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泽：后发展地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参与

　　谢谢惠州市委、政府和省社科院领导相约，前来参加惠州发展的讨论。

　　刚才梁院长的介绍我不敢当。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我是做实际工作的。所以前些年在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上，我向那些外国人说：我不是学者、理论家，而是一个实际工作者。当然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也不断地在做一些观察、思考、研究，但那主要是在政策和对策层面上，理论性学术性的研究不多，谈不上什么系统的理论。

　　于老刚才讲到，我们都不是第一次来惠州。于老还记得，我们一起已经来过两次，这次是第三次了。我和李昌同志一起来过，和原来人民日报的社长秦川同志、广东省委的老书记仲夷同志也来过。还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同志来过。……今天一到会上就碰见市委的老书记朱有植同志。多年前我们来惠州就见过面，向他请教过。应该说是熟地方、老朋友了。

　　对于惠州这个地方，我是说过这么一个看法：它处在粤北山区通向南海的滨海过渡带，是个重要的、战略前沿地方。大亚湾一边是南澳半岛，一边是稔平半岛，有深水航道，有非常广阔的水域。面对南海的季风带，海湾里大大小小好些个岛屿，星落棋布，有利于建港，又是港湾码头很好的屏障。大亚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大的河流向海湾航道里带来淤积，它不像南沙和万顷沙，西江、北江的泥沙进入珠江口就从几大门向西岸淤积起来，大亚湾不存在这方面的缺陷。当然从另一面看，涉及淡水资源，这也有不足之处。上午中科院的地理专家讲到此事时，我就跟黄市长聊：东江的水资源是丰富的。但究竟能够提供多少给我们惠州的重化工业使用？要尽早研究，跟省里有一个协调，水资源在分配上要有一个大体的控制、保障数字。要不然，陆院士讲到的临海工业发展的淡水就会成为问题。在我们一般人的印象中，沿海地区人口都是比较密集的。但是惠州这里一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就三百来万。如果从原来的惠阳县淡水往南走一直到海滨，可以发现人口是很稀疏的。找这样的地方可不容易。大亚湾的区位条件很优越，它正好在香港的东边，仅仅隔着个大鹏湾，从台湾海峡过来，紧紧邻近航线密集的国际航道，不像湛江、北海，进港还要绕一大段海路进去……。惠州以具有相对独立功能的专业大板块，参与到一体化的珠三角中，与港、澳、深、穗、……紧紧联系在一起，完全可以无愧于中国面向亚太，面向全球的国际大海港，制造业大基地，金融商贸大都会的地位。

　　所以，我讲过这样一句话：惠州这个地方，是一块优质的大材料，要派大用场。大材料有大用途，不要浪费了。要在大材料、大用途上下功夫，那就不能太急。我们要积极，但是也不要太急躁了。天时、地利、人和嘛！地利是有的，但有时候，天时不来，晴间多云，有时有小雨，还有大雨。天时不一定这么如人愿，那么顺利。等了十年，现在临海工业的主体项目不是已经进来了，已经在安装了吗！这就说明我们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就很好啦。

　　经济发展问题，出席会议名单中，经济学家，地质、地理学家，区域发展专家，城市布局、建设、规划专家，……都有了。课题组的长篇报告，重点也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方面。有这么多科学院院士和专家提供高见，我就不再讲了。

　　我就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一点吧，讲一点社会方面的问题，题目叫“后发展地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参与”。这个题目是昨天晚上才最后定下来的。我讲这个题目，“后发展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参与”，不是说我要来阐述这么一个题目。而是说，我提出这个题目，建议惠州的同志和研究地区发展战略的同志，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就后发展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参与问题，作一些观察，作一些比较，作一些思考，做一些研究。我感觉在我们的发展进程中，有这么一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和引起注意的。

　　一、先从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相遇中的一些反复出现的现象，

　　一些一再重复出现的现象说起。

　　我们这个民族在古代是有辉煌的文明成就的，它曾经是东亚的文明中心，对周边地区，对世界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在整个人类进入近现代的转型时期，我们发展落后了。我们在道路的选择上，离开了人类文明的主流。这样就带了一些问题，这方面的一些后果，直到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更年轻的人，我们的肩上还不能不承担它。

　　这方面，我们历史学界有很多研究。如果不用理论家的语言，用老百姓的话来讲，我觉得有这么几条可以商量一下：

　　一个叫做器物层面的东西比较容易看出来，比较容易接受，愿意把它拿过来，为我所用。西方文明表现在器物上，我们最先碰到的就是坚船利炮，人家打过来了，我们打不赢。人家有铁壳船，我们是木船，人家的炮打得远，我们的炮打得近，无非就是这个东西。国家要强盛，当然要有这个东西。但是西方的这样一个东西，它从哪里来，就是近代工业化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是依托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背景下发展起来？刚才刘院士讲到“经济的生态环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能够得到发展，科学技术能够出现突飞猛进的局面，它是在怎样一个制度环境下发展起来？开始我们的先辈不太注意、不太了解。后来慢慢地有了一点了解，随即产生了很强烈的对抗，不愿意接受西方近代的经济社会制度。愿意把西方在那个制度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器物拿过来，为我所用，但是不愿意接受产生这个成果的那个背景、那个环境、那个生态，表现出很突出的对抗。集中的就是那句话嘛，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

