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贵：公木诗歌世界的心路历程与人文精神

　　提要

　　公木是一位积极融入历史并且能够真实评价历史的诗人。由激情走向理性，又由理性走向智慧，包含诗人心路历程的全部坎坷与丰富。他的诗首先是时代精神的激情显现，也是具有现代理性精神的独立人格的再现。苦难使诗人的思想得到深化，人格得到升华。在不变的激情和真诚之上，又增加了通过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历史反思而形成的深刻。他后期的诗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经验感受，而是使诗成为智慧的表述。这是他以诗人之心、哲人之性对自己和民族波动不已的一系列过程的理解认识的结果。然而诗作中思想的引入往往是直接以哲学概念为构件的，深邃但又赤裸的思想单独在诗人的精神世界中运行，缺少艺术转化的过程，诗的哲理性成为哲学的格式化表述。

　　关键词

　　公木 激情 理性 智慧 心路历程 人文精神

　　公木是一位融入历史并且评价历史的诗人。他总是说，他和他的诗是属于时代和人民的。也许这是一句人们熟知的政治化的言语，但是当我们知其人而读其诗之后，当诗人离我们而去，成为了20世纪中国诗史的一个闪光的星座之后，作为后人，我们却感受到了这话语之中的那份沉甸甸的份量，感受到了公木其人作为真正的战士诗人所具有的崇高人格气质，其诗由激情走向理性、又由理性走向智慧的全部精神历程的坎坷与丰富。公木执着追求的一生本身便是一首昂扬而深沉的诗。在他的诗歌世界里，高扬着激越的人文精神。

　　起点：时代的激情与战士的情怀

　　公木的诗首先有一种沉重而激越的历史感。这份沉重来自于形成诗人最初人生追求和艺术追求的那个沉重而激越的时代。公木的诗歌道路像同时代的许多诗人一样，是从个人情感的世界而走入社会的的广阔天地中的。他的处女作是1928年发表于天津《大公报.小公园》上的模仿古代诗词的《脸儿红》，而真正具有新诗歌气质的还是发表于1929年北平师范大学的《师大生活报》的《爱的三部曲》，明显看出是受了五四白话诗的影响。公木早期的诗歌创作的价值也许并不体现在诗作本身，但是却证明了他作为一个优秀诗人所具有的天生的素质。而他的诗歌无论思想上的成熟还是艺术上的成熟，都是在中华民族那个最为艰难也最为亢奋的时代。

　　在“被肥胖的债主挤倒的古屋，”公木看到的是“交出押死的地契时父亲颤抖的手”和“染湿我的鬓角的涩咸的母亲的泪珠”（《自己的歌》）。当公木从苦涩的童年走向青春的热情的时候，中国的“土地已被强盗的足迹玷污，河川里流淌着羞辱的泪”，就在这样一个死亡与新生同在、与抗争共存的时代里，诗人的精神与艺术成熟了，时代锤炼了诗人的品格，也熔铸了诗的风格，于是，人格的崇高与审美的崇高都在那一刻完成了。从那以后，公木便与民族同在，与时代同歌。认定了便始终不渝，无怨无悔。

　　公木的诗是充溢着青春的热情的，因为他首先是一个战士。直到晚年，他还一直坚守着“首先是个战士，然后才是诗人”（诗集《我爱》后记）的原则。这并不仅是诗人的思想原则，也是诗人真实的人生历程。

　　1929年春天，还在师大就读的公木与几位同学自发地组成“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社”，探讨中国社会的未来。1930年加入共青团，同时加入北平“左联”。在这段时间里，公木两次被捕，两次逃亡。这些经历成为诗人的一种精神资源和人格的炼狱，锻造着诗人，也锻造着诗，为公木诗歌的艺术涂上了鲜明的底色，从而使他的诗成为战士之歌，成为时代的强音。因为它总是感应着时代的脉搏，人的追求和诗的追求都生动显示了社会人生的主潮流向，就像烈火一定伴着炽热一样，这样的时代里造就的诗与人就一定要伴着时代的激情，与多灾多难的民族一起，经历着国土的沦丧，家园的破败和新人的生死离散。“浓密的雾阵布满天空”，“大地更加黑暗了，雄鸡的鸣唱也渐渐稀疏”。而在延安，那个中国最明亮的西北的角落，诗人又把爱与希望都写在了那明亮的天际。“黑暗完全消逝了，天边奏起了云雀的歌声。”（《崩溃》）当公木以诗人的身份走入真正的战士的行列，他的歌唱便增添了军旅的雄壮。1940年他与郑律成合作，创作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由此而被誉为“八路歌手”。“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是诗人一生中最为值得骄傲的一段经历，一组歌曲。1997年的盛夏，公木夫妇赴延边珲春参加学术会之际，不顾年迈多病，到中俄边境的边防部队去看望哨所官兵。在联欢晚会上，当人们唱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时，老诗人激动万分，情不自禁地为大家指挥，一同高歌。此情此景，令人至今难以忘怀。一路征尘，一路浩歌，公木就这样与人民、与人民军队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征程。

