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中国现代新闻传统——文人论政

　　一、“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九十年代以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报人的社会地位在下降，虽然我们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报纸，但就是在官方的报业机构里，报人在社会上的形象也不如以往，这是中国舆论的悲哀。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官方报业中，极少出现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一点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很不相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出现大批产生名记者和名报人的社会条件，现在甚至连“报人”这个词也消失了。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民间报纸，极难产生有长久生命力的记者和报人，除非他们有绝大的勇气与强大的社会相抗争。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来观察，他们当中曾经产生过一个“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在中国社会进步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作家甚至学者，或者说作家和学者正是通过他们与社会发生关系，这是因为他们职业特性所决定的。这个集团有晚清的士子，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再到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
经过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可以说代有才人，文气不绝。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思想倾向悬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为“报人集团”成员时，他们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感受是相同的，在把报业作为一种健全舆论活动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意义上，他们的努力永远为后人景仰。这个“报人集团”一般都经历过为强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动，在危难中选择报人的职业，他们很少有人因为官方的压迫而放弃自己作为舆论代表的良知，他们几乎都有与官方抗争的经历，都有自己报纸被查封的历史，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不是好报纸！人们更不应该忘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倒在了各种政治压迫的血泊中，他们的人生结局都很悲惨，但他们的理想却为后人怀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当戴晴第一次为储安平作传的时候，世间已很少有人记起这位早已故去的报人，还有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他们。但九十年代以后，在所有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献中，我们又频频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著作在重新出版，他们的人格再一次为人敬重。多少达官显宦早已烟消云散，而这些报人的名字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舍我在《我们这一代的报人》中曾说过，“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以及若干新闻界先烈的刽子手，有几个不是杀人者人恒杀之？在林老先生就义的后一天，我也曾被张宗昌捕去，并宣布处死。经孙宝琦先生力救得免。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曾使人股栗。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手无聊。他屡想与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还讲述了他在1934年因为在报纸上反对汪精卫媚日外交，报纸被封门以后，汪让唐有壬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 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成舍我完全不接受他的意见，并说：“我可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1948年7月间，当外界风传国民政府要查封《观察》周刊时，储安平在当月出版的周刊上写了一篇《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得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为国效忠，要是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

　　二、“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上世纪40年代初，《大公报》曾以本报同人的名义发表过一篇社评。其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大公报》的这个说法，可能性说是“文人论政”这一说法的早期来源。《大公报》虽然是按着商业经营，但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可以说，在1949年前的中国新闻传统里，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最宝贵的财富。

　　中国报纸的文人论政传统之所以能形成，有这样几个条件：

　　1、早期中国的报纸基本掌握在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手中，也就是说，当时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不能说没有商业上的考虑，但这不是主要的。看中国的报业史，如果单是为了商业，不可能出现那么多为理想献身的报人。傅斯年曾说过，中国的许多事都是傻子办成的。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的时候，年纪不过三十六岁，一年以后他到上海办了《观察》周刊。他当时个人的生活条件非常之好，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他还是想办一本周刊。他的钱是集股而成，他的朋友雷柏龄入股的钱，是把父亲给他在四川的地卖了，拿来办杂志的。储安平当时的想法是：“赔光了就关门”。他的理想就是给胡适信中说的：“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南京方面也请过他，他都没有考虑。那时和他同出于上海光华的同学李唯果、沈昌焕都是当时前途看好的政界少壮力量，但是储安平没有选择他们的路。他的想法是：“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

　　还有在台湾办《自由中国》的雷震。他离开大陆时在政界也是前途十分看好的官员，那时他已是旧政协的秘书长，蒋介石十分器重他。但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办《自由中国》的时候，许多朋友劝过他，蒋介石也通过人劝他，但他还是不回头。台湾后来走上宪政道路，与胡适、雷震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知识分子的努力都是慢工夫，但从长远看，他们的努力不会开了花不结果的。张佛泉在《我们为甚么说长道短》一文中曾说过；
“我们这里要以比较有知识的分子为新政治的起始者推动者，乃是最实际不过的。我常感到近年来，社会上太轻易忘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政治舞台上扮演如何重要的角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之胜利，冀察分裂运动之反对，其发动其推动都是由受过新式教育训练的分子来做的。我看得很清楚，宪政的开始，除了仍由知识分子发动外，别无他途。”

　　张东荪在四十年代“自由主义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就说过：“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中国现代新闻传统就是在这些人手中慢慢形成的。

　　2、当时的中国社会为民间报业的生存提供了制度保证。因为从晚清经北洋到国民政府时代，从制度上评价，没有完全切断民间办报的传统。这一点可以从大量存在的报纸和刊物得到应证。在这一时期，报纸被封的事实大量存在，记者被枪杀、被暗杀的事实也时有发生，但封了的报纸可以再办，而杀几个记者也没有吓住更多有理想的报人出现。那一时期，就报业管理制度而言，大体上可以说是一种登记制，而不是审批制，也就是说政府还认可民间有办报纸的权利。