　　要拿到器物层面的东西，不但要买船买炮，而且要自己做，当然要学那些制造的知识。可是我们把西方的近代科学及其教育体系，只是当着一个工具、一个手艺来学。曾经有这样的故事，就是派到国外的留学生，后面还要跟着一个老教师，叫他教中国经书，怕他们到美国去忘了本。至于这个制度背后，文化层面的东西，开始的时候就更不清楚。所以我们国家提出制度层面的改革，是在推行洋务运动多年之后，最后以中日海战的失败为标志，我们才醒悟过来，才有“戊戍变法”。真正出现象胡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等这一代人，提出思想文化革命的命题，那就更晚了。所以说这个特点是一再表现出来的。

　　另外一个与这个相联系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与西方文明相遇的时候，都是国际形势非常紧张，甚至简直就是国难当头的时候。首先想到要把那个富国强兵的东西抓过来，有什么办法最便当，能最快的拿过来呢？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由国家垄断资源，由政府包揽，靠行政命令，派出官员直接抓。按照命令、指令去把那个船啊、炮啊的东西造出来，不就富国强兵了吗。它不要民间参加，不要社会参与。它也不经过市场，不听那些什么价格之类的信号。由于国家财政没有那么多钱，官僚办事效率特低，官办又搞得太腐败，才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至于社会的参与，民间经济的积极性，它统统都不在话下，是排斥的、压制的。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当然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在遇到一种强势的外来文明冲击，与新的文明碰撞的时候，在历史上所反映出来的那些特点，还有没有反应呢？还是有吧，还是时隐时现，若隐若现，隐隐约约，非非而似，似是而非的表现出来吧。我们共和国成立前后，正遇上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先是原子弹爆炸、氢弹爆炸，后来卫星上天了。国际形势这么紧张，不把“两弹一星”抓在手里还行吗？反正还是先把那个我们没有的硬家伙抓到手里再说嘛……。

　　晚清时期，是想用西方的坚船利炮跟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相结合，跟儒表法里的、君臣父子的道德秩序相结合，以为这样就可以富国强兵了嘛。我们搞两弹一星，是想跟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相结合，跟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体制相结合，在那个一元化的绝对真理控制下，这样也就可以富国强兵了嘛。后来是搞了几十年，轮流坐庄，大家分批下油锅，老老少少，都卷进文化大革命的死胡同里去。整个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沿。……这才出现七十年代后期的，摆脱迷信、回归现实的大讨论；
出现七嘴八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
形成几乎是全党共识、全民共识：非从体制上进行改革不可，从而掀起全国规模的改革浪潮。

　　对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东亚大陆上迎面相遇，我们先简要回顾这么一段历史。

　　二、后发展地区工业化进程中浮现出的三种不同的形式：

　　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和东北模式。

　　我回避了使用“模式”这个词汇，不是说不能用，而是因为这个词比较来说，太正经了。我们先低调一点，讲大白话，只说不同的“形式”吧。其实，许多学者的文章，早就在那里讲“模式”，什么“温州模式”、“东北模式”……，用的多了。

　　好像已经是十多年前，于老，还有一些北京的经济学家，一起在浙江做经济研究、市场考查的时候。有一天在温州的苍南县龙港镇，就是那个著名的中国第一个“农民城”。县里和镇里的同志带我们参观考察一个个的项目，看完腈纶毯子的专业批发市场，回到宾馆已经十一点多了，于老和几个年纪大的同志就到楼上去休息。我和于老的秘书胡冀燕同志，还有几个同志没有上楼。我对陪我们参观的当地的同志说：你们带我们看腈纶毯子市场，五颜六色，价格要比江苏、上海等地产的低好几十块钱。怎么不带我们去看看它是从什么地方生产出来的？主人面有难色，好像有一点为难的样子。停了一下，他就说：这里没有工厂呀。我就给他说：就是这个问题了，没有工厂怎么出了产品呀？带我们去看看它是从哪里搞出来的嘛。

　　这样，我们就没有休息，重新上车。那个农民城本来就不大，陪同的人把我们带到镇的边沿，没有多远，原来村子的老百姓家里。几间很普通的平房，进去一看，一家有两台腈纶毯的织机，另一家有一台腈纶毯的织机，产品就在农民家庭里织出来的。光织出来还不行，毯子织好还要拉毛。旁边就有另外一家农户，买了一台拉毛机来为这两家的三、四台织机配套。

