并富幽默感。第三，梅先生习惯于少说多做，以身作则，说了就一定做到。

　　清华吴泽霖教授说，从1915年先生到清华学校任教起，他就十分热心但毫不声张地做一些对自己来说吃力不讨好、对教育事业非常有益的工作。他每晚7至9时辅导中学部学生自习，他给学生开设以前沿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各种讲座，他主持关于教育事业的辩论会，他在1915至1926年间担任过25种校内外社会公益工作职务。据陈岱孙、叶公超、赵赓扬等校友回忆，创建台湾省新竹清华大学的过程，更显出先生的这种优良品质。上世纪50年代先生在美国掌管清华基金时，叶公超曾要求他把该基金用于台湾省。他说，他不愿把清华基金在台湾去盖大房子，做表面工作；
要等他想出更好用法才到台湾去。后来他想出了在台湾长期发展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陈岱孙先生是这样叙述此计划的。“1954年他开始计划同台湾科技学术机构合作，从事原子科学研究工作。从1955年起，相继筹建了原子科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在这几个研究所的基础上终于发展成近代大学的规模。”不过先生在世时，一直拒绝“大学”称号，只是在他逝世后才改称大学。这就是现在的新竹清华大学。蔡麟笔在描述先生创建这所大学时的情况说：梅先生办学，从不创立口号，更不写空洞的计划，只是不声不响地做，脚踏实地地做；
拿原子能研究所来说吧，由开始筹备到原子炉安装完成，选址、建房、订购、运输、筹款、招生、聘教师等，真不知梅先生花了多少心血，默默地在那里埋头苦干，从不抱怨，也从不向外宣传。赵赓扬说：1955年先生创办台湾的清华大学时，不独决策工作，甚至学校所有器，都经他亲自拣选，或绘图定作，连图书馆、教务处的图章和钢印，都是他亲手设计绘图的，招考新生的弥封编号也是他编制的。当然这些情况局外人一无所知。先生不仅少说多做，甚至只做不说；
而且一经说出，就要做到。

　　他1931年12月3日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就职演说，不像某些人那样乱吹什么要创建世界第一流大学，只简明扼要地列出5条目的和办法。但据研究清华校史的黄延复等校友的研究，先生对此次演说的基本思想“终生奉行不渝，而且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加以充实、完善。使他和他的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在短短的五六年间，在清华创造了一度‘黄金时代’。”以身作则是少说多做或不说只做的一种体现。不仅清华人，凡是了解梅先生的人都承认：先生的一生是以身作则的典范；
他不独自己以身作则，还要求清华所有师生在学校、在社会上都以身作则。第四，先生廉洁奉公，自奉极俭，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1931年任校长后，“如何办好清华”就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内容，“连吃饭时也想着学校的问题”，为保持学校的宁静和安全，有时亲自巡逻校园直至深夜，他取消了校长原有的一些特权，不再让学校为他家中工人付工资和电话费，并拒绝领取校长住宅包括手纸在内的一切日用物品的免费供应。他不讲排场，学校办事，机构比当时教育部规定的还要精简。校、院、系各级领导人都不设副职，图书馆长由社会学系潘光旦主任兼任。各系都不设专职办事人员。教师与学生人数大体为1：6，非教学人员与教学人员及学生数大体为1：7。

　　抗日战争期间，他兼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会主席；
除清华校务外，又在物质条件极差、情况极其复杂的处境下担负起建设西南联大的艰巨任务。宵衣旰食，任劳任怨。而且一到昆明，就将校长专用汽车交给学校公用，外出办事，近则步行，远则搭便车，无便车可搭亦无怨言；
遇警报时，就和师生一起跑到学校后面小山上，躲在乱坟之间。1941年7月，先生和两位同事因公从重庆返回昆明，定了飞机票，后因有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为给学校节省200余元，就把飞机票退了。作为两个著名大学校长，他家生活十分清苦，“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为贴补家用，他的夫人和一些教授夫人一道，制作帽子、围巾、糕点，自己拿到市上去销售。先生儿子祖彦学习必不可少的眼镜跌坏了，长期无钱重购。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发给西南联大学生的补助金，梅先生却不让4个在该校读书的子女申请；
西南联大的福利，3个常委也不享受。1951年，先生在美组织清华纽约办事处，只用一位半时助理，在华美协进会辟一间办公室，自己支薪每月300美元，生活捉襟见肘。1955年回台湾创建新竹清华大学初期，他始终不肯为办事处和他的书房买沙发，只用藤椅，把钱节省下来购买图书、设备和聘请教授，；
几乎每夜办公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睡觉。不过，梅先生虽然自奉极俭，却绝不吝啬；
他乐善好施超乎常人，经常支付各种名目捐助，从办义务教育到赈灾济难，从救济困难职工学生到营救被捕同学，每次都“身先士卒”。在昆明期间，清华大学利用工学院暂时闲置设备建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以盈余补助清华同人生活。此事本与外校无关，梅先生却念及联大、北大、南开同人同处困境，年终赠给他们每人相当于一月工资的补贴。

