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季羡林的养生之道

　　北大老教授季羡林生于1911年，在他米寿（“米”字暗含八十八，即88岁）时，慢性病有一点，然而身躯自称顽健，十里八里抬腿就到，过去是早晨四点起床，到这时是三点起床，每天工作又增加了一个小时。别人问他：你难道就不困乏，不愿意睡觉吗？季羡林笑笑说：怎么不愿意睡觉，但是一到时候，就好像有根鞭子抽着我，让我非起来不可，起来好干活。论文他每天能写上几千字，一篇四千字的散文《赋得永久的悔》也是一天创作出来的，他的速度和效率是毫不含糊的，别人以此为怪，他自己却颇有点沾沾自喜。

　　有人问季羡林：你健康长寿，精力充沛，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没有？

　　季羡林的回答是：他有一个“三不主义”，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所谓不锻炼，决不是一概反对体育锻炼，他只是反对那些“锻炼主义者”，对这些人来说，天地，一锻炼也，人生，一锻炼也，好像除了锻炼，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不挑食是很简单的，不管是哪一国的食品，只要合自己的口味，他张嘴就吃。季羡林平常以素食为主，偶尔吃点牛羊肉，到外边开会从来不挑食，什么都能吃，结果胆固醇从来没有高过。不嘀咕指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从来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从前化学系有一位教授，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数量，吃一顿饭用的数学公式之多等于一次实验。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每月饭费超过别人几十倍，而人却瘦得反常。

　　季羡林说：“心里没有负担，胃口自然就好，吃进去的东西都能很好地消化。再辅之以腿勤、手勤、脑勤，自然百病不生了。脑勤我认为尤其重要。如果非要让我讲出一个秘诀不行的话，那么我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要让脑筋懒惰，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

　　季羡林不想做长生梦，对老年，他采取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他说：“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资格。在教授中，按年龄排队，我恐怕还要排到二十多位以后。我幻想眼前有一个按年龄顺序排列的向八宝山进军的北大教授队伍。我后面的人当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不着急。……人过了八十，金钱富贵等同浮云，要多为下一代操心，少考虑个人名利，写文章决不剽窃抄袭，欺世盗名。等到非走不行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坦然离去，无愧于个人良心，则吾愿足矣。”

　　1993年，是季羡林一生最辉煌的年份之一。在这一年，求全之毁根本没有，不虞之誉却多得不得了。这些名誉压到他身上，使他一时无法消化，使他感到沉重。有一些称号，初戴到头上时，他自己都感到吃惊，感到很不习惯。12月30日，他获得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国家图书奖一等奖二项：译著《罗摩衍那》和《大唐西域记校注》。这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十几年中包括文理法农工医以及军事等方面共计五十一万多种图书中，经过全国七十多位专家评审，评出的四十五种获奖图书。季羡林自始至终是评委，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也会获奖，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在小组会上要求撤出自己的书，评委们不同意，他只得以不投自己票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

　　坐拥书城绕膝双猫

　　季羡林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看书。他的书斋是非常大的，大小房间，加上过厅、厨房，还有封闭起来的阳台，大大小小，共有八个单元。书的册数没有人真正统计过，他自己说总有几万册吧，有人估计大概有六万多。在北大教授中，“藏书状元”他是当之无愧的。在梵文和西文书籍中，他的有些书堪称海内孤本。所以他虽然不以藏书家自命，但坐拥如此大的书城，心里总有满足的愉快。

　　常有些青年人问季羡林：这些书你都看过吗？季羡林坦白地回答他们，他只看过极少极少的一点。那么要那么多书干什么呢？季羡林相信“开卷有益”这句话。他非常欣赏鲁迅所说的“随便翻翻”，鲁迅之所以能博闻强记，博古通今，与“随便翻翻”是有密切关系的。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必须及时得到信息，只有这样，人才能潇洒地生活下去。读书仍然是重要的信息源。读什么样的书呢？季羡林主张专业书要读，专业以外的书也应该“随便翻翻”。知识面越广越好，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否则很容易变成鼠目寸光的人，而鼠目寸光的人不但不利于自己专业的探讨，也不利于生存竞争，不利于自己的发展，最终会为时代所抛弃。

　　大约在1978年，季羡林开始养猫。第一只猫起名为虎子，是一只暴烈的狸猫，1981年，季羡林又要了一只雪白长毛的波斯描，名为咪咪。咪咪一进门，就被虎子看作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虽没有什么奶，却坚决要给它喂奶。季羡林同虎子与咪咪都有深厚的感情，每天晚上，两只猫抢着到他床上去睡觉。到了冬天，他在棉被上面特别铺上了一块布，供它们躺卧。

　　到了虎子十一二岁时，咪咪也八九岁了。虎子依然如故，脾气暴烈，威风凛凛，见人就咬。而咪咪却有下世的光景，常常到处小便，最让人心烦的是，它偏偏看上了季羡林桌子上的稿纸。跳上去，屁股往下一蹲，一泡猫尿流在上面，季羡林心里真急，但是他谨遵一条戒律：决不打小猫一掌。他赶快把稿纸拿起来，抖去了上面的猫尿，等它自己干。后来，咪咪随意拉屎撒尿的范围扩大了。季羡林便以耄耋衰躯，匍匐在床下桌下向纵深的暗处去清扫猫尿，钻出来之后，往往得喘上半天粗气。