　　3、那时的社会是一个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民间有独立的资本，同时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的好处是相对独立，在同业之间有极大信誉，这些可以保证行业的基本自律，它的规则和程序不是靠意识形态来制约的，而是形成行业风俗，这些东西内化为职业道德。

　　中国是一个后发的现代国家，这种国家的特点是模仿远大于创新，特别在制度方面，因为一切东西都有现成的样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每一种新制度的出现，选择比创新的价值高或者说选择就是创新。中国本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新闻制度，但就是因为选择的样式好，所以很快就上轨道，中国报业的传统一开始受留日学生的影响，但越往后受欧美的影响越重。

　　过去人们总拿旧时代报纸开天窗，来批评当时的新闻制度，这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人总在这样的话语里生活，有时智商会变得很低。报纸开天窗，本身也是一种信息。非要在开天窗和说假话之间选择，我看多数报人，愿意开天窗，而不愿意说胡话，这是常识。小骂大帮忙，这是过去贬低《大公报》时常用的一句话，大家都这么说，很少想这话能不能成立。《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骄傲，后来的报纸不好和《大公报》相比，这也是常识，无需多说。河南发大水，地方大员贪污赈灾款，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写一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不说别的，光这个标题，今天就没有人能做得出来。关于《大公报》的历史，这几年人们说了很多，它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它的从业人员是些什么样的人，大家也有了解，《大公报》是一张民间报纸，在存在的那些年月里，它成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报纸，并且留下了文人论政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好传统，五十年以后的中国新闻界，恐怕还没有资格对这个传统漠视，因为他们当年做到了的，后来并没有做到。

　　《大公报》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实践，虽然早期《大公报》三巨头都是留日的学生，但他们在新闻理念和政治哲学方面，却是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他们在接手《大公报》以后，就能立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这很不容易，体现了他们对独立言论的期待。《大公报》在用人方面，也是以无党派为基本取舍标准的，但历史有时候却很耐人寻味，正是这张历来以独立言论著称的民间报纸，却在他的名记者和编辑当中，出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这是《大公报》历史上，为后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徐铸成曾回忆过，1942年，他在桂林《大公报》总编任上时，陈布雷想让他入国民党，但胡政之和吴鼎昌都不同意，当时吴鼎昌已是贵州省政府主席，他对徐铸成说：“不参加也好，置身局外，说话方便些。”胡政之也多次对徐铸成说过：“办报纸应该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胡政之他们在自己一生的新闻实践中，为后人留下来许多经验。他早年办过国闻通讯社，后来又办了《国闻周报》，一直到后来的《大公报》，可以说都很成功。我们看一个时代在新闻制度方面的努力，要注重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即要看到一个时代在新闻检查方面的落后性，但同时也要看到那个时代里还有那么多的民间报纸在生长，《大公报》完全是一个私人产业，它在那样的岁月里，存在了二十多年，出了那么多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也是西方新闻制度在中国的一次漫长旅行。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满壹万号时，在当日第四版上发表了许多名人的贺辞。胡适的贺辞是《后生可畏》。他认为《大公报》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大公报》不断的努力，赶上了那些五六十岁的老朽前辈，跑在他们的前面，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对于《大公报》成功的原因，胡适认为，大公报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务。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他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适还说：“君子爱人以德，我们不敢过分恭维这个努力的小孩子。我们要他明白，他现在得到的成绩还不算很大，只算是个个报馆都应该有的成绩。只因为大家太不长进，所以让他跑到前面去了。在矮人国里称巨无霸，是不应该自己满足的。我们爱护大公报的人，应该很诚恳的祝贺他努力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记录，要在世界的最好报纸之中占一个荣誉的地位。”胡适在贺辞的最后提了三个问题；
“第一，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那一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能懂得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

　　“第二、在这个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一个报馆还应该依靠那些读人家庭阴私的黑幕小说来推广销路呢？还是应该努力专向正确快捷的新闻和公平正直的评论上谋发展呢？

　　“第三、在这个时代，一个舆论机关还是应该站在读者的前面做向导呢？还是应该跟在读者的背后听顺他们呢？”

　　中国近代以来，新闻制度的出现和实践都有现成的例子，胡政之在他手里，不但把报纸办成了名报，在经营上也相当成功，如果不是时代的变化，胡政之本来是有建立中国报业托拉斯设想的，他多次和《大公报》的同人讲过他的设想，抗战时期，在上海、武汉、桂林、重庆和香港，他都能以极快的速度建立《大公报》的分馆，可以看出他的眼光。中国的新闻本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后来只保留了一个。

