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网络言说与现代性精神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仍然在拒绝上网。

　　是伊拉克战争改变了我。

　　我想，这其中当然有着现实而深刻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特别痛恨我们国产的“中体西用”说，什么东西好用拿过来就用，从来就不问这好东西是怎么来的！西方由宗教而哲学而科学，从根本上是来自一种精神，也便是这样一种精神发展出了无比丰富的现实世界。我们呢？从来就只懂得实用，怎么也不愿意去发展这样一种精神，所以我们的现实世界总是显得那么贫乏。假如一定要说有这么一种精神，那就是文人的精神了，安贫乐道，寄情山水，特别瞧不起物质世界。据说这种生活还很高级，梁漱溟先生就有过这方面的高论，说东方人成熟过早，一开始就过上了高级生活——心灵生活，却忽视了发展比较低级的物质生活，你看看西方低级生活发展得够丰富了，现在要开始发展高级生活了。这种阶段论或者进化论的说法，有多少说服力且不去管它。心灵的东西肯定不能跟物质的东西有如此严格的划分，换句话说，实际上心灵是由物质世界的构成而构成的，有着什么样的世界观就将必然构成怎样的心灵，反过来也是：有着什么样的心灵，他的对世界的理解就必然要受其影响和制约。比如说吧，就是现在，我们还有多少人在那轻物质而重精神哪，把现代化的物质浪潮视为洪水猛兽，人文精神受到多么严重的威胁云云，我们实在耳熟能详。因此我老是以为中国人的精神必须重新改造，否则你拿来再先进的东西来用，用也就是用，“体”还是那个“体”，至终还只能是原地踏步，根本无能进步。

　　比如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在那研究网络说，我们应该怎样利用网络的功能，进行后现代文学（网络小说）的创造了。你看看网络有多少功能啊？那就叫做多媒体的功能了。并声称，传统作家把他们的作品贴上网，这不是网络小说，是对网络的不了解，是跟不上趟的表现。时髦也时髦，后现代也后现代了，但究其根本，却是丢失了自身的确切身份，模糊了自身确切的逻辑认知：无思无我无聊无行，那些个东东，我们实在耳熟能详。也便是基于此，我们已有不少人醒悟到了这一点：中国的思想，——失败了！

　　回到我自己的问题上来：伊拉克战争打响，一场蚁象之仗，一场模型化、类象化、符码化、信息化战争观看了下来，我简直目瞪口呆！我不知道我们的先人当年决定一定要好好学习西方的直接动机是不是大致也这样，但我知道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遭遇的却基本是失败。但不管怎样，我再也不能对互联网漫不经心了。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互联网当年只局限于美国国防部的科研范围，而今能在民间推广，实在是美国军方以为地方上再怎么发展也跟不上军方的技术的了，于是互联网技术在世界上的各个领域迅速蔓延开来，信息管理与发展推动着世界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掀起过一个又一个的浪潮，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哎呀，我的妈呀！说着说着，矛头可就得转过来对准自己了！但，老天作证：这可不能赖我，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们祖上就这么传下来几千年了，你说我不懂电脑不懂互联网不懂……这不是很正常吗？就这么自怨自艾还不忘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然后怯生生地还有那么点诚惶诚恐地开始学上网……

　　没上几天网，我就跟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天哪，网上真热闹啊？！在国内就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文学网，有团体的，有个人的，有公家的，有私人的，还真的让我有点眼花缭乱了起来。同时我还看到了那么多的理论网，我的老天爷，这些理论网比那些官办的杂志真不知道强去了多少倍，尤其是《法律思想网》、《犀锐文化艺术》、《世纪中国》，还有《学说连线》《学术批评网》《公法评论》……等等，我整天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就盯着屏幕，以至盯得我视力都下降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就认识了一个年轻人。由于是在网上，刚开始肯定带有点虚拟的成分，但我又分明地感到着几分实在：因为这个经营着一家文学网站的年轻人显然供职于公安系统，或者显然跟“公安的”有点沾边，倒不是说“公安的”就真的让人感到牢靠，原因在于本人曾经长期供职于公安系统，所以一见着就觉得亲切、眼熟，要不他怎么就会想着开办着个“福尔摩斯探案推理”的栏目呢？于是就想着打打招呼。这么一打招呼，我就跟国内的第一家跟我有关系的文学网《华夏文学库》建立起了联系。站长叫张舒智，非常热情，非常朴实的一个年轻人，他非常欢迎我。这让我格外高兴。而慢慢地，也确实验证了我的预感：张舒智先生确实在公安系统供职，而且可能就是跟我原来一样搞的是公安宣传工作。于是，我在网上正式展开文学活动和理论活动就算正式开始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却一开始就真真切切地感受着“作家是被阅读而存在的”这么一个经典命题。我以前在众多的传统纸媒体上发表过近200万字作品，我实在不知道究竟有几个读者在读我的东西，我只知道我曾经在办的一个公安文学刊物发行量原为20几万份，然后逐年递减，就剩下几万份，就……最后停办了。我的一个30万字的长篇小说《灵魂点击推理》开始在《华夏文学库》连载（之后由中文在线做成电子图书，点击量居然达近30000次），读者与日俱增，这跟往日传统媒体的间接阅读不同，我可以在网上直接了解到有多少读者在读我的东西（后来我在网上搜索到《亦凡公益图书馆》2001年8月份转发我的一部原被收入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侦探与推理》一书中的中篇小说《蛛丝马迹》，点击量居然达到近30万次，之后又发现由该网站往外辐射，有20多家网站转载了该部中篇，甚至包括台湾的《身心障碍图书馆》网站），这个阅读刺激便是十分直接的了。

　　因为我是作家出身，刚开始上网尤其是理论网，大多时候是浏览，是掌握信息，比如《世纪中国》、《法律思想网》、《学术批评网》等，并没有多少参与意识。但，当我反复接触了《犀锐文化艺术》，就开始有点按耐不住，就开始摩拳擦掌了。既是出于本能，也是出于自觉。当然，说到底：这个本能是表达的愿望，这个自觉仍然还是参与的意识。

