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南：中国应试教育批判

　　应试教育的利益根源

　　所谓应试教育，指的是为了考试而开展的教育。这个概念，是与为了学生发展而开展的素质教育相对立的。只要是教育，只要是学校，都必然会有考试。中国绝大多数教师、家长和学生对中国的考试制度深恶痛绝，是因为这种特定的考试制度不是以学生为本，不是为了测试学生的整体素质并改进学生素质上的缺陷，而是压制了学生的个性、毁坏了学生的身体、破坏了学生的自尊和自信。这种考试不是帮学生的，而是整学生的。多年来，应试教育的弊端有目共睹，成为社会共识，为人们所普遍痛恨，但是应试教育为什么不仅没有丝毫改善反而变本加厉了呢？窃以为，应试教育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观念认识上的问题，因为上至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至普通的平民百姓，谁都知道应试教育害苦了孩子，对应试教育的反感不存在什么观念上的阻碍。应试教育之所以长期不改，根本原因还是在权力和利益结构上，是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代表的教育垄断特权分利集团需要应试教育，惟有这种一统天下的应试教育模式，最符合他们控制的方便，最符合他们的权力和利益诉求，是他们的私利在不断强化着应试教育的神经。惟有通过应试教育来吸食成万上亿的孩子的青春少年之血，才能很便利地把他们养得愈来愈肥。

　　考什么和如何考，决定了教什么和如何教，考试制度决定着教学制度，教学制度则决定着学生受教育的命运。没有人性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就没有人性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没有人性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学生就会受到非人性的对待。而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学生受制于教师和校长，教师和校长受制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是教育领域的主宰，他们利用他们控制的统一的高考、中考、会考和种种测试的指挥捧，将全中国的学生、教师和校长指挥得团团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巨大的教育特权给教育官僚们带来巨大利益，巨大利益又使他们不愿改变教育险恶的现状，就这样形成了以教育行政部门为核心的权力与利益的相互滋养和相互强化。

　　搞素质教育，就是搞适应学生个性特点、以学生素质发展为核心的教育。从课程选择和设定上来说，就必须权力下放，应当以教师、家长、学生和专家为核心，共同来选择和设计每个学校的校本课程。但如果这样做，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教材和教辅卖给谁呢？他们的垄断利益如何实现呢？全国中小学的课本定价总额，每年在200亿元左右。全国中小学的教辅定价总额，每年在600亿左右。如果再加上试卷等有关费用，要突破1000亿元。教材和教辅的回扣费用约在30%左右，也就是说每年约有300亿左右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这就是统一教材教辅和考试的好处。所以，面对全社会要求素质教育的呼声，教育行政部门也于近年在全国推广称之为素质教育和个性的新教材。也就是说，搞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也必须是全国统一模式，只准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一种模式的素质教育和个性教育，这不是素质教育的笑话吗？其实这不是笑话，而是权力和与此相联系的垄断利益。2001年初新课程出台，教育部开始全面推广，就有专家批评“课程改革领导者”的三重身份：以行政官员的角色在制订新课程，以学者的身份在宣讲新课程，以商人的身份从新课程中获取利益。

　　从考试内容来看，与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和教育部门规定的教辅环环相扣，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知识点就是考试的重点。为什么考试的出题不能活一些呢？为什么考试的出题不能给学生的想象力和素质发挥以更大的空间呢？原因还是在控制。如果出题过于宽泛灵活，那么考试与统一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内在联系就会松散，这种联系一松散，统一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就失去了权威和价值，各学校就会自已选择教材和创新各种教学方法，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和垄断利益就会大打折扣。垄断利益需要僵死的统一大纲和教材，因此考试出题和考试办法就得随之而动，这是根本原因所在。1983年，教育部就下了死规定：从1984年起，高考按基本教材命题。利益指挥权力，有这样的特权利益在控制，所以教育部门一切关于素质教育的宏论都流于形式。在1997年1月16日前后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家教委领导人就提出要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强调的理由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应试教育以升学为目标，围绕应考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是一种片面的淘汰式的教育。它的危害，一是教育对象主要面对少数学生；
二是教育内容偏重智商，轻视德、体、美、劳诸方面，忽视实践和动手能力，影响青少年生动活泼、健康地成长；
三是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而素质教育较好地体现了基础教育的本质，它以培养受教育者在思想道德情操、科学文化知识、身体和心理素质、劳动和生活技能等方面得全面和谐发展为宗旨，为学生学会做人、求知、生活、健体、审美打下扎实的基础。”这话讲得多好，体现了多少优秀秘书的心血。但是，到1999年，高考新一轮改革的命题原则仍然是“遵循教学大纲，又不拘泥于教学大纲”这样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学校和教师们都明白，模糊中有不模糊的核心，谁敢不遵循统一教学大纲教学呢？显然，教育行政部门早就知道应试教育的弊端了，但是为什么近年来应试教育反而愈演愈烈呢？不知者不为罪，如果教育行政部门不知道应试教育之害而推进应试教育，这还不算邪恶。知道应试教育之害而强化应试教育，是不是在故意坑人害人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近公布了上半年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据教育专家保守估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有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不应当是2000亿元，而应该是约5600亿元了。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这都是由应试教育这个杠杆弄出来的，所以应试教育就愈来愈厉害了，这有什么奇怪呢？真想搞素质教育的人，就是要与控制行政权力而且每年有5000多亿黑色收入的这个特权利益集团作对，谁会有力量坚持下去呢？由应试教育生长出来的垄断利益集团为了独占垄断利润，拼命维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垄断权力。对普通的学生、家长、教师来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试卷、教材、教辅专制权+教育垄断特权分利集团”这个黑色堡垒，成了独占行政暴力的难以违抗的力量。

