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斌：中国人际关系初级化与社会变迁

　　一、研究人际关系初级化对考察社会变迁的意义

　　（一）人际关系初级化的涵义

　　人际关系初级化是笔者在库利所提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人们之间的关系向亲密化、情感化乃至亲属性变动的过程和现象。在库利那里，初级群体是指人际关系亲密的群体，并指出家庭、邻里、儿童游戏群体是其主要形式，其中又以家庭为最。在初级群体中，人际关系是友谊而非利用关系，初级关系是作为利他主义而存在的，在这种初级关系中人们寻得了安全与发展〔1〕。基于库利的界定，后来的社会学家一般认为初级关系是关系亲密的社会关系，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与之相对应的次级关系则指非亲密的工作性关系，如同事关系等。在本文中，人际关系初级化是指原本属于次级的关系向初级关系变化的现象。这里不仅是指原来的次级关系在名份上变为初级关系，如通过结亲使一般关系变为亲戚关系，通过结拜而成生死之交；
而且是指在名份不变的情况下，一般人际关系变得相当亲密的现象，即拟亲属化过程。比如一般工作关系因某些原因而变为朋党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特别是后者，情感因素加入进来，原来的事本主义也受到挑战，人际关系的性质向初级关系的方向变动，人际关系变得初级化了。人际关系初级化的机制和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典型的有联姻、结拜、认干亲、拉裙带关系、拉帮结派、呼朋引类等。

　　（二）本文的角度

　　本文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讨论中国大陆人际关系的变化同社会变迁的关系，具体说来即4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几年来中国大陆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同人际关系模式变化的关系。笔者认为，人们的行为模式受其享用文化的潜在指引，但是人们的具体行为又受他所处生存环境特征的强烈影响，即在文化模式的普遍影响下，人们依其对所处环境的理解而做出行为选择。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中国人的情境性格。我认为，40多年来，中国大陆人们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是社会体制的变迁，即社会组织方式、资源占有及分配方式的变迁。随着这些变迁的发生，人际关系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迁。这样，人际关系模式的变化就折射了社会的变迁。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揭示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用结构和制度因素解释人际关系的变化，并进一步同已有社会变迁的理论相比较，指出中国社会变迁的特殊性。在分析和论证方法上，本文尝试用称谓和称呼（外显的和潜在的）来反映人际关系的特征。这样，单位等非亲属群体内人们之间称谓和称呼的变化就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在我看来，称谓和称呼可以反映人们之间关系的亲疏程度。多数人而不是个别人在某一情境下（如在工作场合）称谓或称呼的变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制度的变迁。这里需要申明的是，本研究并非建立于大规模的抽样调查之上（这是一个缺憾），而是企图通过访问和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来认识上述论题。

　　二、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人际关系的变化

　　（一）改革以前人际关系的政治化

　　进入50年代以来，为了在一个破败的国民经济基础上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强国，中国大陆逐渐实行了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其经济政策是不但对工业实行国有化和全民所有制，而且对几千年来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推行合作化和集体化。在行政管理上，中国大陆实行单位体制，即将全国大大小小的部门、机构变成中央下属的部件和代理人，垄断全部资源同时承担全部责任〔2〕。在社会动员方面，则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将人们裹挟到革命和建设的潮流中来。1958年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各种运动和活动都浸染了浓重的政治色彩，或反修防修，或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样，整个社会沿着高度集中的、政治化的轨道运行，并笼罩着浓厚的政治气氛。一切事物都被置于政治的标准下进行衡量。

　　在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处于主宰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的人际关系形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在人际关系上，中国大陆不断消减封建主义、宗法主义的影响，否定家族主义，推行集体主义，并沿用了战争年代革命队伍中的建制和制度。在单位内部和一切非私人领域，普遍使用带有政治意味的称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同志”。当时，中央曾明确指出在党内要摈弃等级制，一律称“同志”，以营造平等民主的工作环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有党内和革命队伍内才能称“同志”，“同志”成为最珍贵的称呼。后来，“同志”也被广泛运用于基层单位，并随着被划定的革命队伍的大小而占据着其功能空间。但80年代以前，民主党派人士迟迟未能获得被称为“同志”的待遇。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成为首要问题的情况下，政治性的称呼甚至渗透到私人生活领域。可以说，从50年代到70年代，“同志”成为中国大陆最流行的称呼，它虽然逐渐向更大范围延展，但其政治色彩一直未丢失。