　　屈指算来：从我的第一篇文章《韩少功两部长篇小说批评》（首发《犀锐文化艺术》网）2003年11月8日正式上网至今，前后才半年多，我居然已经有百多万字的东西在网上撒播着了。网络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能够不断地感受到读者的阅读刺激。《犀锐文化艺术》也一样，我同样能够在三天两头之中检测到文章的阅读次数。我在《犀锐文化艺术》发表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不出几天便是上百次的点击量。

　　就是这种阅读刺激给我带来了从未有过的那么一种兴奋。兴奋之余，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要邀请一些朋友的文章共同上网，不曾想，好几个朋友的回答是不大热心，说网上太闹，无序，太冲浪……或者太写手、太网络、太QQ……

　　想想这些朋友也真是好玩：面对旧体制的种种腐败，其也时时能够感受到一种生命的破碎，感受到一种精神的裂伤，时时也想着寻找一种个体表达的权利，然而，即便是这种破碎、裂伤、权利，其也宁可面对旧体制旧秩序自怨自艾，哪怕谁都知道那些个刊物大都是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那儿操刀，要不拉帮结派，要不互惠互利，实际上基本是拿着公家的工具干的假公济私的自己的事情，你若硬要往上凑那你就得随时准备着一个个地随时准备着剃你的头，遗憾的是：尽管有俗语云“剃人头者被人剃”，但是，哪怕是头都被人人剃了，他也还是不肯去剃别人的头，要不然作品拿到哪里去发啊？哪怕那发出作品的刊物发行只有几百份，他也要感到一种心理上的踏实和充实，毕竟是铁饭碗好啊，稿费千字30元那也是稿费啊。尽管，文化产业化势在必行，旧体制腐朽的文学和腐败的学术必将消亡，可叹的只是：哪怕摧枯拉朽着，还是有着不少的朋友不愿意参与到新体制的建设中来，哪怕他早已是个无奈的逍遥人，并早已逍遥在把玩“紫砂茶壶”的消遣上了……

　　我却义无反顾，并愿意用我的真诚也愿意用我的努力，继续坚定认真地去做好这一件事情，并尽量努力地去实践着丰富着这一件事情。《犀锐文化艺术》网站停办后，我带着我的一帮好朋友，开始移师《学说连线》，我的这些朋友一个是一个，牛皮绝对不是吹的，全是掷地有声的主儿！紧跟着，我的这些朋友便在《学说连线》建起了一个又一个的专集，也就让我跟该著名学术网站的主持人沈中先生的合作初具规模了起来。同时，著名文学网站《文学视界》的宇慧女士也跟我有了合作，在她的“名家云集”栏里收入了我的个人专辑，我的这个专辑中不仅收进了我自以为得意的一部长篇小说，还有几篇自以为能代表自己当下的批评理论水平的而且篇幅较大的批评文字。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不仅让我深深感受到网络传播的神奇与神速，感受到第四媒体的影响和威力，以及可以预测的辉煌前景与难以估量的网络世界的可能性……

　　那么，还是让我的朋友们——更多的朋友们：在我们的生命不时地面临破碎的时候，在精神不时地面临裂伤的时候，在我们寻求个体表达的权利的时候，让我们勇敢一些，再勇敢一些，让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让自己，慢慢地开始美丽一些起来吧！

　　当然，以我自身的短暂而特殊的网上经历，以上所述仅仅是一些感受而已。

　　在这些感受之外，显然有诸多的相关性问题格外发人深思。

　　1.网络与个人主义训练场所

　　众所周知，我们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化传统，只能乱动不能乱说早已成了我们不言自明的行为方式：你尽管乱动，但说就一定要说一些场面的话、漂亮的话、冠冕堂皇的话，也即特别符合体统的话，哪怕再大再空再假，没有人会感到不习惯，没有人会觉得不正常，你不信，只要你在公开场合，你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也跟着这么说跟着这么想跟着这么做；
不是公开场合呢，你就可以乱动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你手中的权力越大，你的胆子也就越大，你乱干的可能性也越大。君不见我们的腐败已经渗透到几乎所有的领域，连文学都可以腐败，连学术都可以腐败，还有什么不可以腐败的呢？我们肯定不能天真地以为是金钱让人腐败，我们当然清楚极端的权力是导致我们腐败的真正根源。此其一。其二，更有大面积的在旧体制中升降浮沉的人、左右逢源的人、争当墙头草的人，因为利益只有一元选择，绝无多元可能，事关车子、票子和房子等等，互相倾轧互设障碍，指鹿为马，不辨是非，也就成了必然。除了生存被控制，就是意志被控制，然后除了那双眼睛间或一轮还能表示其是个活物外，基本缺失个体思考的能力，当然也就很少感觉到个体言说的必要。即便是搞文学创作，当然就在于是否在一些比较“大型正规”的刊物发些东西，这不仅能够给他（她）带来“名声”，更能给他（她）带来好处，至于那些个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则是无需太多关心的。至于做学术，“核心期刊”自然是第一选择，要不然评职称怎么办啊？写不出来就抄，发不出来就买版面，于是就有配套工程出现，就给那些掌管着文学机构学术机构的手中有些“权力”的人，创造了种种腐败的温床。还不仅仅如此，在这众多的文学机构学术机构呆的时间长了，反而会把这种种腐败视为正途乃至正宗，假如你不懂得腐败，假如你拒绝腐败，假如你还要傻得不透气地指出其腐败，那你不但在众人眼里属于不正常，而且简直是有病！因此，对那些本来就该人人都应该重视的个体表达权利，倒是极正常地被名正言顺地撂在了一边。这样，自从网络上出现“写手”一说，就自然带上了鄙夷的色彩，对民间对边缘就自觉不自觉地有了一种中心的感觉，哪怕在（权力）“中心”里面其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多么的惨不忍睹，但一旦有了这种感觉，起码还能给自己找到那么一点点自慰和心理平衡，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病重了矣！