　　层层争权分利的罗网

　　考试控制的权力带来相应的垄断利益，所以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各层都在争夺考试控制权。我们的教育部牢牢掌控着高考，这根指挥棒直插入中国基础教育的心脏，一切教育手段都得围绕着高考展开。高考升学率直接决定学校的声誉，直接决定校长和教师的地位和利益。教育部以高考指挥棒，轻松地控制着各学校的高中应当教什么和如何教，应当选用什么样的教材和教辅。教育部有了明确的权力和利益空间，省级教育部门怎么办呢？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如何体现呢？除了从高考制度中分权分利之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就有了一个高中会考。高中会考的权威性如何体现呢？许多省教委规定：会考共九门，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一门考不及格，高考时不准报重点院校，二门不及格，高考时不准报本科，三门不及格，不准参加高考。这样的规定一下来，会考的控制权直线拉高。省级教委对高考录取招生有很大的影响力，它的规定谁敢不认真？但是，与省级教委的人交流，他们还报怨说会考的权威性不够，一些学校不认真对待会考，它们弄虚作假偷偷让学生全部过关。要想领到高中毕业证，我们学校也必须参加会考。会考指挥棒指定的高中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谁敢不理？各地的每套会考试卷要交20元左右不等，我们学校一下就将几万元交上去了。全国的学校要交出多少钱？全国有高中在校生2900多万人，9个考试科目约26100万份试卷，每份卷子仅以10元钱算，就是26亿多元。还不算与会考有关的指定复习资料。省级教育部门有会考，市级教育部门也不示弱，它们也要控制一份权力和利益，所以就强化高中重点学校的建设，以此强化初中升高中的中考竞争。近几年，初中升高中的中考竞争的残酷程度，已经不亚于高考了。上了重点中学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这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大事，家长、孩子和教师就不得不全力以赴备战中考。不少公立名校在初二就将初中全部课程匆匆上完，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全力准备中考。市级教育部门决定着中考，也因此决定着初中应当教什么和应当如何教，决定着相关利益的分配。中央教育部门有高考、省级教育部门有会考、市级教育部门有中考，县级教育部门怎么办呢？那就是县教研室指定教辅以及不定期的各式检查罚款和年终测试。

　　教育行政部门不同级别的管理分工的核心，就是权力分层，层层都有权，层层都有利，层层都有吃的，层层都有灰色收入。在这样教育权力高压和垄断利益的层层控制的天罗地网中，素质教育的空间何在呢？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我们的教育不是为学生的身体、心灵和智力的成长提供滋养和训练，而是不得不以教育行政部门官僚的权力和利益为标准来利用、挤压和折磨学生。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只是教育官僚手中的玩物而已。

　　学校的自主空间何在？笔者过去一直纳闷，教育部多年来也在强调要改变过去那种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毛病，而且关于发展素质教育的文件下了一个又一个，但是为什么教育现状就是没有任何改观呢？仔细研究才发现，教育部发出的所有文件或禁令，都只是倡导性的，没有硬性的约束，没有明确的惩处性的规定，这是故意放松。最近，教育部门的领导强调要“五不准”，不准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唯一指标；
不准小学、初中招生举行选拔考试；
不准随意增减课程门类、难度和课时；
不准占用学生休息时间组织集体补课；
不准按考试成绩排队。但是，如果省、市、县、校违反这“五不准”怎么办？没有明确规定。教育部的文件中为什么不加上“如果违反五不准，经某某机构查实，教育局长撤职，校长下台”这样的提法呢？这样的提法是不会出现的，因此这“五不准”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只是获取社会名声的提法而已。上上下下都明白，大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吃香的喝辣的，小弟们（下级教育行政部门）也不能只啃光骨头啊，所以大哥说归说，小弟们干归干，大家都要有份才行。百姓不明就里，就认为教育部好，坏事只是地方教育部门干的。在这样的控制体系下，我们的考试制度只是教育专制权力和垄断利益集团利益的体现。