　　公木一生经历过社会的动荡与巨变，也经历过个人生活的波折与坎坷。但是，诗人信仰不变，激情不减，“起来，投向阳光里！起来，投向音响里！起来，投向前进着的行列里！”（《自己的歌》）公木的心性和气质天生是一个诗人，激情不仅是一种诗情，更是一种人格。因为发自内心的激情是真诚坦荡人格的流露，在这种人格的支配下，公木一生爱也真，恨也真，诗之本也是人之本。

　　公木的人与诗都已融入了历史之中，他贡献于时代的是一个战士的心声。时代，给他的诗染上了悲壮而又激越的基调，诗人所唱的是民族的时代之歌。这支歌所表达的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之歌：“ 冬天的夜大旱绵长的呀！而我的小河直通到黎明的原野。我听到被黎明惊醒的树林里，播送出百鸟欢迎的合唱，我望见披着彩霞的太阳。”（ 《冬夜》）

　　公木的诗是属于时代的，因为他认为“生命便是诗人与时代的有机的结合。一滴汇入大海，一瞬连于永恒。总和才有才有风格”；
然而他的诗又委实是属于诗人自己的，因为正如诗人所说，“我”没有被“我们”淹没，“谐和，而不雷同。永远是这一个；
和则无限丰富，同便几等于零”（《读鲁藜<鹅毛集>》）。终于，“我把自己投进你的光圈里，我看见每个人头上，都照着同样的光圈。”（《我爱》）这种自我与群体的关系判定，已经不再仅仅是针对社会意识或者政治学意义上的个人与集体、阶级关系的辨析，而是上升到了一种对于宇宙本体的认识。这可以从诗人的后期诗作的题旨中更加明确地把握到这一点。

　　转折：历史的理性与诗人的反思

　　毫无疑问，公木诗中饱含着一种始终不断的激情。那份奋激与热情发源于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情愫，也来自于诗人个体人格的崇高和理性意识的清醒。

　　作为“五四”人文精神的第一代传人，公木以民主政治和自由个性为社会与人生的理想境界而孜孜求索，从而以一个“现代人”的精神特征而列于众多的诗人之中。正是这，构成了诗人在清流和浊水中都能独立不倚的精神支点，在春花或冬雪中始终冷暖自知的高风亮节。因此说，公木的诗是时代精神的激情显现，也是其具有现代理性精神的独立人格的再现，他以生命为诗，热情地为时代歌赞或歌哭。也以一种现代人的精神审视社会人生，富有深刻的批判意识和睿智的思想哲理。诗人喜欢用赤诚来赞美生活也不忘记用赤诚来领悟人生、观照社会。

　　50年代中期，他一改原有的诗风，由雄壮的歌唱转为深刻的批判。像《爬也是黑豆》、《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等诗作针对现实社会的阴暗和丑陋的政治现象和精神现象，进行了政治性和道德性的批判。应该说，公木诗作的批判基本上是从一般的既定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的角度进行的，是那种在维护和坚信社会主体或本质的光明、美好的认识前提下进行的有限批判。但是，即使如此，其人其作也受到了既定的批判。时任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的公木被下放到吉林省图书馆劳动，继而下放到五七干校做积肥组长。在经历了民族和个人的不幸之后，诗人的思想锋芒没有萎缩，只是更增加了一种深刻：“躲开太阳刺目的针芒，俯首注视大地，眼睛才看得真切清亮。头脑也才保持冷静。”（《葵之歌》）诗人以战士的性格与的头脑来思索人生社会的多种命题，用诗句来表明自己无愧无悔的热烈而清醒的追求。“缺陷永在，运动不止。地心的火种也许有一天终将熄灭，然而它却毁灭不了宇宙的谐和。”（《致一位不相识的诗人》）

　　激情是一个诗人的生命特质，但是，一个真正的诗人除了具有激情之外，还应具有自己的思想。单纯的激情不过是一种人生感受的宣泄，而思想则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判断。公木曾经说过，“诗以情感为主，但归根结蒂仍必奠基在理智上。”（《我爱》后记）公木是一个有着深刻而独立思想的诗人，这种思想即来自于他的人生体验，也来自于他丰富而深刻的学识。他是一位战士诗人，也是一位学者诗人，他的一生都在不断的学习与思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现实原在既往与未来之间，假若不善回顾，那么怎能前瞻？所以就会有一些古老的故事，总是要被一代代辗转地相传。”思想是人类的基本权利，独立的思想是当代人的个性价值的体现。思想需要有思想的能力，作为一个学者，他比一般人都具备了这种能力。

