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需要哈佛

　　我们进入名校的压力越来越大，但美国人也为此事烦恼

　　今天，几乎任何人都认为，你能够进哪所大学是你人生中最为关键的事情，一个顶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等于是通往成功的护照。对于那些天资聪颖的学生来说，没有进入顶尖大学就等于人生的重大挫折。过去十年以来，美国的家长们都加入了这种期盼。“现在年轻人的压力从来没有如此之大，他们已经被灌输了一种思想:进不了顶尖大学就是人生的失败。”从事大学招生工作的雪莉·列文说。

　　而以下的大学正是青年才俊们为之癫狂的梦想:常青藤联盟（即布朗、哥伦比亚、康奈尔、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宾州、普林斯顿和耶鲁大学），当然还有阿默斯特学院、加州大学伯克里分校、加州理工学院、芝加哥、杜克、乔治敦、约翰·霍普金斯、麻省理工、西北、波莫纳、史密斯、斯坦福、斯沃斯莫尔学院、瓦瑟学院、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韦尔斯利学院、威廉姆斯学院。

　　但是如果有人说顶尖大学并不能保证创造一个传奇的人生？如果有证据表明进入顶尖大学并不是那么重要，那么我们的压力或者是失望是否还有所本呢？

　　顶尖大学不再是成功的“看门人”

　　艾伦·克鲁格和史戴斯·戴尔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克鲁格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而戴尔是安德鲁·梅隆基金的研究员。他们的研究表明进入顶尖大学和以后的职业生涯成功并不成因果关系，这犹如一枚炸弹投放在人们的习惯思维中。他们的研究样本是1976年以来入学常青藤联盟和进入稍次一点的名牌大学的学生。例如它们发现，至1995年为止，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的收入要比图兰大学的毕业生多30%，这好像印证了人们普遍认同的那个观点:好学校就是好未来。

　　但是这种差别或许只是耶鲁学生比图兰学生更聪明或者是更勤奋罢了。为了校正这个误差，两位学者选择了那些已经获得常青藤大学入学通知书，但是却进入了那些较少有吸引力、次一等大学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在毕业后20年，这些学生的收入基本上和顶尖大学的学生收入一样。换句话说，是学生本身的素质而不是学校的名声使得他们走向了成功。

　　“家长们应该为孩子能够进入麦迪逊大学而高兴，”坦普尔大学校长大卫说，“孩子们虽然被哈佛拒绝了，但是他们也可能受到更好的教育、获得更加适合自己的大学经历。”

　　除了两位研究者的结论外，这还有大量的额外证据表明任何档次的大学都可以促使它的毕业生走向成功。以美国的参议院，这个最排外的俱乐部为例。仅仅是26名参议员来自顶尖大学，而整个参议员的一半是来自公立大学，甚至更多是来自州立大学。假如要考察《财富》500强公司的前十名上榜CEO:仅仅4人来自顶尖大学。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沃尔玛的CEO李·斯科特，他毕业于匹兹堡州立大学。还有一个数据来自罗兹奖学金（获奖者可在牛津大学攻读两三年），今年也只有1/2的获奖者来自顶尖大学，其他的都来在非顶尖大学。巴纳德学院的校长说:“进入一所好的大学固然重要，但是还是有更多其他好的大学可以选择。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或者巴纳德学院并不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

　　《纽约时报》的资深编辑洛伦·波普在他1990年的书《不要盯着常青藤联盟》中做了一项调查，他发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名人录》中，耶鲁、哈佛、普林斯顿、芝加哥以及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贡献了最多的入榜者，而贡献率仅次于它们的是德堡、圣十字学院、瓦巴什学院、华盛顿李氏大学以及伊利诺斯州的惠顿学院。波普发现弗兰克林·马歇尔大学、鲍登学院等要好过乔治敦大学或者弗吉尼亚大学，毕洛伊特学院也要好过杜克大学。

　　名校不再是学生成功的“看门人”。有些人认为顶尖大学毕业生能轻而易举地进入哈佛的法学院或医学院。但事实并非如此，“每年我都知道，进入哈佛的学生不一定能入法学院，而恰恰一些马里兰州大学的学生又进了。”雪莉·列文说。在《不要盯着常青藤联盟》中，波普还分析了连续8年医学院的能力测试分数，最高分的学生来自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但卡尔顿大学胜过了哈佛;默兰伯格学院超过了达特茅斯;俄亥俄州的卫斯理大学打败了伯克里。

