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航满：怀念与反思1980年代

　　当一个时代缺少什么，人们自然就会怀念一个曾经拥有却已逝去的时代。在今天这个充满商业市场气息和欲望不断膨胀的时代里，人们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自然会怀念那个在他们记忆中充斥以理想和激情的1980年代，毕竟这个时代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的印痕是一种带有传奇色彩甚至有些悲壮历史情调的记忆碎片。因此，怀念和反思这个时代对于今天的我们应该是一种历史与时代的需要。

　　1980年代距离我们似乎已经是那种很遥远的感觉了，这种遥远不仅仅是只时间上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与那个时代在精神风貌上的差距。作家查建英的一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在今年五月的出版使得我们又一次通过记忆回到那个让人怀念的时代，也使得1980年代这个话题成为知识分子所关注的一个热点，但在重返这个时代的文化现场的同时也在提醒我们对于这个时代我们还需要更多带有反思性的总结，毕竟我们不光是要沉醉在那种英雄追忆往事的陶醉与辉煌之中。

　　重返八十年代文化热现场

　　1980年代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常常念及的话题，那是一个在知识分子心灵产生巨大兴奋和快感的时代，多少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获得了“翻身解放”的感受，甚至他们一度成为这个时代的宠儿或者英雄，那种处于聚光灯下的焦点或者一呼百应万众皆听的情状成为知识分子最美好的记忆。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重新梳理和反思这个时代，在五彩缤纷的历史天空下找到一些重要的发光源点的时候，才会发现历史原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许多。经历过八十年代文化洗礼的作家查建英采访了曾经在八十年代作为文化界弄潮儿的阿成、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田壮壮、刘奋斗等十二位知识分子（刘奋斗的访谈因故没有收入本书），他们涉及文学、学术、批评、出版、音乐、美术、电影、电视等多个文化领域，一起来回忆和反思那个越来越成为一种传奇色彩的时代，阅读这些具有史料性的文字仿佛也在跟随他们一起进入到历史的现场之中体味那份已经属于历史的多彩与沧桑。

　　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们在喜悦的期待之中的新时代还得到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而成为开启1980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接踵而来的仿佛犹如一股春风扑面而来，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思想解放迅速在神州大地弥漫开来。知识分子登上了这个时代的舞台，留在历史记忆中的那些事件也如幻灯片一样在这个时代里的大幕上激情放映：西单民主墙，《今天》杂志，朦胧诗歌，星星画展，西学翻译，伤痕文学，先锋文学，探索电影，摇滚歌曲，萨特的存在主义与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告引介，美学热，沙龙聚会，老三界大学生、广场风波等等，这些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历史事件已经成为了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标志甚至符号象征，他们如“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状态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前，使得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始终处于一种迷狂的状态，犹如尼采所言的酒神精神，知识分子少有的时代狂欢，也正如那个具有标志性的文化人物刘晓波以热烈的文化预言家和挑战批判者的“黑马”姿态杀出来成为青年人的文化偶像一样。查建英在开篇的序言中写下了她对这个时代最直接的感受：“我一直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但所有这一切似乎也无法概括完整个八十年代的历史概貌，我们只有不断地回到历史的现场之中才能体会到这个时代的灿烂与复杂，以及这些特征的背后所留给整整一代人甚至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历史疑问。

　　没有十年文革，何来八十年代

　　作为80年代文化英雄的北岛在访谈的结尾中不无忧伤的讲到，“无论如何，八十年代的确让我怀念，尽管有种种危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国二十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八十年代就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再出现这样的高潮，我们这代人恐怕赶不上了。八十年代的高潮始于‘文化革命’。‘地震开辟了新的源泉’，没有‘文化革命’，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而更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是在如此悲壮辉煌之中落幕的，让人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就其未来的潜能，就其美学的意义，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北岛的言说中有一个极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这场文化的高潮起始于“文化革命”。如果没有文化革命的十年文化的空白和压抑，也许就无法产生八十年代的高蹈与浪漫，诗意与宏阔，这就像一个受到长期压抑的人在获得解放之后的亢奋甚至疯狂。当长期的空白留给八十年代弄潮儿的是一个近乎低级的起点，所有的努力都可能变成一种新鲜的奇迹，都可以让人们张开陌生的眼睛直到这种新鲜逐渐变得麻木和不耐烦起来，那样一个新的时代又将开启了。曾经作为引起西学的主力的甘阳在八十年代主编了“文化：世界与中国”丛书，引起了社会的轰动并成为知识界的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而这之前的西学在翻译和出版之中都被视为一种禁忌，人们处于长期压抑和无知的历史时间之中，因而这种引起只要一旦出现就会引起人们热烈的回应，没有什么比在空白上描绘图画更自由也没有比在废墟上建立一座大厦更能显示出优势和成绩来，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很难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水平，但得意于十年来对于文学的压抑，加上知识分子以文学作为武器来对他们不满的历史进行控诉的武器，因而文学成为人们解读历史和进行隐约地会意的一种途径来说，已经完全超越了文学本身的属性，它自身的审美功能更多处于第二位，社会历史的批判才是最关键的，以曾经在八十年代辉煌遗失的朦胧诗歌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隐晦而锐利的功能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当我们朗诵“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徐小斌）等等这样的朦胧诗句的时候，在一代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的心中激荡起的那种心灵会意的认同是难以想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诗歌形式同样是在借鉴了文革中的语录式的文化影响和痕迹。

