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道德承担匮乏的中国出版界

　　在出版业泡沫化愈演愈烈的大趋势下，我们确实已越来越难找到优秀的本土原创作品。2004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将和许多已成为经典的中文原创作品一起为中文出版业挽回一点荣誉，可惜这样的好书实在太少太少了。当今出版业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大量引进版图书对原创作品的冲击，其中充斥着粗译滥译、不负责任的译本，在内容、选题的选择上尤其显示出急功近利、物欲第一的心态，这是出版道德面临的重大考验之一，也是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引进版图书来势之凶猛、炒作力度之强劲都是前所未有的，引进的目的主要已不是为了给中国读者增加新知，打开窗户，提高修养，认识世界，而是猎奇、猎艳、故弄玄虚，充分发掘利用盲目追星族的窥隐欲，大做文章，大捞一把，至于图书本身的文化含量、知识含量、精神含量几乎已不予计较。

　　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业对利益最大化的疯狂追逐已把自身降低到了和一般物质产品相同的层次，逐渐放弃了自身应有的底线，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中国所有的引进图书，商务印书馆的老牌丛书“汉译名著”对中国人的恩泽将是长远的。读书求知生活三联书店引进的许多学术精品，以及大量翻译过来的世界各国的文学名著，乃至科学著作（如湖南科技出版社引进的《爱因斯坦全集》）等等都大有益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然而这些书在近些年让人眼花缭乱的引进图书中已不再是主流，反而退居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个不读书、尤其不读好书的年头，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遭遇了沦落“五元书店”的尴尬境地。这一方面是读者市场庸俗化导致的问题，另一方面出版界更是难辞其咎，正是他们将大量包装精美却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垃圾图书引入中国，误导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学术名著、文学经典多累人啊，而娱乐性的、不负责任、没有精神负荷的引进图书，那些纯粹一次性快餐式的读物读来确实轻松，不需要动脑筋，不需要严肃、认真的思考，只要人云亦云，跟着铺天盖地的广告走，跟着感觉走就可以了。说句不无危言耸听嫌疑的话，这实际上是在戕杀一个民族的生命，长此以往，我们愈加沦为浅薄、无知、不学无术的高等动物。这与世界接轨，向现代化之路迈进的宏大目标是相背离的。试举几例，以见引进图书冲击中文原创危机之一斑：

　　一、翻译名著的粗糙。世界学术名著、文学名著这几年照样也在引进，这诚然不是什么坏事，但由于译者的中、外文程度和人文素养的缺陷，以及敬业精神的缺失，中译本往往显得晦涩，甚至支离破碎、不堪卒读。至于错译、误译、任意删改之处往往不为人知（读者毕竟不可能都有能力读原著）。加上编辑水平普遍性的下降，和职业道德问题，说实话，现在也确乎很难找出认真负责、严肃的象样编辑了。想起当年叶圣陶们做编辑时的一丝不苟，不禁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反映在出版业同样如此，以商务印书馆百余年的金字招牌，中国出版业的佼佼者，我手头就有一本它于1999年8月出版的西塞罗的名著《国家篇法律篇》，可是封面上赫然竟是《国家篇法津篇》，这样一个校对上的小小错误可以原谅吗？白纸黑字，印在那里，斧头也是劈不掉的，何况是在封面。像这样印数不过三千、读者有限的古典译著想必是没有人盗版的。你尽可以说这不过小事一桩，何必咬文嚼字，“律”和“津”不是差不多吗。然而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现在出版业的职业操守普遍缺席的问题，从开始自居“出版人”的当家人到普通编辑、校对，无不如此。翻译、引进异国的文化是一项非常崇高的事业，决不仅仅是赚它个盘满钵满这么简单。远的不说，自严复在19世纪末的暗夜里翻译了《天演论》以来，一百多年间我们曾涌现出许多第一流的翻译家，如傅雷、朱生豪、查良铮、杨宪益、何兆武、贺麟、许良英……这是一串我无法一一列举的长长的名单，正是他们，几代学贯中西的学者孜孜不倦，为古老的民族引入了大量代表世界水准的文学艺术作品、学术和科学著作。他们的译笔或许不是尽善尽美的，他们的眼光或许受到时代和其他因素的局限，但他们开阔的视野、他们包容的气度，他们负责的精神，都是今天许多粗制滥造的翻译者们所无法想象的。这已经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触及出版管理机制、出版自由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二、更严峻的是，上述外国名著中译本在引进图书中已退居次要位置，充斥图书市场的是作为一次性消费品的次品、赝品、伪劣产品，即使在其本国也是不入流的，靠广告吹嘘出来的，是商人精心策划的结果。前几年被炒得热火朝天、有人大捞特捞的一些书，如《谁动了我的奶酪》《学习的革命》等，其实并无什么思想含量，却被吹得天花乱坠，仿佛有点石成金之效，让国人侧目以视，趋之若骛，几乎到了人人争相阅读的地步。青少年和平时读书少的成年人自身缺乏判断能力，除了跟风，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一本本来稀松平常、可有可无的引进图书一经炒作，一夜之间就会身价百倍、洛阳纸贵。出版业追逐利益本是正常的，但过分追逐利益最大化、利字当头，必然会导致“书将不书”的严重后果，在引进版“奶酪”大行其道之际，国产版“奶酪”更是风起云涌，发了疯似地以最快的速度跟上，前前后后至少有十来种“奶酪”问世，几乎一时间举国争说“奶酪”。这真是21世纪之交的怪现状。究其原因首先是出版业的短视和急功近利造成的。正如有人说的，这不仅是出版现象，更是弥漫全社会的普遍的文化现象。老实说，上面举的这几本书还算不上是最糟糕的。

