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学者李炜光和他的宪政梦

　　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克巴士底狱之夜，当路易十六听到消息时询问身边的廷臣昂古尔公爵：“这是一场叛乱吗？”昂古尔回答：“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任何一个社会出现足以颠倒乾坤的危机，前兆必然是财政危机”，在《逃往瓦朗纳斯》一文中，李炜光将宪政-财政-危机-革命的关系，像解剖麻雀一样清晰地呈现给世人。
　　 “法国大革命，财政改革、三级会议、网球场宣誓、国民制宪议会、攻克巴士底狱、瓦朗纳斯、断头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被他如画卷般展现在读者面前。其风格，亦如他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近观中国税改》一样，对历史事件如数家珍，对现实清晰洞彻。
　　宪政财政第一人
　　央视《百家讲坛》的《正说包公》，将李炜光推到公众视野的前台。治史，而不拘于史，将历史拉近现实并屡出成果，显示了他的学术功底和对现实的忧虑。“百家讲坛当时找我讲历史，因为他们看到了我历史方面的著作。”
　　《中国财政史述论稿》、《魏晋南北朝财政史》等著作，确立了李炜光在中国财政史学界的地位。从宪政角度研究财政，使他的视野脱离了就财政论财政的狭窄空间，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
　　经济学者韦森评价说：“在财政学、税学，尤其是在财政史、税法学方面，李炜光教授均是国内著名的学者；在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李炜光教授也是真正的专家里手。”
　　对于为什么要从宪政角度解释和研究财政，李炜光道出了其中的原委：“中国人对宪政不太熟悉，宪政经济学至今未被纳入中国财政学和税收学的教育内容中，我们现在还是把财政学当作纯粹的经济问题来研究。”
　　最近李炜光参加了宪政学者蔡定剑辞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活动的参与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对李炜光的评价是：“从宪政角度研究财政，至少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李炜光是第一个。”
　　2008-2009年《中国税权手册》的主编岑科回忆，手册的发布会请了李炜光，他专程从天津赶来，对传知行这批年轻人的行动给予了鼓励。“他很热心，尽管他的专业是历史，但是他从研究历史回到现实，关注现实问题，很有社会责任感。”
　　李炜光还被聘为民间学者刘军宁创办的九鼎公共研究所研究员，二人发挥各自的专长，互补短长。回想与李炜光的合作，刘军宁感慨：“炜光是个非常好的人，为人厚道，他做的研究非常重要，大部分财政学者都是站在政府立场上，很少有人站在纳税人立场上说话。他不是想着如何搜刮民脂民膏。这样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学者，国内应该越多越好。”
　　民间研究机构传知行研究所创始人郭玉闪从2007年开始做《中国税权报告》，结果发现他们做的东西其实不少都被李炜光论及。去年，他又与李炜光合作，推出更通俗的宪政财税知识读物《纳税人词典》。2012年初，李炜光主编的这本书就要付梓。
　　李炜光强调，自己在宪政财政经济的影响在体制外。不过，他的学术影响和人品仍然得到了官方研究人员的认可。在财税界，无论体制内外，宪政财政其实在学术上是一种共识。郭玉闪介绍说，李炜光与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是朋友，但他们这两年联系不多。
　　“他太忙我也太忙，而且我俩走的路数又不太一样。我和贾康沟通没有困难。”李炜光平和地说。
　　李炜光早期的几篇文章很多都是贾康给他发出来的。他的一篇文章 《公共财政的历史使命》，在贾康主编的《财政研究》上连发了两期。《财政研究》很少两期连载，但贾康为他破例。有学生请教贾康关于宪政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贾康直接说你不要问我，你去问李炜光老师，他在这方面研究得最好。
　　不久前，《南方都市报》就今年1到10月份税收增长比较的问题，分别采访了李炜光和财政部科研所研究员苏明，写得好像二人在PK，因为两人的立场完全不一样。李炜光承认：“我的一些想法他们不能接受，有的时候会当面撞车。”
　　因职称成名
　　李炜光1954年出生于天津，是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历史具有偶然性，他的成名，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偶然。
　　2000年，随着《中国财政史述论稿》出版，他被评上教授，两三个月后，就面临一个机遇――天津财大要遴选首席教授，“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其他学校的专家到我们那儿去评，大家申报然后评选，我非常意外地越过了前面的五六个教授成为了首席教授。”
　　申报首席教授的时候，他还在外地，回来就急慌慌交了几份材料。因为觉得没希望，他对这种遴选也不是很认真，“我还咨询了别人，人家说我没戏。我就不太当回事。”后来宣布的时候，他居然迟到了，“我进去以后觉得现场特别安静，迟到的人比较显眼，我就赶紧找个地方坐下。”
　　“人事处长念念念，全校三十多个专业只有8个首席教授，突然他念到我的名字，我当时脑袋嗡了一下，没有任何准备。”那次遴选，整个学校对这个事很关注，校长还给李炜光敲了警钟：“你这个首席教授是比较有争议，因为有人不服。”
　　有人到校长那儿反映，说李炜光不过就是搞财政史的，怎么能成为首席教授呢，而且刚评上教授几个月。“这一下把我架在那儿了，这学问我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了。校长说你不能让我失望，我的想法就是我不能不行。”
