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明民：政治反对在东欧共产党国家民主化转轨中的作用

　　反对与认同（通俗地讲就是“敌与友”）是政治科学中最为根本的一对范畴，不同政体就是相异的认同和冲突结构，其性质首先取决于对反对行为的不同制度性安排。因此，可以把政治反对的形式作为区分、把握不同政治体制的基础性指针。民主制度不但认可、包容反对行为，而且还是以制度化的反对活动为其存在条件的，没有政治反对，民主就难以自存。与此不同，专制政体则讳言反对，反对活动没有合法地位，并受到严厉控制，因而只作为差别性特权有限地存在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

　　既然制度化的政治反对是民主政体区别于专制的根本标志，那么，专制政体民主化过程中，政治反对的激增就是一个鲜明特点。在1989年共产主义世界的大动荡中，成百上千个反对派组织突然出现并异常活跃，比如苏联最高苏维埃“跨地区代表团”和“苏联共产党民主讲坛”、波兰团结工会、东德的“新论坛”、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和公民论坛等。1988年6月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差额选举人民代表中，“对当权者的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成功的保障就愈大”；
“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位英雄”；
许多共产党员当选是由于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可以说，政治反对的兴起及其性质是决定共产党国家民主化进程及其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首先，社会对威权国家及其统治者的日益增强的反对是促进改革的动力，它既促使统治者对正式体制进行改革，又在正式体制之外，得以形成主要由反对派力量主导的权力体系。其次，从1980年代后期东欧国家民主化的现实看，共产党专权让位于权力的竞争性制度的方式与反对派的强大成熟与否有密切关系。第三，统治者如何处理新出现的政治反对活动决定着改革能否有秩序地进行，积极的可能性是统治集团中的改革份子认识到了反对活动乃自由的政治生活所必需，因而采取制度化的方式将其包容，由此建立起了民主的政治反对构架；
另一种糟糕的后果是改革者不能认识到民主与反对活动的功能性关系，不能在政治体系内合法化新出现的反对运动，从而使政治反对最终摧毁了现存体制，导致革命性的政权更迭与制度重建。经济发展、自由市场、中产阶级、教育提高等社会因素为民主化提供了前提条件，但其本身作为一个政治过程，则根本上说是依赖于反对行为的制度化，这一判断基于我们对民主制度的政治竞争本质的理解。因此，转轨政治学应将民主化作为一个政治过程，研究共产主义政权民主化过渡中新的反对模式的出现。

　　1996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哈佛大学政府系副教授埃科特（Grzegorz Ekiert）的《国家反对社会：中东欧的政治危机及其后果》，就是以政治冲突与反对为理论线索，以匈牙利（1956-63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76年）、波兰（1980-89年）为个案，提出了分析中东欧共产主义政权演变的一般模式，即政治危机与大众抗议的循环。可以说，中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历史是由政治危机（political crises）、大众动员（mobilization）、政权的反动员（demobilization）三个阶段构成的循环圈。埃科特指出，共产主义政权的特点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反对和危机推动的。危机一方面反映了大众对政权的不满与抵制，另一方面也表明政权应对国内与国际压力、制度化社会与政治紧张状态、防止出现不满情绪的累积及集体抗议的能力不足。

　　埃科特具体分析了两个循环圈。抗议循环的第一阶段，是1950年代的非斯大林化，主要包括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起义及其产生的当年10月的政治危机、1956年10月和11月匈牙利发生的革命、1968年苏联军事干预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的扼杀等事件。作为对斯大林体制下政治非民主的一种集体反应，政治不稳定和大众反对的形式从激烈的革命到小范围的工人罢工，学生抗议和民众造反。但这一时期的政治反对有很大局限，反对派主要批评共产党和国家制度的关系以及特权阶层对权力的滥用，呼吁经济改革，而并没有触及共产党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国家对生产的控制和经济的中央集权，因而没有破坏党-国体制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集体不满也几乎具有绝对的经济性质，工人运动没有他们自己的任何有认同感的政治象征。同样地，反对派知识分子只是以修正主义的言辞表达不满和要求，并没有形成真正替代性的政治立场。