　　“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学习的压力真的很大，让我喘不起气来。——学习给我的压力真的很大——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有个好的将来，不要像我竟输给了学习。所以，我必须选择离开。”2004年3月11日下午，重庆市忠县拔山中学的两名女高中生陈薇和陈艳玲，在写下上面这些遗言后，拥抱着从楼顶跳下。

　　当看到这则消息时，笔者难过之余想，这两个可怜的学生和全国许多因学习压力而自杀的学生一样，他们并不是“输给了学习”，而是输给了教育部，输给了中国专横垄断的教育体制。全中国的学生和教师都输给了教育部门的官僚集团。教育部门的官僚和维护他们特权利益的制度应当为全中国因学习压力而自杀的孩子们负责。

　　以行政集权之手段，行利益控制之实

　　建国以来的高考，前后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不同历史阶段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粗略分起来，高考的第一个阶段，是政治控制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分数控制阶段；
而现在，则进入利益控制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私立高等学校仍占学校总数的38.2%，各高校仍按过去的办法实行单独招考，没有什么国家组织的统一标准考试。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以后经过三年左右的过渡期，统一高考制度逐渐成型。同时，全国私立的中小学和高等学校全部被改为公立学校。政治权力对教育高度控制的制度框架完成。1958年7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在招生机构中，各级招生机构和高等学校没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没有政治挂帅，有严重脱离政治的倾向，不是以政治质量为首要条件，而是单独按照学科考试成绩高低依次录取。”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的指导思想全面登上中国教育舞台，中国教育全面政治化。1966年中旬，“文化大革命”爆发，高等学校招生停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970年~1976年，部分高等学校恢复招生。新的招生办法无需进行入学考试，而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这是高考的第一个阶段，政治控制阶段。

　　1977年底，中断了十年的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制度恢复，群众推荐入学的招生办法被取消，千百万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有了“考分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的机会。当年共有570万人报考，录取了21.7万人，录取比例是1：22。由于起点公平，“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逻辑判断开始深入人心，甚至有人称“高考是中国惟一公平的竞争”。可以说，高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承担着公平竞争的社会功能。

　　现在，随着社会的变化，高考的社会公平价值开始变异，而其带来的教育的低效率的弊端则日趋显现。从公平性来看，高考的社会公平竞争内涵已发生很大变化，高考的考试和录取的起点开始出现诸多不公平现象。例如教育行政部门以财政资源重点培养重点学校，人为造成了校际应试教育水平的差距，以“条子生”（教育部门领导写条子）、“关系生”（与学校有利害关系的其它部门的领导）和“票子生”（家长对学校的贿赂）为形式的“择校生”屡禁不绝，优势应试教育资源开始为权势所享有；
城乡教育财政投入不平等，人为造成农村孩子在应试教育上的落后。近年来，农村孩子占大学生的比例日趋下降，城乡教育起点的不公平开始全面反映到高考中来；
各地区录取总数和最低录取分数线不一致，造成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孩子低分即可进入重点大学。上海的考生只要460分就上重点，而江苏、四川等地却要500多分才行，这已不是什么公平竞争了。区域不公平也明显表现在高考领域；
最近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学校”政策使公立大学降低分数线乱收费彻底合法化，公立重点学校成为不公平的阵营。这些现象，已使高考原有的分数竞争的公平性大打折扣。

