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张晔：苏州与温州：国际化模式的比较及展望

　　「内容提要」温州模式和苏州模式分别代表了中国区域经济国际化的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温州模式是一种以温州商人为主体的、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立足于区域内本土民营企业和传统制造业的区域国际化模式；
而苏州模式则可归结为一种以强势政府主导的，由FDI 带动出口加工、以招商引资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区域国际化模式。本文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研究苏温模式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比较分析这两种国际化模式在规模和阶段、道路、方式、产业和技术选择、空间分布和效率等方面的差异，并探讨两者面临的困境和各自未来的发展命运。

　　「关键词」苏州模式/温州模式/路径依赖/企业国际化

　　从我国区域经济国际化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两种较为典型的国际化模式，即温州模式和苏州模式。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区域经济国际化的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目前理论界对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具体内涵尚有争议，我们认为从经济国际化的角度而言，温州模式是一种以温州商人为主体的、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立足于区域内本土民营企业和传统制造业的区域国际化模式；
而苏州模式则可归结为一种以强势政府主导的、由FDI 带动出口加工、以招商引资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区域国际化模式（注：刘志彪、张晔：《中国沿海地区外资加工贸易模式与本土产业升级：苏州地区的案例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年第8期。）。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主体是企业，因此苏温地区的经济国际化模式实际上也是企业国际化的模式（下面简称“苏温模式”）。苏温模式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国际化道路有着重大借鉴价值。本文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研究苏温模式是如何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比较分析这两种国际化模式差异，并探讨两者面临的困境和各自的发展命运。

　　一、两种国际化模式的发展路径及演变

　　为什么同是东部沿海地区，苏州和温州却选择了不同的国际化模式？我们认为，某个地区选择不同国际化模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既具有在国际化大趋势下的必然性和共同性，同时又具有各自发展过程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必须从这两个地区原先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发展路径，以及在国际化冲击下模式演变过程的角度加以考察。

　　（1）苏州模式的发展路径及其演变

　　早在1985年，苏州就被国家批准为对外开放沿海城市，享受国家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但当时盛行的是以乡镇企业为特征、主要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苏南模式。80年代后期，由于受到外资企业进入的冲击以及乡镇企业的本身问题，导致后者竞争力急剧下降，苏州开始调整发展战略，从内向发展转为对外开放。1990年前后，苏州利用其与上海毗邻的区位优势，主动融入上海，实现外向型经济和错位发展战略。一方面积极发展出口加工贸易，增加地区外汇收入，扩大苏州在国际上的影响；
另一方面积极招商引资，大力兴办“三资企业”。原有的在地方政府主导下发展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道路则被历史基本“终结”。90年代末，随着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推行，苏州再次抓住国际产业资本加速向长三角地区转移的机遇，积极吸引台湾的IT产业资本，发展出口加工业，从而迅速推动苏州模式走向成熟。为了和外向型经济模式相适应，从1998年开始，苏州进行二次改制，一方面把乡镇企业改造成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等，以解决原有乡镇企业的产权不清问题；
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通过产权交易、改制和租赁等形式，改变国有企业的面貌，使之参与市场竞争，面向国际国内两大市场。对苏州模式的改造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出现了过分依赖外资的现象，如人均收入不高、本土民营企业遭到挤压和被边缘化等。因此2002年前后，苏州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和自主创新规模经济的发展，苏州模式因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苏州之所以选择了政府主导下的以外资出口加工经济为特征的国际化模式，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首先，苏州位于长三角中部，与上海毗邻，既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条件，又有广阔的大陆腹地作为支撑，具有显著的区位交通优势，便于外资流入；
其次苏州文化底蕴深厚，教育体系发达，产业工人的素质较高。因此外资，尤其是高技术产业资本纷纷选择苏州作为国际制造业生产基地；
三是苏南模式时期就形成的强势政府的传统，使得地方政府具有主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意识，并有能力开展以政府为主导的招商引资。事实上，苏州模式的形成也与地方政府对两次重大发展机遇的把握和战略决策有着重大关系。