　　与此相对应，1949年以前我国社会中的某些尊称却丧失了它的意义，甚至被赋予贬意。比如“先生”这一称号，除了在知识分子圈内被用于学生对老师、后学对先行者的尊称外，在正式场合常被当作对不宜被称为“同志”者（如民主人士）的称呼。而在一些意见争论场合，“先生”还被赋予轻蔑的含义（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这种文法，在“文革”论战中被大大发扬）。另外，还有一些称呼被明显政治化，如“小姐”几乎被当作资产阶级“洋”小姐的专称，她们或出身于“黑五类”，或因思想、行为“轻浮”，不能与工农大众为伍而被排除在“同志”之外。

　　纵观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20余年时间，原先在战争年代革命队伍中使用的称谓、称呼被沿用，而那些与之不同的称呼或因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而消失（如“老板”、“东家”），或因缺乏工农大众的基础（包括思想感情），有封、资、修之嫌而被贬弃（如“先生”、“小姐”、“少爷”、“太太”、“夫人”）。至于“弟兄”、“哥们儿”、“姐们儿”之类的世俗性称呼，则因其太过庸俗、缺乏政治意味而被鄙弃。这样，整个社会流行的称呼变得相当单调，人与人的关系被政治化了。

　　（二）改革以来中国大陆人际关系变化的社会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人际关系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人际关系初级化，而这是以整个社会的总体性变化为背景的。

　　1.政治方面的变化。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国大陆逐渐改变过去以政治斗争为中心、靠政治运动动员和组织社会的做法，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先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接着是一系列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推进活动，还有对生产力是第一标准的强调，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着政治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党政分开改变了党组织管得过多、过细，将所有责任集于自己一身的状况，从而给行政部门以更多的权力。单位内部党组织“一元化”领导地位变为发挥监督保证作用，行政领导成为责任主体，以前动辄以政治觉悟、政治表现来评判人的现象被否定，代之而起的是以实际业绩论高低。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已远非“文革”时期那么神圣，甚至出于对“文革”时期濒繁的政治运动的逆反，社会中弥漫着远离政治和非政治化倾向。一些政治行为被形式化了，在一些它本应发挥作用的领域其作用大大淡化。这必然会对人们之间的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

　　2.经济体制及单位内部利益关系的变化。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经济方面的变化是巨大的，这不但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变化，也表现为单位内部权利关系的变化。

　　首先，从计划经济到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进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受来自于行政的干预越来越少。经济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经济利益成为社会价值的中心，物质利益成为人们行为的重要或首要内驱力。

　　另外，随着财政体制的改革，原来作为国家整个大机器“部件”的单位越来越变为经济上相对独立的实体。单位经济状况（经营、创收状况）的好坏直接同每一个成员的收入和福利待遇相联系，单位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由此，单位（特别是企业）内部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企业经理（厂长）成为法人代表，并被赋予计划时期无法比拟的权力。承包制、优化组合、合同制都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支配资源的权力。在企业内部两种现象相互依存并互相制约：一方面，厂长、经理手中掌握着越来越大的用人权、资源支配和利益分配权；
另一方面这些可分配的资源又必须由企业职工去创造。前者说明厂长、经理可以运用手中的资源去激励职工。后者则说明厂长、经理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下属的工作和认可。这样，支配性权威和接受性权威同时存在，但它们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起作用。于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便会产生出来。

　　应该指出，这种现象在行政和事业单位也并非罕见。财政包干体制的实行、财政经费不足和为奖金、福利而进行的“生产自救”活动，使单位成员找到了新的共同利益，由于利益不断微观化和具体化，单位内部原有的那种超然的人际关系（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和雇员，单位只是代表国家进行管理和分配，大家都基本上从国家那里领取由制度规定好了的那份收入和福利）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复杂的内部依赖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由于单位领导掌握有一部分资源，也由于职业流动的松动，于是在行政和事业单位支配性权威和接受性权威也同时存在。当然这不排除不同单位内部的权威结构会有明显差异。