　　西南联大3校中，论经费和设备，清华比其他两校优裕。从世俗眼光看来，清华吃了亏，但在梅先生领导下，却能使3校同人几乎都无此感觉。这是当时西北联大、东南联大不久即解体，而西南联大团结合作并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由于先生对清华校务和中国民族教育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1940年9月，在昆明的清华师生为他服务清华25周年举行了一次公祝会。他致答词时说：“清华这几十年的进展，不是而亦不能是某个人的缘故。……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是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的，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梅校长就是这样一个“无我”的人。第五，先生办学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不强求近功。他沉默寡言，和他把时间与精力都用在学习新知识、思考问题以及发展清华的事业上有关。先生秘书赵康扬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先生不(大)写文章，少讲演，但平时看书的范围很广，除最新物理、工程等书报都经常研读以外，本来四书烂熟，五经时常引用，史地、社会科学的基础一点儿也不忽略。最忙的时候，床头仍有英文《读者文摘》与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他学识丰富，见解卓越，与许多科的专门学人都能谈得拢。”1931年就任清华校长时，国难当头，学潮澎湃，每遇难解问题，常“深居简出，有时一天有时两三天，苦思焦虑，忍辱负重地设法解决。”因为他一心一意想把清华办好，而又好学多思，知识广泛而新颖，所以他才能想到而且筹划出一个现代大学的正确发展方向。这是那些把主要心思花在评先进、评职称、住好房子、长工资的大学校长们绝对做不到的。他深谋远虑的事例很多。初长清华时，他就提出大学必须有大师，后来清华的大师辈出；
“七七”事变以前，他将清华珍贵图书仪器南运，预先在长沙兴建校舍，并在南昌建立航空研究所，在长沙建立金属研究所和无线电研究所；
抗战期间，他知难而进，在昆明维持5个特种研究所，恢复清华研究院，继续实行教师休假进修制度，招考清华留美公费生，为抗战胜利后的建设事业储备人才；
复员前，他早就为战后清华的扩充和发展制定了周密而可行的计划；
台湾省新竹清华大学的建立，也是他在美国管理清华基金时事先筹划好的。

　　强调大学必须有大师

　　清华校友傅任敢谓梅校长“办教育的出发点是爱”。他爱国家、爱学校、爱教师、爱学生。我这里略微谈谈梅校长爱国家事例，重点谈他爱教师爱大师的问题。1931年梅校长就职演说谈了5个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他劝清华师生“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曾任清华工学院院长的施嘉炀说：梅校长在创办各学科研究所时，特别积极筹办与国防有关的研究所；
在昆明期间，虽然经济极度困难，梅校长仍积极设法继续派遣留美公费生，1942年招考的13个专业中，就有10个是国防及工程建设迫切需要的；
1938年春，为配合国家训练机械化部队，在梅先生倡导下，清华机械系2、3、4年级学生大多数都参加交辎学校受训；
1939年2月，又在电机系附设电讯专修科，培养抗战所需电讯人才；
1943年除为盟军培训翻译人员外，还让自己子女和西南联大学生一道参加青年远征军。至于爱教师爱大师，则是广为人知的梅校长办大学的重要思想。当然，梅校长爱教师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和他爱国家、爱学校、爱学生紧密相关的。1926年他任清华教务长时，原清华学校(1925年增设大学部)所聘教师有一些不适于在大学任教，他便逐渐辞退。

