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在安徽某县的演讲

　　刚才给了我这么多的评介，不太敢当，到基层来，我会牢牢记住一句话，就是当学生，好好向基层干部群众学习，这些年来，我一直努力争取做到这个要求，一直好好向大家学习。所以，应该说对基层情况多多少少来了解一些吧，长期是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我这个学校的教授是去年夏天才转的，以前我一直是下基层跑调查研究的一个工作人员，大概是因为学校要呼应党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所以成立了这么一个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我过去是人大的毕业生，校长就找我，让我来帮助他们来牵个头，也促进一下学校学风的转变，更多的强调一下理论联系实际，所以我才离开机关去了学校，所以我当老师是最近的事，时间还不到一年。因此在这里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这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面从事调查研究的一点体会，其实主要的是地方的经验，我了解多一点，跟大家作个交流。

　　我先给你们讲一个人的故事，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会知道，咱们中国的乡镇书记中最具有知名度的那个人，叫李昌平，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的党委书记，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我向总理说实话》。到2003年末，他又写了一本书，叫《我向百姓说实话》。这样他就变成了一个“说实话的书记”。是不是大家多数都知道这个人，叫李昌平，知道吗？他也曾经是《南方周末》的“十大新闻人物”。很多人知道他呢，是因为《我向总理说实话》这本书，这本书据说卖了几百万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李昌平的经历是一个悲剧。跟地方的同志们讲啊，我想要把李昌平这个悲剧的过程和悲剧意义讲清楚，大家在基层从事具体工作嘛，才可能有所借鉴。

　　为什么我说李昌平的故事是个悲剧呢，是因为我们从家庭承包这个农村基本制度推行以来，基层县以下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呀似乎都比较复杂。李昌平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学历水平相对比较高，又是监利县本乡本土的人，那么按说呢，不应该有我们所说的基层干部素质不高等等这些问题，也不应该有那种了解当地情况不够，他就是本地人，学历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应该说水平、了解情况方方面面都不差，但他为什么最后不得不辞官下海离家出走？为什么？而且，如果说上级对他的支持，那也应该说是非常之重要或者说是前所未有。当时中央政治局有七个常委，七个常委对李昌平写的那封信都作了批示，而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朱镕基总理是一位说一不二、非常有魄力、非常果断的领导干部，他对李昌平反映的情况又是高度重视，他是两次作了批示，那就是说你既有中央尚方宝剑，又了解本地情况，怎么就成了悲剧呢？

　　你们知道他走的时候是怎么走的，县委组织部长找他谈话，说李昌平，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是咱们监利县最不安定的因素了，咱们县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局由你挑，但你就是不能在这干了。李昌平当时也年轻，三十多岁，说那我就不干了，我辞职。那正巴不得，这样他就辞职了。辞职了以后就离家出走，南下打工。到了深圳，因为他的这个事情，他被《南方周末》评为“十大新闻人物”之一，那就有一点“品牌”了，就是社会知名度啊。就像我被中央电视台评为“十大经济人物”以后，等于也就有了点社会品牌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了。好了，人们都知道李昌平这个人了，那湖北的一个大企业，就是现在出了问题的蓝田，蓝田的人就找到李昌平说，你与其给别人打工，不如给我们打工，我们可以利用一点你的知名度。蓝田把他招到公司，地方的领导干部就找到蓝田老总，说怎么回事，听说李昌平到了你们蓝田了。蓝田老总就没办法，找李昌平谈话，说还是很抱歉。最后李昌平变成在广州没有正式职业，给报纸临时写点小文章，变成了这么一个没有正式职业的人。后来他到北京来找我，我当时正是一个中央的一家媒体的负责人，是《中国改革》杂志的社长总编、法人代表。李昌平找到我，我说我是搞农村调研出身，你是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经验还是很丰富的，那你就到我这儿来吧。这样才算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当然，外界是不知道，所以李昌平家乡的老百姓说，中央当时支持李昌平在咱们监利县搞改革，现在你看，李昌平被提拔了。我给他安排了一个我们农村版的主编，相当于正处级干部，他家乡的老百姓就说李昌平到了北京，得到了重用，被提拔了。老百姓是不会分析一个基层干部在基层工作中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困难，最后演变成一场个人的悲剧。老百姓不会分析，老百姓只是觉得，他到了北京工作了，还安排了个处级干部，大家可能觉得这还是个好事。但其实要我说，他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

　　在坐各位很多都是基层出身，你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人物？他的悲剧意义在哪儿，他为什么会形成悲剧？我说他的悲剧意义在于，基层现在的工作，如果真的原原本本地按上级的政策去搞，那很难搞得下去。如果你凭个人的良心、凭你的党性、凭你的原则，你要想改变基层面貌，哪怕你是党委书记，是一把手，你面对的是各个部门在基层的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等于捆着你的手脚，你干不成，最后呢只好辞官下海。这悲剧的意义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我们基层的矛盾、方方面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很难破解，说明各个部门在基层的利益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哪怕你是一把手，你也改不了。