　　平心而论，我也占了不少旧体制的便宜，光是稿费（税后）我就拿过有10万元人民币多一点，在全国各类报刊发出的文字就有近200万字，似乎我并没有太多理由抨击旧体制而去欢呼什么新体制。然而，恰恰相反，就是因为有着无比痛切而切身的旧体制经历，我才无比坚决地走上了自由作家、自由学者的道路。旧体制的所有经历我历历在目：除了我自己曾经长期供职的《警坛风云》发出的6部中篇和我的带有根据地性质的《滇池》杂志发出的4部中篇、5篇理论文字以及《当代作家评论》的一篇文学评论，其面貌相对完整，其他所有的无论是小说还是理论文字发出来的均是面目全非。按说我是《文艺报》的老作者了，可在他们那发出的文字，无论是我写别人的还是别人写我的，10多篇文章中没有一篇是完整的，支离破碎，缺胳膊短腿，不仅让人难以卒读，而且让人目不忍睹。即便是那些地市级报刊，有的编辑甚至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因为觉得自己是编辑，不编一编，删改删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就体现不出编辑水平似的，尽管其语法、逻辑知识一塌糊涂，大概除了能写几首不太讲究语法更不讲逻辑的诗歌，就以为自己的文字能力相当可以了，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下手为强，不改个乱七八糟前言不搭后语决不善罢甘休！呜呼，悲哉！且不说如何爱护艺术创造的个性如何爱护学术思想的独立性，就是如此肆意践踏一个人的个体表达权利，就着实让人忍无可忍！我们的个体性生成是如何被屡屡枪毙在萌芽之中，又是如何在人为编织的重重罗网之中，如何在无比险恶的人文环境当中夭折，根本就不能也无法得以生成！

　　更为严重的是，一脉相承，这样的人文环境和相应的文化制度，必然就派生了更加恶劣的文学生态和学术生态环境。众所周知，我们的学术缺乏正当公正的学术评价，我们的文学更加缺乏正常健康的文学评价。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胜者为王败者寇，拉关系，开后门，拿着公家的工具做交易，甚至有的不惜出卖肉体，发出些篇东西出了本书，如法炮制或者干脆花钱雇枪手（评论家）写评论，如法炮制去得个什么破奖，然后就可以作为提拔的依据作为评职称的依据。更不用说占着公家码头的人，干起上述事情来，更加得心应手，更加脸不红来心不跳！要不就聚集在“码头”周围，轮流坐庄，分摊买卖，不辨是非就为投桃报李，分得一杯半盏的残羹剩饭，即便是残羹剩饭也会啃得无比幸福！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学术已经腐败腐烂到了臭不可闻的地步。

　　因此，我特别欣赏《千秋文学网》的一帮年轻人树立在“民间阵营”通栏的口号：“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名；
民间有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
你们不给我位置，我们坐我们自己的位置；
你们不给我们历史，我们写自己的历史……”是啊，与其动不动就被大卸八块，只要占着个什么位置随时随地就可以把你的头来剃——假如剃光了成了光头，倒是更显个性，另当别论；
大多情况却都是变成了阴阳头，阴阳怪气，不辨所以；
还暂且不论意识形态话语如何渗透的种种思想控制与文化管制，光是阴阳五行的种种话语就能让你喘不过气来。外加种种的现实限制，诸如地域限制：每个地区的刊物首先考虑的是本地的作者，而且每个刊物几乎都有自己的嗜好(又是不论常常还有抱团、小圈子之类，审美趣味学术趣味极其狭窄，如果是私人的、同仁的刊物另当别论，却偏偏又全部都是公家的），然后就按他们的这个嗜好要求你的文稿。在这方面我的体会与感受也深。除了在面上发出的近200万字作品，起码有5家以上的被“码头中人”看成是“大刊物”（所谓“大旦小旦”中的“大旦”之类）“皇家出版社”之类向我约过稿，大多时候是因为我我行我素，全然不予理会人家的特别嗜好，自己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写，而且基本拒绝修改，就可以想象了：我跟他们常常打的都是擦边球！因此，看到《千秋文学网》的那一帮年轻人，我真的是好生羡慕，真真是感觉到痛快，感觉到那种“上下通气不咳嗽”的那种痛快！

　　然后又看到《红袖添香》《红叶轻扬》还有《东方文学网》等等，在那活跃着的众多“网络写手”中，讲求的无不是每个个体的自由表达：这些人有的在传统媒体发过作品，有的没有发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份轻松惬意，根本就用不着去看谁的脸色（对那些狗屁不是却又占着某个公家的刊物、出版社的编辑位置的人五人六的嘴脸，我们实在是看得够多的了！），朋友也天南地北，彼此常常连面都没有见过，只要注册了，只要有点共同语言了，就可以“嗨”地随意打招呼，然后大家完全平等地交谈、交流、交往……而全然没有彼此争夺话语权的欲望和嫌疑，这是一种很好的文学精神的培养；
更不是被计划的文学，被控制的文学，你只能表达什么你不能那样表达等等，更不用说在旧体制里面刨食需要尔虞我诈，尤其需要诗外的功夫，一旦获得话语权就可以信口雌黄，根本就不必也无须关心文学为何物，关心的只是如何限制别人的话语表达，把别人限制住了，剩下的我就是“老大”了！文学的东西只有让它自由生长，让它自我训练，让它自我培养，才可能形成真正的文学，因为：在任何时候，文学只能是个人的事情，而绝不可以也不可能是被组织起来的事业，更不应该是政府可计划可包办的行当，否则，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满目所见的所有文学机构和文学组织，基本上就是那么几个人打着大大小小的公家旗号，假公济私，为小集团服务而已，形同虚设不说，对文学本身只能有百害而无一利！说白了，文学缺乏了自由生长的环境和制度保证，优胜劣汰的客观规律就是遭歪曲甚至是扭曲着的，这样我们优秀的艺术和优秀的艺术家从来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就是很正常的了。

　　网络提供了这种可能，首先网络可以保证发出各自不同的声音，尤其是个体的声音，这一点对文学精神的造就来说形同关键。文学需要讨论，需要争论，更需要不同的声音，假如连作家协会主席都是“鼓掌通过”的文学只能是对文学的彻底强奸，更不用说对文学必须要有真正健康的批评机制，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学。说白了，官本位的问题一天不解决，我们本土的真正现代性便一天也不可以发生。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就如同我们现当代的思想一样，所遭遇的就只有失败，别无他途！发出不同的声音，不仅是个体性的要求，更是现代性的要求。

