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能源结构转换困难与未来十年之环境挑战

　　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为0•4，即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增长0•4个百分点。据此中国在考虑长期发展战略的时候，曾经设想到2020年以前，能源弹性系数为0•5，但由于近年来能源的消费增长率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去年和前年的能源弹性系数已经分别上升到1•32和1•6。

　　能源弹性系数的大幅度上升，是中国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的标志。90年代初，在工业产出中轻重工业基本上各占一半，但是重工业比重去年已经上升到67•5％，今年前7个月又进一步上升到69•1％。由于重工业单位产出的能耗是轻工业的4倍，工业化进入到重工业阶段必然会带来能源消耗强度的上升，这一点与其他工业先行国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的能源消费特点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在各国进入到重工业阶段后，从能源消费结构看，都出现了从以煤为主向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转变。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被称为“清洁能源”，热值高而有害气体排放少，虽然在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能源消费的增长率会加速，但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却不会随着能耗的上升而显著增强。

　　反观中国近年来的情况，进入重工业阶段后却没有出现能源结构的转换，从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看，1999年为24•6％，2004年却下降到22•7％。虽然从2000年以来原油进口量以年均15•7％的速度增长，到去年已超过1•2亿吨，但是由于同期国内原油产量的增速明显下降，石油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仍然下降了。那么能源消费结构的这种逆转，是暂时的还是反映了一个长期趋势呢？

　　我认为这是个长期趋势，因为主要是两个因素将长期限制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向以石油为主转换。

　　首先是世界资源的不可能性。由于中国是一个石油资源稀缺国家，根据目前预测，中国在未来石油的最大年产出量只能在2亿吨左右，但是从国际比较看，在工业化完成阶段，按桶计算的石油消费量，美国为人均28桶，日本和韩国为人均17桶，中国目前只有1•7桶，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六分之一，日、韩的十分之一。美国世界上最浪费能源的国家，日、韩却是工业化国家中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如果按日、韩的石油消费水平计算，到2030年中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中国的石油总消费量就要增加到36亿吨。由于中国在未来的最大石油产能只有2亿吨，这就意味着将需要有34亿吨石油需要依靠进口。但是世界石油资源并不丰裕，目前每年世界全部的石油生产量约为45亿吨，其中可贸易量为22～23亿吨。当然世界石油产量和可贸易量还会增长，但是相对于中国的巨大需求来说仍是远远不够的。

　　日本和韩国也没有什么石油资源，是依赖世界资源完成从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向以石油为主转换，但他们从人口看是中小国家，人均石油进口量很高，可石油需求总量却不大。而中国是人口大国，就没有可能依靠世界资源完成这个转换。2003年中国原油加成品油进口已达1•2亿吨，2004年又上升到1•5亿吨，已经把世界当年新增石油贸易量的40％拿到中国，许多人甚至把油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归结到中国需求，即便如此，还是难以挡住石油消费在中国能源总消费中的比重下降，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依赖世界资源转换能源消费结构的困难。

　　其次，中国大量进口石油还可能导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冲突，使进口石油的增长受到严重限制。在目前的世界石油可贸易量中，超过三分之二为世界工业发达国家所占有，2004年，美国的石油进口量为6•4亿吨，欧盟为6•2亿吨，日本超过2亿吨。如果中国的石油进口超过了国际石油贸易的新增量，就会影响到发达国家已经占有的国际石油贸易份额，从而引发同发达国家的石油矛盾。因此，中国在未来的石油进口量肯定还会上升，但是进口达到一定规模，不仅有经济的可能性问题，还有政治和军事安全问题。由于石油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控制了石油就可以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在大国的国力较量中，石油就成为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中的焦点。美国自2001年以来，已经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了军事占领，目前又在中亚一系列国家不断策动“颜色革命”，还以反海盗为名，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了军事存在，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近年来的军事部署是围绕中东和中亚石油资源区进行的。如果中国的石油高度依赖从这一地区进口，不仅在未来的经济安全度会难以预测，甚至政治上的独立都会受到威胁。因此依赖海外资源实现能源结构转换，即便经济上可行，政治上也不安全。

