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梅：重塑转型期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与利益联系相比，注重归属感的社会认同更加具有稳定性。

　　在社会层面，认同主要表现在三个基本领域：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方式。福利渗透是指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长对相关公共领域的贡献程度，与各阶层由此提升生活质量的程度。意义系统的表达方式是象征符号，比如，知识、道德、法律、人文精神、归因机制和价值取向等，一般通过传媒、教育、人际互动等构造起来。社会组织方式包括组织向其成员灌输行动逻辑、塑造特定注意力分配结构、营造组织文化安排等内容。社会认同是这三方面的复杂结合体。它们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匹配程度，决定了社会认同对社会成员行为进行整合的有效程度。在社会转型、全球化和网络社会的影响下，中国的社会认同趋于快速分化，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秩序和格局。

　　从1949年至1978年，我国构筑了以阶级认同为轴心的社会认同体系。上述三个领域在这一体系中是高度重合的，整个社会共同遵循的是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以及集体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度重合的社会认同出现了结构性变迁：

　　一是就福利渗透而言，经历了从相对均衡渗透到非均衡渗透的转变。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进一步分化，出现了财富向一部分社会成员集中的现象。不同社会阶层对过于强调扩大经济总量、以市场为主导的福利渗透方式的认同，也开始趋于分化。

　　二是意义系统变化更大。首先，一种新型的消费文化在市民生活中萌生，使人们的社会生活逐渐呈现出政治淡化的特点。其次，西方社会人文思潮的影响与关于改革的深层思考，带来了人们对现实境遇的不同解释和对未来走向的不同预期。这些变化使原有的价值观受到了挑战，为社会认同多元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三是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延展，单位制与人民公社制等传统的组织方式所依赖的政治和社会条件逐步弱化，维系原有社会认同的组织方式逐渐失去。

　　针对上述变化，近期我国相应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和尝试：

　　一是国家通过税收杠杆缩小群体间的收入差距，通过完善再分配体系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从而提升相对失利群体对福利渗透方式的认同。但是，这种改良方式遇到了不少结构性的挑战。

　　二是国家正建构涵盖面更广的核心价值体系，并通过主流媒体和体制内动员来增强人们的认同。不过，目前新的核心价值体系的整合能力仍相对有限。此外，由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到来，重建社会认同所借助的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变得弱化。

　　三是国家通过组织网络增强对社会成员的影响，通过政治教育和生活关怀来提升人们对国家和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但是，在社会组织功能日趋专业化、治理结构日趋复杂化的情况下，党组织工作的有效性还需要更多的支持。

　　当前，建构一种有效的社会认同，必须开拓更多的空间。比较可行的方式有以下三种：

　　第一，在丰富福利渗透方面，鼓励不同群体参与社会慈善和社会公益等彰显社会核心价值的活动，鼓励私人部门提升公共福利，探索建立协调劳资关系的新机制。

　　第二，在意义系统方面，要将主流价值观与群体的感情共鸣、文化归属结合起来。在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下，借助媒体和公众的互动式参与，构筑文化和政治的公共空间，对社会认同再构造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三，在社会组织方面，在坚持社会认同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积极探索促进社团发育的新机制，通过改进社团的运作方式，丰富社团的活动内容，逐步将社会成员吸纳进各种社团组织，形成一种社会成员认同社团、社团认同国家的认同建构路径。

　　（作者为上海大学副校长、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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