　　人都在性情之中，更何况诗人。公木是一个性情中人，甚或是一个激情的人，但却不是一个激进的人。在思想上，他易于激动而不偏激，稳健而不保守，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正是由于在了这份清醒才使诗人的追求变得既执著而又富于理性无论经受怎样的苦难和挫折也无改其志，我们知道，诗人的人生历程中几多风雨，几度春秋。在童年，他尝尽人间的辛酸；
在敌人的监狱里，领略那皮鞭和镣铐交响的音乐，还有来自于个人生活中的那“冒着毒烟的嫉妒”、“绝望的遗弃与被踱的痛苦。”（《自己的歌》）而在充满阳光的日子里，也曾有过被监禁和被放逐的不幸。人们都说，人生的每一次不幸都使人对人生加深一层认识。因为正直和奉献不被社会所理解和接受时，人们就往往对社会失去信任和关注，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曾有许多人因此而看破人生，最后要颠覆一切人生信仰的价值体系，粉碎群山而孤立于世，面对着人生和社会喊出“我不相信”的愤激之辞。而公木在经历了比前者多得多的人生坎坷之后，虽说也慨叹“炎炎盛夏之梦已破”，但却“终于找到真实的自我；
独立根须深深扎进泥土里”。（《葵之歌》）苦难，成了诗人的精神炼狱和思想的烘炉。“我从昨天来，我到明天去。背离长赓，面向启明长赓沉落天外，启明闪现心中。”（《夜行吟》）

　　与年轻的一代甚至也与年轻的自己不尽相同，经过人生与社会的波风浪谷，诗人原有的热情不减，又添了几分理性：“反思引起火炙样痛苦，痛苦又激发冷峻的思考与遐想。理想使痛苦光辉，痛苦使理想崇高”。（《我爱》后记）诗人歌赞灯标船的性格：“夜愈浓黑，你便光照得愈远愈明，遇到狂风以骤雨，你便愈有精神”；
诗人告诉世人:莫吧匆匆，莫吧风狂雨恶。只有林花谢了春红，枝头才会结满累累秋果；
诗人警示后来者，不要习惯于“从猎枪与独物之间，步量自由的短长，以为凌暴与吞啮就是万有引力。”不要习惯于“从拖着长长的尾巴的彗星的闪烁，来观察宇宙的广阔，以为它出现于黑暗又投入到黑暗。”诗人相信即使把诗人“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他也可以选定方向，“自由地眺望”。（《致一位不相识的诗人》）从这里，我们又看到远古诗人屈原精神的复活，这大概是诗人早年所著《屈原研究》时便已有了的情结。尽管这种追求的执著之中也含有追求的辛酸。

　　有人说，苦难也是一种财富。我愿天下人都尽量少拥有这种财富，因为它对于人生来说，毕竟太残酷了。但是，它确实又是对人的一种锤炼和考验，是对人生的一种丰富的体验。而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种考验和体验实在是太沉重也太珍贵了，它使诗人的思想得到深化，使诗人的人格得到升华，即而外化为诗，人格的诗和思想的诗。读公木早期的诗和后期的诗，激情不变，真诚不变，但是，与前期的诗相比，后期的诗又明显多了一种深刻，这种深刻是通过对于社会历史和个人经历的反思所完成的。在1973年那个寒冷的冬季，诗人在静夜里歌唱：“西风裸露了我的躯体，而夺不走我累累的果实。这日月与风雷结晶的珍珠啊，像一簇簇火星儿点燃在天宇。”（《棘之歌》）公木的诗，从对外宇宙的记叙逐渐转化为关于内宇宙的探询。从激情走向理性，这不是来自于他对当代政治的单纯反思，而是对人生的整体感受。

　　反思的结果不是失望，不是愤激，而是深刻。公木的人生追求不改，这不仅是一位战士对政治信仰的坚守，也是一个诗人对真挚人格的坚守。

　　超越：人类的智慧与哲人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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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诗人的人生历程中，从热情走向理性不仅是一种与年龄增长必然相伴的现象，而且是一种生命与思想交汇递进的过程。诗人从不断的欢乐与痛苦的交替中似乎看到了生活的本质与生命的意义:“快乐与痛苦，痛苦与快乐，是节奏，是旋律，是音韵，是天籁，是生命的浪波。”这种品味，这种认识都足以表明诗人的人生追求与艺术追求已进入了第三境界——智慧。