　　光看到织机还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毛条、毛线从哪里来呀？我们就追问，织机的主人就讲，这个从市场上买，很方便的。有专门卖毛条、毛线的市场。我们又坐车去找那个市场。这时已经到了中午，整个场地里只看见一个老太太带她的孙女，推着一辆两轮的手推车，里面装满着一卷一卷的毛线，这是农民她们从家里纺出来的，送来市场卖。我们问她，在哪里搞的? 她指着不远处的村子说，在那边村子家里纺的。一看，弹花，搞毛条、毛线，很多灰尘从房子里冒出来。

　　我们再一追问：你原料哪里来的，腈纶纤维哪里来的？老太太一听笑了说：到市场买就行了，好多啦。于是，我们又向前追。结果追到一个废品公司的市场。现在名字不叫废品公司，叫物资回收公司，物资回收贩运的市场。上边用编织袋搭着，妇女怀里奶着个孩子。一边喂奶、一边拉尿。一堆一堆，破编织袋呀，旧纤维制品呀，应有尽有，全国到处收购转运来的。

　　……这一上午，逆向追踪，从腈纶毯成品拷边、封装、批发的专业市场，追踪到农户家庭毛毯织机和拉毛机的家庭个体户，再追到中间环节提供毛条、毛线的专业市场。再追到农户弹花、纺毛线的家庭个体户。进一步再追踪到提供旧腈纶纤维原料的物资回收集散专业市场。再向前,那就是分布到全国城乡、游街串巷、回收废旧物资的成千上万人的回收网络和向销地市场运输的集输网络了。……一个依托个体家庭生产，依靠专业市场联接的，完整的生产、流通过程；
一个自然形成的、高度专业化的人群分工、合作的庞大体系，活生生地承现在我们面前。

　　面对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庞大经济社会体系，我真是感概万千。本来这个发展进程，可能是在若干年，甚至是几代人的时间里，从农村家庭副业、个体手工业，经过一定的市场联系，逐步发展到工场手工业，再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工厂制度。这样一些历史上不同时空里的东西，在我们这样一个欠发达国家的同一时空中出现，展示出千百万农民进入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通道，那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历史博物馆吗！？

　　不仅龙港的腈纶毯是这样，桥头的　扣，柳市的低压电器，……大体都差不多，围绕一个或相互联接的一组专业市场，几乎整村整乡的农户都卷入其中，分工协作，自然形成一种地区性的生产加工体系，把浙江大片大片农村的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社会结构改变了，提升了，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社会进步。在此基础上，一大批中型、大型的民营企业和企业集团成长出来，一批又一批从“洗脚上坎”的农民上中成长起来的农民企业家涌现出来，走向全国。民间的资本积累，技术知识积累，市场网络形成，分工体系建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产品选择和开发，产业结构的形成和提升……，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依靠千百万农民自己动手动脚，把整个浙江大地，搞的万紫千红，活力无边，同时把传统农民自身一步步塑造，正在变成为工商社会中自主生存的公民；
把传统的农耕社会一步步转型，演变为城乡一体的现代工商社会……。

　　反观东北地区工业化的进程，它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条路子，那就是“国家工业化”的路子。它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垄断的，国有制的，行政指令性的，外源型、嵌入式的工业化。资源全面国家垄断，项目，资金，技术，建设力量，几乎一切都是按照行政指令，从外边“调集”来的。产品也是为外部国家需求生产，不通过市场，而靠国家行政指令调拨平衡。整个经营，只靠行政命令，不依从市场价格信号指引。有些项目依托当地自然资源，此外几乎与当地地方经济很少有什么内存联系。无非是提供砖瓦灰沙石，再就是：你开矿，我下井；
你办厂，我作工。……总之，这个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社会的参与度，地方的参与度，老百姓的参与度是很低的。工业是有了，但“工业化”却未必。大工厂有了，但是从外边嵌入的，象在泥巴地上嵌进来一块大理石砖一样，与那个泥巴地并没有“化”到一起。一方面是大工业得不到地方经济的服务与支持，从生产到生活，包罗万象，大而全，包伏沉重，很难专业化；
另一方面老百姓被排斥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之外，只能作为这一进程“被动的客体”，听天由命，任随安排。院里可能是工业时代技术装备的，外边的整个社会则继续维持着古代传统的农耕社会性质，完全没有“工业化、现代化”。学者们讲的“二元结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当然，搞了几十年，大工业与地方的联系已经有了许多变化。但是，近年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困境，从深层上观察与思考，难道不正是植根于原来那个国家工业化路径选择的自身，仍然表现着那个早期选择的后遗症吗？

　　珠三角模式不同于以上二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又兼有二者的某些特征。大家都很熟悉，惠州的同志更是它的身体力行者，用不着我来再讲了。

