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日本政治：面子与里子的温差

　　2004年的这个夏季，距离二战结束60周年仅剩一年的关键时刻，日本国内谋求修改宪法和国际上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调门明显升高，步伐有所加快，其与美国方面的战略互动也愈发微妙起来。

　　继美国助理国务卿阿米蒂奇不久前向来访的日本自民党干部传达了其支持改宪的“个人见解”之后，8月12日，关于日本谋求进入联合国安理会事宜，国务卿鲍威尔进一步表态说，日本若想成为肩负更大国际责任的常任理事国，修改宪法乃至关重要的一步，并坦言，“对第9条重新斟酌十分必要”。

　　此言一出，日本舆论大哗。朝野上下，政治家无论其自身的政治倾向如何，鲜有不做出激烈反弹者。执政联盟的自民、公明两党人士普遍认为：进入常任理事国与改宪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不宜捆绑”。鲍氏发言作为他的“个人感想”，“听听而已，其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更有“护宪”的共产、社民党议员对鲍氏发言“强烈抗议”：“对他国宪法，居然要求以武力行使的形式‘恶改’，绝对不能容忍。”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9月10日，美国总统助理哈德利在白宫对应邀出席美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的日本副外相逢泽一郎表示：“支持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正是布什总统和整个美国政府的想法。”

　　9月22日，小泉首相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第59届联大会议上发表演说，正式向联合国提出接纳日本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请求。这标志着，冷战后的日本联合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旨在入主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工作”开始倒计时。

　　改宪与否，“面子”是关键

　　众所周知，日本现行的“和平宪法”是战后由美国占领军主导的对日“民主化改造”的直接成果。用改宪论者的说法，这部被美军强加在日本头上的、翻译过来的宪法，“连文法都是英语的”。其颁布、实施58年来，在日本国内，“改宪论”从来就没有消声过，出现过数次较大规模的改宪动议和轰动一时的事件（如1970年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切腹自杀），修改的版本也不一而足。近来来，随着日本“普通国家”化进程的深入，“改宪派”已占国民大多数，“和平宪法”，特别是“永远放弃战争”、“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的“第9条”的被修改，几乎已经是时间问题。

　　国内如此，在国际上，日本也从来不回避围绕“和平宪法”存续的争论，有时甚至故意借所谓国际压力进行舆论造势。但是，出自美国政府高官之口的改宪动议，此为战后头一遭，如何应对，委实让日本政府骑虎难下，左右为难。

　　并非日本政府不想改宪。恰恰相反，自小泉上台以来，其所作所为可以说无一不是在为此而铺路。在一些有“战略头脑”的政治家心底里，实际上已然在酝酿一个大致的日程表。为此，从各种民调的实施、宪法修正案的策定，到法律环境的整备，乃至此项工程赖以推进的行政梯队的建设，日本正从舆论和法制两个维度上同时向改宪的目标逼近。

　　然而，日本政府深知，修改“和平宪法”绝对是一件伤筋动骨的大工程，操作起来谈何容易！《日本国宪法》第96条规定：“本宪法的修订，必须经过各议院全体议员2/3以上的赞成，由国会创议，向国民提出，并得其确认。此种确认，必须在特别国会投票或国会规定的选举时进行投票，必须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

　　为修宪打造了如此之高的门槛，想必当初无论是“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还是被强加者吉田茂，都没有想到有一天还要再去碰它。虽说现如今“护宪派”式微，改宪貌似大势所趋，但对于一个理智的政府来说，没有万无一失的把握，是断不会轻易启动改宪程序的。退一万步讲，即使真的“迫于形势”，日本必须于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前启动改宪程序的话，那话头也得由日本方面首先提出才行。否则的话，你让政治家如何向国民交待？世界上有哪一个民主国家，是受命于他国，才来修改自家宪法的呢？

