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

　　要了解新文化运动，最好的办法是读一读《新青年》。陈独秀的两篇文章更非读不可：一篇是该刊的发刊词：《敬告青年》（1915年9月）；
另一篇是三年后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捧读这两篇文献的箴言，深感历久弥新：

　　1、“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 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把中国放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去考量。于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系，有沉痛的民族自省和对中世纪意识形态的猛烈鞭笞。

　　最危险的是民情主义的煽情：“以夷变华，国将不国”，“中国可以说不”，“后殖民”，“文化霸权”……“国情特别”，至少要在文化领域把大门关上！

　　文化是没有国界的。它只能在自由交流、自由选择中各取所需，淘汰那该淘汰的东西。在急需扩大开放，认真学习别国先进文化的今天，说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应在“超越”的名义下否定，不管用心多么善良，只能助长形形色色的文化锁国论者的气焰。

　　2、“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他们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从1915至1918年底的三年多里，它的基本口号是“科学与人权”，一般读者恐怕不甚了了。两者是一致的。

　　陈独秀这里说的民主，主要是与“旧政治（特权人治）”对立的概念。这就是《新青年》（《青年》）从创刊之日起就孜孜以求的法治和宪政。在创刊号上，除了尖锐批驳筹安会变更国体恢复帝制的所谓理由外，还一再论证“无论何国，苟稍顾立国原理，以求长治久安，断未有不以民权为本质”。“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高一涵：《共和国与青年之自觉》）

　　不过，陈独秀笔下的民主是广义的。因此，摆脱中世纪宗法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实现自由、平等和个性伸张等人权的内容，都在涵盖之列。

　　3、“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我有手足，自谋温饱；
我有口舌，自陈好恶；
我有心思，自崇所信；
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
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
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任何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必然伴随着一场思想革命；
其基本内容都是推动人的解放，让中世纪的臣民转变为现代公民。早已有人说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人的觉醒是真“民国”的思想基础；
否则，法治、宪政都会化为一句空话。

　　新文化运动呼唤中国人摆脱奴隶状态，成为自主、自由的人。它首先是公民的人权诉求：要有“自谋温饱”的经济自由；
“自陈好恶”的言论自由；
“自崇所信”的思想自由……与此同时，它又是现代道德的诉求：“以自身为本位”，确立“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

　　为什么要如此猛烈、持久地批判以三纲为中心的中世纪意识形态？不摆脱它的束缚，就不会有以自由为核心的人权，“以自身为本位”的现代人的独立人格，更不可能有民主——法治和宪政。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诉求。“立德立功，首当辩此”。

　　4、“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
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举起科学大旗，主要作用有二：

　　一是反对流行已久的各式各样的迷信。平民百姓对鬼神和“真命天子”的崇拜固然根深柢固，知识阶层也不特别高明，沉溺其中者亦大有人在。

　　二是“一遵理性”的思维方法变革。

　　近年海内外一些学者把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说成是所谓“科学主义”，讨伐不遗余力。

　　这些朋友忘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提倡科学同时，坚定不移地维护思想、学术自由，把科学与人权和民主看作不可分割的两翼。不能把他们的主张与论证宿命论的科学主义混为一谈。

　　韦伯一再指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内容。走出中世纪，思维方法必须实现“一遵理性”的变革。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不过是忠实履行着它必须承担的历史任务。

　　看看百年中国，注视近50年的现实，“最高指示”和“经典”吞没理性的恶果历历在目，“官大学问大”仍是一些人奉行不渝的信条，科学——理性的呼唤难道过时了吗？

　　以世界眼光观察中国，让中国人分享世界现代文明的成果：人权（自由、平等、以自身为本位的独立人格），民主（法治、宪政），科学（理性）。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

　　1999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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