　　他所爱的是称职的教师，特别强调的是大学必须有大师。他在1931年的就职演说中即提出：“所谓大学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又一再强调：“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急”；
“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
“吾人应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因此，虽然此前清华师资队伍已有一定规模，但在他任校长后又多方礼聘，一时之间，使有识之士闻风景从。仅从1932至1937年，应聘进清华的国内外名师就近70人，其中有闻一多、雷海宗、萧公权、庄前鼎、顾毓绣、刘仙洲、赵凤阶、沈履、赵访熊、倪俊、李仪祉、夏翔、冯景兰、张荫麟、陈之迈、李达、李辑祥、彭光钦、戴芳澜、吴晗、吴达元、潘光旦、沈有鼎、唐兰、任之恭、洪绂、张捷迁、段祖澜、霍秉权、赵以炳、杨业治，李景汉、王信忠、贺麟、洪绅、邵循正、段学复、张岱年、齐思和、陈省身、陈梦家、孟昭英以及美国的维纳(NorbertWiener)和华敦德(FrankWattendorf)、法国的哈达玛()acquesHardamart)、日本的原田淑人等。

　　梅校长不独重视大师，而且能吸引大师，这是和他的胸襟、气量有关的。当他作为物理学教授时，本已显示出大师风釆，但任校长后，他就忘记这些，只是千方百计地、不拘一格地为清华寻求和培养大师。没有进过大学的华罗庚，入学考试时英语成绩极差的吴晗，数学成绩极差的钱钟书，都是在他任校长时引进清华的。他绝无现在某些大学校长的“官本位”思想，他不摆校长架子，不谋求校长特权；
他不怕别人超过自己，从来不与大师们争荣誉，认为校长的职责是为大师服务的，是为清华出大师创造条件的；
他视大师们的成就和光荣为已有，只要清华出大师、出学术成果、出优秀学生，他宁可克勤克俭，屈已尊师，默默无闻。如李长之校友所说：“我几乎不大想到有位校长。”

　　民主治校

　　论述、怀念和赞颂清华民主治校的文章很多。我以为，对这个问题讲得最全面、准确而真实的，是陈岱孙教授的《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校务领导体制和前校长梅贻琦》一文。我这里主要根据此文谈一谈梅校长的民主治校。民主治校，原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清华师生争取学术民主自由、抗拒政治控制的产物，是梅先生任校长前就有基础的。但他任校长后发展和巩固了这种体制，这就和他的人品和办学思想有关系。他不以权谋私，所以完全不担心削弱校长的权力，“作风民主，学校大事率多征询教师意见，这也和他的谦虚平和的性格有关”；
他“相信广大教师是有办好清华的共同事业心的”；
他希望“保留清华这一块净土”，认为“一个以教育学术民主自由为号召的校内管理体制，在抵抗和缓和外部政治派系势力的侵入和控制上也许能起到作用。”

　　这个体制的组织基础是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教授会由全体正副教授组成，其权限为：审议教学及研究事业改进和学风改进方案；
学生成绩的审核及学位的授予；
建议于评议会的事项及由校长或评议会交议的事项；
互选评议员。教授会不常开会，但对校内发生大事主动过问。教授会由校长(无校长时由执行校长职务的校务会议)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可自行建议集会。评议会是这个体制的核心，实际上是教授会的常务机构。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互选的评议员(比当然成员多1人)组成，而各学院院长则由教授会从教授中推荐，教务长习惯上也从教授中聘任。评议会是学校最高决策、立法和审议机构，其职权为：议决学校的重要章制、基建及其他重要设备；
审议预决算；
议决学院学系的设立或废止，选派留学生计划和经费分配；
议决校长和教授会交议的事项。在法定地位上，评议会是校长的咨询机构，但因校长是评议会主席，其他校务会议成员都是评议会当然成员，评议会的决议对学校各级行政领导具有一定约束力。校务会议由校长主持，并由教务长、秘书长和各学院院长参加，是行政的审议机构，主要职能为：议决一切通常校务行政事宜；
协调各学院，学系间的问题等。梅校长在主持上述3会时，总是尽听取大家的发言和争论，自己则一言不发，最后秉公作结，一般都得到大家的尊重。

　　这种民主治校体制，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起，被人们称为“教授治校”。其实清华自己并未明确提出此口号。不过，它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体制，因为办大学主要是研究学术和培养人才，如邓小平所说，这类事情是应该尊重专业人员意见的。直到1948年止，清华一直实行这种体制，西南联大也基本实行这种体制。它有利于防止校领导的独断专行、暗箱操作和决策错误，有助于端正学风、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防止各种不正之风。清华和西南联大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这种民主治校的体制是值得维护和推广的。