　　58年前的1946年，当美国占领军当局把由惠特尼准将领导的委员会起草的宪法草案交给日本政府的时候，尽管后者对于这部把“万世一系”的神圣天皇变成象征、规定主权在民和放弃战争的宪法草案抱有相当大的抵触，但迫于48小时内必须给出“Yes or No”的压力（否则将由占领军当局单方面向日本国民公布），日本政府仅做了若干枝节性修改，便原则接受了该草案，并以《日本国宪法》的名义向全国颁布——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日本宪法的由来。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虽然小泉政府被公认为是日本战后最亲美的一任政府，但日本的国际地位毕竟今非昔比。因在对伊派兵问题上，跟美国太紧，被国内外舆论斥为小布什的“鹰犬”、“应声虫”的小泉，此次面对口口声声要让日本“作为对等的同盟国，肩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的美国政府高官的改宪动议，除了嘟囔一声“No”，来为自己多少赢回一些“体面”之外，确实也别无选择。

　　在日本文化中，“面子”问题绝非小事。大到内政外交，小到生意买卖，做事留有余地，给对方“撑面子”，可谓东洋社会千年不变的“潜规则”。只有给足别人“面子”，自己才会有“面子”。如果不走运碰上个把不解个中三味的二愣子（多数是“外（国）人”），伶牙俐齿，不依不饶，不但买卖不成，连脸皮都撕破了的话，那么在挨骂之余，自己还得顾及分寸，用尽可能从容的应对，为自个讨回剩余的“面子”。

　　明白了这个道理，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鲍氏一句“改宪”发言，居然会引起日本朝野如此之大的反应了。

　　首相与外务省的温度差

　　对日本政府来说，改宪是“百年大计”。遑论一代人、两代人，就是积几代人之功垂成也在所不辞。而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则是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联合国外交的具体目标。联合国改革，经10年的酝酿、难产，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关头。在其背后，还有美国的焦虑：基于对伊开战的动议在安理会审议时，遭常任理事国法、俄的反对而流产的挫折，美国急欲在常任理事国圈内增加“亲美”砝码，而“盟国”日本是当然的第一选择。贵为国务卿的鲍威尔甘冒“内政干涉”之大忌，向日本进言“改宪”，虽为异例，怕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良苦用心。

　　一个直接对秘书长安南负责的、包括中国前副总理钱其琛在内、由各国资深外交官组成的高级咨询委员会将在今年12月向联合国提出改革方案，而这个方案，很可能会在明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第60届联大上付诸表决，成为今后联合国改革的指针。所以，日本把第59届联大闭幕后、改革方案出台前，对伊派兵又出钱的“国际贡献”有目共睹的今年秋天，看成是“过这村，没那店”的“最后的机会”。

　　不过，只需对日本近年来围绕成为常任理事国问题而展开的系列外交动作稍加考察，便不难发现，日本政治领导集团内部在对此问题的应对上，存在着相当的温差：大致说来，外务省官僚为“激进派”，小泉首相则是“保守派”的代表。

　　8月，外相川口顺子在外务省设立了旨在推进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进程的“联合国强化对策本部”，并在成立大会上，用“以伊战为契机的联合国改革的机运上扬”来勉励外务省干部：“最好和最后的机会，岂容错过。”随后，出访中亚四国，寻求对日本的支持，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与外务省的积极出牌相比，小泉的态度耐人寻味。日本政府首脑在联大发表演说，上一次是在1996年。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以“在不实行为宪法所禁止的武力行使”的前提下，“准备作为常任理事国来承担责任”的谨慎措辞，向国际社会表明了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意愿。到目前为止，日本在该问题上最高调的表达，是1999年高村正彦外相的联大演说：日本“愿作为常任理事国履行更进一步的责任”。但何为“更进一步”，前提是什么，其与“和平宪法”的关联何在？高村演说，在当时曾被看成是“激进”的标志。而此时，被焦虑煎熬得更加“激进”的外务省官僚们所寄望于小泉的，恰恰是借此机会，向国际社会“强烈宣示日本的意愿”，“传达日本具有（成为与‘五常’同等的常任理事国）资格与意向的信息”，并在强度上超越5年前的“高村型”。至于宪法问题嘛……按民主党实力派人物小泽一郎的想法，完全可以用重新“释法”的方式来寻求突破，就像十几年前的《PKO法案》一样。

