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闲说流氓史——以墨索里尼为例

　　从字面意思看，流氓就是失去故土的人。文化史家朱大可对流氓的历史有过精彩的论述。失去故土的流民百姓，其心态当然不会太平常，他是暂时的、过渡的，得过且过的赌博式活着，撞大运式地赚出活法儿，他的言行举止都少了生活的理性，没有长远的考虑，他有的只是生存的逻辑，诸如暴力、血酬一类。真正的民众说他是混混儿。一个混字，说尽了流氓的本质。城里多流氓，城市市民多无家园、乡土的感觉，城里流氓人挤人，城里流氓成堆儿撮。

　　流氓多了，就会出现无序、混乱、危及大家的生活的局面。流氓们在打杀中分出了大小，这时候，流氓们不得不有所改变。就像蛹变蝴蝶一样，流氓们把“混”字放在心底里，而开始为自己文饰。混乱的人群一经文饰，就像风吹过流沙，沙聚的地方有了某种秩序。比如，流氓成群，大小成帮，聚帮成党，有了群、帮、党，流氓的力量就如同超人一样，为所欲为、无所不能。历史有恶推动，文明有流氓创造。流氓们说，人群需要他们才成社会，社会谁都离不开谁，社会需要秩序，秩序是管出来的，社会总要管的。故流氓虽多在城市，却不妨碍是城市创造了现代文明。墨索里尼带人进了罗马，罗马才有了一个现代的样子。墨索里尼跟他的流氓军师洛可先生想出了一个词：统合主义，就是要让流氓们和百姓们相安无事地接受彼此被捆绑或说联盟在一起的生存格局。捆绑、联盟、统合，就是法西斯一词的字源。

　　社会要管，这种思维给予了流氓很多的方便。就像硬道理和软道理，大流氓和小流氓，必须管着才好。大流氓管着小流氓，一个“管”字，是流氓心智里最了不起的思维认知，虽然他的生存仍是“混”，但管久了，流氓摆脱了打打杀杀一类的街头状态，而进入了客厅、广场、大会堂、国家层面。我在罗马街头欣赏墨索里尼时代的建筑，那种重光帝国时代的建筑梦想，虽然用大理石圆柱建造成了的大会堂跟帝国时代的万神庙不能相比，但多少有着巍峨或崇高美学的影子。流氓管理国家社会的要义在于这种正经，管的大流氓们就从老大、斧头帮帮主一类的角色转换成“领袖”、“元首”。如果流氓的“管”不能一本正经，那么流氓的存在就失去了喜剧效果，而跟他们的来路，跟黑社会的混混没有任何区别了。但“管”起来的流氓跟混着的流氓，只有五十步百步之别，何况在大流氓的管治下，真实存在的则是众多小流氓们的混，有老大罩着，小流氓们乐得“闷声大发财”，混吃混喝混天黑了。

　　对大流氓的感恩是小流氓们常做的事。金庸感受大陆的文革时代，而在《天龙八部》里写丁春秋，在《笑傲江湖》里写岳不群，在《鹿鼎记》里写神龙教，就因为感受真实而写得很传神。但流氓的存在既成生活的前提和条件，市民百姓们也会对大流氓感恩。比如墨索里尼上台后说“让火车按时开动！”此话成为名言，如同上帝说要有光一样。因为这个大流氓确实让意大利的火车按时开动了。流氓创造了文明，甚至流氓也通向了民主。流氓民主论者就认为，无论流氓是张三李四，是阿猫阿狗，只要他们按程序，在台上斗争、打杀，社会就会发展进步，民众就会受益。据说这是一种弄假成真的民主，是哄骗流氓的结果。流氓管人、统治、盘剥民众，有人帮他数钞票的同时，一方面恭维流氓，你长得真帅啊，你这样下去，明天就会得到大家的爱戴；
另一方面劝导民众，他还不错，肯听意见，大家都哄一哄，骗一骗，他就会变成好人的。有人甚至说，这个秘密是公开的，所以大声说，大家可以“骗来一个新体制”。例如台湾，有人就说，它的民主过程其实是流氓打架斗殴的过程。最初是大流氓让大家搞假民主，形式民主，但程序有了，大家都参选，就弄假成真了。另一方面，尽管台湾的流氓极多，台上竞选的都是阿猫阿狗不三不四的混混儿，但在选民的鼓噪下，流氓越来越表现出正经人的样子。