　　3.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在政治、经济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的社会文化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有时是明显的变化。就其总体特征来说是由政治文化向工商文化变化，由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向世俗文化演化。社会由政治取向向经济取向的转变唤起了人们的物质欲望，而可分配物质资源的短缺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使中国人的务实性格及利益追求的理性主义被凸显出来。一些人将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变为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逐，一些人开始以工具性的观点来看待人与人的关系。另外，已往那种清纯高尚的同志式关系，虽未丧失其全部作用，但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单位内部资源短缺、利益提供渠道多元化的情况下，已不那么有力。人们开始寻找替代物，于是人们又找回“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的古训。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行的“遇到困难找组织、找单位”的行为方式大有改变，个人的由亲属、朋友关系编织而成的关系网络成为重要的支持力量。人们越来越关心世俗生活，越来越关心物质利益，以致自诩为“人类精神思想代言人”的知识分子也在改变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整个社会日益被物欲文化所笼罩。在社会文化向世俗化回复的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经济上的先进伴随了文化的传播。在同外界进行经济交往的同时，西方文化、港台文化大举侵入，这在人际交往方面也有突出表现。

　　（三）从称呼看人际关系初级化

　　改革开放以来，人际关系的变化，表现在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组织内生活各个方面。

　　1.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变化。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是重人伦、重人际关系的。关于这一特点，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为了生活的需要建立不同的社会关系……家庭生活中所养成的基本关系，在生活向外推广时，被利用到较广的社会场合上去”，人们“时常可以有意地弯曲客观的谱系秩序，以示好感，甚至包括毫无亲属关系的人。”〔3〕这种拟亲属化或人际关系初级化现象在“文革”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作为封建主义的旧风俗、旧习惯扫荡了的。邻里之间甚至家庭成员之间的正常关系有的也被派系斗争、思想斗争所折断，人们之间出现疏离感。改革以来，随着非意识形态化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珍视良好的人际关系，以追求日常生活中的愉悦与安全感。于是，在日常生活领域拉近同自己相关者的关系成为编织安全网的重要一环，拟亲属化现象自然而然地发生。这在描写平民生活的市井文学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曾轰动一时的王朔作品就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2.公共场合称呼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公共领域状态是人世炎凉的晴雨表。人们在公共场合如何去对待陌生人，常揭示出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深层特征。

　　以街头巷尾打听问路为例，人们之间的称谓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改革开放之初，人们问路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同志”称呼。虽然其中没有了“文革”时期浓重的政治涵义，但其遗迹是清晰的。然而时隔不久，“师傅”潮涌向街头。不但成千上万的进城农民喊着“师傅”问路，就是一些城里人也觉得再不分场合地使用喊惯了的“同志”感到别扭，于是“师傅”也成了他们的街头招呼用语。当然，“师傅”这一称呼在“文革”时期也曾一度辉煌，当“工宣队”进驻某一单位时，“工人师傅”就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的代名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师傅”对“同志”的替代却明显反映了人们对政治性关系的规避，而向世俗关系转向。因为在这里，“同志”反映的是以革命队伍为背景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平等关系，而“师傅”则是以个人交往为背景的、带有感情的非平等关系。“师傅”是尊称。通过自谦和抬高对方，人们力图获得对方的接纳，这里具有中国文化的痕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西方及港台文化的进入，“先生”、“小姐”等温文尔雅的称呼在知识界、“白领”圈内流行起来，并向外扩展成为在公共场所打招呼的用语。它既排斥了政治文化又超越了世俗文化，用非情感性的尊称去同人打交道，可以看作是中国向工商社会转变的表现。

　　与此同时，随着一些体制外的新职业群体的出现，社会上还出现了一些对这些职业群体的有特色的称呼。如称贩运者为“倒爷”，称出租汽车司机为“的爷”，称人力三轮车夫为“板爷”。可以发现，这些带有调侃意味的谑称，已经离政治性称呼相当遥远，是完全世俗化的。

　　3.组织、机构中的人际关系的变化。组织、机构中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正式关系。按照韦伯的观点，这应该是一种排除了感情和个人因素的工作关系。改革以前，中国大陆的各类组织和机构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的指导下，基本上贯彻了科层制的原则，但其基本动力或约束力量是政治监督和政治觉悟。在各级各类组织中，虽然不排除特殊主义和个人关系的存在，甚至组织内部存在派别，但是由于坚持不懈的政治教育、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坚持取消非组织行为的努力，因而就总体来说，与现在相比，改革以前组织内部的成员关系基本上是以较纯正的工作关系为主的。

