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百年西风东渐带来的思考

　　西方文明对东方的影响，明朝已经拉开了序幕，然而两地实质性交往可以追溯到唐代。公元十六世纪，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毫不掩饰地表示出一个西方人对东方文明气息的赞美和着迷：“恃商工为活，有丝甚丰饶”，“行在城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一直到明代以前，在东西方的贸易、政治文化和交流中，都是东方文明对西方的影响更大。

　　从十七世纪开始，世界文明的风向转了，由东风转向了西风。西方文明挟带着战争灾难、工业文明、自由市场、科学技术，以强者姿态席卷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民主、人权，全世界都笼罩在来源于西方的价值指向和评判标准的双翼之下。在这些显而易见的现象背后，语言文字、宗教和政治法律体系作为西方文明价值理念的核心承载物，不动声色地在东西共荣的世界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使东西方世界在价值理念上趋于一体。

　　首先是语言。连续几个世纪的殖民扩张，英国把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土地变成了自己的附属领土，英语也伴随着英国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成为了一种通用的国际语言。二十世纪末，全世界已经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能讲流利的英语或能熟练使用英语，世界五大洲均有讲英语的国家和人民。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有十余个，包括美、加、英，澳、南非和加勒比国家；
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超过七十个，包括印度和新加坡；
一百多个国家把英语列为外语教学的第一外语。就象当年的“日不落帝国”一样，英语也被称为“日不落语言”。

　　语言文字交流的障碍打通之后，世界性的交流从此开始了。当军事霸权退出国际交流的领域，经济互联网在二十世纪再次巩固了英语的全球性支配地位。由于英语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技术开发，英语成了互联网上的通用语言和使用最频繁的语言，互联网上存储的信息中有80%是英文信息。任何人想要从互联网上获取丰富和大量的信息，懂英语是个基本条件。

　　语言是世界性交流的基础，英语给全球带来了世界性的交流，为世界在经济、文化、生活方面的相互理解和交流打下了基础。十八世纪末波兰的一个医生发明了世界语，计划作为全球语言促进民族交流，但由于缺乏应用的基础，至今不能推广。英语在世界上的推行，前后经过了几个世纪，借助了多种方式：早期是跟随武力外侵强行推广，或提供商业贸易的便利，利用宗教传播或文化交流的渠道，现在，作为国际间交流的基本工具，英语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地位已经超然于其它语种之上。

　　语言不仅仅是语言，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印欧语系字母的表达传递着逻辑观念，而东方的方块字来源于对物体具体形象的描述和想象。不同语言文字系统的后面，往往隐含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英语的全球化运用，对于传播以英美国家为主要代表的西方生活、价值观念，作用不可小觑。

　　第二是西方的宗教。传播文化和价值观念，传教士通常都走在殖民主义者的前面。根据记载，最早进入中国境内的都是一些传教士，然后才是商人和军队。翻开中国历史，唐代已有天主教士将圣经带到中土，明末清初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由于本土化成功，甚至得到官方的承认，位居钦天监等高职。他们把西方精妙的制作技术、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知识以及绘画音乐等艺术介绍给中国，也带来了理性客观的思维方式和迥然相异的视角，影响着中国包括帝王在内的上层统治阶层。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宗教得以大规模在内地传播，教会在各地设立教堂、修道院、学校、医院、托儿所等。为了改造殖民地的文化，教会开办了许多免费的学校，大部分由传教士负责。这些学校的教学内容通常包含着三部分：宗教教育、中国传统经典教育和科学教育。中国的百年名校，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都由教会大学蜕化而来。这类学校培养的近万名学莘和留学归国人员构成了当时推进中国维新变革的知识分子的主体。

　　东西方的宗教对人类起源和生命、目的等人生根本问题，有不同的表述。西方宗教里有一个三位一体、全知全能的神，拥有全部已知和未知的力量。而东方宗教恰恰就没有这个相对的“它者”。西方的宗教是一神教，在《圣经•旧约》里面，只有犹太人见过上帝，与神有过接触，基本上西方的神是不可知、不可超越的。宗教来源于早期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东西方对于神有一些共同经验，神来人间做了一些事情，包括中医中药、黄帝内经、金字塔等等。这反映了人类对于早期文明的一个记忆。也因为如此，东西方宗教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哲学理念、与自然的关系，也将社会导往不同的发展方向：东方追求肉身解脱、精神永恒，讲究天人合一；
而西方注重现世的救赎，对宇宙和人生都有更加精微现实的探索。西方宗教的现世精神迎合了现代化之后的人们对“它世界”的探求，更符合人们对于自然的想象。

　　目前中国的基督、天主教徒数量大约在5000万到8000万之间，相比于本土宗教儒、道、佛，西方宗教并没有成为东方国家的主流教派，然而由于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紧密结合，使许多东方国家在打开国门，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接受了背后的宗教所代表的西方价值理念。圣经故事和佛经故事一样在东方社会家喻户晓广为流传，由宗教节日圣诞节、感恩节等主导的活动成了许多国家文化风景的一部分，间接影响了社会文化心理。