　　　　三、少儿图书市场差不多已成了引进版一统山河的局面。类似《哈利波特》、《冒险小虎队》这样的儿童读物以其惊人的发行量取得了无可争议的龙头图书地位。你可以说这是读者自觉选择的结果，不能怪出版业，数字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文革”期间“语录”、红宝书的发行量又当如何解释？很多时候读者市场的培育是一个刻意引导的结果，儿童（乃至家长）的辨别能力、选择能力都非常有限，出版商在后面有意的引导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相比之下，中国本土原创的儿童读物已沦落到无足轻重的地步，因为没什么发行量，出版业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现实考虑，不再重视推出本土的原创儿童读物，更不会致力于发现新人新作。长此下去，有多少中国孩子将成为哈利波特魔幻世界的俘虏，与那些沐浴着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的光辉成长起来的孩子相比，他们缺少的是对真、善、美最朴素的认识，对人性的探寻，对智慧的强烈乐趣等。现在的孩子几乎已对此不屑一顾，我的儿子正在上小学四年纪，对安徒生童话之类毫无兴趣，我不禁想--难道真正的童话真的已过时了吗？尽管熟悉出版业情况的朋友告诉我，安徒生的作品一直在热销之中，但由于安徒生没有版权，所有出版社都可以出，所以利不大。国内许多出版社主要还是靠出版名著生存，特别是文学类出版社，名著并没有衰落。但我依然感到忧虑。

　　四、追星的背后是利益最大化的驱动，现在出版业愿意以最大的资金、最多的精力投入明星畅销书（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异国的）的炒作，却不愿化哪怕不多的经费引进一些有益于世道人心、文明进步、提升人类精神生活质量的图书，更遑论出版有价值但市场有限的本土优秀原创作品。克林顿因桃色新闻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人，他的夫人希拉里的自传也因此成了出版社瞄准的摇钱树，因为急于上市、时间仓促及其他原因，居然还闹出了未与作者商量就擅自删改部分内容的跨国“官司”。从球星到脱星，只要是星无不在图书市场上火一把。这些娱乐性至上、精神性缺席的引进图书占据了最好的中文出版资源，浪费了大量纸张不说，对公众更是产生了渐在的误导，使国人误以为外国只有性丑闻，只有足球和光屁股明星。出版业本应担当起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和教育、新闻等行业一同重塑民族的未来，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它确实担当不了这样的角色。

　　以上所述挂一漏万，而且只是一种浮光掠影的印象，远不能全面概括引进图书冲击中文原创图书及中国书业的危机。但仅就我极为有限的观察，也足以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出版业就是从引进西方学术名著起步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风行之后，他相继译出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许多西方经典，为近代中国因如了新的思想资源，启迪了、影响了不止一代人，其中包括了鲁迅、胡适、陈独秀在内的“五四”巨人们。“严译”的学术名著和不懂外语的林纾翻译的“林译”西方文学作品，让国人开了窍，看见了一个更为丰富多彩的世界，毋庸置疑，当年出版“严译”、“林译”的少年期中国出版业功不可没。这两个福建人的译本不仅有精神价值，而且有物质效应，用庸俗的话讲就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我相信这样的书现在不是没有，而是不少，只是中国出版业不愿化心思去做罢了。我们探讨出版道德就是要对21世纪的出版业提出这样的希望和要求。据我所知，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多年未能出版，最后只好自费印了几千本，却广受读书界的欢迎。象这样的好书不能公开出版，难道不值得出版业深思吗？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由于出版环境的限制，出版社、编辑能自主发挥的空间很有限，作为读者我对此只能深表理解和遗憾，但不能因此而推卸自身的责任。道德上的承担不是一个高调的要求，而是做人的底线，就出版人而言也是先做人，然后才是做一个出版人。想想过去，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张元济、王云五他们在商务、陆费愦等在中华都曾出版大量优秀读物，其中也有许多引进的外国经典，但更多的是中文原创作品，以商务“大学丛书”为例，仅原创的学术专著就出了52种，如冯友兰的《新理学》、《新原道》等、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钱穆的《国史大纲》、王世杰和钱端升的《比较宪法》、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传世之作，涉及到哲学、语言学、史学、法学等多个学科。即使在血与火的抗战期间也没有中断过出版高质量的学术文化原创著作。商务印书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蒸蒸日上，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中流砥柱不是无缘无故的，它并没有因为出版这些有重要价值、的原创作品而影响经济效益。一些规模较小的出版机构，如北新书局、亚东图书馆和晚些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开明书店等也因为出版鲁迅、陈独秀、胡适、沈从文等人的原创作品而饮誉当时，名垂史册。因而，我深切地感到，中国出版业现在面临的急迫问题不是急于找外因、找借口，而是自身的道德反省。尽管我深知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没有出版自由,但出版自由也是争取来的,不是坐等来的。

　　毕竟出版不是市场的附庸，也不是其他什么的附庸，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独立的尺度，它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传承功能，无可争议应有展开的文化担当、文化责任和文化自觉，尤其处在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转型时代，更应该为国人提供更多、更优秀的读物，为国人引入新的精神资源，引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推出有价值的中文原创著作，提供本土产生的新的精神食粮，人在吃饱了饭之后终究还是有着更高的追求。对中国出版业而言，这已经无法回避。在写这篇小文的过程中，我一再地想到对出版道德的批判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常识问题，所以不揣冒昧将自己的点滴感想写出来，不是基于某种“理论”，而只是我的切身感受，一点常识判断而已。我多么希望我的批判都是不着边际的、错误的，那将是中国出版业之幸、民族之幸。毕竟出版是千秋之大业，功不仅在当世，也是在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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