　　其次网络是个自我表现的最佳场所，同时也是个人主义的最佳训练场所，在官本位的官场化文化里面是不可能有个体性的存身之地的，能够盛行的只有自我主义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体制与社会意识支持的就是这个东西，正面评价的也是这个东西，那么不择手段地去获取这个东西就是相当正常了，否则就是“傻B”了！只有在转型的社会机制里面，只有在市场本位、个人本位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天赋人权彼此平等，我们才能够真正懂得去尊重别人，我们才会真正地去尊重别人的劳动和创造，否则：精神压制与压抑的结果，只能让我们的生存品质越来越败坏。于是木子美（据说原名叫李丽？）现象等等绝对不足为怪，如果不予以宣泄，精神只有崩溃！就像排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道理一样。因此我们看到众多的“社区”都设有“灌水区”——“灌水”者，“短路”也！延伸了后，就自然变成了“缺水”——大家猛灌啊！仍然是一种宣泄，就可以避免更加惨重的精神裂伤，哪怕是泄愤，至少对心理能量的释放大有益处。更不用说从审美主义现代性的意义上说，生命的冲动与解放，精神的有意堕落与放逐，干脆就是对本质主义的强权话语进行颠覆和反讽的必要手段。而且在这里从事文学写作的不少人，大多只是为了好玩、有趣，并无功利之心，他们有的说法都算得上精彩：他们说文学当然可以表现痛苦、描述苦难，但文学决不能把自己搞得很痛苦；
一个人一不小心可能弄出几个轰动的作品，但并不表明他就能成为一个作家，一个真正的作家需要很多很多的东西养成……说的不仅辩证，而且堪称中的之语。更有《黑蓝文学网》的一拨年轻人，全力主张纯粹的艺术纯粹的写作，尽管真正纯粹意义上的写作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仅要面对早已存在的世界艺术经验（比如法国新小说以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叙述学理论，等等），而且还得面对我们自身的非常特殊的写作言说语境（比如什么是民间的，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等等）。即便纯粹写作仅仅是个努力方向，首先也要面对我们本土的种种无法纯粹的大现实……但，网络多少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写作指向了写作本身，而不是指向写作之外的东西，比如实用的东西（金钱、荣誉以及其他晋身之阶梯等等）。而便是这，恰恰是本土特别稀缺的资源了。

　　网络提供了真正同仁意义上的民间精神。面对旧体制的民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充其量只是市井流传而已。民间的最根本意义在于团体意识，没有团体意识，同仁的说法就要大打折扣了。网络提供了这种转型的可能。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形成的知识生产和文学生产的控制和垄断，生产、流通、消费的一体化导致了知识和文学的长期贫困，更导致了人们的思想选择与个体选择的单一化、固化甚至板结化，更不用说利益的单一化、固化与板结化。人们没有更多选择的可能，几乎全部挤压在一条独木桥上，加上人性的丑陋与恶劣，最终导致的窝里斗尔虞我诈恶性泛滥的极端败坏的生存品质，只能说就是必然结果了。那么，转型就是个无比重要的契机，文学生产就必须从官场化的泥潭中挣脱并断裂出来，走上市场化的道路，知识生产就必须从计划旧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走上职业化的道路，我们才能够杜绝群众团体衙门化（比如作家协会）、知识群体计划化（比如高楼大厦的大学而并非大师的大学），我们长此以往的文学生产与知识生产的统购统销，养下了不知多少的文学懒汉和知识懒汉，而且这些懒汉们还回头为奖懒罚勤创造了多少不可思议的肥沃的土壤！从而也给勤奋者设置下多少障碍！还不仅仅如此，网络的出现似乎还给日益险恶的人文环境提供了某种喘息的机会，著名文学网站《文学视界》的宇慧女士的一段话，便直白传达了对网络的这种感受以及对文学的看法：“后来，我开始在网上行走，到处去看热闹，从一个链接，跳进另一个链接。我先是给它迷惑了。有那么多人，在一幅幅的文字下，因为没有面孔，所以它们似乎显得更加真诚。而在这之前，我早已开始为铅印的文字中的虚伪矫饰而厌倦了。只要人一想到自己身处那张社会网，想到身边的朋友与同事，就禁不住要戴上面具。而我则一向认为，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是有力度的——不是客观的真实，是心灵的真实。我发觉网络（至少许多人心目中的网络）给人提供了一种安全感，于是他们重新变成了赤裸的人，大声说，大声笑，大声骂人，他们在BBS上乱贴，沙一样的文章到处都是，但这其中有能令你感动的东西——寂寞的心，在这里喃喃自语。”（《我的世界》，见《文学视界》“站长专栏”）在此基础上，我想对宇慧女士的精彩说法作一些补充：就在这沙一样的文章当中，可能会渐渐大浪淘沙出金子。就如同当年铅字印刷的出现，大多拥有印刷厂的人便同时是写作的人，便是在这些人当中出现了不少大作家，最典型者如巴尔扎克；
之后又有诸多经营报纸的人同时便是写作的人，也出现了大作家，比如金庸；
更有这个世界上不知多少当记者出身的专栏作家，呼风唤雨，生产了多少有过广泛影响的文学作品……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常常搞错了“文学作品要经得起时间检验”说法的重要前提，这个前提便是民间，只有也唯有民间，时间才是有意义的，任何体制化的检验都将是虚妄的，不是几年，也不是几十年……在那旧有的体制化的文学当中，所谓获奖所谓研讨会所谓种种的不亦乐乎等等，几乎是一转身就全成了精神垃圾。文学只有回到文学本身，思想只有回到思想本身，知识只有回到知识本身，文学才是有希望的，思想才是可能的，知识才可能得以真正发展。因此，完成新旧体制的转型就是关键中的关键，尽管这个转型是无比艰难的，君不见我们的改革状况几乎均是进一步退五步？旧体制的反弹力量实在惊人，有时几乎是到了做垂死挣扎的负隅顽抗的程度。

　　那么，我们本土现代性的前提，唯有个体性的觉醒，觉醒的个体只有在不断地为自身去蔽的过程当中，慢慢去建立丰富并完善的个体性。那么，网络就为这个划时代的转型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空间，显然也为众多的青年人反文学控制反知识控制提供了可能。