　　（2）温州模式的发展路径及其演变

　　温州模式的历史较苏州模式为早。80年代初，温州企业主要是以个体、分散的家庭工商业的形式挂靠在集体公司名义下经营，86年以后这些个体工商户则逐渐转向股份合作制名义下的合伙制企业。此时工业生产主要以小商品生产为主，供给国内市场，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一些已完成部分原始积累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纷纷发展为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并对家族制的管理方式进行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开始逐步建立。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温州商人走向世界各地，起初主要经营餐饮业，很快扩展到经营商业贸易，通过向国内温州企业发下订单，并在国外开店设厂的方式进行生产和销售，从而带动本土企业走向国际化。但由于温州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经营的是低档产品，技术含量较低，主要是通过降低成本来寻求生存空间，因此屡屡遭国际反倾销抵制。尤其是2003年左右，温州低价商品出口遭到严重困难。同时温州模式也遇到了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资本外流严重等危机，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全面吸引资本回流和外资进入，并帮助本土企业实现产业升级。温州民营企业自身也开始寻求新的企业国际化道路，从直接出口转向对外直接投资和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温州国际化模式有了新突破，2004年温州进出口总额和利用外资数量大幅增长。尽管如此，温州外向型经济的各项指标仍不及浙江省平均水平，特别是引进外资方面非常落后。外向型经济作为温州经济的短腿，一直成为温州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温州之所以选择温州人主导下的以民营企业国际化为特征的“温州模式”，其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温州政府对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一直采取了默认甚至保护的态度，壮大了民营经济的实力，从而为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打下了基础。其次，与发展的初始条件有关。在工业化起步之初，由于缺乏资金、人才和技术，而不得不采取走出去闯市场的办法，反而锻炼了温州人开拓新市场的胆识和魄力，大批温州商人跨出国门闯世界。三是温州文化传统较为注重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温州商人之间比较诚信团结，能够“抱成团”，愿意分享市场信息和资源。在此基础上，温州人在国际社会逐渐发展出自身独特的社会资本，形成了所谓的“海外关系网”，能够帮助本土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从这两种国际化模式的发展路径及其演变上，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地区国际化模式的差异，实际上是原先的经济模式在面临国际化冲击下的一次嬗变，因此它们与共同面临着的经济全球化背景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区位交通、资源禀赋、工业基础和文化传统，甚至面对机遇时的战略把握和政府的适时引导，都可能成为一个地区选择某种国际化模式的重大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发展过程中随之而来的路径依赖性，通常会强化了最初的模式选择。因此，不同地区的国际化模式往往显现出丰富多彩的格局。

　　二、两种不同国际化模式的比较

　　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往往被人们总结为不同的国际化经验。从比较分析的角度出发，可能使我们更能看清它们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1）国际化规模和阶段的比较

　　国际化指标主要包括外贸、外资和外经几个方面。从进出口规模上来看，由于引进外资远远比本土企业走出国门要容易，且外资出口加工品的价值中包含了大量的进料价值，因此在进出口规模上，外资出口加工导向的苏州遥遥领先。2004年苏州进出口总额达到1032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508亿美元，外贸依存度高达240％；
而2004年，温州累计完成进出口总额近60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为35％。从外商直接投资来看，2004年苏州新增外资14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95亿美元；
而温州新增外资仅11.0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09亿美元。从对外投资上来看，2004年苏州新办境外企业32家，总投资6.2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4515万美元；
温州市新批境外企业69家，总投资仅1580万美元。因此，如果仅仅从局部性的、缺少经济联系的统计指标看，温州国际化的规模远远落后于苏州（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目前国家对外审批程序较为复杂，很多温州公司虽已在境外设立企业，但还未经国家审批，因此温州企业的实际对外投资规模比统计数字要多的多。且温州企业习惯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个体投资和搭会投资，海外企业利润再投资的现象也较为普遍，而现有的统计方法难以准确估计这几种形式的对外投资规模。因此我们推测，就本土企业的对外投资来看，温州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可能远远大于苏州。）。