　　改革以来，我国社会的组织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反映在国家的企、事业单位方面即是由原来的管理型单位制向利益型单位制的变化。单位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将其成员置于“同一条船”上。整体利益与部门利益、组织利益与个人利益、领导利益与下属利益的交错重合强化着组织内部的分化与整合，也形成了领导同下属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格局。在这种关系格局中，领导者同下属的精英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处于中心地位。由于破除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单位领导可以用自己掌握的稀缺资源去奖励那些对单位做出较大贡献的精英人物。这样，在单位制未完全打破的情况下，单位中的精英人物对单位极其代表者（领导者）的某种依赖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单位领导者来说，他的业绩甚至个人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下属特别是精英群体的效力。由此可见，领导者同精英群体的相互依赖既是工作层面的，也可能是个人层面的。而工作层面相互依赖的加深会扩展至个人层面，工作关系会变为工作关系与个人关系的杂合。久而久之，工作关系就会带上初级关系的色彩：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互相配合、互相“买帐”、互相关照被认为是“够意思”、“够朋友”，否则就是“不够朋友”、“不通情理”。与此同时，“哥们儿”、“姐们儿”、“弟兄们”、“爷们儿”等也进入企事业单位，成为相互称呼的用语。那些利益高度一致且又合得来的人们互称（或互视为）“哥们儿”、“姐们儿”，他们在利益上互相关照，工作内外互相支持。这些称呼也被运用于工作之中，例如，车间主任和班组长布置任务或遇到困难时可以用“弟兄们多帮忙”来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在遇有内部矛盾时，人们可以用“弟兄们好说”或“大家都是朋友”来化解。组织、机构中称呼的拟亲属化现象不但由共同利益所推促，而且改革以来我国企业在管理制度改革中对人际关系学派和日本式管理模式的片面吸收也对之起推动作用。在搞好内部人际关系的浪潮中，一些企业的成员之间相互称兄道弟几成时尚。一些部门中以“张姐”、“李姐”代替了工作中的称呼，有较好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的同事之间互称（互视为）“铁哥们儿”、“铁姐们儿”。应该指出的是，称呼的拟亲属化现象在政府部门和学校中也有表现。比如在学校中，教师在同学生正式交谈时常常说“我们是朋友”而回避师生关系。

　　这样，那些在“文革”期间被斥之为庸俗化、拉帮结派的称呼复活了，人们跨过工作的科层化进入世俗化，人际关系就这样被初级化了。

　　4.人际关系初级化的范围与程度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人际关系初级化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农村，不少调查结果指出人们的通婚圈在缩小、村内联姻造成亲属关系浓密的事实。在城市，不但“内部招工”政策加大了单位（工厂、企业）内部亲属关系的密度，而且某些企业靠关系“优化组合”也强化着人际关系的初级化趋势。在私营企业中，企业主以亲属为骨干把持要害部门，并将朋友、知己拉入厂内，编织亲朋关系网者绝非个别现象。在某些地方的政府部门，裙带关系日盛已成为人际关系初级化的另一景观。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中国大陆的各类组织都已成为亲朋的圈子和巢穴，而是指出人际关系初级化蔓延的事实。

　　人际关系初级化是普遍的，但在不同性质的单位、不同类型的群体之间其程度又不同。

　　一般说来，工商部门中的人际关系初级化超过行政机构和教育部门。工商部门与物质生产和交换直接联系，这些部门的成员之间相互求助和互惠的机会较多，再加上他们的文化程度较低，与世俗社会联系较紧，较易受俗民社会的影响，容易形成初级人际关系。一项关于广州某重型机械厂的研究曾指出工厂内部存在着广泛的互惠关系。而且厂领导要站稳脚跟，身边常需要几个可称兄道弟的中坚分子〔4〕。这种事例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而在行政机关和教育部门，其组成人员多为知识分子或管理干部，他们的文化素质较高，党团员比较多，受正规教育较多，人们的思想意识品位较高，他们在言谈举止上多有“上流社会”的味道，不愿流于粗俗。尽管平素也“仁兄”、“愚弟、地称呼一番，但多止于形式，而真正世俗化地拉扯现象要弱得多。