　　2．网络是个真正的公共空间

　　我们知道，言说自由、思想自由的空间，首先来自经济自由。但是，显然也有不少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比如就有某名作家说，别看谁谁谁批判这批判那，实际上只不过是被逐“出局”的问题，其实其思维方式是完全一样的，云云；
更有为数不少的激扬文字者，更是一番书生意气，所谓“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说法与行为都大成问题。前者所指是“出局”而不肯指向“局”本身，纯粹是抓了芝麻又丢了西瓜，假如我们这个社会既不能选择当官员也不能选择当学者，既不能随便开文化公司更不能染指出版以及媒体……等等，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不可能给你以选择的自由，即便你有着怎样的创造力怎样的能力怎样的三头六臂，也是无济于事——劣币驱逐良币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哪里要是存在良币驱逐劣币的现象，反而是极不正常的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仍然处在传统社会非常缓慢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社会仍然是家族社会、身份社会，是一个限制个人选择的不自由的社会。因此，这个“局”对于作家或者文人来说，意义还是相当大的，这些人往往特别自我中心，特别有一种“明星”的欲望，假如那个“局”里没有他的位置，他照样还是可以跑到“民间”里去找到“中心”的感觉的。至于公共意识从来淡漠，公共空间更不知为何物。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不管是蒋介石时代还是前毛时代与后毛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们时至今日不能走出传统社会的阴影而真正进入现代社会的广阔天地。那么，我们显然有必要简单认识一下：何为传统社会？又何为现代社会？根据社会学家们提供的简单定义：自然经济的、封建血缘的、官僚权威的、缺乏社会福利的、乡村性的、机械团结的、农业的、信仰思维流行的、一元化的等等社会形态属性，便为传统社会。而具备有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化的、福利主义的、城市化的、有机团结的、工商业的、科学思维流行的、多元化的等等社会形态属性，则为现代社会。两相对照，我们大致可以简单明了地分辨出我们眼下的这个转型社会，有多少的艰难与艰巨性任务摆在我们的国人面前。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明白是经济转型这个关键促成了其他方面的转型；
也尽管如此，我们仍能看到绝大多数借着经济转型乘机大捞一把，却是绝对拒绝其他方面的转型，比如上述的“出局”一说。问题在于这个“局”又是什么呢？这个局就是庙堂，所谓“身在民间，心在庙堂”的那个“庙堂”，因此民间如何民间又是什么是大可以不用操心的，一转身他就可以不在民间也绝不愿意停留在民间，因此民间就成了个莫名其妙甚至压根儿就不能存在的东西了。那些激扬文字者，自五四以来我们本土就特别盛产，思想批判、文化批判特别热衷，经济自由与经济利益却是绝对羞于启齿，除了士大夫情结（所谓士不理财，君子不言及利等等）更有经济的事业不够崇高，只有文化的事业才够神圣，因此直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在那做夷夏之辨，中西哲学与文化如何如何不同，所以才如何如何等等。且不说中国思想自晚清民国以来便是这样完全失败了的（成了西方的子学），也暂不论此前所有的思想批判与文化批判最后均被不同的政客们所全部利用了，就说我们早已知道了的西方如何如何，我们自己如何如何，问题是我们自己究竟怎么办？

　　只要你不断地重新面对我们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时，你就会不时地感到我们又有多少的无从谈起又有不知多少的积重难返！即便是从自由上说，光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而不顾及经济自由，这个自由就是跛脚的；
另外，这个自由不是实践的自由而仅仅只是建构的自由，这个自由从根本上说就是虚假的。更有新左派们对自由主义者们的攻击，声称“驱逐权力，推翻专制”等等是幼稚的自由主义，“在贪官污吏捞足了油水，并实际控制了主要经济资源的情况下，不过是为非法暴富阶级扔掉碍手碍脚的外套，名正言顺地转入金权政治运作模式，创造条件”，其最大的依据是：今日俄罗斯。（尽管中国不是俄罗斯也不太可能是俄罗斯，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还有活力，原因便在于还不至于到了当年蒋家王朝的寡头与黑金的程度，也就是说把占有资源转换为金钱是腐败的根源，而想把金钱转换为权力，中国显然缺乏这个传统：要不然你就无法解释中国人的财富常常是一笔又一笔的无用的财富，其中包括遍布全世界的海外华人）他们的主张是：“吸取文革的正反两方面深刻经验教训，采取精心设计的程序和制度，让人民真正拥有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和权利，把中共各级权力牢牢置于由群众监督和独立新闻媒介所组成的严密监控系统之下，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应该说，愿望都是不错的，可是几乎没有一条可以落实。所谓人民当家作主，从来就是奴役人民的借口，所谓民主从来都是“你是民我是主”，我可以代表你做主，所谓“为民做主”是也。这么个东东而今还要拿出来骗人？没有一点说服力了！我只知道，2003年的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民权运动”，摇旗呐喊大声疾呼并为之努力奋斗的，除去“书斋里的革命”的一些人，完全就是一批自由主义者，根本就见不到声称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左派们的丁点踪迹。更不用说关心程序公正与制度设计的，更是那些酷爱自由的学人，新左派们关心的是西方的这个大家那个大家的西方理论如何如何，哪里关心我们作为老百姓自己究竟有多少权利应该受到维护和尊重？更不用说什么“监督”什么“独立”的“新闻媒介”，简直近乎痴人说梦！而始终不遗余力地关心程序公正与制度设计的，也恰恰是一大拨子中道自由主义者，新左派们更是漠不关心。

　　我们知道，假如不是这个大时代给人们带来相应的经济自由，所谓自由作家、自由学者以及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的出现，从根本说就是不可能的。也恰是由于这些自由主义者的出现，不仅及时补上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这非常重要而又形同关键的一课，同时也是他们发现了公共领域对我们的无比重要性。假如我们的教育、医疗、科研、文娱、体育等事业单位聚集着的是大量的吃财政饭的混饭吃的大多数，更不用说财政饭吃到我们8亿农民的骨髓都快被吸干了的乡镇政府的耳听八方眼观六路嘴吃四处，我们的政府机构哪一地哪一处不是个个大小衙门？这里充斥的是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瞎指挥、发号施令的公共管理人员，你敢指望他们到街头和社区去巡逻，到市场和矿山去检查，到马路上去执勤，到农村、学校和医院去倾听社情民意？他们所听到所看到的当然是通过层层包装的弄虚作假的莺歌燕舞。我们从来缺乏服务于第一线的随时直接面对基层普通民众的公共服务人员。为人民服务，从来只是口号，假如已经落实在行动中了，口号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不是吗？不接受人民监督，服务从何谈起？人民如何监督？只有靠舆论监督。然而，我们的传统媒体，众所周知是“喉舌”，即便有监督也是“左手监督右手”一转身就自己跟自己握上手了，谈何监督？只有到了第四媒体——网络的出现，舆论与监督才真正出现了重大转机。最典型的前有孙志刚案件后有湖南女教师“黄静裸死案件”，两个“网上纪念馆”影响巨大，参与的网民均为数十万上百万名之巨，然后都有效地改变了案件的侦查方向以及定性。尤其是“黄静裸死案件”，至今余音袅袅：从案件的错误判断到定性错误到重新鉴定到重新定性，直到现在的问责，案件侦查过程回放以及案情推理结论的进一步可靠性，等等，都在全方位的人民舆论监督之下。稍有闪失或者不负责任的行为，都将是对人民的犯罪。我们整天讲公正与正义，没有人民的监督就不可能有公正，用黄静母亲的话说：“如果没有网络，黄静的案子肯定是另一个样子。”（参见《野草先锋网》）没有正义的运送正义的方式，那么这个“正义”就要大打折扣，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即：谁来监督监督者？当然，这已是法学意义上的问题了。

