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放宽文史研究的视野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庆祝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成立。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于中国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表面上看，传统的文史研究好像处在“瓶颈”状态，重复的复制和生产，让我们的文史研究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也缺乏引导公众话题的能力，但是，正是这种令人烦恼的困境背后，却酝酿着新变化。为什么？因为第一，这二十来年引进新理论新方法新观念，就好像吃压缩饼干，吞进去太多，现在到了要喝一口水、喘一口气的时候，第二，当下中国越来越多地出现的新资料，也在催促新的研究和解释范式，第三，特别是当下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状况的巨大变化，必然要求文史研究提供新的解释。所以，暂时的停滞是变化的开始，学术史常常就是这样一波接一波地变化的，我想，一个小小的文史研究院能否写入大大的中国学术史，要看我们是否能够参与学术史的变化。

　　说到近百年中国学术史，这里我想向大家报告一些感想。很长时间里，我特别关注两个现代中国办得最成功的研究机构，一个是1925年成立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就是俗称的“清华国学院”；
一个是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傅斯年开创，现在迁到台北的所谓“史语所”。这两个研究机构之所以能够办得成功，我想，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有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他们在研究领域上抓住了国际学界的关注点，而且在方法和工具上始终与国际学界同步。这就是陈寅恪讲的“预流”，就是进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第二，不仅是“预流”，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并不简单等同于国外学者的“汉学研究”，它必须建立中国的立场、问题和方法，当时的这些学者在这一点上有明确的思考。第三，仅仅有充分国际化的预流和相对中国立场的意识，可能还不够，清华学校研究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还得益于“天时地利”，我所谓的天时地利，是说那个时代不断出现的新资料。像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和大内档案等，给他们提供了超出前人的材料，使得这两个研究机构在当时成为中国学界乃至国际学界引人瞩目的中心。

　　那么，时隔七八十年，新成立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应当如何应对“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它将在什么地方走自己的路呢？

　　一、中国研究的新国际视野：从“虏学”到“从周边看中国”

　　对于以往历史和文化的研究，都是一种自我认识。今天，我想以“中国的自我认识”为中心，把以往的中国历史也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时代”。由于汉文明传统的强大，在没有其他文化传统对比的情况下，中国好像处在一个没有镜子的时代，这一方面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观念，一方面形成了以自身为天朝大国的朝贡体制。在很长时间里，尽管实际的世界知识早已经超越了汉族中国，但是在观念的知识世界里面，中国人仍然习惯地想象一个处在天下之中的、很大很大的“中国”。

　　第二个阶段是“一面镜子的时代”。我把晚明西洋人来到日本、中国和东南亚，看成是至今延续的这个“全球化”的开端。应该说，自从晚明，特别是晚清之后，在西方的冲击和比较下，中国人开始了对中国的重新认识，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这种重新认识是以一个“西方”为基础的，从明清两代的“西学中源”说，晚清“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争论，经五四、科玄论战，一直到八十年代“文化热”，其实，都是在这一面镜子下的自我认识。

　　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即我常说的“在多面镜中认识自我的时代”。大家都知道，一面镜子是不够的，我们会问，这面镜子是正确的镜子呢？还是一面哈哈镜呢？它是认识自己的唯一镜子吗？它难道能够全面地让我们自我认识吗？就像我们在理发室里修剪头发的时候，仅仅靠面前的那面镜子是不够的，还必须后面有镜子才能看到后脑勺一样，我们是否还需要一面或多面西方之外的镜子呢？过去，好像中国人很少有意识地从自己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印度、蒙古等等的视角，来观察和对比自己。其实，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对比，只能在大尺度上粗略地看到自我的特征，而那些看似差异很小，甚至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的不同国度的比较，才能真正认识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因而，从周边看中国，从周边各个区域对中国的端详中，可能我们会重新认知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史意味，这里无法详细讨论。从文史研究的角度，我更想讨论这一研究方向的学术史意义。如果我们回顾中国学术史，在某个角度上说，中国学术国际化和现代化的第一波，似乎应当上溯到清代中后期对于西北地理和辽金史、蒙元史的研究，在这一波中，关注视野不再仅仅是“汉语”、“汉文化”和“汉文献”，涉猎范围也不仅仅是儒家世界和传统经典，研究内容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政治史的范围。在那个时代以后，中国学者的眼界才大大打开，这是一个巨大变化，也开拓了后来的学术新领域。第二波出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这个时候，中国文史领域出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像王国维、陈垣、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汤用彤等等，他们接受了新的研究方法，又恰好有新发现的很多材料，这一机缘促成了中国学术国际化的第二波。“考古发现”刺激了地下和地上互证的两重证据法，“敦煌文献”刺激了语言学和历史学结合的研究方式，国外汉学的刺激，唤起了对中外文化接触的研究兴趣，各种非政府文书和非儒家文献的出现，引起了对经济史、宗教史、地方史的重视，而大内档案的使用，则促使研究者深入到政治深层、民间生活等等方面，促使历史研究传统的重心和边缘的移动。

