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香港微观

　　……我想说香港的好人好事。龙（应台）老师从她的角度，看到许多“坏事”，我却相反。其实我们的出发点完全一样，只是参照物不同……

　　—— 钱钢给《财经》编辑的信

　　山中遇险记

　　我们说“爬山”，香港朋友不明白。他们说“行山”，有时直接说英文“Hiking”。这也会令我们茫然。“行山”听起来，像在坦途行走，可有时分明山高坡陡，弄不好会“行”出危险。

　　香港多山，还有深山野趣，出乎许多内地朋友的想像。匆匆一游，记住的是旺角铜锣湾的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政务、商务任重道远者也难有心情，如我们这般呼朋引类去赏瀑。

　　没错，香港有瀑布。中文大学熊景明老师，邀好友去大埔梧桐寨。临行前天色骤暗，飘落雨点，我们义无返顾带上雨具出发。一路是曲曲弯弯的石阶小径，最终抵达一处深潭。仰望，果然有飞流直下！虽然未及三千，却也可称百尺飞瀑。

　　可以认定，后来发生的危险，完全和我们在瀑布下的雀跃忘形有关。我是撑着伞唱着歌下山的，远远离开了大队。雨越来越密。走到半路，身后有人喊：“熊老师摔伤了！”

　　我慌忙折返，在一个拐弯处看见了脸色煞白的熊景明。她是在湿漉漉的石阶上重重地滑了一跤。此时半个身子已经不能动弹。

　　我们试图报警，但是手机没有信号。正焦急万分，山下上来一对年轻男女。看穿戴，显然也是行山人士。那位女士赶紧上前，帮我用衬衣草草做了个替代的绷带将熊景明的手臂固定。这时我们知道，她是一位护士。更巧的，男士竟然是警察！他掏出手机，一看没有信号，跑出数十米，哇啦哇啦通起话来。

　　他问我们：需不需要呼叫直升机？

　　直升机?!

　　我们看着痛苦的熊老师，熊老师畏怯地看着迷雾蒸腾的山谷。如果直升机轰然而至，将悬停在山谷上空，送下长索，将她吊入机舱。

　　我们决定放弃“电召”空中救险。年轻警察于是请求派员上山。

　　不能坐以待援，因为已近傍晚，天越来越暗。大家小心翼翼地架着熊老师，在湿滑的石阶路上慢慢移行。约莫过去半个小时，听见人声。

　　一个，两个，三个……七个，有七个消防队员，从弯道那边走出来。他们穿着石棉服，肩搭大捆绳索，手提器材工具。看见伤员，立刻检查伤势。动作十分娴熟——他们飞快地给熊景明上好夹板。她手臂骨裂了。

　　现在有了强大的护送阵容。救援队员有人开路，有人殿后。我了解到，他们属于附近乡镇（八乡）的消防局。这些消防队员，除了火警，还承担着各种救险责任。这个星期天，他们像往常一样，在例行值班，严阵以待。

　　一辆白色的小型救护车已在山脚等候。在把熊老师送去医院前，是例行的填表、询问、笔录，程式刻板，却瞬间完成。那瞬间，我吃惊地发现，旁边还有两辆红色大消防车，车上另有八名全副武装的消防员——一共有十五个人来救我们熊老师！

　　 “滥用直升机”？

　　香港政府的救险体系，包括飞行服务大队、消防部队和“民安队”。遇到行山人士报警求救，前两者负责处置“有性命危险的情况”，后者处置“无性命危险的情况”。我猜想，那天我们在山上的紧张慌乱情形，令报警的男士提高了反应等级。通常情况下，上来的可能是“民安队”。

　　“民安队”的全称是“民众安全服务队”，从民防组织发展而来，性质为“须穿制服并受纪律约束的辅助应急队伍”，协助正规部队执行各类应急任务。它有三千多名成人队员和三千多名“少年团团员”，成员虽为“兼职”，但须经过严格的报名、审批、训练过程，有值班制度，离开香港一周以上要请假，执勤有薪酬。最常见的工作是援救行山人士。有时仅仅因为行山者体力不支，接获报警后他们也会派人赶到，陪同你安全下山。