　　那好了，我给大家稍微作一点解释，我得出这个结论呀，第一，基层矛盾错综复杂；
第二，部门利益尾大不掉。哪怕你是一把手，要想做点事情，也很难。我的这个结论，两句话，十六个字。你们在基层工作同志想想，自己所身处的环境的是不是这样，李昌平也是这样，也是这些矛盾解决不了。他怎么着呢，他一调到这个乡里面当了一把手，他的同学呀，亲朋好友呀，就找到他，说到这些情况，大家感到很为难，很多人就要走。李昌平说，我下决心把这个乡搞好，你们先不要走，咱们一起搞。有些人被他感动了，就留下来了。他怎么搞呢，单他自己是不行的，他就找准了机会，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咱们不用说，他说我这个办法保证我的这封信到中央首长手里，他选择的时机选择的办法都非常的巧妙，这个人的素质还是不低的。

　　果然，他的这封信到了朱镕基总理的手里。突出反映的就是他后来书里写的那三句话吧，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就这三句话。中央接到这封信以后，紧急安排调查研究，中央调查组的组长是我过去比较熟的一个同志，他当时不在北京，在外地，把他紧急召回，让他带队下去作调查。同时，这封信朱镕基已经批转给了湖北省。这在安徽可以讲讲湖北的事，就不讲安徽的事了。

　　湖北省当时就安排了一个省的调查组，由省地县三级干部组成，去调查李昌平写给中央的这封信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中央工作组来了以后，没有说是因为这封信是来调查的，而是了解别的事，到了县里边呢就住在招待所。对接待的同志说，咱们明天去一个地方，地方就在超过李昌平工作的那个乡的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早晨就没有起得太早，旅途疲劳，有点累，起来晚一点，吃饭晚一点，再磨蹭一点，差不多十点钟才走。走到李昌平所在的那个棋盘乡吧，就说咱们就在这吃饭吧，就停下了。停下来后说咱们去的那个地方太远了，咱们就在这吧，就这样，就留在棋盘乡了。用这种方式，没有跟地方各级政府说明情况，就留在棋盘乡了，就开展了调查。他们调查之前，省地县三级调查组刚刚走，他们是重新作了调查，结果到省里两个调查组碰头的时候，结论相反。省地县三级工作组认为基本不属实，中央暗访组的结论是没有基本，只有两个字：属实。

　　这样就导致了中央七常委的批示，这就是第二次批示，第一次只有朱镕基一个批示，第二次呢七个常委都批示了，要求湖北省监利县要认真地搞好棋盘乡的改革试点。前所未所，我们你们任何一个乡党委书记要是能拿到七常委的批示，也就是尚方宝剑，我想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少有的事了。你可以放开手脚干事了吧，这时候如果不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负，我说你枉为人生。

　　李昌平就非常认真地开展推进棋盘乡的改革，但他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呢，棋盘乡历年累积下来的乡村公共负债，在乡这级累积三千万。我不知道在我们县乡这级的负债总量，那他个乡是三千万的负债。要想把这个改革搞下去，要想让乡村实现和谐社会，那时候还没这个提法，但是总之要安定基层吧，要理顺关系呀，要化解冲突啊，要让百姓和干部基本满意啊，那第一个拦路虎就是累积下来的债务，三千万。好了，那只有清债。李昌平就说你们这些各个部门，什么七所八站，你们停罢一年，你们的费用我照给，你们说你们多人头，多少行政费，多少开支，我照样给，但是你们不要再下去，不到到村，不要上街，不要扰民。部门利益尾大不掉啊，每个部门都要增加自己的利益，他不下去他怎么吃拿卡要呢，这就把部门都得罪了。部门你们先不要下去，你们不要管，休养生息，让老百姓缓一年。政策好不好，好，部门干不干呢，你有七常委批示，你有省地县各级的支持，部门只好先把脖子系上，先不去伸手，但是，已经得罪了。第二件事情，清债。组成一个清债小组，一查账，发现大部份债权人，谁呀，还是部门。搞计生罚款的有钱，派出所罚款的有钱，工商在集上收费有钱，基本是一些权力部门，他们有了钱，他们对政府放贷，这个债呢，利息都比银行要高很多。部门有权去收钱，收了钱再向政府放贷，放贷再增加一笔利息。那就清债，按照银行利息。好了，三千万债务才清掉了一千万，其实把所有的部门都得罪了。干了一年不到，就导致了所有部门都反对这个乡党委书记，那县委就坐不住了，组织部长只好跟他谈了，说你已经成了监利县最不安定的因素，你得调离了，你不能在这干了。