　　从高考的效率性来看，其低效率的特征日趋突出。家长投入费用，孩子投入时间和精力，目的是为了孩子素质和能力的成长。我们的教育体制产出的不是孩子的健康、素质和能力，而是以孩子的身体和心血来换取单纯的考试分数。面对中国社会基础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高考的效率性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不能适应多元化的人力资本需求。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社会对多元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加了。差异性和特质性成为市场追求的东西，而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好是毁灭孩子的差异性和特质性，孩子难以适应就业市场的要求。我们的教育是按教育行政部门的需要和规则在培养人才，但是教育行政部门又不能为学生提供就业。2003年12月12日，新浪网对大学毕业生进行的调查显示，面对“找工作时首选什么机构？”这样的问题，6070个调查参加者中，首选公司、企业的占59.14%，选政府部门的占26.21%。个人自主创业的占6.08%，无所谓的占8.57%。这说明读书做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是公司和企业在决定着学生的就业。公司和企业所需要的，是具有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人，是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结合作精神的人，但是，公司和企业的原则并没有体现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之中。公司和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普遍印象是：工作不踏实，缺乏实干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差。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训练这些精神素质。从道理上说，谁是就业的主导者，谁就应该是教育的主导者，但是，面对以公司企业人力需求决定就业市场的时代潮流，教育行政官僚们仍然逆流而行，他们仍然千方百计强化对教育权力的控制，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来安排学科设置，其培养目标、课程内容与公司企业的需求脱节。2003年底，据中国社会调查所调查，63%的人认为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在教育集权的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占有了过多的超出他们责任承担能力的权力，这是权力的滥用。一位高中孩子对笔者说：“我们的学习是形式化的，就像学习京剧一样。我们天天训练舞台上那些子武打招式，但与现实真刀真枪干不是一回事。为什么要我们玩命学这些用不上的东西？我们到底是为了谁在学习啊？”

　　第二，不能适应孩子的个性发展要求。现在孩子信息量大，很聪明，自我意识强，对自尊十分敏感，他们需要一个能给他们自信自尊自主的学习环境。但我们的教学和考试方法不断毁灭着绝大多数孩子的个性与自信，因此孩子厌学恨学的现象十分普遍。对许多孩子来说，学校如同牢狱，老师如同牢头一样讨厌。我们一直想将学校营造成孩子的乐园，但是在现在的考试竞争的制度控制下，逼孩子就范也演化成了普遍的风气。我们的孩子生而有的灵气和个性，却无往不被磨灭。

　　第三，不能适应教师追求职业发展的需求。教师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们天天面对孩子，了解孩子的心理，对教育都有自己的一肚子想法。给他们更大的教育权力，他们教育创新的力量就会得到解放，中国的教育就会百花齐放，形成活泼生动的局面，教师的人格尊严和职业素质就会得以不断提高。但是，现在的教师只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奴隶，他们没有教育的自主权，没有教材选择和课程安排的自由空间。笔者曾对许多老师做过调查：“如果没有教育行政部门的管制，如果不是现在这种应试制度，你还会这样教吗？”他们百分之百的回答是：“肯定不会这样教！”多元化诉求的家庭、多元化个性的孩子，被迫进入一元化的教育行政机器，毕业后他们又要直接面对多元化的就业市场。以高考为统一指挥棒的教育体制，就成了多元化社会发展的障碍。统一的高考带来了学校间、教师间和孩子间围绕分数的残酷竞争的负面效应日趋显现。教师为了分数而竞争，为了分数竞争而折磨孩子，他们的人格愈来愈单调，自尊愈来愈被毁灭，他们的职业活力愈来愈枯竭。

　　无论是从公平的角度还是从效率的角度，现行的高考制度都弊端重重。但是，为什么高考制度却逆潮流而动，愈来愈严格愈来愈不人性呢？为什么在越来越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教育部门控制的高考制度就一直没有根本改变呢？专家们说，这是由于大学有限，尤其是重点大学有限，所以总得有选拔甄选人才的考试嘛。我不反对考试的选拔功能，但是，我不得不置疑现行的高考考试的内容和方法，这些内容和方法是与教育行政部门控制的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和教辅一体化的。在这里面，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因素起了多大的作用！发达国家也有各种考试，进入著名学校一样要面对竞争，各大学一样要选拔人才，为什么就没有我们教育部门如此严密和残酷的控制系统呢？美国的大学是招考分离的，各学校有招生自主权。他们的大学一样要参考一些考试成绩，如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学术能力测试）和ACT（American College Test美国大学考试 ），但是，与我国高考制度不同的是，一是这些考试的举办者根本不是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而是民间考试机构。二是这些成绩不能成为学生进入学校的惟一标准，学校要根据自己的特色和标准，对入学申请者进行综合性测试。三是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学术能力测试）这类测试一年举办7次，学生交钱就可以参加考试，也可以多次参加考试，直到考到自己的满意的分数为止。这样的招考制度，将更大的自主权放到了学校和学生手中，这是对人民的尊重，这是主权在民的社会价值的自然反映。在这样的招考制度下，教育行政部门根本不能高高在上控制一切，根本无法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之手延伸进入教育圣地。所以，仅从考试的选拔功能出发，不能证明我们这样的高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我们的教育体制，反映出来的是权力在官不在民的专横精神而已。