　　如果八十年代的前面不是一场让人精神受到严重压抑的十年文革，我们很难想象会产生这样一个让整个知识分子狂欢化的解放感的兴奋与快感，更重要的是文革中的许多印记在八十年代依然存在，只不过它是以另一个方面来行走的。学者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文中论述五四文学时对于晚清的文学状态进行了体贴的关照，他甚至在文章的结尾中反问，“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同样我们思考八十年代的话需要找到它的精神指归，那么如果没有文革，是否会产生八十年代？答案无庸质疑，文革给八十年代提供了登上舞台的历史基础，这是一个让人备感荒谬的历史吊诡。

　　反思八十年代，回归五四

　　在几乎所有的反思文字中，八十年代常常被赋予与五四相同的历史意义，这两个在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上具有类似特征的时代成为所有知识分子常常并行怀念的特殊时间段落，不过一个重要的命题是八十年代的精神资源来源于五四时期。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中，五四与八十年代具有很相似的历史特征，如果我们认真来作以比较的话会发现许多有趣的类同，他们同样是风雷激荡，同样是知识分子作为英雄的时代，同样是开启了一个启蒙的新时代，将立人作为根本的主旨……但另外一个需要我们指出的是八十年代毕竟出现在五四发生之后，那么作为给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带来巨大影响的五四自然是作为人们加以自然利用的精神资源，那些曾经在五四时期受到熏染的知识分子同样成为这个时代的焦点和英雄，他们的威望和影响力内在的改变着这个时代的精神方向，学者陈平原在访谈中就强调这种“隔代遗传”的精神思想传承，“理解八十年代学术，应该把它与三十年代的大学教育挂钩。这跟一批老先生的言传身教有关。……我所说的这批老先生，大都没有真正融入五六十年代的学术思潮。这才可能在‘拨乱反正’后，很自然地，一下子就回到了三十年代，接续民国年间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在这个时代里，一边是成长在文革历史之中青年弄潮儿，他们激情洋溢以英锐豪迈的姿态走在时代的前端；
而另一边则是曾经在五四文化浸染中文化老人成为这个时代掌舵人，他们以其深厚资深的文化威望为这个时代的走向把握住了历史的文化命脉。

　　八十年代所追寻和延续的精神使命与追求也都还是五四期间所寻找的精神理念，无论是反对极左的思潮，反对异化，倡导思想解放，人道主义思想还是民主科学与自由的理念，其归根结底还是五四精神的主要内容，陈平原对此有这样透彻的解释，“伴随着整个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的是，对于‘五四’新文化的思考、追随、反省和超越。关键是，一面追随，一面反省。”也因此在许多学者的回顾与反思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那些在八十年代绚烂辉煌的历史事件都可以找到五四的痕迹，甚至还没有五四时期更加切近中国的现实，因此批评家李陀在访谈中会很苛刻地针对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热潮作出这样的判断，“一个思想大活跃的时代，不一定是思想大丰收的时代——八十年代就不是一个思想丰收的年代。”

　　除去对于五四时代精神主旨的延续以外，在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潮中还有这样的特征，过分的追求激情与宏大的叙事，知识分子过多的承担了历史救世主的角色，缺乏踏实严格的实际操练，思想的内核显得贫乏而难以成为未来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奠基石。也许这恰恰是作为启蒙时代的特征，启蒙之后怎样却不是知识分子所考虑的。大多知识分子都去作神圣的救世的启蒙者，那么这个社会的实际操作者就会变得空虚与贫乏。似乎是一个矛盾的追求，一方面是我们所怀念的理想、追求、拯救、承担、激情、淳朴、使命、信仰，一方面可能就是空泛、贫乏、无能、天真、宏大、浪漫、膨胀等种种缺憾，我们常常怀念前者因而备感失落的忧伤，但却很少想到后者给我们带来的遗憾与弊病。所以等我们在回首检索八十年代的时候，会发现所留下的精神遗产远没有想象中的丰厚。而所有八十年代的种种特征最终在一场虚妄的历史追求中悲壮的落下了帷幕，所有怀抱理想的人们被毫不留情的赶入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一个完全区别于八十年代的新时代，陌生而充满欲望的刺激。

　　“1989年，一个历史性的界标。”学者汪晖在他名重一时的文章《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一开篇就作出了这样一个宣言式的判断，但他无疑同时在向我们宣告了作为一个传奇色彩的时代在1989年结束了它的这种传奇，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1989年对于中国的历史来说是一个断裂的原点，因为这一切太突然也太猛烈了，嘎然而止的一个句号。至于这个时代对于今后的时代又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记还得等待历史的冲刷之后再回头去审视。但一个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在远离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社会进入到经济热潮与欲望控制的时代之后，一些我们曾经所呼唤的精神在逐渐地远离，社会的进步与开放伴随着的是一些基本精神内涵的瓦解，单向度的前进背后带来的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焦虑与怀旧，他们发现最根本的元素并没有随着时间与物质的大跨越迈进而获得本质的变化，诸如启蒙，我们今天依然所要坚持的一个历史使命，还是陈平原先生的呼吁更值得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思考，“对于八十年代的学人来说，一步步溯源，首先回到‘五四’，然后，在短短的几年间，将‘五四’这一套思想方法和政治行为迅速地重演一遍。”不过需要如此行为的又何止仅仅是八十年代的学人！

　　２００６年５月于北京魏公村

　　（《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5月第一版 38.00元）

　　原文载＜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６年５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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