　　这李昌平当然愤怒了，我有七个常委的尚方宝剑，我干的事情又是利民得国的好事，你们怎么能这样呢，所以他一怒之下就辞职了，走了。这是个悲剧，以一个人的力量，哪怕你是一把手，你能对付得了部门利益尾大不掉的这样一个结构吗？对付不了。这些年来，我想你们如果换位思维一下，就是替别人想想，假如你是哪个部门的领导，无论你是哪个局的负责人，如果你不能想办法给本部门增加收益，你这个局长当得住吗？也未必能够坐得那么稳，对不对呀。那好了，假如你是部长，如果你不能下各种各样的文件，制定各种法律，来让你这个部门的利益不断加强，权力不断加强，你这个部长是个好部长吗？你这个部内的各司长、副部长们乃至各处的处长们对你满意吗，大家年底评介打分的时候你能得到高分吗，你也不能。因此，如果你是部门的干部，你当然愿意你这个部门的利益越来越大，你当然愿意呀。所以如果我们的政府是这样一种部门的权力和部门的利益不断增加的这样一种结构，那基层的事怎么能够办好，怎么能够解决。哪个单位难道不都是想着给自己单位多盖几个楼，多几辆好车。你比如说乡这级，明明收税只能收到百分之七十，但是如果不报个超额完成，上级的财政部门能给他们发工资吗，你完不成税收任务不能发工资啊，他怎么能不买税、骗税，你的制度规定他就是这样啊。而你报你的税收增加百分之多少，还给你奖励，让你买好车，让你发奖金，这就是现在的制度嘛。因此宏观上看我们的税收一片大好，每年增收的幅度都是20%以上，而且税收占全国GDP20%以上，如果把税外的预算外收入打进来，我们税收连预算外加起来就占GDP30%了，那是世界上很难有的好现象。但结果呢，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基层大量出现所谓不正之风吧。好收的税拿走了，难收投的税留下来了。

　　李昌平的这个悲剧有这么多的中央领导支持，省市县也得服从，但最后他碰钉子，并不碰在中央，而是碰在部门。因此这次来咱们县啊，在坐的有很多部门的同志，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我特别提醒一句，李昌平的悲剧告诉我们大家，如果我们永远从自己本部门的利益出发，那你们县搞不好，无论你这个书记多有本事，他也受之于你们。我说李昌平这个乡镇这个案例是个缩影，它说明一把手其实没有权力。那怎么办呢，那一把手剩下的唯一的权力就是“帽子权”，所以才出事，才出现少数局部的跑官、买官，卖官爵，贪赃枉法就成了现在的一大腐败，屡禁不绝。

　　大家也知道，东三省最近的这场风暴，从黑龙江开始利起，一个小小的交通事故造成的，就是一位省级领导的一个亲属开车撞人。因为交通发生了点纠纷，吵起来了，他一怒之下，开车去撞人，引起社会公愤。结果一查，从这个省从领导查起，查出了黑龙江省全省的大案。这个省只有两个地委书记没有拿下来，其他地委书记全拿下来了，一次性地拿掉了5个省级干部，8个厅级干部，560多个处级干部。你们大家都想一想，如果这场风暴因为一个突发事件引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会有什么结果。这场风暴从黑龙江接着就往南刮，主要问题就是卖官，拿下的地位书记基本就是卖官爵，好就好在留下的两个地位书记有一个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认识的人中被抓起来被枪毙的也不少，典型的就是你们省的副省长王怀忠。80年代我就认识他，他当时是亳州小市的市委副书记，他分工的正是我们这行的农村试验区的工作。我当时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搞试验区工作，在各地抓试点，所以下基层跑得多。王怀忠那时很有魄力，后来一级一级当了副省长，最后还是出了事。你们另外一个当时是阜阳市委副书记的肖作新，那时也分工负责这一块工作。还有包括广西已枪毙的地委书记当时也是我们一块工作认识的。我认识许多的处级都是出了问题的，但是也确实有很多不错的干部。几十年在机关工作，认识人中肯定有好坏。

　　我说黑龙江这个事情本身，他表明了中央正在下决心、以极大的力度来抓这件事儿，什么事情不可能面面俱到，总得先有个抓手。我说抓廉政、抓党风、抓组织建设，这是执政党加强执政地位、保证执政能力的第一要务。所以，和我们农村工作相结合的是，中央2005年的一号文件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很多人说，中国还是一个完善的法制国家，法制不可能绝对化，我们是单一制国家，唯一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法制必须体现执政党的意志，执政党也要在法制的框架下开展工作，便并不意味执政党的每一个条文都要完全适应。因为法律是按照执政党的意志修改的，甚至宪法，哪一次修宪都是由中共中央提出修宪意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党组织，中央作了决定，党组织是不讲民主，党组是选举的，党委是任命的。党组织是执行机构，党委是要讲民主的，但中央决定，全国人大党组必须执行。在本党执政的条件下，提醒在座的各位党员，任何时候不要忘了，改革都是为了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如果象李昌平那样的悲剧在全国各地都发生，那就意味着中央七常委的尚方宝剑没有用。这个悲剧不是李昌平个人，是我们党的，政令不畅。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但如果没有政令畅通的保证，真出大问题谁对付不了。新一届党中央、新一届政府产生后，面对的象李昌平这样的复杂局面，总得有个一个抓手，必须在职全党一致、政令畅通的情况下，才能抓到位。所以我开始就说他昌平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如果各地都出现李昌平这种情况，最后中央无可奈何，李昌平无路可走，按照中央的批示干事都干不成事，岂不要天下大乱？早在江泽民同志没有退出一线岗位之前，他说谈到现在最大问题就是政令不畅。现在，胡锦涛同志成为中央的一把手，不仅是总书记、国家主席，而且是军委主席，这次人代会开过之后，那就是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主席，中国再次形成了完整的中央权威了。