　　我关心的是，我们只有通过我们本土的实例才能让我们明白什么才叫做舆论监督，什么才叫公正。那么，我们也就能够清楚，当今中国，网络，也只有网络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

　　当然，恰恰是个公共空间，林子大就什么鸟也都有了。如前所述，泄愤的吐痰的更不用说灌水的，极度情绪化的东西铺天盖地，比如而今的腐败已经到了人人痛恨的地步，却又有众多人等不去反思导致我们社会的种种腐败根源，反而满怀深情地去怀念毛泽东时代，甚而至之对文化大革命那个世纪大灾难充满溢美之词，声称其是“清算资产阶级法权”“杜绝修正主义”的最有效办法（参见《中华复兴网》的些篇文章）等等，完全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陈词滥调的重新泛滥，恨不得让我们的时光继续倒退30年！让人丧气的是，我们总是喜欢简单划一（一元）的生活，总是喜欢共同贫困的生活，总是喜欢均贫富的理想，总是喜欢劣币驱逐良币的生存方式，我们的现代化脚步也就因此总是显得那样地举步维艰。当然，既然是公共空间，我们就应该培养一种宽容、理性也即平和、讲理的氛围，自由讨论就意味着可以发表任何相左并互相反对的意见，也即培养一种真正的民主意识。实际上，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还像当年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中国人还没有学会开会。开会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发表种种不同意见，而这种种不同的后面，就隐含着种种不同的个人所代表的不同利益，然后大家协商，然后大家还得学会妥协，便是在这众多的协商与妥协之中，真正的民主意识产生了。这对生活在这块有着根深蒂固的专制土壤的土地上的我们来说，是极需要下死劲从头认真地补上的极其重要的一课，否则，中国的现代化无望，中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无望，中国的真正强大更是天方夜谭！那么，我们就只能永远生活在传统的阴影之下的千年暗室之中，永远生活在内忧外患之中，然后仍然凭着一股热血一股热情，假充爱国假充英雄实则卖国实则狗熊的恶性循环之中，任何的豪言壮语都改变不了铁一般的科学规律，难道历史的教训还不够深重还不够惨重的吗？整整一个世纪，就是这么个“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无比巨大的肥皂泡！

　　我们知道，法治是基本条件，民主是基本原则，人权才可能得到真正保障。我们都清楚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所宣布的：保障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他们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成立政府的目的。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所宣称的：凡权利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因此，我们都非常清楚，有了宪法，不等于就有了宪政。我们也应该清楚，我们的人权假如真的能够得到有效的尊重与保障，首先我们自己就应该学会守法，而且必须是上下左右都学会守法，任何单方面地要求守法最终导致的都是没有法。假如没有法，我们就基本失去了民主的条件。这一点，摆在我们中国人面前的困难更是无比巨大，而且差不多是从根儿上杜绝了民主的可能——《野草先锋网》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现在是个人们都在逃离的社会》的吴思的文章，对此有着十分精辟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那么，第四媒体营造的公共空间，除了能够有效地培养我们自己的民主意识以外，如上所述的网络导致的公共领域的勃兴，是否可能进一步营造出我们大家从上到下的学会守法呢？笔者以为：答案是肯定的。关于这个问题，何盈先生有篇题为《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勃兴的契机》的文章，对此有过专门的论述和深入浅出的梳理，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世纪中国》《公法评论》等著名学术网站均有发布的何先生的这篇文章，在此就不再重复讨论了。

　　3．网络载体与知识运作的可能性

　　颇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学人在网上特别喜欢谈论知识分子问题，尤其是何为知识分子的问题的讨论与关注特别热闹。毋庸讳言，一个不尊重知识甚至鄙视知识分子的民族，肯定是个病态虚弱的民族，甚至是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也毋庸讳言：我们就曾经是一个这样的民族。便是由于此，我们的知识和知识分子便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民族的一个非常特殊而又无比严重复杂的问题。大家对“士”的问题差不多基本已形成了共识，即：士不能也不可能是知识分子。比较多数热衷探讨的是葛兰西的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的区分。怎么看也怎么不对劲，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从现实状况中，传统意义上我们充斥的大多只是文人而已，五四极短暂时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随着投身革命之后思想改造之后反右文革，知识分子紧跟着又被消灭，即便是有机的说法也对不上，所谓“技术官僚”云云，在我们的众多潜规则的特殊语境之中根本也就不存在，也不可能得以存在，不管在哪个领域：只不过是附在一张张不同的皮上的毛而已。既无独立之精神，更少有自由之思想。只有到了199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回潮并进行有效的演进，知识分子群体的面貌才不再像往日那样模糊不清，他们的言说与知识追求终于开始慢慢回归到了知识分子本身。在众多讨论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原载《天涯》后由《世纪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等网站分别转载的张汝伦的一篇文章引起我的特别注意：他不仅探讨了知识分子在不同国度的不同地位，以及不同定位，甚至不同理解，当然，他也探讨了葛兰西的知识分子概念，探讨了我们自己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问题，也探讨了殷海光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并指出：我们几千年传统中，只有李贽一人堪称知识分子。最值得重视的是张汝伦把知识分子跟现代性的发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从而知识分子的面貌和精神就十分立体而全面地被揭示了出来。紧跟着，张汝伦指出了一个让人特别沮丧而又直指中国知识分子的要害的基本事实：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没有一个像西方启蒙思想家那样能够提供出百科全书式知识体系的知识分子。