　　所以从长期看，中国的工业化将很难实现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同样的能源结构转换，由于中国的煤炭资源相对于石油来说还比较丰富，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必将更多地依靠煤炭来支持，因此煤炭在能源消费比重中的持续上升和石油消费比重的下降，将会是一个长期趋势。

　　如果中国在进入重工业阶段后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就将面临日益艰巨的环境挑战，因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在以煤为基础的能源结构上完成工业化的，而在目前的中国，燃煤所导致的有害气体排放，已经占到各种有害气体排放量的65～90％，每年排放总量约8千万吨。如果按2000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率和石油消费比重下降的情况来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90亿吨标准煤，而煤炭消费的比重将不得不上升占全部能源消费的75％，折合煤炭产量就是近95亿吨，由煤炭燃烧所排放的有害气体按目前的环保水平来推算，也要达到近4亿吨，即比目前增加5倍，这当然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有人说，既然能源消耗与环境灾难是因为进入到重工业阶段所产生的，那么中国是否可以绕开这个阶段呢？由于重工业化还带来了其他许多诸如资源与投入等方面的问题，目前许多人正在争论中国是否应该走重工业道路。

　　中国进入到重工业阶段的原因，是由于在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已经引发了居民对住房和汽车等新一代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而这些耐用消费品都必须以重工业来支撑，所以中国应不应该走不走重工业道路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未来中国居民应不应该提高消费档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有争论，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否则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搞现代化建设还有什么意义。

　　也有人举出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例子，说明本国的重工业产品需求可以通过国际交换来满足。但是与石油的情况一样，对于只有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口的小经济体来说，通过国际分工与交换，的确可以满足国内需求，使本国经济发展绕开重工业阶段，可是对中国这样有着巨大人口的经济体来说就不可能。石油不可能，钢铁、化工和机械都不可能。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走过重工业阶段才行，如此，能源的消费就减不下来。

　　也有人说，中国不是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吗，走“循环”经济的路子是否可以大幅度减少能源需求呢？例如，用废钢炼钢就可以减少90％以上的能源消耗和有害气体排放。但是必须看到，由于循环经济是对已经加工使用资源的回收与再利用，因此发展大规模的循环经济，必须是大量社会产品已经到了使用寿命的终结期才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可以很发达，而在发展中国家却规模有限的原因。在目前的中国，以钢材消费来说，房地产占了一半多，机械工业占了20％，汽车工业占了5％，而从2004年看，城市房屋建筑面积中有60％以上是近5年建造的，社会汽车和机械保有量中，也有近60％是只使用了5年的，如果房屋的平均使用年限为50年，汽车和机械的使用年限为15年，那么至少在未来10年之内都不会有大量报废的钢铁进入可回收期。其他有色金属和塑料的情况与钢铁是一样的。所以，至少在未来10年内，我们不能指望依靠发展循环经济来实现大规模节能。

　　有学者研究说明，以大气环境来说，目前的环境容量空间只剩下25％，如果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还要继续上升，可能用不了多少年就会达到环境容量的极限。如果中国不可能绕开重化工业道路，国际资源又不能支撑中国实现从以煤为主向以油为主的能源结构转换，则中国的工业化就必须选择新的道路。我们现在经常说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前的含义是指要从过去的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然而从能源和环境的制约关系看，这个“新”字，更应该是指中国必须走上一条世界各国从未走过的技术道路，即必须在新的能源与原材料基础完成工业化建设，因此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仅对自己的过去是“新”，对世界来说，也是新的。

　　但是，因为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是前无古人的工业化，因此中国在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必然充满了各种困难，肯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在成功地转向新的工业化道路前，则必须继续依靠传统能源和原材料，即必须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继续行进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至少在未来10年，中国的环境由于煤炭燃烧比重上升，会持续恶化。我们对此必须有前瞻性的足够认识，必须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以使中国经济能依靠煤炭，在传统工业化的道路走出足够长的时间。

　　2005-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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