　　下一步将要干什么？当然是要层层级级调班子。怎么能不调呢？且不说部门利益雷打不掉，哪一级是听高层的呢？举个例子，2003年，全国各地反映，农民土地被各地政府和开发商以招商引资为名，大规模圈占，全国一年土地减少将近2000万亩。2003年终尽管经济增长幅度不错，九点多，但土地面积一年减少了3000万亩，本来应该在2010年我们的土地保有量是18.85亿亩，结果2003年底一算帐，低于18.8亿亩，也就是说我们提前七年把国家应该保留的耕面积就突破了。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到了14.5亿亩。我们都知道，粮食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若整体低于16亿亩，国家就没有经济安全，因为粮食是基础产品。粮价一涨，所有的其它价格都跟着涨。2003年秋收的时候，粮食价格本来应该下降，结果即不降，10月份开始上涨，拉动物价指数整体上涨。

　　尽管中央强调放弃GDP的追求指标，转变为追求综合增长，强调五项统筹，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但不管怎么强调，都是上头热，下头冷，各地仍然以招商引资为第一目标，竞相对投资者开出零地价、零地租，倒贴“三通一平”转让，发达地区、沿海地区尤甚，象广东珠江三角州没地可转了。广东、江苏的这些发达省，互相拼着，说我政府投资来搞“三通一平”，企业不花钱进入，地价你也不用给，然而结果强征老百姓的土地，使得农村因为土地征占而发生的上访告状事件大幅度上升。这时候温家宝总理作批示，批了四次，要求各地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严查违规违法征占，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对这个批示当真。接着，中央发了四个文件，强调“三严”，刚才说的，要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严肃查处土地违规违法征占，要严厉惩处在土地征占过程中发生的腐败案件，我们叫“四道金牌”，发了四个文件，有用吗？没用。中央在6月31日，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各省书记、省长对着电视摄像头纷纷表态，拥护中央决定。结果是依然故我。那中央只好再采取办法，派出由中央五部委联合组成10个调查组到各个地区查处这些案件。

　　查处结果，第一组回来报告违规违法征占土地10.4万件，可见已是普遍了。结果据说只有某省的某个县的某个土地局长被撤职了。十万多件的案子只撤了一个土地局长，而且据说是调查组前脚走，这位土地局长异地做官。你们如果谁换个位置到中央，当一当胡锦涛或温家宝，面对这种情况你们说怎么办？中央调查组汇报的时候，国务院领导听完了报告，非常不满，指示召开专家座谈会，拿出治本之策。

　　开会请了四个专家，我是其中之一，上来我先说，我岁数大一些，50多岁，我说，第一，这不是耕地问题，这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要采取政策，我说如果不拿一两个鸡来杀一杀给猴看，问题就解决不，我说恐怕得处理人，不处理人不行。接着在2003年11月份，我们自己开了研讨会，就认为新一届党中央和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当务之急。我们提的很及时，到了2004年的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就成了会议的中心议题，并且在2004年年初就出了“铁本事件”（音），4月份出的，2月份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但是拿的太小，只是常州市的领导受了点儿影响，还是动作不大。接着，就是出点黑龙江那个大的，拿了一个省级、端掉了五、六百个处以上干部。