　　2002年春节，李炜光在假期里写了一篇论文，这就是在学术界极具影响的《公共财政的宪政思维》。3月，他将文章寄给了《战略与管理》杂志。“我想认认真真地做学问了，也不是想出什么名，就怕3年以后被人弄下来，因为首席教授3年一评。”
　　文章在当年6月发表。“杂志的编辑把我的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发表。”
　　李炜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学术界，《战略与管理》的地位非常高。“虽然这篇文章现在看起来写得也不怎么样，但当时我下了很大的功夫。”李炜光回忆。
　　他随后发表了《现代税收的宪政之维》，直陈中国“现行宪法在公民权利和国家架构等方面的规定，在形式上与大多数西方宪政国家的宪法很相似，但宪法文本在税收宪政精神和制度规定方面的欠缺却是明显的” 。
　　他感言，宪政精神与文化，是中国税制构建中被忽略的核心要素。
　　爱热闹的独行客
　　李炜光爱读书，而且很杂。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苏联元帅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林达的《深入美国三部曲》，都是案头常备。“我就是看热闹。他们的人生经历会对我有影响，这个影响很难说具体是什么，但肯定是有帮助，比如面对困境的时候比较乐观。”
　　他永远喜欢热热闹闹的，喜欢一个人逛一个城市。他经常收到邀请去某个城市做报告，搞学术交流。“主办方说陪你一圈，我一般都拒绝，就一个人逛。这是一个习惯，没有什么原因，一个人更自由一点。”
　　因为观点相似，性格相近，李炜光与章立凡成为朋友。以史为鉴，二人心有灵犀，在记者面前，章立凡评价这位好友：睿智、博学。
　　采访临了，李炜光提到了包拯唯一的一首诗《书端州郡斋壁》：“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他还特别寄语：“真诚地面对世界，面对他人，你会有好的回报。”
　　对话李炜光：
　　我的宪政财政理论的影响是在体制外
　　人物周刊:今年是辛亥百年，作为财政史学者，你如何评价？
　　李炜光：清末立宪派差点就成功了，这非常让人痛心疾首。清政府建立了资政院，咨议局也是它自己建立的。体制内的改革改到那种程度很不容易了――让一个皇权的体制接受立宪，这种政治改革非常不容易。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制定1911年财政预算的时候，基本上按照的是西方的做法。
　　人物周刊：清政府1911年的财政预算，很大程度上采用了西方的做法，这是不是说当时的预算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民主预算的要素？
　　李炜光：有，趋势非常明显，议员们在1911年的时候已经大刀阔斧地砍预算。当年就把清政府提交预算额度裁减了一大半下去。那还不是真正的国会，清政府自己建立的资政院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当时资政院的会议记录，现在出版了。议员基本上由官场人士、知识分子等精英组成，还有一些地方的实业家。当然有一部分议员是“钦点”的，但还有一部分真的是选出来的。这些人聚集起来开会，审议政府的预算、政府的施政行为，包括军机大臣的去留问题，讨论都非常精彩。
　　人物周刊：清政府垮台后，五四运动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宪政，反而陷入不断革命的漩涡，或许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有关。知识分子应该反思什么？
　　李炜光: 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有左倾的传统。例如在延安的政治前景还不是十分明朗的情况下，那么多青年就奔赴延安。延安对比腐败的国民党，显得很廉洁，对知识分子有吸引力。
　　我认为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从那样的时代走过来，尚处在一个很不成熟的状态。虽然教育不错，出了很出色的思想大师。你还是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思考中国的出路时特别冲动，极易被那些蛊惑人心的口号迷惑。也存在能对激进的革命进行反思的知识分子，但是太少了。
　　人物周刊：“文革”后平反了冤假错案，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十余年间，社会意气风发，创造力迸发，但90年代后，很多知识分子沦为功利主义的俘虏，谁之过？
　　李炜光：现在知识分子都在追求经济利益，整体上堕落了。知识分子如果从精神上堕落，那就无可救药。
　　要反思中国历史，需要观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早期知识分子那么具有革命的使命感，投入到社会改造运动中去，很多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后来落到这样一个结局和处境，是非常悲哀的，这是一出悲剧，而且都快演完了――大局已定，再演也是这样子。知识分子到现在这样堕落，实在令人无法接受。
　　人物周刊：你呼吁建立的税理学这门学科其实并不单纯是财政学、税收学的分支，更像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在你的研究中，如何从财政推导出宪政、财政民主？