　　消防部队和飞行服务大队要应付更紧急的事件：行山人士遇险，山火，山泥倾泄，海上搜救等。各等级的救援，无不由公帑（政府财政）支出。

　　我想到那天可能飞临的直升机。如果有人恶作剧，做“狼来了”式的报警怎么办？

　　在“香港行山网”，有网友呼吁“请各行山人士不要滥用直升机，近来很多人故意扮作身体不适或故意行至危险地方而召唤直升机，上机后则精神奕奕。此举严重浪费纳税人金钱及阻碍其它救援工作”。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向不适当使用飞行服务队服务的市民收费，阻吓那种动辄报警、搭乘“免费空中的士”的行为。但惩罚性措施至今没有推出。

　　处处公帑

　　削减公共支出的举措不易通过。在香港立法机关，倾向于“大政府”，要政府多多“派糖”的声音，不分左右，总是较强。他们往往又同时反对加税，听来有些矛盾。

　　刚来时，朋友告诉说“香港有许多社会主义”，我大惑不解；
后来有了日渐增多的近距观察，明白那是指公共服务。

　　今天香港的七百万人口中，有近半数，或租住政府提供的“公屋”，或购买了政府为“居者有其屋”而提供的普通家庭“负担得起”的“居屋”。公营医院收费低廉，我的一位女同事生孩子，所花费用，总共是港币四百多元。还有我天天见到的公共交通设施、康乐体育设施，“公帑”——即政府财政支出，随处可见。

　　香港的过街天桥、过街隧道、有盖行人天桥之多，任何一座内地城市无法相比。有人说，如果一个暴雨天，你从深圳罗湖口岸过关来香港，可以不用雨具，一路来到最繁华的中环，衣鞋不湿。体育场地之多，同样让人吃惊。夜晚的公交车上，很容易看到灯光通明的篮球场、小型足球场。我还从傍晚降落的飞机上，清晰地，自然也是更确切地目睹过那许多雪亮的小方块。

　　学者陈冠中告诉我们，香港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福利政策（即“善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基本定型。

　　有朋友到港，常带他们去街市。街市大楼分布较密，大约每一个范围大小介乎我们“街道”和“居委会”之间的区域，都有一座。格局大抵相似：底层，卖新鲜蔬菜、鱼类、肉类。中间，水果、锅碗瓢勺、针头线脑。必定会有一层是“熟食中心”，可称“室内大排挡”，多个小餐铺汇聚在一起。也在同一楼里，必设公共体育中心；
有供放学后的孩子来做作业的“修习室”；
必有一个公共图书馆。香港所有的公共图书馆组成一个网络，你在西环的街市借了书，可以在长洲岛上的街市归还。街市的正式名字是市政大厦，但不是衙门，是政府为市民提供服务之所。

　　茶餐厅.普通香港人

　　香港普通市民，是些什么样的人？我在写作课上布置同学写题为《茶餐厅》的作文，参考范文，是颜纯钩先生的《茶餐厅咏叹调》。

　　相信像颜先生这样一位在内地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后移居香港的人，熟睹炎凉，对香港的观察独具只眼。“我思疑茶餐厅是中式大排挡和西式餐厅杂交后生出来的一个畸零儿，粗头乱服的村妇，与西装革履的绅士，一夜风流后不小心留下的孽种。虽然身世不幸，但在香港这块风水宝地上，天生天养，山水钟灵秀，到底出落成一个貌不惊人却命硬身强的独立人，多年来没有安全感的生存环境，磨练出善于自我调节的本事，惯于逆来顺受，见风使舵，有让人喜欢的随和……”他是在写茶餐厅吗？