　　这些办法表明在以往的经济发展中间，大家不要只看增长，看经济发展势头是不错，也不要说我们现在维持一党专政如何如何有制度，这么大的国家，政令不畅，要出大事，它直接的表现，除了我刚才说的，中央下了文件，作了批示，派了工作组都没用，开电话会也没用，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更为重要的，那就是社会公众强烈的不满。平均每天报到中央的大型的群体性治安事件，象包围政府、堵塞交通、掀翻警车等等，中央平均每天接到两位数以上，一年这样的事情大约在六万起左右。咱们一年才三百六十五天呢。你们算算，如果你是总书记，你是坐得住还是坐不住，各地频频出事，这就叫经济增长？因此中央提出和谐社会，提出科学发展观。有人说口号提多了，我说不是，只要换位想想，如果你在中南海呆着，每天都收到这么多报告，难道你能够熟视无睹吗？最严重还有四川省委书记被围出不来，几万群众，整建制地调武警，大家知道武警最大的编制是什么对吧，怎么样呢，你能对群众开枪吗，最后还是当地说服一些老党员、老农民、老人们，进去把省委书记给保出来了。是护送来的，不是武警打出来的。所以和谐社会那里面有一个根本东西叫做人民内部矛盾，你不能激化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用对抗的手段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昨天在车上和你们县长和农委主任说了这个事儿，不光是农村出现这样的问题，要淡化要冷处理，城市里现在下岗职工下岗上访，如果没有安置好，他来包围政阻断交通，你怎么处？必须承认他行为上有些不合适的地方，但你敢说你违法了，我把你抓起来。今天不是昨天，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因为中央作出了重大战略调整，以往那种追求招商引资、追求GDP、零地价零地租的转让资源，只要投资者来了就一派叫好，改了，从中央就改了。内外资税收是一致的，不许任何方面以低价向外转让资源。这段时间，相当多的东部民间资本，因为过剩了，开始到中西部来跑马圈水、跑马圈地，跑马圈油、跑马圈气、跑马圈煤，地方高兴得很，政府欢迎，来投资啊，投资者是本地的主人啊，如这些投资者来了后，来跟政府要承包矿山，我没那么多钱，我先承包一个煤层，然后无证开采，也无通风、也不排瓦斯，然后强制引资单位与其签生死合同，死一个人两万块钱，等这些事全曝光了，地方政府全装进去了，因为现在要求是20万一个人，你说你招商引资征的渺渺一点税收还没征到呢，就先赔人家了，一个人20万，10个人就是200万，所以各个地方隐瞒矿难，隐瞒死亡人数，甚至直接报失踪。但结果只要查出来 ，有一个算一个，全部处理到位。所以现在的情况，我提醒，无论是部门的，还是地方的领导同志，到了该转型的时候，跟不上转型，你就找不着北，就不知道在干什么，按过去90年代的做法，今天再做做不下去了。

　　所以我不主张把招商引资的指标量化到各个部门（鼓掌），甚至不太主张出了事就一票否决，这些事都是有问题的。中央也一样，从2002的中共中央十六大，请问各位中共中央十六大那个关键词是什么？你们都知道十四大的关键词很简单，叫市场经济。十五大的关键词叫资本经济，十六关键词彻底改了，叫全面小康，真正的矛盾就是90年代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间不断拉大的，象城乡差别那是首要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别，这三大差别拉大必然导致社会不稳，政治动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都是出问题，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大动乱。

　　刚才你们书记说我走过30多个国家，其实开会交流那只是一般的，都是会开完就走了，下基层了。我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去，也是下基层的。去年七月份我在巴西，就专门去年大城市的贫民窟，今天我们讲城市化，回来后我向领导同志汇报，我就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是靠大城市周围贫民窟来实现的。如果我们现在盲目地说要加快城市化，而没有其它措施，那中国可能也要靠贫民窟来搞城市化了，我请问这个贫民窟我们是要还是不要，如果你说要，我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贫民窟那就是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控制，没有法制可言，你要还是不要？问题根本不在于你想不想加快城市化，而是城市化经验过程是什么，理论上你可以讲，大规模动员农民进城，然后把农村的土地私有化卖掉到城里去，卖土地能卖多少钱，到城里你还不是贫民吗，如果我们国家的城市化也象其它国家发展那样，靠大型贫民窟来加快城市化，其结果就是动乱。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印度的孟买，孟买也是老的殖民城市，也是曾经被称为东方明珠的大港，现在上海发展那么快，为什么孟买落后呢，看上海大拆大建，短短几年就搞起了浦东，孟买也搞，上哪建，孟买到处是数百万人规模的贫民窟，而且它土地是私有化，贫民在城市只能搭棚子临时栖身，只能沿铁路、沿公路或沿公园附近，那是公有土地。所以在孟买街头，连十字路口警察站的地方，都有沿墙搭的破纸板、破铁皮的棚子，那叫什么市容啊，那叫什么投资环境啊，孟买它也要发展，要把铁路改成双轨，要提速，那你动一动两边的棚子试试，几百万人起来了跟你干，发展下去就意味着动乱，但它不改善基础设施就没有投资，这不是两难局面吗？结果孟买动用警察去拆棚子，引发了动乱。

　　我说中国好就好在不象那些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就是很快速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朱老板在台上把中国的高速公路一扯，就扯到了世界第二，象扯面条一样，但你知道这高速公路占多少地吗？过去一直不批就是因为大量占用耕地，朱总理这么一扯就扯出一系列圈地运动，造成今天许多高速公路说是收费还贷，实际连还农民的占房款都还不起的，矛盾一直扯沿路都发展成了工业带，第二波圈地运动又起来了。这样搞没有印度孟买的那种烦恼，一闹保不准就是民权组织抗议。中国这样的事情少得多。但是你过分啊，一年占3000万亩耕，连粮食安全都保不住，还在嚷嚷招商引资行吗？所以中央改了。

