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鸠占鹊巢”的一个插曲

　　在写“鸠占鹊巢”那篇小文一年之后，我又来到了骥村。秋日阳光下的梁梁峁峁散发着收获的气息。天空蓝个莹莹嗟，苹果红个通通嗟，谷穗沉甸甸的，野花黄灿灿的，暖暖的山野空气让人沉醉。

　　去年所见的大兴土木（见前文“关于历史构建的思考”）已经完工，新修建的毛主席转战陕北纪念馆取代了马氏的宗祠和学堂；
先进的电脑控制的声光电沙盘、投影仪和可升降屏幕、诸多示意图和照片让原先的宗祠和讲堂变为展室，讲述着革命的峥嵘岁月。

　　与我们相熟的老馆长已经退了，新来的工作人员都是县上安排和支付工资的，我一个也不认识。在房东的引领下我们得以免费（门票20元）参观了新落成的整个纪念馆。参观中的一件事让我不禁莞尔却又若有所思。

　　毛泽东“旧居”北侧的院落是“中央十二月会议”的旧址，走进院子，映入眼簾的是重新布置过的会议室和当时中共各位领导居住过的窑洞，每个窑洞门上都专门标出×××旧居字样。在彭德怀旧居和汪东兴旧居门口我们停住了脚步，我向同行的工作人员询问：“这里原来不是六旦住的窑洞吗”？答曰：“现在也是六旦住着哩。公家出十五万买他的窑他不肯卖，要价三十万呢”。六旦没在家，门锁着，从窗户向里望望，脏乱依旧；
但为了红色旅游的需要，窑洞外面已粉剧一新，门上和其他“旧居”一样挂着簇新的白布门帘，院子地面也光洁干净。

　　六旦何许人？居然“占据”着革命遗址的地方？此事说来话长：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不适应的老人”（载《读书》1998第6期），讲述了村里一位名叫世琦的老人的故事。那是一位生计艰难、愁苦而沮丧的老人，八十多岁的人了，要自己做饭吃，还要照看一个五十多岁却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儿子，另一个已经成家立业的儿子也不怎么管他。这样一种生活景况与老人依照其自身条件应享有的晚年似乎相当不符：世琦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地主世家，属当地主要姓氏宗族的“五老门”（宗族的五个分支）中的第二门；
年少时衣食无缺，生计富裕。他本人中学毕业，还在当时的行署所在地上过二年半师范学校。解放前、后都长期任国家正式教师。其家庭因在老根据地土改时积极献地之举而被授予“开明绅士”之称。他本人曾经在中共农村工作调查团进村调查时作为协助者帮助了解和评估土地的占有分布状况，介绍地主集团内部的情况。后来他还被聘请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帮助政府了解地主财产转移和被当地村民私拿等情况。这样一位有着光荣的历史和乡村社区中少有的文化教养的相当特殊的人物，其眼前的生活状况却是如此不如人意，这种反差使我们在第一次接触时便以一种探寻其中社会文化内涵的兴趣关注他那不平凡的生活经历。1962年是世琦人生境遇的一大变故。由于当时国家的紧缩经济政策，许多已经进入城镇和正式单位的农村籍员工又按政策规定被精简下放、回乡务农。从教师岗位退职、回乡是世琦生活道路上的重要转折，从此他生命旅途中的下坡路就开始了。回家后的三十多年中他都不能重新适应和再度融入乡土社会的文化环境，无法重拾“地方性知识”。他回家后从未真正参与当地的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他甚至不能用任何一种可能的谋生手段来养活自己；
而在他的话语和性格中又相当多地保持了体制的特征，以致和同一社区中的村民们不能相互认同，举止言谈经常格格不入。例如他把儿子的“没论下婆姨”（方言：没娶上媳妇）表达为“恋爱工作失败”。他像是一个身在此地而心灵和思想都在另一世界中的人，从而出现我所概括的对自身所生长的文化土壤的“水土不服”。这位“不适应的老人”在对人生全面失败的感受中走到生命的尽头。

　　世琦的故事到了他的下一代六旦这里有了意义不同的延续。

　　六旦乃世琦长子，十年前已年过五旬，至今仍是孤身一人过活。早年因“恋爱工作失败”，头脑有了毛病，不能劳动，其父去世后一直靠兄弟接济生活。村里人都认为：说他“憨着了”（智障），其实他可“精明”了，“一漫不憨”，就是怕动弹，不劳动。他的懒得动弹一望而知，居所内黑黢黢、乱糟糟的，衣服“一漫恶水的”（指肮脏）。今年见到的六旦，似乎比较干净了一些，一问方知因为他喜欢打麻将，而别人嫌他身上太脏不跟他耍，所以只好稍微拾掇一下。六旦的父亲即我们访谈过的世琦老人前几年去世，留给六旦的两眼窑洞名正言顺地是六旦的房产。

　　引人关注的是其他划为革命遗址的窑洞、院落都已尽数归公，唯有这六旦的窑洞买不下、迁不动。而他提出的三十万要价显然不合常理。原因何在？因为他不是正常健全的人？因为他的精神问题没法跟他讲道理？还是因为他原本一无所有没什么能拿住他的？个中缘由无从猜测，只留下那一种独特景观——六旦住在彭德怀故居里，住在“十二月会议”革命遗址的院子中。

　　联想到京城里如火如荼的拆迁大战，联想到遗址的占领和历史的构建，六旦的故事是不是能勾起我们一些有关支配与反抗的思考呢？六旦是读过书的人，其父是62年精简下放的国家正式教师；
他本人文革前已经中学毕业而且据说成绩优异。当年六旦算是回乡知识青年，因为谈恋爱遭遇挫折而被认为脑子出了问题。尽管村民都认为他“精明着了”，甚至“头脑可利了”，但毕竟他戴着“憨着了”的帽子生活了几十年，而且一直未娶。权力的进入唯在六旦这里绕了个弯儿，成为作为主旋律的进行曲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不知这应当归于弱者的反抗还是应当看作智者的谋略呢，亦或六旦就是说服、教育甚至金钱、暴力都无能为力的一个对象？

　　200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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