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道德危机：考试大国面临挑战

　　刚刚结束的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正在被舞弊丑闻所包围。考试舞弊不是新问题，如识者所言“有考试就有作弊”，古今中外都有，很难完全杜绝。此次作弊潮确有一些新的特点：一是技术翻新，花样繁多，如隐形耳机、隐形笔、暗藏耳机的背心、钱包、皮带等等，并造成多起人身伤害。二是参与者众，据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称，考试当天全省共接到近百起作弊举报，相信实际参与者远不止此数。三是作弊事件比较集中地发生在独立学院，如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华中科大文华学院、福建医科大学海峡学院等等。四是围绕这一丑闻的社会评价出现了空前的混乱，它反映的究竟是大学生道德沦丧，还是对不合理的四六级考试的“制度性反抗”，一时众说纷纭。我认为，这种道德评价的迷乱才是最令人悲哀的，它成为学生作弊潮的某种道德环境。

　　多数考试舞弊属于道德不淑的个人行为；
只有当舞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且难以遏制，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四六级考试就是如此。问题在于，并非仅仅四六级考试如此。以笔者做过统计的2004年全国被揭露和查处的考试舞弊事件为例，全国高考发生的舞弊案不到10起；
此外则有广西的英语四级考试泄题案、衡阳市中考泄密案、兰州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泄题案、河北省自学考试泄题、北京市全国高校自学考试被疑泄题、沈阳高自考舞弊案等等。这一事实反映的是，许多地方举行的除高考以外的多种考试，包括各种职业资格考试，考纪之松弛，考场之混乱，已经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毫无疑问，考试领域出现的问题，有许多复杂的、深层次的原因。如“一考定终身”、全社会对学历、文凭的过度重视；
应试教育将分数与教师和学校的利益、甚至地方的政绩紧密捆绑；
社会性的道德失范和腐败风气的影响，以及考试制度、考试技术本身难以兼顾和达到实质公平，等等。招生考试领域的违纪和腐败行为，不仅显示一些教育机构和教师的行为扭曲，腐败风气对教育的侵蚀相当严重，而且显示了监督失灵。事实证明，仅靠教育部门的三令五审、靠教育系统自身的内部监督和道德自律来禁绝考试舞弊，是难以奏效的。事实上，近年来所有重大案件的公开揭示和得到相应处理，主要是媒体监督的成效。它显示了外部人监督、大众媒体参与、信息公开对于震慑考试舞弊的巨大作用。此外，考试舞弊难以遏制暴露了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致使维护考试纪律缺乏权威性，处罚定罪不清，量刑标准不一。目前主管部门正在制定《国家考试法》，将各种国家级的考试纳入法制的轨道。

　　考试面临的真正挑战，绝不是考试技术、考场管理的问题，母宁说是严重的道德危机和教育危机。社会道德风气的建立，有赖于两个基本的系统，一是政治系统，官员队伍的廉洁清正，为人表率；
另一个就是教育系统。学校作为社会教化、文明养成最重要的制度化场所，历来被视为社会道德的源泉，源头活水被污染，其后果可想而知。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此。在学校教育日趋功利化、工具化的变异之中，学校道德教化的功能正在可怕地退化。“诚实”这样的基本品质，在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过程中基本是不受鼓励的，丧失了应有的重要性。从虚假的“公开课”、为应付检查、评估而编造数据、材料之类司空见惯的教育活动中，我们传递、示范的究竟是什么价值？学生考风之溃散、考试道德之沦丧，反映的是教风和学风的败坏。据报道，兰州的大学生称许多专业考试，还没考试试题答案就满天飞，许多复印店几乎成了试题库，什么试题都能买到。学校道德风气的冷漠和麻木，最终表现在学生对考试舞弊的集体认知，曾经被视为可耻的行为，由于行之者众而被宽容和习惯，并且出现了“作弊有理”的声音，以制度性的理由堂而皇之地为作弊行为张目。这样的事情，可能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缺陷的制度环境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制度的存在、个人可以无视法纪、逾越规则和破坏规则。包括全国统一高考、英语四六级考试、研究生考试和各种考试在内，各种考试都有值得改进的种种问题，考试改革始终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但考场纪律、考试道德依然存在，并且必须遵守。关于人的选择性和人与环境之间并非理想的关系，有一句话说的好：不能因为靠近垃圾场便注定只能当苍蝇。而且，垃圾场最终是不可能靠苍蝇来改造的。

　　200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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