　　每一届三中全会都是新一届政府搞政策的会议。一中全会成立决定中央人选，二中全会决定国务院的人选，三中全会就是新政府决定政策。懂政策就要懂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响应十六大，全面奔小康，导向是放弃追求GDP，提出综合增长，可持续发展和五项统筹。特别是五项统筹立即引起社会各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结构的复杂反映。首先是大多数地方官员不理解，你不是讲发展是硬道理，怎么现在又不提了呢？中央讲的是综合发展，没说不提；
再说你改变了GDP指标，理论界也说GDP是个好指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大部分人不接受，没有指标，没有考核，所以一时半时转不过来，2004年中央宏观调控时，我到各地去调查，90%以上的干部、知识分子、企业不理解，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跟得很快，甚至对宏观调控持敌视的反对的态度。

　　去年七月份我调研了一些地方后，中央召开专家座谈会，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们，还有几个专家坐在中间，两边全都是各部委的负责人。请的七个专家，我也是一个。到会的专家至少一半对宏观调控持否定态度，我直截了当：总理啊，据我在各地调查，不同意见在各地是普遍的。我说我建议一方面加强宏观调控，一方面对地方的发展要求要采取给出路的政策，不能卡死，卡死就理不顺。最后总理讲话，说我知道认识不统一，我认为是正常的，我现在有信心了，到两会的时候，我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他当时还是比较坚定的。果然，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你们年电视可以看得到，台上温总理的声音非常响亮，对于去年的宏观调控作了许多评价，那边中央电视把我叫到他们的直播室，搞两直播，不经过任何领导审查，我说什么就直接播什么，搞了一天，就是评价两会开幕，对今年内的宏观问题如何分析，对政府报告如何评价。

　　从这些调查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90年代以来的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已经被2002年中央十六大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战略转变给改变了，接着我们说三中全会强调的综合发展、五项统筹到2004年初，就变成了科学发展观这种新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同时很多人依然是不理解，普遍不适应。这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重要指导思想，因为大家不理解，所以召开了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研讨班，在中央党校，由曾庆红同志主持，温家宝总理作长篇报告，畅述科学发展观，统一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

　　但是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他不可能是省部长在中央学校一表态各地就跟着转变了。所以2004年中央的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加强宏观调控。在两会上中央政府提出的具体都有极大的下降。比如说经济增长，2003年经济增长是9.6，2004年提出7%，投资增长率和进出口等都有下降，这些表明中心明确地要压速，领导讲话中很清楚，我们要剔除经济增长中的不健康因素，要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往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造成的社会矛盾太严重。

　　2002年温家宝就说过，离全面小康这个大目标实现还有整整18年，我看重点难点都在农村。接着2003年一月份，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就强调“三农”问题是我们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上头热，各部委、基层继续是凉，当时中央拟将公共开支重点下投到县以下基层，但是中央这个文件各个相关部委不签字，不同意，最后快要开会了，文件出不来，胡锦涛同志当时带领在家的常委以示中央重视三农问题，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个文件不必再讨论，我拍板，就这么定。按说中央总书记一把手拍板的事情，就象李昌平在他所在乡一把手拍板了，执行吗？

　　我半年后安排记者到各部委去调查，四大部没有一个部委执行这个文件，教育部说他90%以上投资在城市、在大学，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多少，只有百分之七点几，国家义务教育是有法律的，这个义务是谁的，是政府的，现在转嫁到农民头上了，教育收费、跑冒滴露倒很多。国家教委不同意投资转向农村基层，是因为那些在建的大学校园教学楼，不投资就成了烂尾楼，谁收拾，实际困难可以理解。

　　卫生部部在2003年发生非典中，中央要求把卫生防疫重点放到县以下基层，放到农村去，不行，卫生部长撤职了，换吴仪亲自兼也执行不了。非典要求建立防治系统，申报了50多亿元的投资，还是投到县以上了。这不能全怪中央，调查的结果，为什么下不来，是因为乡以下的卫生院全部私有化了，还有几个乡卫生院保留着是为农民服务的，还不都是为挣钱服务呢？村级卫生室也都是个体的了，怎么投？听说过把财政公共税收给私人吗？违法啊。

　　同样道理，文化事业开支它也难投入到乡以下基层，无论是电影队还是文化站全都是私有化了，站所的阵地都改成开买卖的、租房子的了，给谁啊？科技站有句话：远看象要饭的，近看是农技站的，以经营和卖药为主，也几乎不起作用了。中央说要改，但基层矛盾确实比较复杂，就象李昌平到棋盘乡差不多面对的局面。多年来不抓基层，不强调基层基础的稳固，其结果就是今天这个局面。上面有好的愿望优惠的政策但他下不去。

