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文明的冲突”---萨缪尔·亨廷顿访问记

　　（吴万伟 译）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哈佛大学教授，1996年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赢得大名。以下是《伊斯兰杂志》（Islamica Magazine）记者阿米纳·乔德利（Amina R. Chaudary）对他的采访。

　　问：您的文明冲突理论认为当今全球政治源于不同文化和宗教根深蒂固的冲突。这个理论在9-11袭击之后越来越流行。现在的反恐战争常常被定义为西方和伊斯兰的根本冲突。您认为9-11之后您的理论是被应用了还是被歪曲了？能否对这个观点谈谈您的看法？

　　答：我的观点是未来几十年国家关系很可能反映它们文化承诺，文化纽带以及与其他国家而不是其他因素的对抗。

　　显然，力量像从前一样仍然在全球政治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是冲突背后总有些别的东西。在18世纪的欧洲，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君主政体和风起云涌的共和国运动的冲突，首先在美国，后来在法国发生。19世纪，问题是国民通过民族主义来寻找国家认同。20世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国革命的结果，意识形态开始发挥作用，虽然不完全如此。当时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等思潮相互竞争。

　　不过，这种竞争基本结束了。自由民主至少在理论上得到全世界的接受，虽然在实际上并非如此。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未来几十年全球政治的核心是什么？我的观点仍然是文化身份认同，对抗和从属关系不仅在国家关系上发挥作用，而且要发挥重大作用。

　　问：您写到“45年来，铁幕是把欧洲一分为二的分界线，现在这条线已经向东移动了几百英里。如今新的线把欧洲分为两派，一边是西方基督教派，另一边是穆斯林和正统派。在西方和伊斯兰之间做出这样的两分法难道不是意味着在各自派别内部存在共同性吗？难道它没有认识到伊斯兰社区存在于西方世界这个事实？

　　答：隐含意义是完全错误的。我没有认为西方是铁板一块儿的。显然，西方和伊斯兰内部都有众多派别。有不同的教派，不同的社区，不同的国家。所以不管是伊斯兰还是西方都不是单一性的。我觉得从两个坚固的联盟来思考问题没有多大用处。但是在各自阵营内部确实存在一些共同点。任何地方的人都在谈论伊斯兰和西方。显然这与现实是有联系、有意义的。当然，现实的核心是宗教差异。

　　问：这个新的“铁幕”两边是否有任何和解或者趋同的地方呢？

　　答：正如我说过的，双方都有不同的派别。西方国家与穆斯林合作，反过来也是如此。我想重复一遍，那种认为两个同质的阵营激烈对抗的观点是错误的。全球政治仍然是非常复杂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让它们结交看起来非常怪异的朋友或者同盟者。美国一直并将继续和世界各地的军事独裁者合作。显然，我们更希望看到这些国家民主化，但是我们这么做是因为国家利益所驱使，不管是巴基斯坦，还是阿富汗还是别的什么国家。

　　问：您已经指出美国文明在发生变化，它已经朝向把自由民主作为意识形态的方向前进。

　　答：这一直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自从18世纪的革命以来，美国就有了自由民主和立宪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一般来说我试图避免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我说的是美国价值观。

　　当你说意识形态这个词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共产主义，它才是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你知道《共产党宣言》，你知道其核心内容。但是我们美国的价值观是基本上不间断维持了250年左右的一些松散的价值和信仰。这确实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显然，变化和改变是经济发展，工业化和来到美国发展的移民浪潮，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和世界大战的后果。但是美国价值观的核心基本上维持下来没有变化。

　　如果《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今天回到美国，他并不会对美国人的言论，信仰和在公开场合的发言感到惊讶。听起来确实是非常熟悉的。

　　问：在全世界在理论上如果不是在实践上都接受自由民主的大背景下，穆斯林世界怎么办呢？

　　答：我们已经看到穆斯林世界社会和经济方面相当程度的变化的开头。我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就会导致更多政治上的变化。显然，穆斯林社会，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在越来越都市化，许多也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因为许多国家有石油和天然气，他们改革的动力不足。