　　香港的茶餐厅，和移植到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的那间商务人士云集的“茶餐厅”大相径庭。它是道地的香港景致（最近有政党建议将“港式茶餐厅文化”申报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颜纯钩写的茶餐厅里，有“牛记笠记”（穿牛仔裤和T恤衫的人），贩夫走卒，白头发的看更，提篮买菜的阿婶，上班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白领女孩，游手好闲自称有背景的染发小子，放学后来吃点心的中学生，晚起的性工作者，还有——

　　傍晚从写字楼下班的小俩口，叫两个套餐，搭配着吃，互相夹菜，边吃还能边互送默默含情的眼波，吃完了去家私店转一圈，或看一场电影，日子平淡而满足。……

　　吧台上水沾着落单纸，正在冲奶茶的吹着口哨，是《我的祖国》优美雄壮的旋律，一听就知道又是新移民一个。……

　　课上的同学，也给了我形形色色的茶餐厅风俗画。我最喜欢的一篇，写的是在赛马日变成“马迷必争之地”的茶餐厅。“马迷食饱饭，博杀时候到了”，他们深深呼吸，双目凝视茶餐厅的等离子大电视——

　　开跑了……餐厅静得出奇。吃饭的停了手，伙计也慢下来，人人都好像生怕大声一点会吓惊在远方的一众名驹。……三数分钟的赛程，时间静止，空气停顿。过终点了，有人饮得杯奶茶落，有人心情苦过斋啡，酸过无糖柠茶。平静的时光到此为止，粗口开始横飞……

　　“马照跑”是此间一景，“舞照跳”却早已不应算香港特色。而这两句，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香港人生活的全部，不知“营营役役”才是普通香港人的真实写照。

　　“营营役役”解

　　内地人很少用，但在香港，无论报章社论，学生作文，都能看见这个词。“营营”和“役役”，语出庄子。原形容追名逐利的忙碌态，但如今已无贬义。就像周璇的老歌《渔家女》所唱：“不管是夏是冬，不管是秋是春，摇荡着渔船，摇荡着渔船，做我们的营生”。也让人联想到特首选举的竞选口号：“我要做好呢份工”（“呢”是粤语，“这”的意思）。

　　香港中学生考入大学的比例，不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数众多的香港学生，读完中五就要工作。使我最早体味“营营役役”感觉的，是在我住处圣约翰学院附近的巴士总站。那里有一群分属“九巴”、“新巴”和“城巴”公司的司机。车站旁有个供奉“五方五土龙神”、“门口土地财神”、“前后地主财神”的小小神祇（神龛），香烟缭绕，总是摆放着新鲜橙子、苹果。司机们还带来水和食物，照料几只晴天卧在龛顶雨天缩在龛内的流浪小猫。我常见他们停下车，几乎一溜小跑，到值班亭签字，到厕所小解。喝点水，或是吃个盒饭，又要上路。他们穿着制服，打着代表各自公司的红色、橙色、灰色领带。上车后，开空调，系安全带，正襟危坐，开门让乘客进入。乘客多半也在为生计奔走。香港的中年男子，多花白头发，肩负背囊。有时在此站上车的一位我熟识的大报总编辑，就是这模样。

　　“营营役役”，浸着日复一日的辛苦。香港人艰辛的一面，内地朋友难以想像。我曾和龙应台一起去拜访过深水埗的“板间屋”人家。从女记者陈惜姿的新书《天水围十二师奶》中，读到升斗小民令人酸鼻的挣扎奋斗。自然我也亲眼看到另些人的故事。

　　我的住处，有位清洁工心姐，四年来，差不多天天看见她额头挂着汗珠，为我们清理房间。她负责两层楼面四十多间宿舍的清洁，一天的劳累可想而知。两年前有一天她告诉我，她要去澳洲度假了，去看在那里留学的儿子，买的是含税四千多港币的折扣往返机票。今年，学酒店专业的儿子就要毕业，圣诞节她还要去悉尼参加毕业典礼。她的女儿已从香港城市大学毕业，在“新鸿基”工作，边工作，边继续学习，还想考一个硕士学位。