　　但是，国际化的规模和阶段并不一定成正比。苏州进出口和FDI 规模巨大，恰恰反映了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外资出口加工模式并没有改变。从发展方向上看，企业国际化可区分为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两个方面。企业内向国际化活动的方式包括进口、购买技术专利、特许经营、国内的合资合作等；
企业外向国际化活动包括产品和服务出口、技术转让、海外生产等。尽管从动态的角度看，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贯穿于企业国际化的整个过程，但从整体发展阶段上来看，企业外向国际化是其内向国际化发展的结果。温州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出口贸易和海外市场建设，以外向国际化为主；
而苏州还基本处于引进外资的内向国际化阶段，即使有对外投资也是以跨国公司的海外再投资为主，本土企业的对外投资比例很低。因此我们认为，苏州国际化水平实际上落后于温州。

　　（2）国际化道路的比较

　　由于世界市场正在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无论是哪种模式，企业最终必定走向国际化。当然，一个地区的国际化，既可以先从国际化开始，也可以先从区际化起步，利用国内市场发展自己，再逐步走向国际化。其次，从国际化的经营阶段上来看，企业目标市场的扩展通常遵循着：本地市场→地区市场→全国市场→海外相邻市场→全球市场的顺序。而从企业跨国经营的演变上来看，最常见的道路是：纯国内经营→中间商间接出口→直接出口→设立海外销售分部→海外生产。这些是企业国际化的一般渐进式的路径，但是有时候也会跳过一两个阶段，使得某个地区的国际化道路呈现跳跃式发展。

　　从整体国际化过程来看，温州模式基本上走了一条渐进式的国际化道路。温州是先区际化，再国际化的典型。80年代初温州出现了一支庞大的推销员队伍向全国推销商品，随后很快又形成了十大专业市场和产销基地，由此带动了温州工业化进程。经过区际化的发展阶段后，温州企业逐步突破了国内市场的制约，不断拓展自己的营销网络，使区际化向国际化延伸。从温州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的历程看，最初始的方式是开展出口贸易，之后在出口市场设立营销网点、研发中心、组建境外市场等。目前，温州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时，一般只把间接出口代理作为一种过渡形式，而绝大多数（约90％以上）企业选择使用国外的温州商人销售网络，直接出口。有些发展势头较好的温州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因此，在跨国经营阶段上，温州已经进入从直接出口向设立海外营销分部的过渡阶段。

　　苏州则基本上以跳跃式发展的国际化道路为主。苏州模式一开始就走上了企业国际化的道路（注：尽管在苏南模式时期也有区际化的经验，但苏州模式下原有的乡镇企业已消失，改制后的企业也并不占有主要地位。）。从90年代初开始，苏州相继利用浦东开发和台湾IT产业资本转移的机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出口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通过发展配套产业，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产品内分工，本土企业因而能够参与价值链中的某些环节的价值创造，并将产品随着加工贸易的出口而输往国外市场。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将包含有本土企业参与生产的产品，跳过几个国际化阶段，直接出口而面对海外市场，而且通过搭上外商再向海外投资的顺风车，本土企业也可以借此向海外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因此，通过吸引FDI 和发展本土企业为之配套，苏州迅速融入了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经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因而在国际化道路的选择上，相对于温州模式而言，苏州模式是一条捷径。

　　（3）国际化模式的方式和特征的比较

　　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除了规模、道路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外，相对应的在国际化的方式和特征上还有几个显著的不同。

　　苏州模式属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内向国际化模式。目的是通过吸引国际资本开办出口加工企业，发展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配套，来实现本土企业的国际化。因此，苏州模式是一种“子公司承接国外订单”的“两头在外”模式，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较高（约为75％）。但是，由于本土企业和外企技术差距太大和跨国公司自身的战略考虑等多种原因，本土企业对外资企业的配套比例并不是很高，出口加工贸易以外资企业为主（比例为97％）。另外，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化模式，决定了本土企业只能参与产品价值链中某些环节的生产，从而本土企业生产的产品并非是完整的产品，甚至很多出口加工品是“在本土生产”的、而非“本土企业生产”的产品。从境外投资角度来看，尽管投资规模巨大，但是以外商的海外再投资为主，中方投资额仅占境外投资的7.3％左右。即使是合资企业，其海外资产的控制权也主要在外商手中。