　　从一般层次上讲，智慧是对人生经验的一种认识和总结，但是，如果这种总结不局限于具体的经验感受，而是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普遍人生哲理，便成为一种智慧，丰富的知识结构和深刻的思想能力是达到这一境界的重要途径。因此说，智慧又是一种哲学思想。公木是诗人又是战士，是战士而又是哲人。几十年来的教师和学者的生涯，使他对于世界和诗的理解都多了一层沉思。特别是他近年关于老子的研究成就卓著，已引起了海内外的瞩目，这可能是公木晚期诗歌精神世界构成的重要思想来源。其实，由理性走向智慧的深层驱动并不完全是像公木所说的那样，是解读老子的直接结果。我倒以为更主要是他以诗人之心、哲人之性对自己和民族波动不已、悲喜交加的一系列过程的理解认识的结果。在他的晚年名篇《人类万岁》中可以看出，诗人是通过对历史、人生和宇宙的反思而获得了与老子哲学的接近、沟通。因此说，公木晚年诗作所表现出来的睿智实质上是他自己思想道路发展的一个必然归宿，他用自己的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而走向了老子的境界。是一种经过自身实践之后的思想认同，而不单纯是一种预先的理论启示。

　　即使是思想认同，公木晚年对老子的解读与接受的思想路向也是向上的、进取的，是切近中国现实人生的，虽说他的思考是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经过风吹雨打、日出日落，走入公木的诗歌世界，你感到成熟的不只是思想内容，也是思维方式：“我要从此岸过渡到彼岸；
彼岸变此岸，还有彼岸；
我要以有限追踪无限，无限成有限，还有无限。有无相生啊彼此迭代，其小无内啊其大无外。而大家无形，大音无声，大悲无痛。大乐无情”，“万事万物本来都是大成于大毁，大毁于大成。”（《人类万岁》）这不是道家佛理的玄言箴语的重复，诗人立足于现实人生，出神入化，总揽万物，“现实是历史的浓缩和结晶，理想是将未来把定加裁缝。而必然要通过偶然来实现，挥动实践的镰刀斩棘披荆。

不丧失一瞬间便可得恒久，身死而道不朽才算是长寿。漫说草野的声音单调而微弱，正是耳语的飓风鼓浪遏飞舟。”（《申请以及关于申请的申请》）这表述的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也是一个思辨的世界。在这里，诗人所探讨的不再仅仅是关于现实社会的个人体验，而是关于宇宙人生本体意义的探询。

　　老实说，老庄是一个极易被接受又极难达到真如和自我的境界。可是，面对这一玄妙的世界，公木既真诚投入而又有自己的独特理解。诗人进去又出来了，在其中而又不在其中。面对历史和现实，他的功力是足够的，学屈原的执著而不执迷于蒙昧，有老子的睿智而不超脱于世。我常常惊叹诗人的深邃，他用诗表述的是一个关于宇宙的解说，他把屈原式的“天问”还原为当代哲人的“天论”。很明显，这不是针对个人生活的体验，而是一种形而上的人类意识，是一种终极关怀。思索的结果不是虚无，而是自信；
不是历经磨难，人近暮年的彻悟，而是经验之后理性思考的升华，因为其中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和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然而，我又感到诗人的近作中往往是质胜于文，思想的引入往往是直接以哲学概念为构件的，似乎缺少一个艺术转化亦即诗化的过程，概念没有被诗化，甚至没有艺术的外衣，使得其中的内容与艺术之间并不很和谐。深邃但又赤裸的思想单独在诗人的精神世界中运行，诗的哲理性成为哲学的格式化表述。这也许是由于诗人的思考过于深刻而执着并急于表述所致。

　　公木其诗其人从热情走向理性又走向智慧，从亢奋走向清醒又走向通达，而紧紧伴随这一人生与艺术全过程的是那不变的执著与真诚。诗人的真诚和坦荡是人尽皆知的，无论是面对领导、老友还是学生，他都以同样的赤诚与之相处。特别是他与学生之间那种亲密与直率的交往令后人永世难忘，他是青年人的引路人，又是青年人的保护者。“诗人老矣童心在”，诗一直被公木视为联结“心与心”之间最好的联结与沟通。面对公木的诗歌世界，你感到是站在一位历史老人面前：“犁刻着皱纹，散披着银发的 童心，是真善美，是智仁勇，是有限向无限的升华。”（《读鲁藜〈鹅毛集〉》）公木晚年总爱和青年人说一句话“历史是河，人生是路。”他认为人往往不能左右历史，要在历史长河中随波逐流；
但是人生却是一条路，需要人自己去走，去开拓，特别是要在没有路的地方开拓出路来。脚比路长，人比山高。他的诗的品格和人的品格都是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正如诗人在自己最钟爱的早年诗作《我爱》中所写的那样，“你把一代的精神，赋以活的呼吸，吹向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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