　　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三农”问题是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还有第二个重要工作也是要给基层拿钱的，也拿不下去，国家以往给基层的投资，也投不下去，都给部门了。要把国家的支农资金投给农民及相关的小项目，请问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你们能做得到吗？当然做不到，不怪政府不怪部门，不是说你们思想作风不转变，而是你们这儿有至少80万的农业人口，至少得有近20万户，至少得有几百个行政村，自然村恐怕有上千个（不了解情况，估计的），该给谁呢？给这个村不给那个村，他不闹，一闹不就出事了吗？我们多年来不重视基层建设，除了一些收费的热门部门外，其它的都是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村级经济组织几乎没有，剩下党政组织也没有一种健康的良性的组织发展起来，基层一级只是疲于奔命，中央想把钱下到乡以下，下不来。

　　我们贫困县，发展缺资金，但要知道，我们国家整体上是缺资金的，但中央是捧着个大烫手的山芋，连财政资金到去年底的时候都是过剩，也不知往哪发。给我们？凭什么？给县政府，中央又没有这个精神。为什么我们现在上下不信任，是因为我们基层有大块工作欠缺，就是农民得不到实惠。你说你能，他不信。多年以来，上面许多好的政策设想，都不能落实下去。

　　这不能怪上面没有善良的愿望，也不是上面没钱，国家银行系统至少6万亿元贷不出去，他还得付给人家存款利息，所以银行系统为了自己少赔一点，压低存款利息，你还存，我就征你利息税。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存款率最高的国家，大约占百分之四十，我挣一块钱拿四毛钱存银行，花只花六毛钱。百分之四十的存款率，银行能不着急吗？贷不出去呀。民间资本也是严重过剩的，找不到出路的。我说不要以为今天还是资本稀缺，我们招商引资就要低三下四，错了，今天谁有资源谁就趾高气扬。你招商引资只要你说有多少资源，根本不用发愁资金。

　　我们工作找不到抓手，是因为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九十年代以来的招商引资，在过去的行为和思维惯性中没有转变过来，如果再按八十、九十年代的搞法再搞行不行呢？应该说连发达地区都搞不了。而且越是曾经高度发达的地方转型越困难。比如广东，过去吃地租，现在地租没了，珠江三角洲没有地了，过去吃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劳动力的转移成本他不管。受欺负、少薪水，过分变相的挤压结果也导致了民工荒，老百姓不来了。全国的劳动力流动总量增加，但那些对劳工待遇太坏的地方，劳工不去。吃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办法行不通了。

　　到广东讲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有点儿……它是落后的，是早期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这是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的。因为直接剥夺地租剥夺劳动者剩余价值，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这导致了广东的恶性病根。《天下无贼》中葛优科得好：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台下笑）。广东就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的，粗放式，其谈不上改革开放，只不过离香港近一些，香港将接受的日本制造业百分之八十五转移到了珠江三角洲，变成了香港接单，广东生产，外地人打工，把旧的土地变成了产房，吃地租。这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什么经验可循，而我们各地大量组织干部团到广东考察学习，学什么？学打劫？（掌）

　　这种招商引资绝对不符合十六大以来中央的指导思想，这个变化很大。所以我说，我们确实要看到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看到中央正在做出努力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增长，我为什么说一般的招商引资不行了呢，因为他确实过剩了，中国已经出现了一般制造业的过剩。现在一般制造业已经濒临破产或者已经倒闭的企业占多少？60%。往往那些不发达地区来的企业家，很多他在发达地区企业面临破产，奔不下去，地价高，劳动力待遇不好找不到，迫不得已要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地价低，劳动力成本低），应该是他来求啊，你不必求他。这种一般制造业在广东已是市场严重饱和。2004年广东的春季交易会，衬衫是论公斤卖，平均价格是一美元一件，美国市场被中国产品撑到什么程度？平均每个美国人一年消费七件中国产的衬衣，十二双中国产的鞋（一个月穿一双），这不能当饭吃啊，谁能一年穿十二双鞋，这不是严重过剩。

　　这种情况下，这些一般商品的生产，它还有前途吗？它只有拼，比价格，但在广东不可能再低下去了，以致于有单子来我就生产，就招工，没单子来，继续关门，工人的要求什么都不管，广东的劳动部门拉着企业老总的招工团纷纷来内地招工，这种人我们能给他吗，回到家他总会找你算帐的。我们社科院在广东做过调查，发现90%的地方官员，主观上不执行劳动法，因为是无记名的调查，他说的是实话，因为如果我执行劳动法，严格执行合同，保护劳动者权益，我就无法招商引资，我这个地方产值、税收都下降。面对复杂局面，不仅是部门利益雷打不掉，甚至是地方利益雷打不掉，比如广东、珠江三角洲这个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就代表着本地的利益。你让他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他不能代表，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大家如果认同党的十六大来以来的战略转变，就要认真考虑我们基层如何来做好工作。那么我就来讲一讲不同的地方如何稳定乡村如何开展工作，交流一点经验。