　　温州的企业国际化方式则与苏州不同。温州商人善于闯世界，在世界各地开店设厂。他们消息灵通，善于把握商机，掌握国际市场，尤其是最终消费市场的需求动向，并能将国际市场信息及时传递到国内企业，进行生产，从而带动本国企业国际化。与苏州不同的是，温州民营企业已成为国际化经营的重要主体，它们既是出口货源的提供者，又是国际市场的积极开拓者。温州95％以上的出口商品是由民营企业生产提供的，同时温州境外投资的主体90％以上为民营企业。因此，温州的企业国际化主要是由温州人自己控制的。温州模式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即温州企业的经营伙伴（商业网络）在温州企业跨国经营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尤其是不可忽视海外近四十万温州籍华侨的力量。他们既了解国际市场，又了解国内生产状况，给温州企业带来大量订单，并加快了温州本土企业的技术设备和相关专业人才的引进、管理水平和经营观念的更新，从而带动温州企业从事国际化经营。从温州现有外商投资来源来看，也主要来自于海外的温州籍华侨。

　　（4）国际化起步的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比较

　　按照资源禀赋学说和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该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和产品来换取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和产品。因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等经济发展了，再逐步过渡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温州的国际化是从一些具有低成本、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特点的传统产业，尤其是一些“缝隙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起步的。选择这些产业起步快，比较容易积累资金，而且能较充分利用剩余的不熟练劳动力资源，并通过“干中学”逐步掌握技术诀窍和管理经验。经过多年发展，温州企业基本完成了从小作坊到现代企业、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自动化的发展过程，出口产品的档次和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在此基础上，开始出现了某些产品向其他高附加值产业进军的迹象。因此，温州企业的技术选择和产业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主动选择的结果。

　　苏州则从高新技术产业的低端环节起步。尽管苏州引进的是高新技术产业，但实际上都是高新技术产品的组装工业，仍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水平和附加值并不高。这也是由苏州目前的比较优势决定的。但与温州不同的是，苏州的产业和技术选择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结果。是由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产业链在发展中国家配置的结果，目的是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丰富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因此苏州招商引资引来的只能是跨国公司的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但通过外资引进，苏州民营企业正在努力向跨国公司学习，希望能在为跨国公司的配套互动中，逐渐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从低附加值环节走上高附加值环节。

　　因此，温州和苏州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上的差异在于，前者从传统产业起步，产业选择具有主动性；
后者从高新技术产业的低附加值环节开始，产业选择具有被动性。但是两者都是利用了劳动力资源优势，先从附加值和技术水平较低的产业做起。这也许说明，没有特殊资源的地区，选择一开始就走上自主创新和树立品牌的国际化道路，可能是非常困难的，而从低端产业和低技术开始起步，则成功的可能性较大。

　　（5）国际化的产业空间分布形式比较

　　从国际化的空间载体上来看，苏温模式都形成了集聚式的产业空间分布形态。产业集聚是指相同或类似的产业高度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产业成长现象，它具有企业共生和专业化的特征，能够围绕某种产品形成细密的分工协作网络，使得中小企业也能获取区域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收益，使得产业集群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国际市场，应付国际竞争。