　　那么，第三波究竟是什么呢？我不能预言，但是我以为，“从周边看中国”这一课题，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刺激思想和学术的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我们注意到，在前两波的学术史变动中，关注的空间都在西北，与传统的丝绸之路重合，而比较少地注意到东边，比如日本、琉球、朝鲜、越南等等，可是，事实上这些区域所存的有关中国的文献相当丰富，大量的旧记载，如今恰是新材料。第二，近代以来我们习惯了中西文化对比，“西方”这个巨大而朦胧的背景，让人看起来中西文化差异似乎很清晰，但是实际上却相当朦胧。因此，也许通过那些看似文化差异不大的周边为对照，倒更能看出它们与我们之间，那些细微却又至关重要的文化差异。第三，这些不属于汉族的资料的使用和不在传统中国范围的历史和文化的讨论，会促进我们对于多种语文的关注。八十年前，傅斯年就曾经指出，要扩展研究的史料和使用的工具，借鉴比较历史和语言的方法，因为史料的扩充和工具的改进，就是学术的进步。

　　也许，现在是一个“需要多面镜子的时代”，周边各个区域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的不同认识，可能恰恰是很多面使中国自我认识更加准确的镜子，和这些曾与中国亲密接触、看上去有些相近的文明体比起来，那个长期以来当作比较镜像的“西方”，似乎只是一面朦胧含糊的铜镜，虽然看得见整体中国文化的轮廓，却看不清具体文化中国的细部。所以，如果我们转身面向这个“周边”，套一句经济学界常用的术语，也许，它将成为学术“新的增长点”，因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我以为引出的学术史变化，有可能是对语言工具的重新重视、对域外新资料的重视、对国际学术世界的了解。

　　二、多元视野中的中国观点：与域外中国学的比较

　　其实，近百年来，对于“中国的周边”的研究并不是中国文史学界的特长，欧洲学者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相当有成就的“中国周边研究”，他们在这些研究中不仅使用了历史、文献、考古和语言学的方法，而且在地理、民族、宗教和风俗上甚为用力。受到欧洲的影响，明治以来的日本中国学家更是关注所谓“满蒙回藏”以及中国周边，对于蒙古、朝鲜、安南、西域等等史地领域，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这是当年席卷欧美、日本以及中国的国际学术潮流，看起来，这一潮流有它的同一性，似乎是世界一致的风尚。不过，仔细考察就知道，无论在欧洲还是在日本，这一趋向自有其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特殊背景。以和中国最为密切的东邻日本为例，如果说，从学术史上来说，它是学术近代化与国际化的推动所致，充分表现了它的现代意味，那么，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这一学术风气中恰恰在看似纯粹的学术取向、学术方法和学术话题背后，隐藏了日本对于中国的某种特殊意图。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所谓日本这一学术趋向的现代意味是很清晰的。他们采用和西方一致的工具、资料和方法，从事西方学界感兴趣的领域、课题和问题，并且采取和西方科学相同或相似的，被标榜为“中立”的客观主义立场和研究方法，追赶西方的学术潮流。甚至极力效仿欧洲来自传教士和人类学家的汉学传统，把“中国学”变成“东洋学”，即把领域逐渐从汉族中国扩大到中国的周边，即所谓“中止了日本历来仅仅以中国史为中心的偏狭”。当时，日本学者多选择以满、蒙、回、藏为主的学术课题，都体现了这种追求现代性、融入国际潮流的趋向。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学术转向背后却隐藏了很深的政治背景。明治以来逐渐膨胀的日本民族主义，对于过去亚洲最大的对手中国，重新采取一种俯视的眼光来观察，不再把过去的“中华帝国”看成是庞大的“一个”，而是借用欧洲流行的“民族国家”新观念，把过去所谓的“中国”解释成不同的王朝。自从明治时代以来，日本对于中国以及周边的领土要求越来越强烈。因此，当时的日本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四裔”即朝鲜、蒙古、满洲、西藏、新疆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都有格外的关注。这种政治意图，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取向，又逐渐从学术演变成一种理解中国的政治观念，这种纠缠了学术与政治的观念一直发展到二战前后，便在日本历史学界形成热门话题。

　　那么，我们讨论“从周边看中国”，又如何建立同欧美和日本中国学研究相区别的立场呢？应该说，中国现代的文史之学，从一开始就与民族主义的立场和世界主义的潮流始终分不开，这是不必讳言的。我们提倡“从周边看中国”，并不是打算重走过去欧美和日本对满蒙回藏的研究老路，我们提倡的“从周边看中国”仍然是聚焦中国史，这是不是有些逆现代学术潮流而动呢？我以为不是，因为在“中国”这个近世形成的文明空间和现代已经成型的政治国家，传统仍然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强有力地笼罩这个地区，以中国这个“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仍然有它的意义。