　　从年龄角度观察，善于称兄道弟、组成朋友圈子的多不在于年长者，而多发于“新生代”。年长者受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时间较长，对职业规范的认同程度较高，对非组织化的人际关系不甚习惯，甚至有些厌恶。至今他们仍习惯于用“同志”等称呼，按社会所认正式规则同他人打交道。而“新生代”（从新参加工作者到各行业中涌现出来的较年轻的实力派群体）对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认同差一些，甚至有些反感，不愿使用带有政治意味的“同志”等称呼。在相互关系中，他们也常用在原体制看来是非制度化的手段来处理。这样，即使在工作关系中一些夹杂着个人情感的互动模式就会产生出来。应该指出的是，近些年来社会上大量出现的非正式组织（如各类协会、联谊会）和靠共同兴趣聚集而成的“自由沙龙”对组织内部人际关系初级化起到了环境支持的作用。这些群体营造着与组织内部的正式关系不同的氛围，养成着与原体制不同的文化，这也会影响到人们在组织、单位内部的角色行为。在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年轻人、“新生代”参与“自由沙龙”等非正式群体的机会和程度高于年长者。

　　这样，似乎可以说改革以来的10几年里，中国大陆人际关系初级化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但不同部门、不同阶层之间又存有差异。大略地说，党政机关中人际关系初级化现象弱一些，工商企业中此类现象更普遍；
受传统体制约束较强的部门和单位这一现象弱一些，远离计划体制的组织内部人际关系初级化更明显；
大众社会比“上流社会”更流行初级人际关系；
年轻群体比老年群体更看重人际关系初级化的价值。应该指出的是，上述“结论”是建立在观察之上的。它更加科学地被认定，有待于大量调查资料去证明。

　　三、人际关系初级化的社会结构及文化的寓意

　　人际关系初级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深刻的社会结构的和文化的含义，它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变迁。

　　（一）人际关系初级化与制度变迁

　　从宏观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的行为是在社会结构框架内的理性行为。社会的制度框架向人们提供了合社会要求的行为模式，并力图使人们的行为模式化。社会制度的控制力度不同，人们行为的划一性程度也不同。改革以前，中国大陆的社会结构较具刚性，社会资源的集中控制和分配方式呈单一性，加上高强度的行政管理体制及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约束，使整个社会处于强有力的控制之中。与之相适应，人们的行为，包括人际交往只能在预先设定的范围内和方向上进行，划一的具有行政和政治意义的交往成为其主要方式。这样，整个社会取向的政治化造就了人际关系的政治化。

　　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改变了中国大陆的定向，即由政治取向转向经济取向，而且由于资源分配渠道的多样化导致了集中控制机制的弱化。不断增强的经济取向和经济利益微观化与不断弱化的行政控制相互作用，给人们留下了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而渐进式、多模式的改革向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活动空间。在组织和单位内部，能力和关系成为人们达到个人目标的两个重要手段。而资源的非制度渠道的渗出或资源的非行政分配，又使人们趋向去搞好人际关系。于是单位内部的这种人际关系成为交换性的工具性关系。因为靠这种关系人们可以获得从体制和单位制度内得不到的利益。这样，靠这种关系获利者会付出对资源提供者的个人感激，资源提供者会获得即时的或预期中的良好的回报。这种关系在个人层面上被维持和创造、发展着，它带有情感性和特殊主义的特点，这样，人际关系被逐渐初级化了。因此，可以说社会结构的经济化、人们活动的功利取向和资源分配中行政作用的弱化，引发和促进着人们之间关系的初级化。人际关系初级化既是对以往人际关系过份政治化的反动，又是获取物质利益的工具。

　　（二）人际关系初级化与世俗化

　　世俗化是与宗教的神圣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一般是指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政教分离、宗教对艺术的浸染逐渐淡化，进而人们日渐用工具理性去面对世界、面对生活的潮流〔5〕。实际上，世俗化不但发生于社会生活强烈地受宗教控制，而后人们走出宗教的笼罩面对世俗生活的行动，也发生于某种严密的、强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撤消后人们面对现实生活的过程。人们不是受纯粹理想的意识形态所驱使，而是走出乌托邦面对现实。在改革前，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长期受强烈的政治气氛笼罩，政治标准被大大突出，政治价值被置于最重要的地位，社会的日常生活被扭曲了。“破四旧、立四新”，“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思想政治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些都扭曲着社会日常生活的结构。1978年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社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人们对改善物质生活的强烈追求，都减低着政治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人们开始重新用非政治化的方式，包括用现实的、有人情味的方式去处理日常生活甚至工作。这样，世俗化大面积迅速发生。反映在人交往方面即是人们对感情、友情的向往和重构。“人间自有真情在。”人际关系初级化被凸显出来了。