　　营营役役，还有我们办公室的清洁工郭女士。一天，在同事容小姐的生日派对上我看见她。她那晚穿着十分合宜，还少见地戴着银丝边眼镜。丰盛的晚宴在宽敞的露台举行，餐后容小姐为大家弹奏钢琴，并邀请郭女士读中学的女儿演奏。我于是知道，终日埋头擦洗清理的郭女士，刚为爱女买下钢琴。

　　同事容小姐的父亲，二十年前是一名普通导游。容小姐五岁那年过生日，全家在茶餐厅吃了四客“牛杂河”。容先生辛勤工作，加上受惠于内地开放，投资深圳乡镇，成为企业家，一家步入佳境。儿女均在名校毕业。儿子结婚，他们在六星级酒店——中环四季酒店宴会大厅举行了盛宴。

　　底线与底线之上

　　“做好呢份工”是香港人的底线。香港的底线非常坚固，从遵规守矩的工作态度，到不越雷池的公共秩序。去银行办事，银行小姐为我解释某事，不厌其烦。可是当我说多谢她的细心介绍时，却发现她神情诧异，甚至有点不悦。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她的职务行为，做，是她的本分，如果没有做，导致你的误解和损失，她要负法律责任啊！

　　香港人“避讼”和“免责”的意识很强，也常表白自己“只想挣钱，不懂政治”。但这不是全部。

　　我是“非典”那年来香港的。疫症肆虐，全港恐慌，手机上常收到的“距你所在x公里的区域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例”的短信。我寄住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家，每天早上，她都收听一个著名的电台“烽烟”节目（“Phonein”的音译，即听众热线），听那位被称作“十点钟前的特首”的主持人，咄咄逼人，不时接通高官电话质询追问。疫情迅速蔓延，陈教授如坐针毡。一天，她约我同去参加一个会议。

　　我看到许多人：医生、退休总编辑、记者、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议的议题是：政府当前的疫情信息发布，完全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更快捷更有效的独立信息发布渠道？

　　内地一些地区，有人对疫情信息正捂之惟恐不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里，对已经较为透明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犹嫌迟钝，还要另劈一途，建立民间发布机制。我不能不充满好奇，听他们紧张讨论“利用医学会的信息资源”、“发动志愿者参加”、“选择什么地点办公”、“如何募款”等等细节。——我不由地假设：这样的一个密室策划，如果发生在北京和广州？……

　　香港公民社会的发育，已经不在“初级阶段”。这里，政府高效，财团强势，但我也曾亲眼看到，合和集团计划在人口密集的湾仔地区兴建一座名为“MegaTower”的高层建筑，和反对力量已经周旋二十多年，迄今未果。龙应台带我去参加湾仔区议会组织的居民大会，听专家、居民和开发商激烈辩论。那天，冲到第一线的大老板胡应湘势单力薄，却依然舌战群“民”。——这也让我感到新鲜。必须面对民意、接受公众压力的胡应湘老先生，甚至给我留下几分可爱的印象。

　　香港作家梁文道讲过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谨守底线的香港人如何参与社会，在参与时对底线又是如何谨守。一次大游行，人潮拥堵。在一片施工工地四周，警察拉起了警戒线，不许任何人进入。火辣辣的阳光下人们已挤得透不过气，但是没有一人越界。突然，一个年轻人仿佛忍无可忍，撩起界带，跑入工地。当警察高喊“出来！出来！你要干什么？”时，只见小伙子跑向禁区内的一个垃圾桶，扔下一个可乐罐，连声说着“唔该，唔该”（对不起，对不起），又飞快跑回，钻入警戒线。

　　圣约翰学院

　　我住在香港大学圣约翰学院（St.John’sCollege）。请注意！这“College”（学院）不是那个“College”（学院）。每当有内地客人来，我都先要澄清，但越澄清越含混。这里没有教授和课室，据说是延续了英国老牌大学的传统，“学院”者，学生宿舍院也，也叫“舍堂”。香港的大学高度重视“舍堂文化”，学生无分文理医工聚居一堂，碰碰撞撞。他们看重舍堂，胜于自己的科系。