　　三、从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浮现出来的几种模式对比中，确实有些值得思索的东西。

　　“工业化、现代化”，作为全民族发展奋斗的主题，它是怎么提出来的？不就为因为我们落后了吗？没有与近现代西方接触以前，不清楚这个落后。接触、比较，大吃一惊，这才提出要学习，要赶超。“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这么提出来的。对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当然也反映出我们民族先辈的局限。从李鸿章办洋务，造船造炮，到我们的国家搞工业化，两弹一星，反映着民族的巨大历史进步，了不起，绝对不要否定。但是，我们不能停滞，更不要疆滞，要反思，更要超越。特别是本土人民历经艰难，已经成功的探索和实践，更不应以贵族老爷态度，置之不顾。

　　工业化、现代化，常常是从器物层面入手的，但不仅仅是器物层面，更不能停留在器物层面。常常是从经济层面开始的，但不仅仅限于经济层面。工业化、现代化，要从器物进入制度层面，要从经济体制进入政治体制层面，要从经济范畴进入社会范畴，进入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生活的文明进步的深层面……，不然就只是表面的，浅层的，“皮象的”。而要向这个方向迈进，只有自上而下的国家垄断、政府包办是不行的。如何让千千万万老百姓参与进来，只有紧紧抓住这一点，我们才有望破题。

　　温州模式，它不是什么人关门冥思苦想出来的。至今也还有人骂它是“扯蛋”。“一家一户，经过多重市场，交易成本有多高呀！”……。许多人不理解，浙江南部是一块什么地方呢？它正处在台湾海峡的北口，多年来是要准备打仗的地方。据说如果将来出现危机，是想放海上来人上岸，关门打狗的地方。既不投资，也不在那里搞建设。但是小女孩变成大姑娘，大姑娘变成少奶奶。肚子大了，孩子生出来了，人口增长，土地增加不了，他要活嘛。怎么活呀，除了种地，就要想办法。我们现在看见的温州的工业化，就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进入的，是老百姓自己动手动脚，在计划经济的严酷夹缝中，冒着危险，从最低级、最简陋、最不像样子的地方进入的。经过自己积累资金，经过自己学习技术，自己去市场进行营销，自己去发展客户，建立联系，形成网络，发展社会分工，一步一步发展到后来，慢慢有一些变成了大工厂，大企业。

　　浙南的经济的优越，就在于全面依托市场，老百姓全民参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在探索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塑造出新的人来了。而那个“国家工业化”模式下的工厂，它常常只是一个物质产品的加工场地。与封建王朝为皇家打造刀箭的“打箭炉”，制造陶瓷器皿的“官窑”……，没有什么差别。由于完全不进入市场竞争，完全屏蔽了市场价格信号，资源配置只能在黑暗中瞎摸，任凭长官意志，无从提高经济的效率与效益。现代经济赖以发展的现代企业根本成长不起来，现代企业家根本孕育不出来。……那里会出来个“工业化、现代化”呢！

　　第四，把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中小企业，积极扩大社会参与，

　　提高到和吸引外资、安排大型建设项目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来。

　　惠州的发展正面临极好的机遇。临海大工业当然举足轻重，一定要把它搞好。近海的电子信息产业有待继续扩大，连同其他加工业，作大作强。滨海和山区的旅游、休闲产业，……也都要提上日程，积极开发。

　　我要说的意思是，不仅把经济的增长，GDP的增长和扩大，而且要把社会的发育、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定在我们的目标上。我们不仅要考虑在器物层面赶上世界，特别要考虑如何使整个社会、特别是广大老百姓参与进来。能不能在惠州未来的发展中，形成一个老百姓兴风作浪，政府推波助澜，大中小企业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这么一种生动活泼局面！？

　　从我国各地区多年来发展的长期、反复、比较观察中看，没有老百姓多层次、全方位的参与，我把它叫做兴风作浪，而只是由政府和官员自己去表演“大手笔”，或是辛苦的拉着犁向前走，不只是经济的发展欲速不达，而且从长远看，必然会留下一大堆“历史的遗憾”，潜藏下一系列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形成潜伏的危机。

　　我想说的意思集中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作为一个后发展地区，当我们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时候，如何真正地让社会参与进来，让老百姓参与进来，不是作为一个客体，把它当作一个货物一样，往货架上摆，而是让他们自己在那里动手动脚，自己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推进发展，学习本领，也在这个过程中享受成果，得到利益；
并使自己在这个经历中，自我塑造，自我提升，变成一个新的市场经济中的游戏主体，工业信息时代的知识主体，现代民主宪政社会中独立自主、有权利负责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代社会公民。

　　我就拉拉杂杂说这么一些。不当之处，请科学院和参会的学者，请惠州的同志们纠正。

　　2004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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