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没有逻辑？――三读《中国人为什么‘愚蠢’》

　　首先应弄清楚什么是逻辑。简要说，逻辑就是人类的语言规律、思维规律，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进化的规律，或更一般地指称人类思维及其语言的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等等。中国圣人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应该与逻辑的含义很接近。逻辑是所有哲学问题的核心，没有逻辑，则没有哲学。那么，什么又是规律呢？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条件为转移的，客观的、必然的、普遍的乃至绝对的关系和思维法则。

　　逻辑学的起源，是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形式逻辑，古希腊的哲人为真王国作出了伟大的奠基。苏格拉底为概念定义的确定性作了最重要的贡献，柏拉图为先验理念的同一性的确立作出了同样重大的贡献，亚里士多德为真理的立法作了最重要的工作，也即形式逻辑最初的完成。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传诸后世。尽管希伯来一神论宗教信仰对西方文化非常重要的价值，但它的基本精神——求知和信仰精神在中世纪遭到了极为残酷的压制，所以西方哲学基础的形成时间并不早，应该是在十七世纪之后。随着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推进，逻辑力量被催生出来，涌现出英国的实验主义、法国的实证主义、德国的思辨主义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它们共同构造成了西方相对、经验、实然、理性的王国，显示了生命力极其旺盛的社会合力和生命力。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对逻辑理论作出过巨大贡献，并长期影响人类思维的伟大思想家，如首先提出精神、物质二元论的笛卡儿(1596—1650)，从“我思故我在”的信念出发，主张怀疑一切，批判一切，为每一个人的思维的存在性、主体性和自由性的正当权利，作出最有力的理性申辩和论证。他还发明了解析几何，发现了力学中的动量守恒定律等，这些都是重要的思维方法、工具、理论，是他对逻辑的直接贡献。再如培根(1561—1626)，他提出的归纳逻辑方法，为实验观察的重要性、合法性作出了革命性的论证，因而被认为是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之父。又如自然科学的巨擘爱因斯坦(1879—1955)，作为，他的量子论、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理论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逻辑革命。他与牛顿一样，使最广义的逻辑规律具体化而成为了科学的规律，从而为人类的逻辑思维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主因和动力源，是人类文明前进中清扫文化垃圾的“扫帚”和“破冰船”。在人类及其文明进化中，逻辑具有根本性的重大意义。西方近代文明产生和发展了逻辑，引爆了一连串的思想革命，为西方人类文明的进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甚至可以说，提供了文明进化的本身，所以其历史的进化速度明显加快，以致在近500年超越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特别是东方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走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前列。

　　中国的圣人老子为中国哲学（虽然它实际上最后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奠基工作，墨子则建立了进行真假判断的逻辑方法，非常有价值，也使得中国哲学一时出现了发展光大的曙光，可惜从秦以后，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一切全都成了泡影。墨家完全消失，老子被严重歪曲。就只剩下儒家——两汉经学和宋、明理学――独此一家的伪儒学在唱独角戏，西方社会那样的思想合力和生命力，始终没有出现过。须知，哲学是智慧合力的产物。智慧合，则哲学生，智慧分，则哲学死。惟独一家的智慧，根本就产生不了哲学，而且那种独此一家的智慧，最终也不会是真的智慧，很可能是一种伪智慧。自汉代以来，中国不仅“独尊儒术”，而且还用极权专制来推行“独尊儒术”，中国人不仅是在分裂智慧，而且简直是在消灭自己的智慧，这样的民族能产生汇集智慧为一体的哲学吗？

　　一个故事，可以清晰地表明西方人热爱真理的程度。1919年，德国和英国正处于敌对状态，而德国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却由英国的科学家的试验观察所证实。当时，伦敦时报刊出的头条新闻标题竟是“科学革命，牛顿定律被推翻”。牛顿是谁？英国人心目中的“圣人”！本国的圣人被敌国的科学家推翻，竟然还用如此大的标题报道出来，毫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这怎么可能？如果日本人用什么东西推翻了中国的什么圣人，中国人将会如何歇斯底里地大发作呢？中国人会为真理高呼吗？我不过在文章中对中国有没有“学”表示了置疑，就招来那么多情绪激动的指责，让人不得不怀疑，中国人心中能有多少真理的位置呢？而中国的“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究竟含有多少真理成分呢？而这个事实也正好说明，中国“哲学”直到今天也没有“长大成人”，因为即使我们“文化人”的脑子里，也没有多少实打实的哲学东东！

　　结论是残酷无情的，是中国人自己把自己的智慧给“掐死”了，证明就是中国人至今也没有把属于自己的国际社会承认的哲学理论基础和学术体系建立起来。由于中国的文明长期以来缺乏逻辑，黑格尔得出中国人没有哲学，所以其历史的发展便长期陷于停滞的结论。中国要想在文化上找回自己的自尊，就必须补上逻辑这个“核心缺陷”。黎鸣先生把逻辑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琴声”中最弱的一根“弦”，是很有道理的。缺了这根弦，中国传统社会就只有缓慢而重复的量变，造成了2000多年的中国社会长期地发展停滞，而缺乏急促而革命的质变，尤其在近500年间与西欧相比，这个反差就显得特别鲜明。所以，根本不存在由中国首先推出人类近现代科学的可能，根本不存在在中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文明以及自由——民主的文化精神的可能。如此，中国怎么能不落伍？

　　中国人要想产生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哲学和哲学家，如果我们这一代还不成，那就只有等待22世纪了。

　　也许，那时候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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