　　而小泉的应对，只能用暧昧来形容。他担心，如果日本无视宪法框架，一味要求与“五强”对等的权利的话，有朝一日，像今天在伊拉克的美英驻军一样的武力行使成为日本无可推卸的“责任”时，日本该怎么办？因此，应当“力求避免给人造成翻脸不认账印象的措辞”。事实上，就联大演讲的“基调”问题（实际上是日本将以何种形式成为常任理事国的问题），直到出访中南美3国前的最后一刻，小泉与外务省方面的紧急“协调”还在继续。

　　其实，小泉在常任理事国问题上持谨慎态度并非自今日始。1994年，当时的外相河野洋平在联大演讲，向联合国首次提出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诉求。一些国会议员意识到，日本的情况不同于现有的5个常任国。为避免出现由外务省官僚主导的“独走”局面，他们结成了“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反思会”，从国会的立场牵制政府“过于积极的姿态”，小泉担任了这个议员集团的会长。

　　尽管在小泉赴美之前，日本政府最终确立了“在现行宪法之下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方针，但毋庸置疑，9月22日的小泉联大演说肯定是与国内“激进派”妥协的结果。其能否超越“高村型”表述，成为日本联合国外交的“拐点”另当别论，但注定不会有外务省官僚所期待的“冲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一个与现有的‘五常’不同的常任理事国，不亦乐乎？”

　　最现实的，也是最忌讳的

　　在经历了冷战、后冷战、“全球化”及刚刚拉开序幕的“反恐”时代之后，进入21世纪的联合国，其成员国从创立之初的51个增加到现在的191个国家，而作为其核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依然延续着“五强”（即5个战胜国）的“战后体制”。毋庸讳言，从《联合国宪章》的某些内容（如“敌国条款”），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已大大脱离了战后60年世界发展的现实。以常任理事国的“扩编”为起点，改革联合国现有体制，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人类和平与安全的公正平台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如果暂且不去考虑地区加权因素和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因素的话，在有“资格”当选常任理事国的几个“候补国”当中，德国被认为是日本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与日本相比，德国做事低调（基于自身的外交哲学和“外冷内热”的外交艺术，其政府首脑绝少在联大演讲，对当常任理事国事宜很少正面宣传，从未要求撤销“敌国条款”），并且已经顺利突破了国家认同（“作为西方强大社会共同体的一员”）、历史问题（赢得了前“敌国”法、英等的鼎力支持）和法律（相当于宪法的《基本法》已认可德军作为正规“军队”的存在及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合宪性”）的瓶颈，获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据有关专家通过“定量分析模式”（DELPHI，也称“专家评估法”）分析得出的结果，自恃为“第一候补”的日本在实现联合国外交目标上的总体优势反而不如德国。

　　日本政治、外交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公开打出的目标、理念与将其付诸实现的实际行动之间乖离过大。1956年日本加入联合国后，提出了“联合国中心主义”的口号，并把它同“与自由主义各国保持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一起，并列为日本外交的“三大支柱”，公开宣称要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然而，近半个以来，日本政府并未把它真正落实在操作层面上，得以秉承并一再强化的，其实是“日美安保条约”。所谓“联合国中心主义”，终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其国家认同、亚洲认同及对“和平宪法”的认识中。