　　终于，病重的咪咪不见了，永远地消逝了。从别人那里知道，猫有一种特殊的本领，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寿终，它们总要找一个最僻静的地方离开人世。从这件事他悟出，新陈代谢是普遍规律，应该向猫学习处理死亡的办法。老年人的天职是尽自己仅存的精力，帮助青年前进，必要时甚至可以躺在地上，让后人踏着自己的躯体前进。

　　如今他家中仍养着双猫：咪咪二世和四世。猫成了季羡林每天喜悦的源泉之一。在白天，看书写作一疲倦，就往往到楼外小山下池塘边去散一小会儿步。这时，咪咪二世四世便像一股白烟，从草丛里、野花旁窜出来，陪他散步。山上，池边，他走到哪，猫便跟到哪。小猫跟季羡林散步，便成为燕园一奇。每天四点前后，他一开灯，二世就会在窗台上抓纱窗，催他起床，季羡林总是悚然而醒，飞快下床，开门一跺脚，声控电灯一亮，只见一缕白烟从黑暗中飞了进来，先踩他的脚，后蹭他的腿，好像是在道早安。为它，季羡林写过几句俚词：“夜阑人静，虚室凄清。万籁俱寂，独对孤灯。往事如潮，汹涌绕缭。伴我寥寥，惟有一猫。”在老伴、女儿去世之后，在他精神最苦闷的时候，给了他极大安慰的，就有咪咪二世。

　　定居台湾的梁实秋也喜欢猫，甚至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也是他的猫。读到报上发表的这个消息时，季羡林大为快慰，把梁实秋引为“同志”。两位学者的“猫趣”，堪称“猫坛”佳话。

　　也得念念消费经

　　季羡林是名人，约稿者纷至沓来，其中也常有人请他谈个人消费，于是也就有了他的消费哲学。

　　消费与经济基础有关。季羡林的经济基础如何？从账面上看，季羡林的工资是北大教师中最高的，因为他是50年代第一批确定的“老一级”教授。但他每月的工资，经过七扣八扣，领到手以后，平均也只七百到八百块。这些钱，他要给小保姆张淑贞一半。除了她的工资，她还有一个男孩，在北大二附中上学，学费、杂费、生活费全部由季羡林负担。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季羡林心肠好，善良，待人宽厚慷慨；
二是让小保姆的孩子在身边上学，也免去了她要回四川老家探亲而产生的后顾之忧。可这样一来，他再交完房费、天然气费、电费、电话费等，实际上拿到手的也只有三百元左右了。用它来支付全家的生活费，怎么会够呢？

　　这里就有了一个对比：50年代，季羡林被定为一级教授，在六类工资地区的北京，每月拿的是345元，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每月津贴100元。这是一个“不菲”的工资数目。因为当时物价奇低，去莫斯科餐厅吃饭，吃一顿大约1.5元到2块，汤菜俱全，还有黄油面包，外加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六七元钱足矣，还能吃只挺大的。这样的物价，有每月450元的固定工资，简直是“阔死了”。而如今，他是全国最有资格的“老一级”教授了，因为比他资格更老的陈岱孙老教授已经去世。而他的全月基本工资加各种补贴，也就一千二三百块钱，这就是他每月实际上留在手里只有三百多块钱的原因。

　　但凭这三百多块钱，怎么维持生活呢？不少人觉得不可思议。老先生笑笑说：“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是提高的话，也绝没有降低。”他的点金术就是“爬格子”。他爬了六十多年格子，名气大，稿费多，时不时就有稿费寄来。他手头从不感到拮据，原因就是有源源不断的稿费后备军。

　　手头虽然有钱，但季羡林在生活上向来没有太高的追求。对吃，一如既往，早晨仍然是烤馒头片或面包，一杯清茶，一碟炒花生米。他从来不让家人或保姆陪他凌晨四点起床，为他做早饭，所以早餐是几十年的“一贯制”，从来不变化。午晚两餐，素菜为多，很少吃肉。饮食如此简单，他全家的伙食费就不过五百元多一点。

　　至于穿，季羡林简直是个清教徒。他的衣服多是穿过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有一件雨衣，是他在1946年从德国回到上海时买的，至今仍在穿。有一天，他穿着这件雨衣，听一位专家说：“你的雨衣款式真时髦！”他大惑不解。专家一解释，他才知道：原来五十多年前流行的款式，经过了漫长的沧桑岁月，在不知经过多少变化后，现在又开始流行起来了。季羡林大为兴奋，没想到自己守株待兔，还终于守到了。他也没有想到，人类在衣着方面的那些小聪明，原来竟如此有限！

　　他的老主意是：以不变应万变。他的穿衣哲学是我行我素，我就是这一身打扮，你爱看不看，反正我不能让你指挥我。在穿衣方面，他是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人。他的用品也是如此，只要能用，决不丢弃，敝帚自珍是他的用物哲学。我们看到他的一只手提包，是那种最简单的敞口式的，他就一直用了十几年。

　　季羡林消费哲学的核心是：如果一个人成天想吃想喝，仿佛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吃喝二字，那就太无聊了，按他的说法：“斯下矣”。他的最根本的认识，永远是：食足以果腹，不就够了吗？衣足以蔽体而已，何必追求豪华。有了这样的消费哲学，即使收入时有增减升降，他的晚年生活，却总是过得平静而又充实。这应该是他最重要的养生之道吧。

　　(摘自《季羡林传》,蔡德贵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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