　　第三，是西方的政治体系与法律体系。西方的法律文化在早期是借着殖民扩张向外传播的。他们在殖民地推广引用本国的法律制度作为殖民地的根本法和一般法律，对当地原有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只做有选择的保留，以使其具有某种连续性。法国殖民者甚至主张完全同化当地文化。

　　二战以后，由于美、英、法、德等国家的亲身证明，辅之以军事、经济等外交上的压力，他们的国家制度、政党制度、宪政制度、选举制度等政权制度和法律制度，作为现代文明的代表性范本，在东方各国普及，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美伊战争，维和部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推动伊拉克境内的民主选举，并辅助伊拉克的民选政府建立符合西方价值理念的国家治理模式。选举和宪政制度成为各国在国体上接受西方价值理念的标志。英美国家以“民主”和“人权”作为价值标杆影响国际舆论导向，作为评价标准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或现代与否，在全球推动民主化进程。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由当时的维新派通过不同途径大量介绍入中国，孟德斯鸠、卢梭的法制观打破了依据秦律、唐律、大清律例等伦理立法的视野，为变法提供了参考。二十世纪初，中国政府迫于解决外交争端的压力，在九年之间匆忙完成了晚清立宪修律。新法采用“远法德国，近采日本”思路基本由德国法典移植而来，有些甚至由外国法学家（主要是日、德两国）直接制订。匆忙移植的法律使中国首度踏入以西方法律为核心的世界法律体系，垫定了民国以后的法制基础。

　　全球化的过程，到目前为止，大体是一个由西向东的单向演变过程，是西方的文明与制度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蔓延并得到承认的过程。这当中有被动也有主动。比如日本，处于强大的西方列强征服的环境压力之下，在极力维护其民族性的基础上，最终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的法律改制，走上了西方化的道路。中国如同日本一样，经历了强制性的法律西方化过程，进行了以西方为样板的法律体系改革。然而由于文化差异，和传统思维的惯性，中国在政治法律体系的改造始终未能完成，没有蜕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因而在现代化的路上举步维艰。

　　哈佛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分解为两个过程，一是工具文化的现代化，一是终极文化的西方化。工具文化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经济和政治体制，终极文化凝结在宗教当中，体现文明的基本价值。在他最推崇的“改良主义”的西方化模式中，文明的西方化只是过程之一，伴随着物质文化与工具文化现代化带来的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成功，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回归了，终极文化也将回归。

　　同一文明体系的物质文化、工具文化和终极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的联系。基督教原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伴生的，正是在宗教精神的指引下，产生了西方现代法律体系的前身。如同马其顿立法者强调“神圣的教义”是法律的基础：“我朝君主之所以寝食不安，极端热忱和极端谨慎地修订和颁布良好的救世法律，乃是由于我们在内心深上体验到圣父-圣子-圣灵的神圣介入。”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说道：“尽管经济合理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合理的技术和法律，但它同时也取决于人类适应某些实际合理行为的能力和气质……神秘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了最重要的构成因素。”伊朗前执政者巴列维国王，在位时不遗余力地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一次他开会时遇到僧侣的反对，就命人将僧侣们的汽车开走了，并且对他们说，汽车是资本主义邪教的产物，你们既然反对，就不要用，还是骑马和骆驼吧。他统治伊朗三十七年，是美国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后来霍梅尼把他推翻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告诉我们，当终极文化与制度文化被割裂时，也许将产生不能持续的结果。

　　百年东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争持交战，给中国人带来了创痛的记忆，西方文明以暴力的方式走过之后，留下深深浅浅的足印，打破了原有农耕社会的平静自足，已经改变了东方世界的原貌。想要再回到原点，是不可能的了。东西两茫茫的处境下，国人正面临着重新选择。是放弃还是接受？是坚守固有的价值体系、构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还是建立公民社会、激发潜在创造力？这个问题上，中国和日本走的路很不相同。在早期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一直在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体、用分割开来。而日本的讲法不同，唐宋时候他们倡导“和魂汉才”，后来是“和魂西才”。日本人用这个“魂”字，坚守了本民族的价值核心，所以他们不怕用西方的财富，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日本的耻感文化一旦受到强敌，他们就会自强不息和奋发图强，从战后他们迅速的恢复反映出这一点。1945年日本是战败国，没有多少年他们就发展起来，把战胜国远远抛在后面，这里面正是因为有文化和精神上的因素。其实如果一种文明失去所要支撑的元素，就等于一个人的魂少了一半，魂魄不齐。中国在经历百年“失魂落魄”之后，现在正遇到重新选择的难题：自己的传统还在不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在哪里？还有没有自己的“魂”？如果有，它应该坚守在哪一个位置？我们的现代化正在这个问题上停滞不前。

　　亨廷顿在一本书的序言中曾断言：“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几个世纪的西风东渐，给全世界带来了繁荣喧哗的物质文明和与之伴随的价值体系。全球的西方化走到尽头之际，东方固有的价值观念也正在苏醒，那么苏醒之后应该怎样？如何自处？何去何从？值得我们再三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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