　　日本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和经济支援有目共睹，这也是日本“志在必当”（常任理事国）的自信心的最主要来源。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日本过于张扬的宣传攻势和动辄拿削减会费预算说事的做法，多少起了（或正在起）副作用，使其本来应该更多的得分打了折扣：联合国会费毕竟不同于“ODA”（政府开发援助），由你说砍就砍。按照联合国现行的“能力支付原则”，会费的分摊，基本上是按照各国GNP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来决定的。美国贡献第一，但没听说过华盛顿对此有何怨言（虽然拖欠比较严重）。德国是第三经济强国，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也居第三，可很少听到德国的牢骚。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老二、老三都是富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谁当选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此外，日本政治家屡屡在国际性场合把联合国比喻成“公司”、把安理会比喻成“董事会”，认为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股东”，理应成为“董事”（常任理事国），令一些国家质疑其“财政贡献”是一种变相的投资行为。

　　“我们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是日本津津乐道的另一个“优势”。果真如此吗？在安理会拥有一张否决票的俄罗斯（及前苏联）不止一次投过日本的反对票；
1998年，由于“咖啡俱乐部”（阻止日、德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在联大开会期间结成的组织）的猛烈阻击，一度被认为极有可能实现的“拉扎利方案”（即“24国方案”）遭流产。如今，这个“俱乐部”进一步壮大，成员国已增加到30多个。

　　即使是日本最坚定的盟友美国，对它的支持也多停留在口头上。《朝日新闻》专栏作家船桥洋一指出：“过去10年，日本联合国外交的最大壁垒是美国。美国嘴上倡导联合国改革，也一再表明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但从来没有实行过将支持化作行动的日美政策协调。现在到了正面突破的时候。”

　　事实上，在日本的常任理事国冲刺中，所遭遇的最为强大、现实的阻力不是来自俄罗斯，不是美国、韩国，甚至也不是朝鲜，它来自中国。对此，日本虽然心知肚明，但却不太愿意公开。在一些正式场合，日本官员、政治家总在试图掩饰这一点，甚至故意用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语气支吾说，“其实，中国也理解和支持日本的立场”云云。这说明，中国已成了蒙在日本心头的一块“塔布”（Taboo），大家都很忌讳，总想绕过去，却总也绕不过去，于是就变得越发忌讳了。

　　截至到目前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对日本的表态仅仅限于“理解”的程度，从来没有表示过公开的“支持”。在一些非正式性的场合，甚至流露过些许不满情绪。船桥洋一在其专栏中曾经提到，中国总理温家宝会见德国首相施罗德，在“期待德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的正式发言之后，淡淡地说，“德国清算了过去，而日本还没有”。言外之意，“还没有”“清算过去”的日本，“没有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

　　去年，“对日新思维”论者之一时殷弘，曾呼吁中国在历史问题上放日本一马，“择时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也不无日本方面的因素），至今看不到这种学界的声音被“政策化”的希望，而不知不觉间，日本重登联大讲坛，再次叩响了安理会的大门。

　　如果说，包括最近的“对日新思维”大辩论在内的中日关系讨论，在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上，还算就事论事地进行理性探讨的话，在目前这个联合国改革在即，日本能否如愿胜出正变得日益微妙的“节骨眼”上，中国的“舆论”多少给人以“拿历史问题说事”的感觉，“话语泡沫”也在增多。众多学者的“中国不必扭扭捏捏”（意即干脆利索地对日行使否决权）、“坚决阻止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声音，不可能不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历史问题的滞后效应带来的必然反应，借用一个日文词汇，叫做“相乘作用”；
用时髦的传媒学的说法，叫“沉默的螺旋”。说的都是一件事：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像河里的泥沙一样，应该在一定的时期内予以彻底的清理。否则必会淤积，在河口处形成瓶颈，使正常情况下会顺利通过的流量遇阻而无法通过。

　　基于这种状况，有学者预言，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问题，将会“遥遥无期”。而日本方面，对此似乎也有心理准备：在小泉奔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夕，共同社发表了一篇“焦点”评论，题目就叫做《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面临巨大壁垒》。

　　（注：原文发表于《南风窗》10月上号，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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