　　然后就跟上海的另外几个年轻学人的说法——中国思想失败了——呼应上了。

　　我想他们是对的。但是我以为只对了一半。另外一半最近《学术批评网》发的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没有思想家？》我以为是作了比较充分有力的回答的。首先我们应该问的是：我们自身这样的社会意识和社会体制长此以往根本不支持也不可能支持，又哪来的真正可能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学术？我们大家都熟悉着一个现成的谚语：天上不会掉馅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们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充当的大都是无根的飘萍，他们的生存长期被控制，他们的意志也就非常自然地要受控制，险恶的生存环境，加上根深蒂固的种种潜话语与潜规则，虚假的学术思想的造假，就成为了必然，因为不虚假不造假就意味着没有教授当不能当博导没有大房子住更不可能有小汽车配备。对这所有种种，杨玉圣教授本人所从事的学术批评研究以及他所主持的《学术批评网》，都有着让人肃然起敬而又触目惊心的揭示和坚决严谨的批评和批判，其对学术规范的匡正乃至高校改革的健康演进等等，其在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上都将会留下浓墨重彩的极其重要的一笔。有兴趣的读者可随时打开《学术批评网》对照阅读。

　　无须讳言，网络的出现让我们学术的研究景观为之大变。除了《学术批评网》对学术研究所作的有效批评、监督乃至制衡等等特别重要的贡献，众多学术网站的出现有效地改变了我们千人一面的学术期刊的那种沉闷呆板空洞无物的无所作为的局面，更是对那种越是基层边缘越是往“核心期刊”挤占以显示身份的无聊学术乃至不学无术的特别强而有力的反拨。就像网络的出现是对现存文学旧体制与旧秩序有效的断裂一样，思想学术也获得了空前独立的品格和相应的自由表达空间。

　　我们知道，所谓思想学术是成功是失败，关键要看我们是否真正建立起来了知识信仰和科学精神？缺失了这样的起码前提，谈论任何成功或者失败，都是无关痛痒的。缺失了这两样东西，我们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是腐朽不堪，最为严峻的是现在的国际局势：如果我们这个民族是真正强大的，那么我们的综合国力当然也包括军事实力，都不至于像眼下这样只能以“忍让”为先。我们也知道，知识信仰与科学精神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培养起来的，从根本上说，我们从来缺乏的就是这个传统，然后我们时至今日还不想从制度的层面上去做有效的保障。假如能够在制度层面上得以保障，我们就能创造新的传统，假如不能在制度上得以保障，我们就永远是实用主义者，我们永远能做的只有急就章与临时抱佛脚，永远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和精神，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不发达不强大，就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也只有在良好的知识制度的保障和循环之下，原创性才是可能的。恐怕谁都知道，知识需要积累，知识也需要传承，然后才能厚积薄发。不说西方的古希腊、希伯来的“两希”传统，光是自由主义传统就是好多个百年，然后才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才有技术革命、思想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我们的传统呢？两千年差不多就是饱读了诗书之后最大的理想就是在官场里混个一官半职，也便是这个传统才彻底毁掉了我们建立知识信仰与科学精神的可能。因此强求我们的哪个知识分子能够提供出什么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不说其是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起码也缺乏我们传统现实性的根据。无论何时何地，任何一个知识发达文化昌盛的现实景观，绝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一枝独秀，而肯定是群星璀璨，长江一浪推前浪的。要我说，这就是知识的传统在起作用。更何况，现代性的道路我们一开始就完全走向了反面，知识被长期贬入冷宫，知识分子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摧残，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这样，跟现代性的理念与内涵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究竟如何可能提供得出哪怕丁点的知识信仰？更不用说什么知识体系了。再看看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的几乎所有的学术期刊，一副面孔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巨大的格式化思维，你想发表文章吗？首先你必须经过格式化，好了，原创性也罢创造性也好，全部只能化作乌有与泡影。因此，假如不能从知识制度上入手，任何的求全责备在我看来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即便是有了良好的知识制度保障和循环了，知识的品格还需要颇长一段时间的培养。比较现实的做法，窃以为只能由一拨拨的知识人从不同的知识领域出发，通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努力，慢慢地去共同建构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理性主义现代性知识与体系，才可望塑造出全新的一代国民精神，或者至少是影响。用当代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李慎之的话说是：重新回到五四启蒙。因为：我们的启蒙任务不仅远未完成，甚至可以说现代性的问题发生了没有在我们这里都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启蒙必须要有道具，要有载体，传统媒介的知识生产与流通基本被垄断了，被控制的知识生产当然生产不出真正的知识。除了类似《南方周末》这样极为稀有的报刊之外，客观地说，几乎就没有丁点转向的可能。

　　好在现在有了网络，知识的转向确确实实在转眼之间就发生了的。也就是说，网络成了承载新一代启蒙的最佳载体。无论是《学术批评网》《世纪中国》《学说连线》《犀锐新文化》《中国学术城》《朝圣山之思》还是《剑虹评论网》《公法评论》《宪政论衡》《法律思想网》《中评网》《思想评论》《燕南评论》《当代文化研究》，等等（甚至更多，不一一列举），虽然各家各有侧重，却是均从各自不同角度、侧面乃至学科进行着前所少有的理性主义现代性的全面言说，其涉及历史哲学、政治哲学、语言哲学、现象学、自由主义理论、法学、社会学、社会理论、经济学、经济理论以及文化理论、艺术理论……等等，不一而足。其最根本的突破在于，专心于学术与关心社会现实在这里得到了有机的统一。一如某外国的法学家所说：：“为了真正的实用，法学不可局限在实践问题上”。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只会关心于种种所谓学理，却又不能对理论本身作有效的实践性的理解，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对理论的背叛，从根本上说也就只能是虚假的学术。比如我们现在铺天盖地的所谓“文化研究”，便是如此。更不用说长期被所谓“核心期刊”培养出来的学术懒汉，他们的“学术”除了用来获取利益功名，就既无学理上的真正价值，更没有任何的现实实践意义。因此我们的学人既要不断地深入社会，又要不断地回到书斋，才有资格谈我们自己的原创性。所谓原创性的首要之义，便是要忠实于个体的逻辑认知，因我们常常缺失了这个前提，也就难怪有年轻的学人们所不太客气地指出的那样：中国思想失败了！