　　温州是本土传统产业集群的典型，集群内部形成了专业分工的块状经济。起初是少数温州商人偶然发现了国际市场需求，开始生产某些产品，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模仿和学习，“一户带一村、一村带一镇”的逐步示范、扩散发展，这些产业开始在某些地区成长，并形成产业集群。温州产业集群以当地的中小企业甚至家庭户为主，它们既竞争又合作，结成互相依存、分工协作和功能互补的共生关系，在轻工业产品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能够占有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如大唐的纺织业集群、温州的打火机产业集群在国际市场上都极具竞争力，后者甚至占据了近70％的国际市场份额。在商业网络上，温州人在世界各地建起了许多的温州街、温州村和温州城，形成商业集聚区，从而把温州经济和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苏州则是外资企业集聚，形成规模经济的典型。苏州的产业集群主要是引进外来资本，尤其是引进台湾高技术产业资本后形成的。2003年苏州累计台商投资已经达170亿美元，占台湾对大陆投资总额的1/5强。从空间分布上看，太仓、常熟和张家港以冶金、建材、纺织品及传统制造业为主，昆山则是电子信息产业的天下。集群内的外资企业之间结成了共生共荣的配套关系，形成了自己的“生物圈”。如当台湾某些领头大企业进驻苏州后，其相关配套企业也纷纷跟进，形成紧密结合的企业群落，大大减轻了企业交易成本。

　　因此，温州模式和苏州模式在国际化空间载体上的区别在于，产业集聚的主体不同。苏州以外资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而温州则以本土传统产业的企业为主体。前者是外来引进的，发展速度和结构变动较快，但根植性较弱，容易发生群体迁移；
后者是内生发展的，结构变动较慢，但根植性较强，发展比较稳定。

　　（6）企业国际化模式的效率比较

　　由于苏温模式采取的具体路径和方式不同，决定了必然具有不同的发展绩效和潜力。当然，事物是两面的，每种模式往往既有利也有弊。

　　苏州国际化模式的好处在于，通过外资引进，能迅速推动当地的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通过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来提高当地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
能够利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尤其是国际上一些知名的跨国公司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网络，使本土企业的产品迅速进入国际市场竞争体系。但是，这种模式也容易导致本土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遭到外资企业的挤压和被边缘化，导致当地经济的自身“造血”功能衰退，形成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在结构上的二元化发展格局，从而与试图通过外资引进来使本土企业国际化的初衷相悖。

　　与苏州模式的差异在于，温州模式中企业发展较为稳定，能够逐步积累资金、技术和经验，不会出现苏州那样的本土企业被外资企业压迫，以及产业结构、经济主体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二元化等问题。但是自我发展，自我积累的同时也意味着温州企业没有利用好外部资源和自我封闭，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有限，产业升级缓慢。由于温州商人靠的是传统产业出来打天下，产业结构层次和技术含量较低，这意味着温州企业面对的几乎是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缺少控制市场的势力和能力。

　　三、两种国际化模式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

　　目前，苏州和温州的企业国际化都遭遇了发展瓶颈。其问题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又有其特殊性。从共同性上来看，比较突出的是，在各类资源瓶颈的约束下，产业升级困难。

　　各类资源瓶颈开始出现。一是土地资源瓶颈。由于工业化大量消耗土地，2003年底，苏温地区人均耕地分别仅为0.71亩和0.32亩，远远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预警线人均耕地0.79亩的标准。二是水资源瓶颈。由于天旱和工业、生活用水急剧增加，以及工业和生活污染，致使苏温地区已经开始出现水荒。三是电力能源瓶颈。苏温地区都面临着用电紧张的难题，2005年暑期两地的企业一周只能保证3～4天的用电，其余时间只能停产。四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力资源匮乏。房地产价格飙升，生活成本大大提高，苏温地区不少劳动密集型工厂员工大量流失。正是由于各类资源的约束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加上开发区各类优惠政策的陆续到期，苏温地区企业投资环境已经大大恶化。