　　抗议循环的第二个历史时期始于1980-81年波兰革命，在1980年代，影响共产党政权的危机见于各个层次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中，作为对国家衰朽过程的反应，反对活动风起云涌，其高潮是1989年的大溃败和两年之后苏联的崩溃。在这一时期，危机不仅反映在经济停滞和崩溃方面，也表现为建立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合法性的崩溃。政治语言超越了修正主义方式，持反对立场的知识分子发展起了一种新的政治语言，并且修改了旧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到1980年代末，共产党政权内外政策的传统基础已不复存在了，政治主动权移到了正式的制度结构之外，整个制度达到了转折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观念解体。

　　面对危机和可能的制度崩溃，共产党政权会如何作出反应？埃科特认为，共产党政权会选择进行强制性政治反动员以实现制度的重新平衡。政治反动员过程是国家对在危机期间开放的政治空间的强制性重新调适。比如，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及1956-63年苏联军队入侵并镇压革命之后的阶段，捷克1968年的运动和改革流产之后的1968-76年期间，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和1981-89年间军管法的实施及波兰当局的"自我约束"的革命的失败。反动员的策略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不仅包括大规模的强制措施，而且也包括政权的自我调整。

　　埃科特的分析结论是，在第一个抗议循环中，党-国使用强制和暴力镇压社会动乱，并使用经济措施化解政治紧张关系。除了匈牙利革命之外，共产党政权都能够控制局势，通过经济和政治让步并采用直接镇压策略，最终恢复秩序和稳定。虽然受到向后斯大林化过渡的削弱，共产党政权依然能够保持其制度一体性、意识形态活力和政治主动性。在1950年代动荡之后的几年，统治精英试图化解异常危险的紧张状态，并创造政治团结和大众支持的表象。然而，作为非斯大林化的后果，权力分配和主要的制度性秩序与党-国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变化。在1980年代的第二个抗议循环中，政权的反动员政策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匈牙利和捷克的反动员政策是成功的。虽然匈牙利反动员政策的结果是把党-国转变成了一个极具政治灵活性的改革导向的体制，而捷克的反动员过程则把这个国家变成了极为排他的保守性的政权，但在这两个国家，反动员政策有共同的结果，即制度结构得到重建，社会恢复了平静。然而，波兰政权没有能够恢复党-国的权威，平息政治反对，阻止大规模的政治抗议，控制经济危机，并开始进行有效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因而，波兰的反动员政策和政权重新平衡的努力是失败的。军管法实施后，党-国的制度框架没能完全重建，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的作用极大地降低，经济状况在相当大程度上亦恶化；
然而，自主和自由不但继续存在甚至还扩大了。尽管大部分民众反对情绪被有效地化解，但各种形式的集体抗议却变成了政治生活中的经常性因素，在军事镇压的最初震撼之后，政治反对被重新组织起来，并释读且多样化了，发展的势头也更猛了。教会和大学为团结工会的地下抗议活动提供了制度基础和智力支持。政权不能将政治控制强加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无法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对新闻媒体和精神领域的全面控制，地下出版物和信息网迅猛发展的结果是，在军管的后期，新闻检查制度松懈甚至名存实亡了。加之经济更加恶化，社会更加动荡，1988年后，反动员政策溃败的现象已相当明显。由于不能改善经济形势，在大规模工人抗议的冲击下，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和被他们宣布为非法的团结工会代表谈判，1989年4月7日圆桌会议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反动员政策的最终失败，团结工会获得了合法地位，波共被迫承认了政治反对派存在的现实，同意举行基本自由的选举，并准许成立非共产党政府。

　　埃科特提出的抗议循环的分析模式，由于是从共产党政权的合逻辑的历史演变规律中寻求其民主化的根源，因此对深入认识共产党政权的演变具有普适性。共产主义政权的重要发展都是在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两次政治危机之后，这不能不说是对反对派吁求的一种反应；
用抗议循环的第三波来分析1989年之后仍然存在的共产主义世界也是一种不错的视角。但是，埃科特的这本书引发我们去思考、研究的问题远多于它已明确告诉我们的东西，比如，对于政治反对派的崛起和共产党的分裂、解体，我们目前的了解还远远谈不上深入。这与我们时代的特点正相符合：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化无论是在政治实践还是理论分析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宪政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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