　　超一流大学与普通大学的差距在缩小

　　在美国，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非名牌大学的教学质量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势头。在一两代人之前，如果一个天分异常的学生不能进入顶尖大学那确实是一种挫折，但是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

　　“伊利诺斯州的维斯里安大学就比50年前好得多，”该校的教务长说道，“而哈佛可能在这半个世纪里变化甚小。”

　　到底有多少大学能够提供优质的教育呢？可能是100所，或者更多，200所。教育质量的提高在公立学校表现得格外突出。密西根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就成了“公立大学的常青藤”。公立学校因为广阔的校园和无序的管理容易使得一些学生把4年的光阴泡在啤酒瓶里或者录像机里，然而公立学校的质量上升是更加重要的事，而且这些学校提供了大量的入学机会，它们的低廉学费，给了许多支付不起私立大学学费的家庭另一个不坏的选择。

　　普通大学师资力量的长足提高为教育质量的提高作了有力的支撑。教育的繁荣发展吸引了更多有才能的人进入了学术界，而终身教职在超一流大学里更新很慢，这样，很多优秀的学者长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终身职位，于是他们就眼睛开始向下，慢慢散布到其他非名牌高校就职。当出身普通高校的青年学子走上成材之路后，他们的个人捐款开始流入了一般院校，甚至成了许多普通院校的财政来源:艾默里大学有一笔45亿美元的捐款;凯斯大学也有14亿美元;甚至很小的克尔比大学也收到了3亿美元——这对于一个没有国家财力支持的文科院校来说在几十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WASP（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白种新教徒）再也不如以前吃香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常青藤联盟里出来的学生特别受青睐，因为他好像就给用人者一种保证:这个毕业生就是出身于一个上中层的WASP家庭。而现在常青藤的毕业文凭再也证明不了这种背景了，因为许多商业机构在择人和提拔方面已经越来越注重个人能力而不是其家庭背景:许多公司宁愿挑一个里海大学的高材生也不愿要一个布朗大学的平庸之辈。甚至有些公司着意避开顶尖大学的学生:在理论上，这些出身名校、志向宏远的“牛人”往往存在立即升迁的不实际的想法。但是律师事务所有点例外，因为它们的声誉胜于一切，所以即使是一个助手职位，它们也愿意等那些顶尖大学的学生来上钩。

　　哈佛对穷人更有好处

　　还是回到克鲁格-戴尔理论上来。我们是否真的认为汉米尔顿大学就和哈佛大学相比肩了呢？另一些研究者还是认为顶尖大学确实有着巨大的优势。例如卡罗琳· 霍克斯拜的一项研究表明:相同资质的学生，如果进入顶尖大学，他们的一生平均能挣290万美元;如果进入名牌大学他们能挣280万美元;如果进入其他普通高校，他们就只能挣250万美元。

　　“在前50位高校读书确实获益良多，”她说，“人脉在顶尖大学里相当重要。虽然你不能期盼遇到恰恰和银行家的儿子同窗共读，而他的老爸又能够提供你一份工作，但是你能够经常遇到活跃在大学讲坛上的专家和学者。而这种人际网络在超一流大学里非常重要。”“一个学生成功的3/4要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而剩下的1/4主要靠学校声誉赢得的那一整套的人脉。”霍克斯拜如是说。

　　有一群人，在克鲁格和戴尔看来，他们在顶尖大学里收益更多，那就是穷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进入名校后会立即学会以前从不知道的社会习俗和所扮演的角色。阿尔弗雷德·卢布兰诺，一个砖匠的儿子，他在2003年出版的《中间地带》里分析到了从劳工阶层突然进入白领文化圈后的心理变化。他写到，穷人的孩子进入了那个文化圈后也很快学会举止优雅、从容平和，即使他们内心并不如此。这种学习，在校园里总比在社会上学习要轻松得多。

　　如果大家都详尽地知道了以上细节，那么也就不必为了哈佛的通知书劳神苦思，就把它当成是一场约会——只不过更加紧张。哈佛是超一流的，但是你不必为了进入那个大门而把自己的脚卡在门缝里。

　　（本文摘自《看世界》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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