　　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直接导致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客观要求企业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但出于多种原因，苏温地区的产业升级难以顺利实现。（1）由于温州企业管理者整体素质不高，技术、人才准备不足，以及交易方式上对人际关系极度依赖，使得温州企业固守在原有的技术知识层次中，加上经济总体的外向程度偏低，地方政府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等“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原有的产业发展形成路径依赖等各方面的因素，近10年来温州的工业化结构演变极其缓慢。反映在出口产品结构上，一直局限于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极小，传统加工制造业的技术改造严重不足。（2）苏州的情况更为复杂。苏州乡镇企业改制后，无论是经济总量、产业层次，还是企业规模，民营经济并没有成为苏州经济的主导力量，主要分布在纺织、化工、化纤等传统行业中，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仅占全市比重的1/20左右。企业的经营层次和盈利能力较差，产业升级较为困难。而苏州外资产业是否在当地升级，则取决于本土综合技术水平能否与之配套。苏州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较低，关键技术依靠国外的现象较为严重，掌握着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人员几乎全部来自于国外。因此，受本土技术水平的限制，外资在当地的产业升级迹象并不明显。且苏州产业结构和经济主体结构的二元化较为严重，外资企业往往只从事产业链末端环节的生产，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配套不足，企业间关联性较弱，以至于外资企业对本土产业的优化升级作用也极为有限。各种原因造成了苏州产业升级缓慢。

　　温州和苏州这两种国际化模式遇到的困境有相似之处。首先，它们发展的产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受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较大。第二，两种模式都缺乏自主技术的支撑，苏州是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较大，消化吸收需要一段时间，温州的民营企业缺乏资金和人才进行技术创新。第三，两种模式都存在利润和附加值低的情况，苏州出口产品的主要利润被外资剥夺，而温州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下利润率也很低。

　　当然，从国际化瓶颈的差异性上来看，不同的模式遇到的困难又有所不同。（1）温州模式的困境不仅来自于企业内部，而且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排斥和联合打压，有被国际市场整体驱逐的危险。一是温州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主要通过量大面广、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来竞争，但这样极易冲击别国市场，引起当地反倾销抵制。二是缺乏现代的市场经济文化观和价值观。灵活变通、冒险胆大的秉性使得温州商人的经营方式和国际公平竞争规则以及海外当地的文化习俗发生冲撞。如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偷税漏税、不雇佣或者少雇佣当地员工等以节约运营成本等，造成了与当地同业甚至与当地文化的对立，而海外温州人自我封闭的文化交流圈又加剧了这一现象。三是缺乏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无论是本土温州企业还是海外温州企业，通常都采用家庭制，靠血缘、亲缘甚至地缘关系来维持。采购、生产、销售都在家族链条内进行，资金往来很不透明。有些海外温州企业甚至成立帮会进行管理，给当地社会造成很多误解。另外，由于温州的轻工业出口是从低端起步的，从低端向中高端成长存在着许多难以逾越的成长瓶颈。特别是这些轻工业市场属于成熟市场，市场竞争格局已经形成，温州产品很难在国际的高端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而低端市场则往往受到更多贸易壁垒的制约。因此，温州企业和产品要国际化，要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上流社会的认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2）苏州主要面临着外资企业外迁而造成的产业空心化危机。尽管温州企业的外迁现象更加严重，但苏州的后果更为可怕。由于苏州模式是凭借工业化初期廉价的要素资源吸引外资，并非“有根的”本土企业，而外资总在不断的寻求最佳的性价比地区以获取更高利润。当本地资源优势丧失时，这些外资很快就会发生迁移，因此苏州模式实际上成为一种“松脚型（foot-loose）”的内向国际化模式。如果外资撤离后，本土企业还没发展起来，原先想借助内向国际化来促进外向国际化的战略就失败了，当地经济也面临着产业空心化的威胁。事实上，由于各类资源瓶颈的出现和产业升级缓慢，目前苏州外资进入速度已经开始放缓。2005年一季度，苏州在吸引外资、进出口贸易方面都有不少指标下滑，有些甚至是多年来首次下降。这说明苏州的一些外资、台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已经开始撤资外迁。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苏州资源价格的进一步上升，外迁的出口加工企业将越来越多。

　　四、“苏”、“温”模式的未来命运及其展望

　　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化发展模式，应如何突破国际化瓶颈，其各自的未来发展命运又将如何？