　　“现在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
二十题都答对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是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行。”这话是谁说的？这是毛泽东说的，是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毛泽东反对应试教育是对的，但他又走上了将教育完全政治化的错误方向。也许他想不到的是，他留下的两项遗产，在今天转变成了应试教育的基石，成为目前教育官僚们垄断谋利的基础，这两项遗产一是政治权力对教育的高度控制权，二是公立学校占了学校的绝对主流。这两项遗产到今天，构成了教育行政部门专横垄断权力的基础，这是高考制度难以动摇的根本原因。

　　考试制度不改，教学制度就改不了，教学制度改不了，不仅民办教育没有出路，公立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也一样又累又气、痛苦不堪。我们的考试制度是一种权力和利益制度，它高度向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倾斜，所以考试制度的改革，背后就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大调整，就是社会应当监督和约束教育行政官僚的权力和特权膨胀。想到这一层，人们会说，改什么改，谁有力量来动他们吃在嘴上的肉呢？在教育官僚的压迫下，中国社会似乎失去了良知和胆量。很少有人来问一问，这一切合理吗？正义吗？教育行政官僚们吃在嘴上的肉是什么呢？是孩子的痛苦，是孩子身体体质的退化，是孩子近视眼的急剧增加，是孩子灵性和个性的磨损，是孩子的自杀和被欺侮，是国家的自由和创新活力的消亡。

　　2004年8月12日，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北大校长许宏智说：“实行当前的高考制度，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目前来说，没有更好的高校招生选拔的办法。”同济大学校长万钢说：“一个人的知识可以在考卷上考出来，但一个人的能力和素质是不能在考卷上反映出来的。——高考是一把尺，学生进入教育是他的权利，你必须要有一把尺来衡量他，这把尺应该是**的，但我们现在只是一维的，一个总分就决定了终身，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在我们国家现阶段的条件下，改起来太复杂了，也只有这个办法。”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也说：“就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方式而言，我认为全国统一考试是好的。”真是遗憾，代表中国高考教育水平的北大、清华的校长们都认为高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为什么就不敢想一想招考分离呢？他们为什么就不敢为孩子着想，呼吁一下高考一年多考几次呢？他们为什么不敢想一想高校独立招生呢？他们为什么不敢想一想共同成立一个非教育部控制的高考出题机构，为形成中国的多元考试体系而贡献力量呢？他们为什么会认为专横垄断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呢？道理很简单，他们的任命与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相关，他们也只是被控制的官僚而已，而不是有独立追求的教育家。

　　一位研究教育的学者对笔者说：“中国的教育已进入一个以内涵发展和制度变革为主的新阶段。”我问他：“内涵发展指什么？制度变革指什么？”他说内涵发展指素质教育替代应试教育，但对制度变革，他就顾左右而言他了。他不是不明白，而是不敢说。制度变革，其实不就是变官僚主宰的教育体制为主权在民的教育体制吗？不能落实主权在民的原则，不能冲决教育行政部门专横垄断的教育罗网，我们的孩子无望，我们的学校无望，我们的民办教育无望，中国的教育无望。我向全中国的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们呼吁，为了中国的教育，为了孩子的身体和心智健康，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将其侵吞独占的教育权利还给社会：

　　第一条 高考一年不能少于6次；

　　第二条 高校有权自主命题招考，也有权自愿联合起来出题招考。公司和企业也可以组建考试中心。形成中国的多个高等教育考试中心，从事出题考试业务，市场化运行，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其地位和生死。以此形成中国多元竞争的考试制度。原来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的高考考试，只能算是各种高考形式之一，不能享有什么行政方面的特权。多种所有制、多个考试中心、多元测试方法自由竞争，由学校、家长和孩子来自主选择；

　　第三条 考试和招生分离，还招生自主权全部还给学校。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人格不会比教育行政部门的人低贱，有了自主的权力，他们会承担起自主的责任。学校选择什么样的高考测试标准、以什么样的综合标准来招收学生，由学校自主决定。形成多元化的考试制度和多元化的招生制度的统一。

　　第四条 取消教育行政部门对毕业证书、学历、文凭的控制和垄断，各学校自主决定的毕业证书、学历、文凭的价值，由社会竞争来决定。

　　第五条 各学校和教师具有自主设定课程、选择教材、编写教材的神圣权利，教育行政部门只能按照《宪法》和《教育法》进行宏观原则规范，不能以政策方式进行微观干预和谋利。

　　第六条 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工作要由对学校和教育的全方位管制转向对贫困学生的扶贫，以教育券等形式免费支持贫困大学生上大学。有任何一位品学皆优的贫困家庭学生因经济困难而不能上大学，要追究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

　　第七条 公民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有从事教育事业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在法律的范围内举办教育机构，还教育权于社会。

　　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死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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