　　然而，现在打开上述的那些著名或者比较著名的学术网站，我们就能不时地感受到一阵一阵清新的学术空气扑面而来。还不仅仅如此，学术网站在促使知识转型的同时，也在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做着有效的知识准备。无论是知识转型还是社会转型，均是无比复杂的工程，任何的简单易行或者仅仅是书生意气，或者仅仅是一种政治选择然后推动，历史事实的情形的是：不但转型的问题始终无法完成，而且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过程当中进一步退五步，然后只能归之于失败。严复老先生早在百年前显然就已发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存在着的这个严重问题，他曾经就颇为生动地举例说：中国人是一头牛，看到马跑得快，就想着把马蹄装到自己的牛腿上来，然后发现马蹄装在牛腿上仍然跑不快，于是发现马蹄需要马的骨骼的撑持；
接着发现，马的骨胳装过来了牛还是跑快不起来，这是因为马的骨胳还需要马的肌肉绷住，而马的肌肉又需要马的神经系统布防，直到后来人们终于发现，除非这头牛整个变成了那匹马，否则它根本就不可能跑得快起来……刚刚过去的百年现代化进程，非常不幸地基本就是这么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过程。因此在我看来，今天宣称这个失败了那个失败了的人，基本也就是那样站着说话不要疼！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着这么多的素质很成问题的人口，还有那么多那么悠久而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更有那韧性无比根深蒂固再生能力极强的潜话语与潜规则，任何的理性精神与科学之光碰到了它们就如同进入了黑暗的隧道，连闪都不打一个。更不用提我们惯常大众特别喜欢的诉诸民族主义的做法，在那群情激荡之中在那激情满怀之中再复杂再艰难的国家难题都会在瞬间被简单化，被虚无化了。要说中国的现代思想失败了，就是在这里失败了的。

　　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了我们辉煌无比的汉帝国传统文明，但其骨子里的专制文化传统是怎么也不可能产生出科学与民主这样的现代化知识与谱系来的。这一点无论是顾准还是李慎之，已经替我们看的是够清楚明白的了。

　　但，我们终究是牛，牛不可能变成马。因此我们仍然还得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来找问题。众多的学术网站可以说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尤其巨大，他们不仅探讨了马的蹄马的骨胳马的肌肉马的神经当然还有马的血液，他们还探讨了汽车、飞机、卫星，由它们所发布的信息可以说纷繁复杂到了一般人难以处理和消化的程度，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纷纷意识到了：我们仍然是牛，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马、把汽车、把飞机等等引进来，然后牛也就可以慢慢跟上来了。这就是特别重要的众多学人的对制度引进的重视，同时也并未忽略了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特别突出的有贺卫方始终关注的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具体法治以及应当形成怎样的法治传统，有秋风的对宪政理论与超验思维的深入研究与方法论思考，有朱学勤的关于制度引进与文化传统的交叉思考，以及吴思的别具匠心的带有经济学意义上对种种“潜规则”的成本计算，等等，无不从方方面面切入了我们本土现实的根本。中国现代思想假如不能或者不是一次次有效地重新面对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假如关心的不是我们这块土地究竟该当如何真正进入现代性转型，失败的命运仍然难免，也包括似乎特别有勇气地指出其失败的人自己。任何的急功近利以及貌似宏大而高深并指望一家一派的学说就能完成，不仅轻佻，而且可笑，而且简直是虚妄！

　　网络的理性主义现代性言说已经蔚然成风，尽管我们能不时地看到“此页无法显示”或者今天这个网站莫名地倒掉明天那个网站又接着开张。毕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众多的知识分子的个体性毕竟在纷纷觉醒：有了这一点，就成了我们本土现代性实现的基本前提和可能了。

　　相形之下，审美主义现代性问题在网络当中的表现，显然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审美主义现代性，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是反西方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的，主要表现即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审美与审丑。在我们本土意义上，个体生命的张扬，除了颠覆覆盖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可怕的专制文化传统，以及由此造成的处处被控制的生存境况，与后现代意义上的非理性主义有着必然和必要的交叉，而批判理性，说白了，就跟我们曾经有过的批判资产阶级和批判民主一样，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我们既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资产阶级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民主，我们本土从来就没有这些个东西，我们就一个个地义愤填膺地批判上了。这个惨重的历史教训不能说不深刻，也不能说不可怕。更不用说理性主义的东西，更是我们本土几千年稀缺的精神资源。从我个人的上网经验来说，我非常理解并支持年轻人们的那种反权威、反旧体制、反旧文学秩序，也非常赞成他们的常常是非结构性叙事以及游戏美学：不太关心价值判断，也不关心真实性如何，而真正关心的是有趣或者无趣。即便是网上的木子美现象，如前所述我也可以表示理解。至于网络是如何可以多功能、多媒体表现，不客气地说：其多少仍存在有“中体西用”的嫌疑，我不感兴趣。又至于网络是否参与后现代大众意义上的平面与复制，即丢失了意义也丢失了深度，从消费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它确实有需要批判的部分。但采取西马立场对大众文化横加指责与批判，我却有所保留，原因在于：我们的世俗化程度、理性化程度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所接受的只不过是波及全球的后现代文化的影响而已，而并非植根于我们本土的所谓消费资本主义。而在这些方面的更集中表现，应该说主要在于影视剧、电脑游戏以及种种流行的文化品味与时尚，在网络文学里面的表现仅仅为皮毛而已，准确说，实际上也体现不出多少青年人的文化倾向。而后者，又恰恰是我们需要身体力行并加以大力提倡和弘扬的。

　　但不管怎样，网络不断形成的现代性启蒙与现代性个体言说，当下已然蔚为大观。在促使我们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方面，第四媒体的网络势必将发挥出无可替代无可比拟的力量和影响，光是其传播的速度与力度与广度，也将让任何的传统媒体望尘莫及。

　　那么，还是让我们拿出各自的真诚与智慧，来共同营造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公共空间吧，让我们为即将出现的这个公共领域的勃兴，都尽量力所能及地添砖加瓦吧！

　　——2004年5月8日于泉州，6月13日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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