　　具体来看，苏州模式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产业空心化危机。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面对成本上升导致外资撤退的问题。由于资源价格上升，竞争力较差的外资撤退是必然的。但是苏州也可以借此机会，促使外资企业本身从产业低端向高端发展，从而节约土地和各种资源。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实现这一目标：一是让外资企业之间充分竞争。这样，缺乏竞争力的低端外资会主动撤退，而留下的一般都是附加值较高的、对成本不敏感的高端外资。二是对外资进入的限制。苏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高外资企业的技术、环保和附加值标准，对外资进行筛选，从而达到吸引高端外资的目标。另一方面是如何解决本土企业发展不足的问题。国际化首先应该是本土企业的国际化。因此，苏州不应把引进外资的数量作为国际化的目标，而是应积极鼓励本土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通过对本土企业的扶持和FDI技术外溢，帮助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从而实现外资出口加工企业的配套主体的转变，即本土企业加入跨国公司的垂直专业化生产体系，真正成为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的一部分，通过“干中学”，积累大量技术和管理诀窍，从而增强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后，本土企业通过市场竞争，用不断收购和替代当地低端的外资企业的方法“赶走”外资，并逐步跃升到附加值较高的环节。

　　温州的民营企业早已走向国际市场，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应注意“引进来”，即输出传统产业资本，引入高技术产业资本，从而打破现有的封闭的产业结构和低水平的均衡，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在温州目前情况下，必须重视引进外资。因为引进外资并非仅仅引进国外资金，更是国际先进的管理、技术，甚至企业发展理念的引进。本土企业可以在现有产业的基础上与外资嫁接，通过向跨国公司学习，改造自身和提高水平，从而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对于温州的海外企业而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必须摆脱低价格陷阱和如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在现有的国际竞争格局下，低成本低价格的传统竞争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影响了温州企业占据海外高端市场，且容易引发当地的反倾销抵制。这个问题的解决虽然需要国内企业自身提高技术水平，实现产业升级，但海外企业也可利用“走出去”的先发优势，利用国外市场的信息、国外的研发资源（人员、技术）以及控制国外的品牌、渠道等来提升国内产业的技术水平与档次，并从需求角度促使国内企业开发新产品，提高附加值。其次，海外温州企业必须打破家族制企业的封闭性，引入国际化的管理机制，引进外部人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要注意雇用当地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样不仅可以学到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又可减少与当地同行甚至文化的对立。最后，温州企业还必须实现经营思路和方式的转变，从千方百计节约成本到尊重当地习俗和遵循国际规范，从而真正融入到国际社会和经济中去。可以这么说，温州企业能否真正国际化，主要取决于温州商人能否克服依赖人际关系的局限性，以及温州文化自身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但是，文化习俗和传统的改变也许不是仅仅一代人能够完成的，等接受了现代教育和文化熏陶的下一代温州人成长起来，那时候温州模式的内涵可能会进一步演变。

　　从共同性上来讲，苏温模式都需要进行战略性调整以适应企业国际化的需要。调整的方向有以下几个基本面。首先，强大的生产基地需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的支撑。因此，苏州和温州都应把增强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放在首要位置，逐步提高自主技术比重。其次，在自主研发能力的基础上推动产业升级和产品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并逐步形成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的品牌。这就需要技术、资金、人力资源等多方面的积累，尤其是管理和技术方面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政府服务功能的加强，政府提供有关创新的公共设施和产品，尤其是支撑着产业技术创新的区域性公共创新基础设施。最后，无论是苏州模式还是温州模式，都必须把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相结合，“走出去”和“引进来”并举，引进外资、商品出口和对外投资同时进行。因此，在保留原有特点的基础上相互学习，弥补自身不足，可能是苏温模式的未来发展方向。

　　最后，无论是温州还是苏州，都要探索与外资合作的多种渠道。温州固然要突破封闭式产业结构的制约，苏州也不能全部依赖一种外资合作形式。目前，可供苏州和温州选择的外资合作战略大致有以下几种：