　　三、交错的文化史研究：不必划地为牢

　　我们关注的重心在中国，也试图以“中国的文史”作为研究的主要领域，但并不是说我们想划地为牢，我们也想研究中国以及周边各个文明体在文学、宗教、学术、艺术等等方面的彼此互动。所谓“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确实是对的。尽管“看中国”是我们的研究重心，但了解彼此文化之间的交错，同样应当关注，只是我们不希望把这种接触、交错和影响，变成一种简单的流行的比较，而是希望透过文学、宗教、学术、艺术以及语言的具体接触史，看看这一文化的大链条，究竟是怎样一环扣一环地连接起来的。

　　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有关信仰的，早年宫崎市定曾经说到，1515年前后的欧洲在制作圣母像的时候，可能受到了东方观音形象的影响。也有人指出，因为观音和圣母形象的如此接近，所以，当时日本长崎的天主教徒受到迫害转入秘密之后，来自中国泉州制作的陶瓷观世音像尤其是童子拜观世音像，曾经替代了圣母玛利亚的塑像，被心中仍然向往天主的日本信徒膜拜。这个关系西洋、东洋和中国的文化现象是否很有趣也很令人深思呢？第二个例子有关祭祀乐舞。众所周知，明代中国国家祭典尤其是文庙祭祀孔子的乐舞，在古代中国是很重要的仪式和象征，根据比利时学者钟鸣旦的研究，万历年间的宗室朱载堉在《乐律全书》中曾经对于这些乐舞有过富于创造力的阐述和改造，它引起了耶稣会士钱德明的注意，最早的一批有关舞蹈图示被收录在1780年巴黎出版的一部书中，究竟这些整齐有序规模庞大的国家乐舞以及它背后的儒家涵义，对欧洲有什么影响，这还需要研究；
无独有偶，同样是万历年间，国家对于文庙祭祀儒家先祖孔子的乐舞，曾经由一个皈依了天主教的著名学者李之藻（1565-1630）进行修订，他的《泮宫礼乐疏》讨论乡校（即泮宫）中的圣祠，以及祭器、音乐和颂歌。然而，更有趣的是，李之藻的《泮宫礼乐疏》中记载的乐舞，又被明亡以后流亡到日本的虔诚儒家学者朱舜水，作为基本依据，用来为德川家族制定祭孔典礼，因而成为后来日本孔庙祭祀乐舞的格局。从一个乐舞传播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东洋、西洋和中国之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文化接触中的连锁现象？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史哲各个学科，不仅各自划地为牢，形成了各自的边界和壁垒，而且由于中国和外国的研究界限，使得我们的研究仿佛也像有了国界和海关一样，不办护照没有签证就绝不能出境，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可是，文学、历史、宗教、学术、艺术、哲学等，常常并不需要护照和签证，自己就越境出界，构成交错的图景。只是需要注意，文化河流漫堤而出，会随着地势高低起伏的变化，改变流向，或急或缓，有时候积成大湖，有时候变成急流，一些看似相同的宗教、思想、学术和艺术，在不同区域生根，却会结出不同的果实。

　　四、结语：新资料、新方法和新典范

　　在文史研究领域，任何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都是从发现新资料开始的。在中国文史领域，过去百年中，有前面所说的四大发现，最近几十年里，不仅有大家所熟知的从马王堆到悬泉置的简帛大发现，也有包括陆续发现的石刻资料的收集，还有日益显出重要性的民众日常生活资料的发掘，将来，也许还会有“周边”关于中国的历史资料。资料仿佛是建楼的基础，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就好像在沙上建房。我以为，一个好的国际性的研究机构，当然需要在资料库的建设上下功夫，第一尽可能收集和保存新的文献资料，这是“预流”的第一步，第二，研究文史的文献资料不局限于传统的经典，也包括民间资料，不局限于文字文献，也包括图像与影像，不局限于中国的资料，也包括外国的资料，这是“拓宽文史研究视野”的必须，第三，尽可能形成一个自己的有特色的资料库，因为天下文献资料太多，没有什么研究中心可以包罗无遗。当我们有了新资料之后，如果还有新的方法，这些新资料将会向我们提出很多过去没有想到的新问题。无论这些问题将来被证实，还是被证伪，它都将引起学术研究典范的新变化。而因为有了新材料，又有了他们解读的新思路，学术史就会开出一个新天地，建立一个新典范。

　　最后，再让我们回顾一下现代中国学术史，1920年代到1930年代，清华学校研究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文史研究的工具、资料、视野和方法上努力推陈出新，开出了中国文史研究的新局面，所以，这两个研究机构成了当时中国学界乃至国际学界引人瞩目的中心。七十年过去了，清华学校研究院已经成为历史，历史语言研究所则迁到了台北，那么，现在的中国大陆的文史学界，是否能够在这个国际国内形势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重新出发，对传统中国文史有新的研究，不仅成为新的“国际学术潮流”的预流者，而且成为对中国文史进行新诠释的平台？这将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的时候，时时要思考的责任。

　　谢谢各位，希望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未来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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