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卡根：外交政策：慕尼黑还是越南？

　　（吴万伟 译）

　　“现在，越南战争的比喻占了上风，不过，别忘了还有慕尼黑比喻。”

　　几十年了，慕尼黑和越南两个比喻一直在美国外交政策圈子里打架。现在，越南战争的比喻占了上风，不过，别忘了还有慕尼黑比喻。

　　1938年在慕尼黑会议上当时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在会晤了希特勒后，宣布他为我们这个时代赢得了和平。这个噩梦从此后就一直萦绕在西方政策制订者和知识分子心中。如果不马上阻止独裁者可能就来不及了的恐惧在美国一直非常强烈，尤其是考虑到自己作为大国的责任。因为这种恐惧要求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当战争的重担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好像成为抽象的概念，在长期和繁荣的和平后，慕尼黑比喻就兴盛起来。

　　对再次成为慕尼黑的恐惧是1991年美国做出从伊拉克侵略下解放科威特的决定的背后因素。如果不阻止萨达姆侯赛因在科威特的行动，他可能下来就入侵沙特阿拉伯，控制世界的石油供应，让中东的人权问题陷入黑暗的深渊。人们还常常听到“慕尼黑”的说法，国际社会对1994年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反应。这些显然是自己选择的战争：因为两次战争对我们国家利益的威胁都不是直接的。

　　巴尔干半岛构成激发“慕尼黑”的高水位标记：种族清洗的结局出现在希特勒实行屠杀犹太人的政策的同一个大洲。那些反对我们巴尔干干预政策的人提出越南战争比喻，但是因为泥沼没有出现，所以在10年前的巴尔干，越南幽灵永远被驱除了，或者至少这样认为。

　　实际上，1990年代是没有人能够挑战美国强权的时代，，美国刚刚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轻松战胜伊拉克。因此，许多人认为美国人做好事是义不容辞的。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哲学抓住了那个十年的思想精神。因为慕尼黑是关于激进主义，在最糟糕的行为出现之前清除认识到的罪恶。理想主义者意图重新把现实主义者指责为玩世不恭者是最高原则。慕尼黑比喻尽管在特别情况下是有道理的，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从军事上说都需要特别强大的国内地位的优势。

　　慕尼黑比喻在9-11之后面临萨达姆的两难问题上起作用了。虽然我们刚刚经历了几乎和珍珠港事件一样的袭击，美国地面战争的经验在过去25年里一直是零或者不愉快的：在科索沃和伊拉克禁飞区，空军和海军非常忙，而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就轻松多了。而且，萨达姆不仅仅是另外一个独裁者，而且是像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的暴君，据说积聚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考虑到9-11袭击和慕尼黑教训，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历史将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们。

　　但是，当慕尼黑导致了过分行动后就造成越南战争的后果。别忘了理想主义者的使命感是最初帮助我们陷入冲突的根本原因。国家处在和平时期，在二战后繁荣的顶峰，20世纪产生的无情和坚决的群体---北越共产主义者在第一批美国军队到达之前，已经屠杀了本国同胞一万多人。

　　慕尼黑是国际主义的，关心世界和别人生命的理想，我们在伊拉克的行动后非常流行的越南比喻在精神上却是国内的，是关于国内利益的算计。5万8千美国人的死亡是那些头脑中“越南”所包含的事实。越南比喻的使用者回顾共和国的早期，回顾被海洋保卫的大陆国家免受古老和不容易驯服的世界的干扰。他们使用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的话，美国应该“希望所有人的自由和独立，”但是“只作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奋斗者和保护者。”使用越南比喻的人最多是提醒人们通过回顾悲惨事实，避免悲剧再次出现。他们厌恶无休止的狂热，知道事情可以变得多么糟糕，担心在某一个地区投入太多的国家财富，陪进去自己的国家形象。

　　在国家灾难出现后越南比喻往往兴起，因为现实主义并不激动人心。只是在看到由于缺乏现实主义导致糟糕局面出现后才出现对它的尊重。正如1990年代有人给现实主义者贴的标签为出于对萨达姆的残忍有详细了解后才支持伊拉克战争的人，我忍不住尊重反战者的智慧。

　　但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要注意不要把越南战争的比喻用过头了。正如对于妥协一样，越南可以成为孤立主义的催化剂。请记住慕尼黑会议本身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后20年，像张伯伦一样的欧洲政治家竭尽全力要避免新的冲突出现。这样的状况非常合适根本不在乎这些恐惧的独裁国家的阴谋诡计。从智慧上说，伊拉克灾难对于我们应该如何对发展核武器的伊朗进行思考和做出反应没有多少意义。

　　随着共和党和民主党外交政策分歧变得越来越明显，它可以被慕尼黑和越南区分替代。因为有着糟糕人权记录的流氓国家的问题，慕尼黑可能复兴。慕尼黑派是在1990年代敦促尽早采取行动的同盟，是进攻性自由派国际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干预者的混合。越南派则由两党传统的现实主义者所组成。

　　越南是关于局限性的比喻，慕尼黑是关于克服这些局限性的比喻。每个比喻本身都是危险的。只有在两者被给予同等的重视时正确的政策才最有可能出现。对于聪明的政策制订者来说，在意识到国家局限性的时候，知道国家管理的艺术是关于尽可能发挥最大潜力，同时不踏入危险的边缘之外。

　　译自：“FOREIGN POLICY: MUNICH VERSUS VIETNAM” by Robert D. Kaplan

　　http://www.theatlantic.com/doc/200705u/vietnam-muni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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