　　（1）发展为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配套

　　产业链是指各个厂商因通过彼此提供原材料、零部件、产品、服务而构成的网络。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对其主导的产业链的各个生产环节进行全球性战略调整，即采取FDI 方式，把那些缺乏比较优势的制造环节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此，苏温地区可以借此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为跨国公司提供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配套，从而获得加入国际产业链的机会。产业链配套包括浅层配套和深度配套两种方式。前者由于跨国公司的转换成本低，配套企业的可替代性强，从而存在着较大的风险。而后者由于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和资本等方面的投资已形成专用性资产，转换成本较高，合作关系较为稳定，且本土企业能够借此学到跨国公司更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苏温企业应采取各种手段，积极争取跨国公司自身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投入，来“锁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目前，苏州企业基本上采取了产业链配套的外资合作方式，但仍以浅层配套为主，风险较大，应积极寻求与跨国公司深度配套的机会。

　　（2）横向国际化合作

　　横向国际化合作是指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在相同、相近或相关产业和生产环节的合作。这是国内外同行之间为了获得互补性优势而采取的合作方式。如苏温地区的本土制造企业与跨国公司在制造环节的合作、苏温企业和跨国公司彼此利用对方的营销网络等等。通过横向国际化合作，本土企业可以学习国外同行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了解国外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情况，熟悉国际市场行情，减少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恐惧感。有利于本土企业花费较少的学习成本，进入相近或相关产业，获得规模经济效应。与跨国公司在营销领域的合作，使得本土企业能利用跨国公司现成的营销网络进入国际市场，降低市场风险。开展横向国际化合作的方式，可以与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也可以成立战略联盟，或是关系松散的其他企业组织形式。

　　（3）纵向国际化合作

　　纵向国际化合作是指本土企业沿着产品的材料供应、生产和销售等上下游环节，与跨国公司展开的合作。与横向国际化合作相比，纵向合作更便于双方开展互补性合作。纵向国际化合作包括前向和后向的国际化合作。前者指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产品终端进行的合作。如本土企业利用跨国公司的国外营销网络和品牌进入国际市场，达到企业国际化的目的。后者是指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原材料和产品研发等上游环节的合作。如本土制造企业与国外资源性企业合作，控制国外丰富而国内稀缺的矿产资源，从而降低进口原材料成本；
与研发能力较强的国外企业合作，可以部分解决国内研发水平较低的问题，增强本土企业的研发能力，等等。鉴于目前国内基础工业较为薄弱，资源面临短缺，研发能力落后，国际营销网络欠缺的状况，苏温地区可以考虑利用国内企业的制造优势作为基础和平台，把开展与跨国公司的纵向合作作为本土企业国际化合作的主要努力方向。

　　（4）收购兼并外资企业和国外企业

　　本土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的学习、合作和竞争，不断收购兼并本土的外资企业，从而实现对外资企业的替代。但更重要的是，本土企业可以“走出去”，收购兼并国外企业，整合全球资源。最佳方法是收购兼并国外的品牌企业和上市公司，收购那些具有市场网络和先进技术的企业，而不是一般的加工企业。这样既可以消灭竞争对手，又可以迅速获得投资收益。收购兼并后，必须对国外企业的生产要素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如利用其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充实国内企业的实力，利用其营销网络销售国内企业的低成本产品，利用其先进机器设备改造国内落后技术，利用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和研发人员开发新工艺和新流程，利用其管理经验培训国内员工，等等。反过来，再利用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把国外企业原有的一般制造加工功能转向国内配置。总之，通过收购兼并和资源整合，使被收购企业与国内企业的资源形成互补和最优配置，从而加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刘志彪张晔。中国沿海地区外资加工贸易模式与本土产业升级：苏州地区的案例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3）。

　　[2]刘志彪。经济国际化的模式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选择[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8）。

　　[3]洪银兴陈宝敏。苏南模式的新发展——兼与温州模式比较[J].改革，2001（4）。

　　[4]包松陈湘炯。由“温州模式”到“温州人模式”探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4（5）。

　　[5]赵伟。温州模式：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一种理解[J].社会科学战线，2002（1）。

　　[6]史晋川。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的观察[J].浙江社会科学，2004（2）。

　　[7]史晋川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刘志彪，国家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张晔，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生。（南京210093）

　　来源：《温州论坛》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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