　　同时，自然资源带来的财富让他们有能力做出改变。如伊朗之类国家已经开始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

　　问：您认为“伊斯兰文明”在未来会越来越连贯吗？

　　答：当然，我们已经看到往这个方向前进的步伐。当然有多种泛伊斯兰政治运动，企图吸引所有社会中的穆斯林民众。但是我怀疑是否有经过选举的，或非选举的领袖组成的单一政治体系的任何真正连贯的穆斯林社会。

　　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期待穆斯林领袖在许多问题上相互合作，就像西方社会之间的合作一样。我不排除穆斯林或者至少阿拉伯国家发展成为像欧盟这样的国际联盟的可能性。虽然可能性不是很大，但确实可能出现。

　　问：您写到“伊斯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民主不能在穆斯林世界出现。”但是穆斯林世界的很多地方已经实现了民主，比如印度尼西亚，马里，塞内加尔，甚至包含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印度。这中间的联系是什么，或者没有联系？

　　答：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研究伊斯兰的专家，但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是穆斯林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民主进程的缓慢。他们的文化遗产和意识形态可能要负部分责任。他们都经历的殖民地时代或许是反抗英国或法国或别的国家的西方霸权的因素。许多国家直到最近还基本上是农业社会，有少数拥有大量土地的精英在管理。

　　我认为这些国家当然在走向城市化，和更加多元的政治体系。在几乎每个穆斯林国家，都在发生这样的变化。显然，他们也在加强与非穆斯林社会的交往。影响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是移民欧洲的穆斯林。

　　问：您怎么评价最近您的哈佛同事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和芝加哥大学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观点，美国外交政策受到亲以色列团体过分强大的影响，危害了美国的利益。您认为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

　　答：我认为这个观点应该得到认真对待。从任何角度看他们都不是辩论家。我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是我认为“不成比例的”（disproportionately）这个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这个词。美国外交政策在任何方面都受到种族团体或者经济团体和区域团体的影响。试图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爱尔兰游说团存在一个多世纪了，有时候让美国与英国的关系非常困难。其他类似的团体同样存在。

　　以色列游说团并不例外。和其他团体的不同可能在于它只关注于一个问题以色列的生存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

　　问：您认为中东动荡的原因，正如多数人认为的，是直接和主要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紧张关系有关？

　　答：显然，在中东的以巴冲突断层线（fault lines），但是也有很多别的断层线比如以色列和埃及，黎巴嫩不同教派之间的斗争，以及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反对派运动的冲突等。中东出现了很多的冲突。

　　说到稳定，现在还不清楚哪个国家会出现，如果有的话，作为中东主要的霸权力量。在南美洲有巴西，在非洲有南非，在中部非洲有尼日利亚，在东亚有中国和日本，在南亚有印度。

　　在中东是哪个国家呢？以色列有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包括核武器，但它是个小国。奇遇中东国家是穆斯林，而以色列不是，所以它很难成为地区领袖。

　　当然，伊朗是一个可能的领袖，它是什叶派，而多数阿拉伯人是逊尼派。这是个问题，或可能是问题。而且，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而众多的多数穆斯林都是阿拉伯人。

　　还有土耳其的问题，它是个重要国家，但又不是阿拉伯国家，而且在伊拉克北部还有石油等具体利益，并占据边界打击分离主义运动。

　　所以，阿拉伯国家充当类似其他地区那样的地区领袖角色的前景如何呢？没有明显的候选者？沙特阿拉伯有钱，但人口太少。伊拉克有庞大的国土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口是潜在的领袖，但是在前往错误的方向。也许伊拉克会返回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这好像是可能的。

　　问：许多人把土耳其看作西方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桥梁。您这样看吗？

　　答：我并不特别强调这点。土耳其有自己的利益，而且从历史上看，土耳其控制了大部分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通过战争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获得解放。当然，这都是历史了，不一定影响未来的发展。但是，历史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是抹不掉的。