　　坚持学术自由

　　梅先生办学，一贯主张学术自由，对不同思想兼容并蓄。1941年4月，他在《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发表《大学一解》一文，引宋人胡瑗之言日：“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又谓办大学宗旨之一“在新民”，即“化民成俗，近悦远怀”，而“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则学术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新民之大业也，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与从事于此种教育之人，其所以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职是之故，其参‘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不合时宜之言；
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不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力行的。清华所聘教授，有服膺儒学的，有自由主义者，也有马克思主义者。我在清华读书时，教师之间、学生和教师之间平等讨论问题的现象，大家已习以为常；
各种讲座、讲演、讨论会经常不断；
各种各样的书都可以看。所以学生的学术视野比较宽广，思想很活跃。

　　梅先生不相信共产主义，但他从不以自己的意志和意见强加于人。1933年冯友兰先生从苏联观光归来，大讲苏维埃政权的优越性，谓“苏俄实为进步之国家，所谓唯物史观，吾等决不应轻视，因有绝对真理存于其中。”1936年2月29日，数千名反动军警入校捕人，许多上了黑名单的革命学生，在梅校长和教授们的掩护下，无一人被捕。同年9月我进清华后，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十分活跃，梅校长从不干涉，而且予以必要的保护。梅先生不独不以自己意见强加于人，而且反对国民党政府干涉学校的学术思想自由。西南联大期间，蒋介石政权颁布一系列规章制度，要求“教育界要齐一趋向，集中目标”，并在联大建立国民党直属联大支部、三青团直属分团部和训导处。还规定院长以上行政负责人必须加入国民党，企图“以党治校。”梅先生作为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虽然被迫参加国民党，并被擢升为中央委员，但如黄延复校友等所说：“在教育方针、课程安排、民主管理、学术自由等方面，他则坚决和师生站在一边进行必要的斗争和抵制。……对于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师生的种种要求，他基本上没有采纳。1944年，重庆当局曾暗示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教授，梅贻琦根本不予理睬。一些‘部订’教学上的规章制度，也由于广大师生的抵制和反对，有些流于形式，有些‘变通执行’。总之，与其他学校相比，联大始终保持为一所民主自由空气较浓的学府()特别是后期，联大发展成为‘民主堡垒’， 同样也与梅眙琦的开明思想有关。”抗战胜利复员后，1948年8月18、19两日，国民党的特刑庭连续给清华发送两份拘提名单，梅贻琦校长使用巧计通知名单上的全体学生悄悄离开了学校。

　　梅先生不仅坚持学术自由，他还反对教学上的灌输式，主张启发式。他说：“自我智能之认识，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学子亦不易为之，故必有执教之人为之启发、为之指引，而执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尽，过此即须学子自为探索，非执教者所得而助长也。”他主张发挥学生潜能，开发学生智力，反对教师包办代替；
他要求学生有独到见解，能砥柱中流，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浪。这是完全不同于现时高校那种“上课记笔记，下课抄笔记，考试背笔记”、要求学生按教鞭思考的教学方法的。对大学本科的培养目标，他要求通才与专才并重，但以通才为主。他主张大学生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有所准备；
“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他担心专才知识片面，往往一叶障目，盲人摸象，思想局限而僵化，对事物不能全面而辩证地理解，触类旁通，难以充分开发出自己智力。

　　梅校长这种坚持学术自由的主张，人们认为对清华和西南联大出学术、出人才，无疑是具有显著作用的。

　　综观梅校长的一生，一方面，他寡言慎行，谦和恬淡，无固无我，默默奉献。他领导清华和西南联大好像“无为而治”，但“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通过与他寡言慎行性格有紧密内在联系的一些办学原则和措施如尊重大师、民主治校、坚持学术自由等等，他领导清华和西南联大取得的杰出学术成果，培养的优秀人才，建立的严谨学风，对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如清华校友刘兆吉听说，在他逝世二十多年以后，“无论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清华人落脚，就必然有集会来悼念他、颂扬他，他是永远活在清华人的心中的。”我以为，当前如果想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梅校长的办学思想、方针、原则和措施，仍然是大学校长们学习的极其重要的榜样。

　　2002年6月12日于武昌放鹰台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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