　　（三）人际关系初级化与文化变迁

　　人们的行为既受其面对的情境制约，又深受其享用文化的影响。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上层建筑中的不断革命扫荡了封建主义旧文化，并力图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此过程中旧的人伦关系模式受到冲击，具有政治色彩的同志式人际关系被大力提倡。改革以来，政治压力的减弱使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得以复苏。拉关系、重人情的传统社会交往方式不再顾忌被指控为庸俗而广泛盛行于社会生活之中。可以说，改革以来出现的人际关系初级化是以往被割断了的文化的某种程度的延续。但是这种延续并不是对传统社会中人际交往模式的简单继承。因为当今人们交往的社会条件已与传统社会有很大差异。具体说来，改革以来人际关系初级化是在社会向市场转型过程中人们为了物质利益而采取的理性活动。这样，如果说人们在日常交往中的礼仪具有强烈的传统文化复归意味的话，那么人们在工作中人际关系的初级化就不但具有传统意义，而且体现了社会制度的转变。它是工商社会对农耕社会文化的借用和改造。或者说，改革以来人际关系初级化与其说是文化，不如说是继承性的变迁。再考虑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人际关系初级化现象反映了传统世俗文化与现代工商文化的杂合。

　　四、人际关系初级化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意义

　　改革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化，由高度集中管理的体制向政治民主化的转变、社会生活由政治化向世俗化的转变，表明我国社会正迈进现代化的进程。如果这种归纳没有错误，如果上述我们对人际关系初级化的分析也站得住脚，那么，我们应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什么样的联系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或者说，现代化进程与人际关系初级化现象并存说明了什么呢？

　　以往的社会学家，不论滕尼斯、韦伯还是帕森斯都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人们行为的理性化过程。这种理性化即是社会角色有明确化、角色行为的规范化、人际关系的非情感化。这里暗含着一种假设：现代化排斥情感性关系。然而改革以来中国大陆发生的情况并没有验证上述理论。因为中国在迅速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传统的情感性人际关系大面积复生，角色行为非规范化的现象也大量存在。这就是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中的特殊主义和重情感在一定程度上的共生。这与西方社会学家关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论有明显不同。

　　关于这种差异性，固然可以用我国现代化刚刚起步作出部分解释，即在向现代社会的迈进中会保留着许多传统社会的痕迹。也有人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的社会变迁仍处于前现代化阶段，因此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特殊现象难以用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理论来解释。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如果我们考虑到东亚诸具有东方文化传统的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都程度不同地发挥了作用，并且注重人际关系都在其中起了某种作用的事实，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现代化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人际关系的调整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至于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初级化在工作单位或机构中普遍发生，也应该由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社会变迁的复杂的社会背景来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两个传统上发展出来的：一个是改革以前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一个是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对上述二者的否定，也有对它们的吸收。由于改革初期尚缺乏明确的规则指引，于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会利用多种手段或工具，其中包括原有的制度框架和文化传统。在利用那些原有的工具去实现目标时，人们广泛采用了“变通”机制，这是形式上的遵从和内容上的变更。人际关系初级化就是其中之一例。

　　应该说明的是，以上分析并非要否定以往社会学家的经典性观点，因为只用10几年如此短程的经验去作结论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我们可以说，由人际关系初级化反映的中国大陆的社会变迁与西方学者揭示的理想的现代化模型有明显不同。由此我们可以推出如下假设性结论：在一个有丰厚文化传统的社会，社会变迁必然带有传统文化的某种特征。至于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影响程度，又会受到社会体制的制约。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注释

　　〔1〕参阅刘易斯·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39页。

　　〔2〕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3〕费孝通：《生育制度》，第191页。

　　〔4〕丘海雄：《改革开放后中国国营企业内部的互惠关系》，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3年5～6期。

　　〔5〕张德胜：《宗教》，载李明堃、黄绍伦：《社会学新论》，商务印书馆（香港），1992年。＊

　　来源：《管理世界》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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