　　经验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第一类就是自上而下。基层矛盾如果复杂化，上访告状的多，后进村多，基层工作班子建不起来，这种局面在传统落后地区比较普遍。有一个地方的做法比较有效，已在很多省推广了。最初是福建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叫李超的，开始他到闽北山区一个农业大市当市委书记，有13个县市区，674个后进村，上访告状弄得政府无法工作。他是组织部出身，来了后就在市委组织部建了一个下派干部办公室，把干部的三分之一安排到这些后进村去当村支部第一书记。我们这个党的好处，正象江泽民同志说的，他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不能下派村委主任，但我能下派党的干部 ，因为每一个党员在入党宣誓的时候，誓词中都表示要严守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组织纪律你必须遵守。基层矛盾非常突出时，象李昌平这样本乡本土的干部管不了，上隔一级下派一个，这是外来的政治资源，它跟当地的任何派性任何历史的瓜隔、任何宗教势力没关系，容易办成事。来了后，挨爱挨户吃派饭，所有的开支原部门负责，不从村里拿一分钱，而且一定三年，不许回来。组织部是管干部的，干好了，就地提拔，干不好就地免职，这可不是农委，也不是农业局，是组织部。组织部长来当市委书记，就用组织部门来解决后进村问题。去了后就跟早年毛泽东搞土改一样，等于是来了工作队，访贫问苦，吃派饭，又不拿村里一分钱，老百姓都说好了，来了个青天。那些干部也清楚，干好了提拔，干不好就地免职。他的考核是由上面考核。还真能解决问题，上访率大幅度下降，后进村面貌大幅度改善。象黑龙江一次性拿掉这么多干部，干部资源不足，全国组织干部支援黑龙江，我过去的一个同事在中央工作，这次也去支援黑龙江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关键时候起作用了。自上而下解决了问题，同时派科技部门干部到这些村当科技特派员，帮助老百姓开发山场资源，干好了给奖励，干不好对不起你也要付出。接着就派流通助理、金融助理下去，相关部门做好配套服务。这种自上而下的办法是灵的（我们许多官员欢喜和知识分子聊天，那叫礼贤下士）。这个事第一次是我自己和几个部门的同志去调查了几个点。第二次，我派人去调查的，负责人就是李昌平，他熟悉基层。他回来说一是真的，二是有效。第三次去调查是总结经验。是两个青年学者关于归纳总结，蹲了20多天，回来后写了几万字的报告，形成经验。现在湖南、广东好多地方都在自发地推广。这个李超同志已安排为副省长了，可能还要提升为副书记。这个自上而下的办法关键一点是市委一把手挂帅，组织部操作，是决定性因素。

　　第二个经验也简单，叫自下而上。基层创造经验是有效，大家不要一筹莫展。我们在基层调查研究感觉到的好经验就是讲实际，少谈理论。中国农业大学一个年轻的女副教授，因为该大学和河南开封市挂钩，其下属十几个市县全都有该校下派的干部，她当时签合同后派的是焦裕禄的工作的地方兰考县，约130万人口，这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黄河河床比老百姓的地高6-20米，地上悬河，一发大水就是一大片。水患比我们县还严重。过去是风少遍地，水患频繁。也是国家的贫困县，和我们县有相似性。（我先讲自上而下因为其见效快，但自下而上是个慢变量，需要我们干部能耐得住性子，慢慢去工作。）这个女教授到县里后当副县长，县里对她的希望当然是招商引资了，动用你在北京的关系帮我们介绍。但她毕竟是老师，关系不是太多。她说我就做点别的方面工作。她到村里把那些妇女组织起来，搞那些腰鼓队、老龄协会、妇女协会、合作社什么的，还直接组织学生直接到村挨家挨户访问。她还动员县里的人大政协干部到村里和老百姓多接触。老百姓高兴，多年来没谁关心啊，这一活动联络，就把村里的良性因素激活了，党员的组织性意识强了，村里的各种样的精英分子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也调动了许多妇女的积极性，和村里对抗的人少了，村里的组织也健全了。有一男的嗜赌，夫妇俩常因这个斗嘴吵架，但妇女协会来了，阻止了。哪个地方都有这些个破事。调解工作不可能靠一个村主任，大量的农村实际工作要靠群众组织来解决。基层局面非常复杂。秋菊打官司就是说明这一点。要学学这个女副县长，理顺群众情绪，组织群众合作社等多种群众自发的合作形式，自下而上的形成组织，培育良性机制，解决自身问题，减少对抗，增加对话，接受上级投资，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农村的和谐社会就一定能实现。农村最容易实现和谐社会，免除农业税后，完全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象城市，因为城市里有大量资本家，他和劳工是对立的。

毛主席说过，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任何时候都是千真万确的不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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