　　须承认，居此三年余，圣约翰对我仍然是一本有趣却充满疑窦的大书。它是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舍堂。隶属大学，自主管理，由一位牧师担任院长。它是强调“完美”的精英聚集地，立院宗旨是“训练未来的公共服务领导者”。它很牛。立法会开会时你去数数，有不少议员和特区问责局长，是“圣约翰人”。

　　圣约翰学院每周一都有“高桌晚宴”，有如哈利波特里的场面，院长、导师身着黑袍，学生身着绿袍，聚餐，并请一位知名人物来演讲。圣约翰有选举产生的“宿生会”，有极丰富的学生活动（尤以体育见长）。这里的学生每年有一次“RTI”（RoundTheIsland，即环岛马拉松），男生女生绕香港岛一圈三十八公里，夜半出发，早晨、上午，一瘸一拐地回来，带回慈善筹款的收获（例如为埃塞俄比亚饥民或“奥比斯”国际救盲行动募捐）。圣约翰还为黑龙江呼兰县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呼兰县的领导曾来这里访问，暑假，学生则到呼兰参加维修希望小学的劳动。

　　这里有时很喧哗，尤其是开学时的一周。学生要举行Orientation，他们称为“迎新”，更确切说，是对新生的“定位训练”。天蒙蒙亮，就听见一阵阵歌声——男声，女声，如潮水漫来。我们这里有“院歌”（万岁！圣约翰），有“楼歌”，每一个楼层还有“层歌”，有一首歌用的竟然是《国际歌》的曲谱（但许多香港学生不知道《国际歌》是什么），还有代代相传的誓言口号。从楼上望下去，小教堂前的平台上，黑色西服的年轻人排排肃立，忍受着秋老虎的溽热。

　　牧师是一位不苟言笑的绅士，永远端端正正系着领带，银发丝毫不紊。他对礼节要求甚严。有一次我请一位内地来的编辑参加高桌晚宴，原以为，客人既然要穿黑袍，内里的穿着可不讲究。牧师看到这位编辑穿着T恤，稍犹豫，过来直率地说，请换一件衬衫吧，我要求学生不可以在晚宴穿T恤，我们自己不能违犯。

　　我获赠一本编于二○○二年的《圣约翰学院九十周年纪念册》，这本精美厚重的纪念册，由学生自己采写、编辑、设计，也是牧师赠送来宾的礼物。那里面有四处出现牧师的名字。三处是“正面报道”：他的序言；
学生对他的专访，谈他如何从当年圣约翰的一个“宿生”，成长为一名中学校长、神学家、大律师；
他的照片，在呼兰县小学工地被当地老乡搂着肩膀的合影。还有一处是“负面报道”。

　　纪念册记录了几个历史事件，与牧师和学生间的冲突有关。其一，许多年前牧师提出，学生在高桌晚宴要穿绿袍，以加强身份认同和对高桌晚宴的尊重，提升学院士气，但学生持保留态度，牧师坚持，此制度最终确立；
史称“绿袍事件”。其二，因有学生夜归太迟，牧师曾提出，如没有提前通知看更（门卫），凌晨二时后一律不准返回宿舍，但在一片反对声音下，牧师收回成命，此事引发整个香港大学对舍堂舍监（即我们的院长）权力界限的讨论，史称“门禁事件”；
其三是“文翔事件”：一名叫文翔的宿生会时事委员，因在高桌晚宴尚未结束时就开始准备时事讨论的幻灯设备（这对贵宾有失礼貌），被牧师罚款港币五十元，全体学生在另一次高桌晚宴开始前，向牧师递交抗议书，并集体脱除绿袍以示不满，还要求直接对话，经数次沟通协商，“文翔事件”平反。