　　中国报纸有文人议政传统，它的发生机制是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报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担着社会进步的责任，这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凡走进这个行业的人，天然就有了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要以言论来促进国家进步的原因。四十年代晚期，对于胡适的选择，傅斯年曾有一句名言：“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是以立功、立德和立言为基本选择的。在现代传统没有出现以前，所谓立言一般体现为著书立说，但在现代社会里立言的主要方式就转换成了文人议政的习惯，这个转变是自然完成的。

　　三、“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

　　文人议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国际问题。在中国现代新闻传统里，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对于国际问题，中国有许多专家和学者，他们的专业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涉及到与自己有关的专业问题时不发言。因为有民间报纸的存在，他们的声音可以传达出去。在1949年以前发生的国际问题中，从来都不是一种声音。政府有政府的声音，民间有民间的声音，多种声音共存。在中日问题、中苏问题和中美关系方面，民间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过。最有名的例子是雅尔会议以后，对于有损中国利益的协定，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刻就在《大公报》发表声明表示抗议。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随处可见。这个传统后来消失了。国际问题成为禁区。这样政府就不能得到来自民间的智慧，那些官方国际问题专家，也很少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一般只是为既定的政策提供维护性的建议。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来已形成了独立的传统，特别是在文人议政方面，他们通常选择价值中立的态度，不依傍任何党派，总是以公正的立场为大众说话。

　　胡适当年办《独立评论》的时候，在创刊“引言”中说：
我们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辨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 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意见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我们很诚恳的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到了储安平这一代人，他们走的也是胡适的路。四十年代中期，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时也说，“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
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

　　文人议政的典型方式是当时《大公报》的“星期论文”。1934年1月1日，《大公报》在要闻版以显著地位，加框刊出了“本报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
二、胡适先生；
三、翁文灏先生；
四、陈振先先生；
五梁漱溟先生；
六、傅斯年先生；
七、杨振声先生；
八、蒋廷黻先生。

　　在后来的时间里，《大公报》“星期论文”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专栏，这个专栏中的文章不仅有很强的时效性，而且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个栏目的设计就与胡适有关。

　　“星期论文”是一个以学者为主要撰稿人的专栏，这样的专栏，如果没有一个学界领袖来出力，是很难办好的。胡适在当时就起了这样的作用。“星期论文”虽然是一个有很大包容性的专栏，左中右三方面的学者都有文章发表，但整体上看，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为主的，特别是前期，可以说主要是胡适《独立评论》集团的作者。

　　“星期论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时间，它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水平和基本立场，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星期论文”开始时由张季鸾负责，后来由王芸生主持。坚持每周一篇。遇有重大新闻，或有提前推后的情况，但一定刊出。它有严格的规定，但又相对灵活，由主编亲自约稿、选稿和定稿。

　　胡适一生中在政治上的许多认识都与《大公报》不谋而合，在许多问题上，甚至可以说，《大公报》的立场就是胡适的立场。当时《大公报》对中国的外交事务特别重视，他们对国家的外交事务有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外交情形应该让人民知道。对于《大公报》的这个认识，胡适就非常赞同。胡适说：“昨天《大公报》社评有一段说：‘现在事态更紧，（外交情形）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这一段话，我完全赞同。—— 我以为不但‘此后’的外交情形应该随时公开，‘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应该即日公开宣布。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种种事态大都是以前两三年来种种外交经过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要求政府把这些造成现在局势的各次交涉经过和交涉结果全数正式宣布出来，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国家的危机到了什么地步，使一些少数专家可以仔细研究如何挽救弥补的方法。”胡适说：“我在去年曾提出调整中日关系的七项先决条件。一年以来，国内平实的舆论也渐渐承认那些项目是现阶段内必须做到的先决条件。（如《大公报》的《第一阶段之调整方法》及王芸生的《最先应该做到的三件事》”。

　　现代新闻制度本是西方的产物，但中国在最初接受时，却表现出了很强的亲和力，因为是好东西，拿来用就是了。中国在上世纪初和西方接触时，有三件事的转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件是现代新闻制度，一件是现代出版制度，一件是现代大学制度。这三件事完成得好，重要的是那时办这些事的人首先接受了现代新闻、现代出版和现代大学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它的民间性，也就是说，在这三件事情上，国家是不能过多干预的，它有相当的独立性。这样讲，不是说过去的新闻、出版和大学没有毛病，而是说，它没有致命的弱点。中国现代大学的最初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现在看来，这个格局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它是开放的，是和文明进步的主流相通的。章开沅先生就说过，当年西方在亚洲所办的教会大学，以在中国最为成功。商务印书局、中华书局、良友出版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它们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成功的先例，有大量统计数字和相对应的事实来坐实。

　　来源：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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