　　流氓民主论有大批的信奉者。但是，对流氓史漫长的地带来说，人们更信奉稳定论。据说，法律也承认，不公正胜过无秩序。暴君胜过暴民，流氓胜过乱世。他们习惯了流氓的存在，他们往往患有极深的、甚至不为己知、不为自己承认的绑票心理，他们把流氓当作一个文明必然的人格来接受。尤其对大流氓，他们觉得那是自古而然天经地义的，是超出他们之上的成功人士，是他们需要的须臾不可离弃的权威，是他们生存于世的最有效的裁判。因此，他们甚至接受不了流氓民主论，他们的神经心智听不惯各种流氓在台上吵嚷、揭老底、打架，一统天下，耳根清静，多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是流氓。

　　一个流氓社会里的大小流氓不承认自己是流氓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可怜的倒是那些被他们管着的大小驯民们不承认统治他们的是一群流氓，官员、干部、公务员、服务生，这是他们给予流氓们的荣誉。他们已经不考虑流氓的未来，似乎流氓是跟文明相始终的一类人。既然如此，流氓统治他们就是一种“必要的恶”。的确，在诸如家族、部落、种族、国家等文明单位里，流氓是最为重大的人格形式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流氓在任何文明单位里都能永远地混下去，永远地管下去，用我们古代汉语的话，“唯彼作威，唯彼作福，唯彼锦衣，唯彼玉食”。对流氓的驯服是文明演进史上的重大课题。从驯服家庭的流氓开始，到驯服国家的流氓，人类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现代文明最重要的收获就是让每一个人自成主体，让每一个发挥创造潜能。就是说，在个人无限丰富的创造力面前，流氓的“混”与“管”都是一种需要审判的罪恶。

　　但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其“明德”，都认知到人的目的性和人的创造力。他们在摆脱自身的流氓属性方面总显得三心二意，不够有信力，有慧力。比如他们总要搞一下比较、权宜，他们说，民主是他们同意的，但他们觉得一个企业内部必须独裁才行；
企业怎么发展，必须听一个人，所以他们要呼吁善待企业流氓，要鼓励企业流氓们放心大胆地骗钱。他们还说，比起法西斯德国来，意大利的流氓政治就是一种“较轻的害”。甚至在今天，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都显得疲软无力的时候，各阶层、种族、地域、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时候，他们会想起墨索里尼把大家捆绑在一起的办法，那种办法似乎是有用的、有效的，那种办法今天在东方国家的部分实践正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但流氓就是流氓，这里没有任何假借。有的大家长对内不错，或说是仁慈的权威，或是由家庭成员民选出来的，但他们对外却是流氓十足的。有的国家似乎上层共和了，但它的元首和共和机制却也是流氓十足的。有的民族已由民主致富了，但一提起它的毛病，它的全体成员就会跳脚大骂。对流氓家庭、流氓民族、流氓国家的态度几乎是文明史上最为蒙羞的一页。直到今天，人们仍无诚实地表达对流氓的嫌恶之意志。文化史家、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们甚至多把流氓当做人类社会的常态。

　　对待流氓和流氓社会，作为旁观者，参与者，人们有时候不得不表态。遗憾的是，大多数人的态度是不正当的。因为他们心里有权宜。墨索里尼统治的二三十年代，意大利确实被管得相对有序，他也得到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在外面，萧伯纳崇拜这个流氓，说“终于有了像似负责任的领袖”——我们得原谅萧，因为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之前，各国的大流氓只混不管，萧只是误把墨索里尼说成社会主义同路人；
庞德公开支持意大利国家流氓，说墨索里尼延续了杰斐逊的事业——我们得原谅诗人，他不懂政治；
弗洛伊德送亲笔签名著作给墨索里尼，把这个流氓称为“文化英雄”——我们得原谅大师，他在寻找文化的出路时饥不择路；
美国驻意使节查德替流氓的自传写序，称墨索里尼是“此空间此时间最伟大的人物”——我们得笑话美国人的幼稚，改不了见老大就拜的幼稚病；
丘吉尔则在流氓起家的时候就称赞他，说墨索里尼是“活着的最伟大的立法者”和“列宁主义毒药的解药”——我们得笑话这只狐狸，就这么出来混，最终是要还的，英国为它的乡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今天我们都知道墨索里尼是什么人，一个流氓，一个喜欢在阳台上发表演说的丑角和小打小闹的流氓，甚至可怜地做了希特勒的傀儡。我数次在流氓演讲的阳台下走过，那里早已成为人民闲庭信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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