　　我问学生，这本纪念册，内容完全由你们自己决定？

　　是啊！完完全全！学生回答。

　　要送院长审查吗？

　　审查？为什么？他们反问。

　　“这是香港……”有人提醒。

　　深夜，凉风，谢票声

　　想到从圣约翰走出去的人，许多可能是未来的“公共服务领导者”，就知道我眼前的一切有深意焉。香港，有强劲的经济，周密的法制，共存共荣的各种宗教信仰，行之经年的公共服务体系，有活跃的民间社会，有坚固的底线，也有蓬勃的参与欲望。人们想走得更快更远，势所必然。

　　二○○四年秋，我们邀请一批内地新闻工作者，到香港观察立法会选举。记得那时龙应台教授也刚来香港大学不久，她和我一起上街，看到议员候选人的竞选广告和小宣传单，不由笑着轻声对我说：“香港的选举，好幼稚哦！”

　　我的感觉不同——我感到新鲜，有味，值得“拿来”的东西挺多。我知道，选举制度的学问很深，选战策略五花八门，不是走马观花可以准确认识的。我和内地传媒同行们首先接触的是选举的“外形”：那些在街头演说的候选人的手势、声音，那些助选义工的衣着和表情，还有电视辩论的氛围，街头市民的议论风生，总之，是这个社会对公共事务的热情。我们被感染，天天进入选举情境，听这方鼓动，被那方拉票，回来后假设自己是香港市民，权衡，争论，模拟投票。其实我明白，最应该来这里观摩的，不是我们啊！

　　香港对内地最重要的贡献在这里。它有条件尝试，为华人社会创造长治久安的制度：如何经由制度，让政府和市场找到各自的角色？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解决不容忽视的贫富悬殊问题，造福普罗大众？如何在关注民生的同时避免福利主义民粹主义兴起、经济活力的丧失？如何真正尊重思想，尊重人文知识分子的声音，不让追金逐银的“中环价值”吞噬素朴的传统文化和自然的山水环境？他们的难题，困顿，尴尬，坎坷，种种酸甜苦辣，都弥足珍贵。先行——这是特别行政区的特征特色，责无旁贷。

　　刚到香港时，我还亲眼目睹过一次区议会选举。香港有十八个区，没有区级政府，区议会权力有限。更多的，是一个表达民生需求的渠道。我饶有兴致地徘徊街头，听那些区议员候选人——有的人非常非常年轻！——手持“咪”（即麦克风），一遍遍详细解释，如果当选他将有何作为。例如，游说交通管理部门将某路巴士延伸到某处；
阻止开发商拆除某老人活动场所；
保护某处的某一株古树……等等。在我住处附近的西环观龙小区，选情激烈，一男一女两位候选人难分高下。最后时刻，双方都宣布“告急”，派出助选员到各幢公寓“洗楼”（挨家挨户拉票）。结果，男候选人以微乎其微的劣势，在他的“票仓”失利。

　　男候选人所在的政党属“爱国阵营”。这让我自然而然生出遐想。当“民意”变得如此鲜活触手可及，来自市民的压力如此现实不可轻慢的时候，一个政党，一位当选者，能不“营营役役”吗？

　　那个夜晚我看到了他。

　　约莫十一点，一个路口的街心安全岛上，他在谢票。这位年约半百、身材瘦削的先生，通过“咪”，一遍遍喊话：

　　“各位选民！各位街坊！我是xxx。我以六十四票之差，在区议会选举中落败。我承认失败。但是我不甘心。在这个地区，我已经为街坊们服务了二十年。我会继续努力，继续为大家效力！谢谢各位对我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凉风拂动花白的头发，声音已经沙哑。即使路上行人渐稀，他还在久久伫立，面对高耸的楼群，努力呼喊，呼喊。有一段时间，整个街区似乎只剩下他和我。

　　我默默在看，——不只是这个身影。我还在努力地看蒙胧的前方。

　　2007年4月写于香港圣约翰学院

　　来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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