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国学大师的天鹅之歌

　　《晚学盲言》

　　钱穆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已故著名学者严耕望把吕思勉、陈寅恪、陈垣、钱穆并列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除了他们各自戛戛独造的史学贡献，这四家中的两位还以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毅力，不约而同地创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动人奇观——各在已成盲叟的晚年还成就了一部煌煌巨著，这就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与钱穆的《晚学盲言》。

　　钱穆（1895－1990）生于无锡，终于台北，由一个无学历、无文凭的乡村小学教员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国学大师，为后人留下了《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朱子新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一千四百万言的著述。除台湾出版的全集，近二十年间大陆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巴蜀书社、岳麓书社以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陆续翻印了他的一系列著作。他一生殚精竭虑、笔耕不辍的动力，在于少年时代受梁启超“中国不亡论”的影响，系心于“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的问题，一生念兹在兹，至老不懈。他曾宣称：“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博伟大，所知甚浅。然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于今兹，从未后人。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这部经过六年笔录口授、反复增修至九十二岁高龄完稿的《晚学盲言》是他的天鹅之歌，也是他“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的集中体现。全书分为宇宙天地自然、政治社会人文、德性行为修养三部，凡九十篇七十万言，“大率皆久存于心，偶尔触发”后“随兴抒写”累积而成，其中心是比较中西文化异同。年登耄耋的作者自知其书不免“漫无条理，又语多重复”，不可能像他的早年著作那样结构严整，文气磅礴；
但好处是意兴盎然，所涉广泛，纵横开合，娓娓而谈，更容易使不同的读者得到不同的收获。

　　以作者对中国文化终老不稍减的热忱，加上他对西方文化显而易见的相对隔膜，《晚学盲言》中的一偏之见（例如什么“中国文学乃系长寿的，而西洋文学则多较短命”之类）跟妙言要道一样俯拾即是。但正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作者自述一生常处在“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而“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演讲如此，著述也不例外。我们不必同意他的见解，但我们不能不体会他的用心，因为作者在这里记录下来的由事变而引发的所思所感，正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宝贵见证。

　　离别大陆四十来年而已垂垂老矣的作者谢绝人事，长日杜门，但却心潮涌动，思绪万千。在论及创业与垂统时，作为“千古常垂之统”的例证，他深情地提到苏州园林：苏州以园林名，狮子林创自元代，拙政园创自明代，留园在城外，创于晚清。内容各别，各擅胜场，皆成一极高艺术境界，使游者生遗世之感，发思古之幽情，可以再至三至，屡至常至，不生厌腻。

　　他也深情地提到杭州西湖：

　　唐代有白堤，宋代有苏堤，循此以下，释、回增美，续有新建，成为千五百年以来一集体创业。此则创业与垂统，乃融成一体。以众名胜，成一总名胜，积新成旧，垂统亦同即是创业，到今已完成为一最佳最大之名胜。此可谓乃中国一种最高艺术结构，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所特具的一种艺术表现。

　　他还深情地提到了无锡的酒酿，苏州的糖果，昆明的米线，成都的豆花，自豪于“中国工业制造多成艺术品，亦在其世代相传，有垂统，商业亦臻艺术化之境界。烹饪工而兼商，亦至为至高一艺术。而中国文化传统之富有艺术性，亦可由此为证”。让作者嗟叹的是随着时代推移，“但争新，不守旧，自然风景中抹去了人文精神，风味大异，全无深度可言。若循此以往，兴改不已，西湖可以面目全新，而精神则一非往旧，今日全国名胜，乃至全国人文旧统，大体尽然”。而“不求暴利，不搏虚名，不务广告，不争宣传，货真价实，深藏若虚”的商业传统也已“只有新门面，更无老招牌。社会一切商场化，而商场则不得不成为资本化，仅求眼前暴利，商人亦有新无旧，则一国一民族之生命，又何所寄存？”我们同情作者在风烛残年回味昔日美景与美食时的心向往之、馋涎欲滴；
我们更不该忘怀的，是作者这至死不渝“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挽钱穆语）的诚志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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