　　问：确保没有地区霸权出现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呢？

　　答：这要看地区领袖是谁？在理论上，美国发现没有领袖国家的地区容易对付。你可以来到国家的领导人那里比如来到印度，“孟加拉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确实需要做点什么，你有什么建议我们可以拟订一个共同的政策？”但是如果你没有像印度这样一个国家，你就得一个首都、一个首都跑，试图建立一个联盟，这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因为伊斯兰的历史恩怨和派系复杂。

　　问：您在哈佛的同事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批评您的文明冲突理论，说“身份认同不是命运”，每个人都可以构造和重新构造挑选的身份。他认为文明冲突的理论显示“人的微型化”为装入“文明盒子”里的“独特和没有选择的”身份。您怎么看待拥有众多身份认同的公民呢？

　　答：我认为阿玛蒂亚森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认识到人们有多重身份。正如我从前说的，我在书中的观点是国家间的联系和对抗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在未来的几十年，意味着文化遗产，语言，和宗教的身份认同问题将在政治中发挥中心的作用。我第一次阐述这个观点是在十多年前，我说的很多内容已经得到时间的证实。

　　问：有多重身份认同的人怎么协调呢？

　　答：他们弄出和解方案，这种做法已经持续至少两三个世纪。当你增加了人口移民和种族，宗教少数民族问题，你就制订一套原则和语言，主流社会可以接受，少数群体也可以接受的。

　　主流社会需要认识到少数族群的独立性，实践自己宗教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以及某种程度的语言权利。关于少数民族角色的最困难问题的许多都是关于语言的。在什么程度上他们受到自己语言的教育，什么程度上受到全国标准语言的教育？或者在公共场所，法庭，国会，立法和行政部门，和政治生活中只用一种语言？我们知道这些可能成为非常敏感的问题。

　　问：您怎么看极端主义---认为自己的身份认同比任何别人的身份都优越的激进观点对当今全球政治的影响？您是否认为只有伊斯兰有某种程度上的极端主义，还是它存在于所有的信仰里？

　　答：我认为极端主义就是你说的：把自己身份和文明与别人的身份和文化对比起来后的极端态度。极端主义倾向和运动存在于所有社会和文明里。当然也存在于美国，这里的极端主义运动对移民和移民融入美国社会和文化采取非常批评性的和敌对的态度。这些倾向可以说是全球性的。

　　问题是当这些极端主义分子的态度失去控制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性因素的时候，只能导致对少数民族的迫害，甚至与不同文化的邻国间的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控制极端主义的泛滥趋势是非常重要的。

　　问：为什么穆斯林和其他族群的关系在欧洲很紧张，而在美国好像处理地比较好？这种现象与您关于美国的拉丁美洲人社区身份和文化理论有什么联系？

　　答：首先，穆斯林在欧洲和美国的最大差别是在美国的穆斯林人口比在欧洲的少。第二，来到美国的穆斯林是经过了几千英里的辽阔海洋的，不是跨越边境或者乘船渡过地中海就来到欧洲的。

　　我们与穆斯林国家不接壤，而欧洲国家如此，这可能就是根本的区别。

　　欧洲穆斯林的地位和美国拉丁美洲人的地位对比吗？两者也有根本的区别，因为美国一直就是移民组成的国家，来到美国的拉丁美洲人大部分来自墨西哥和南美洲。他们是天主教徒，而天主教本来就是美国宗教的一支，美国人口中三分之一就是天主教徒，所以不像穆斯林对欧洲造成的影响那么大。他们说我们很熟悉的西班牙语或者葡萄牙语，所以也不像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对欧洲的影响那么大。

　　美国对拉丁美洲移民的态度的差别是数量过于庞大，来自邻国，而不是跨越太平洋或者大西洋。这给美国造成与以往不同的问题和困难。但它仍然和欧洲的情形不一样，那里人们看到的是从邻国而来的非欧洲宗教的移民。

　　译自：“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Revisited”

　　http://www.digitalnpq.org/archive/2007_winter/14_huntingt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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