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警惕反帝思维

　　1月13日的《参考消息》摘发了日本《产经新闻》12日的报道，据美国外交人士11日透露，“中国为了推进外交和安全保障领域的政策调整，向美国提出建立战略对话框架。”据说，美国政府有很多人认为不应响应中国的建议，但也有人指出：“中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应同中国就战略问题进行对话。”

　　这条消息在国内未见报道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宁愿相信它的可靠性。进入21世纪后，中美关系已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因素。不论美国政府怎样考虑，仅从我国的角度来看，在反恐、亚洲安全、经济合作、能源政策、台海和平等等诸多问题上，都需要同美国进行战略性的对话协商，及时交流意见，或取得共识，或相互谅解，在各自谋求国家利益的同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但是，在对美关系上，潜伏着一个意识形态危机，足以干扰和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这就是中国朝野的反帝思维。

　　反帝思维脱胎于阶级斗争思维，它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一切社会问题。可以说，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这个思维方式的支配下展开的。它导致了无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兄弟反目、好友成仇的悲剧。改革开放以来，批判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已经遭到全党全国的唾弃，在报章书刊上也很少被人提起。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里，特别是在指导思想的思维方式上，它却依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去年在很多地方发生的群众性的反征地、反拆迁、反贪官的骚动中，有些官员不从自己的缺点错误找原因，却归罪于群众，一定要从中找出“煽动群众”、“与政府为敌”的“坏人”，动用警力，拘捕刑讯。又如，一些在网上发表政见时评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只是因为这些观点不同于传统的指导思想，与舆论导向不一致，便被看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被敌对势力利用”，有的被监视、监听，传讯、搜查，更有甚者，还加上“危害国家”、“妄图颠覆政府”等罪名，逮捕判刑。总之，凡是异己的思想和行为，不论是出于维护公民权利的现代意识，还是怀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都要用阶级斗争的透镜加以过滤，视同寇仇。这种思维方式，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则念念不忘“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西方敌对势力的图谋”、“和平演变”、“西化分化”等等。概而言之，是用帝国主义的形象去描绘对方，用反帝国主义的传统方式去处理。我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之为“反帝思维”。在反帝思维指导下，中国曾长期支持专制独裁的落后国家，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则鄙而远之。在对美关系上，这种反帝思维就具体化为反美思维。它是我国朝野的反帝思维的主要表现形式。

　　反美思维主要形成于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时期。当时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判“崇美”、“媚美”、“恐美”思想的运动，树立“反美”、“抗美”思想。许多曾在美国或教会学校受教育，或抱有自由民主观念的知识分子，无不成为批判的对象。经过这样雷霆万钧的思想洗礼，所有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的心头，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五十多年来，“美帝国主义”被认为是世界上一切反华反共活动的总根源。苏联东欧变色后，国内曾掀起一股“反和平演变”的宣传鼓噪，人为地毒化了当时的政治气氛。他们的说法是：“美帝国主义已经把苏联东欧演变过去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存在着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现实可能性”等等。这些旨在反改革的叫嚣，虽然被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冲得烟消云散，但在部分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中所造成的回应，则表明了反帝思维的深刻影响。伊斯兰恐怖主义所造成的“911事件”，在一瞬间夺走了数以千计的生命，一切有人性的生灵都为这个惨绝人寰的悲剧痛心愤怒，但我国居然有不少人拍手称快。这个事实表明，反帝思维甚至可以导致理智和人性的泯没。这是多么值得警惕的堕落！

　　反帝思维的一个典型例证是去年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的刘吉的文章《美国面临历史性的两难》。在这篇大作里，刘吉不仅大批美国霸权主义，而且不断诅咒美国必将灭亡。请看他是怎样说的：

　　“美国从‘911’开始走向衰亡，在21世纪这个巨人将要倒下”，“无疾而终”。

　　美国“如果不搞霸权主义，就无法维持目前这种由世界资源支撑的‘高水平高消费’的经济和政治稳定。”

　　“如果美国继续沿霸权主义的道路走下去，越来越严重地推行军事霸权、意识形态霸权、政治霸权，那么就必然成为世界公敌，最后在全世界人民的反抗巨浪中灭亡。”“上帝要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

　　更为可笑的是，刘吉居然还大胆放言：“历史的辩证法铁的规律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蓄之愈久，反抗愈烈。”他举起历史的辩证法这块铁疙瘩砸向美国，却不料砸中了自己的脚。近几年来，在我国各地因征地、拆迁、下岗、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等等纠纷而引起的抗争，此起彼伏，说明我国现阶段存在着严重的压迫现象，至少要比美国严重。刘吉连这样不顾事实的话都敢于出口，他的文章还有多少可信度、多少说服力呢？

　　最近我还在报刊上多次读到关于“垄断资本”的论述。在反帝思维的杰作中，这大概是最具理论色彩的神话了。网上曾有文章介绍李慎明在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在会上发表讲话，说“美国国家和政府的部分职能已经由其跨国公司所取代，美国政府与其跨国公司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垄断资本的集中代表。”在一些报刊和网络上，我还多次读到这样的论断：“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其根本目标是肢解民族国家，为垄断资本提供更多的空间。”我曾经诧异这些文章的提法何以如此一致，后来反复琢磨才悟出，这大概来源于舆论导向指挥部的正式指示。那些文章只不过是在重复指示罢了，它充分反映了这些理论吹鼓手的思想贫困与无知。

　　关于垄断资本的理论，最早最完备的论述大概要算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帝国主义最深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垄断占统治地位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列宁的这本小册子所描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主义世界，它在一定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者还有它的指导意义。但是，从那时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前的新情况，不同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特征。由于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企业产权的分化细化，不断分割着垄断资本，削弱着资本的垄断性。在这个后帝国主义的时代里，跨国公司大量发展，垄断资本却日益解体。因此，把跨国公司说成是垄断资本的集中表现是不妥当的，说什么“为垄断资本提供更多的空间”更是无的放矢。近几年中国也有了自己的跨国公司，如华为、联想等，既有民有企业，也有国有企业。民有企业固然与垄断资本无关，即使是具有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的资本，也完全不同于列宁所说的垄断资本了。

　　毫无疑问，怀着反帝反美的思维方式，是无助于建立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框架”的，它只能造成“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尴尬局面。要正确处理中美关系，就必须放弃反帝思维。应当看到，世界早已进入一个后帝国主义时代，21世纪将是世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世纪（也许还要加上22世纪）。作为这个时代的最初阶段，当前世界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已经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上，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猛发展，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有许多企业实现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大量工人阶级有产化；
在政治上，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加强了普通公民的主人翁地位，国家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协作和联盟；
在社会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公共知识分子阶层的壮大，加上经济的全球化削弱着国家的地位和主权，使公民社会的作用更为彰显；
在文化领域，思想自由导致文化的全面发展，历届诺贝尔奖获得者以美国人为最多就是一个鲜明例证。当然，这个和平转变的过程才刚刚开始，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还保持着资本主义的全部特征。他们在对外关系上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和资本家的利益，政治和资本的联姻仍然很牢固，霸权主义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炫耀武力的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在对美关系上，我们一方面要承认美国比我们有着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吸取的文明成果；
另一方面，也要坚持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警惕任何损害我国利益的企图。要把美国放在一个平等的谈判对手的位置上，而不是看作“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中美关系建立在健康的巩固的基础上。为此，必须警惕反帝思维的干扰，理智地清醒地对待美国，使中美两国都能从建立战略对话关系中，获得符合国家利益的好处，实现双赢。同时，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树立良好的榜样。

　　2005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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