　　李炜光: 用宪政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财政不仅是经济问题。我们在谈到税收时是在谈一个政治问题，关系到政治权利的运作和设定，虽然财政的表象是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关系到各个利益主体之间权力的分配。在再分配环节，财政税收这一环完全是政府在运作。这与企业公司的收支不同，研究财政问题要首先看到它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将宪政知识纳入思考范畴，而且与财政相关学科里也必须涉及到宪政知识。
　　人物周刊：有财则有政，无财则无政。相对政府而言，民众总是弱势的，国家权力主导的利益分配，涉及到权力的边界，其中公私如何做到分明成为问题的核心。
　　李炜光：财政和军事、法律很相似，也是一种强势的国家权力，它的背后就是军队、警察、监狱等强制国家机器。
　　当征税这种如此强势的国家权力遇到“手无寸铁”的公民权利，双方处在非常不对等的地位。一个法治、民主的国家，必须要在公权力和公民权之间划定一个鲜明的楚河汉界：哪些领域是国家权力可以运作的，而哪些领域公权力不能进入，是私人的领地，是公民的权利。这些就属于宪政问题的讨论范畴。
　　宪政理念的本质在于给权力设定边界：一方面限制、约束权力，一方面保障个体自由和财产权。为什么一定要划定公与私之间的界限呢？因为国家拥有强制性的权力，而另一方面公民为了生存必须有财产权和个人自由这些权利。公民是“被统治”的对象，不像国家一样拥有监狱、警察等强制的“权力”，他拥有的是不具强制力的“权利”，除了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之外，公民没有其他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公民处于这样一种天然的弱势，所以需要引入宪政观念。
　　人物周刊：宪政之下的财政属性是公共财政，9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提公共财政这个概念了，当时还出现了国家派和公共派之间的争论。中国公共财政改革这么多年来是什么状况，有哪些不足？
　　李炜光：公共财政从1998年开始改革，和李岚清有一定关系，他比较早提出中国要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有远见，但当时财政学界的主流是反对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占上风。
　　国家分配论一直是中国财政学界的主流观点，而宪政财政恰恰是个很边缘的学科，到现在也没有被很多学者接受。我们看全国财政学年会、全国税收学年会，也很少会有相关的论文提交。我的宪政财政理论的影响是在体制外。
　　财政学、税收学离政府最近，财政税收是政府的施政行为，在中国，对它的研究也以政府为主。你看，中国的财政学会和税收学会基本上由官员组成，学者几乎是陪衬。
　　由于这样一个学术格局，政府很难推进宪政财政。公共财政只是我们对政策的叫法，而真正的公共财政，理念就是要限制王权和保护私权――真正的公共财政以此为特征。
　　这个不光是我个人的看法。1998年中国就开始推进财政改革，现在已经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公共财政越搞越不是这么回事，越搞越不像了。
　　人物周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宪政方向感兴趣的？
　　李炜光：1998年，刘军宁出了《共和•宪政•民主》一书。那本书启蒙了很多人。我老早就买了搁在书架子上，买的时候因为看见里面谈及税收的问题。我一读，很震撼。当然现在看这本书也不震撼了，因为它讲的是基本的宪政原理。
　　实际上军宁已经把无限政府和税收的关系指出来了。我有研究财政史的基础，顺着他的思路思考中国的税收问题，思考中国的历史演变过程，觉得太有道理了。马上就知道我的思想可能要发生变化了。
　　人物周刊：宪政民主，包括了宪政与民主两方面的内容，互为因果，有了选票，就有了宪政？还是有了宪政，才有选票？
　　李炜光:宪政还不是民主。民主讲究个体自由和社会正义，民主的运行机制是靠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告诉我们有选票也不行，除了民主还需要宪政，因为多数人也有可能出错，这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苏格拉底怎么死的，不就是大家投票表决的么。
　　人物周刊：现在有学者希望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宪政结合起来考察，比如胡星斗认为墨子是弱势群体的代表，墨家也是国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主张宪政社会主义和可控民主，秋风的《儒家宪政》更是引起了广泛争议，作为历史研究者，如何评价？
　　李炜光：我们只承认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思想有宪政的萌芽，而且这种萌芽很可贵，我们把它挖掘出来作为中国宪政的转型的思想依据。我们把传统思想融合到现代的智慧里，使传统文化焕发出应有的价值，这是可行的。
　　我和秋风是朋友，我听京戏就是受他的影响，现在真有点替他担忧，因为他也是个自由主义者，宪政也是他的目标，大家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可能他需要反思自己对中国历史的有些看法是不是过于绝对了。
　　老实说我们就得老老实实地去学西方的宪政思想。西方宪政的历史非常长，如何限制一个非常强大的王权，他们摸索实践了好多年。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稳定历经了很长时间的摸索。我们必须承认宪政思想基本上源自西方。人家那是大宫殿，而我们是小土庙，确实差得太远。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宪政是西方的东西。
　　人物周刊：您认为中国现在推行宪政民主的过程中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李炜光：我没有看到领导层用很大的力量推进过宪政民主。宪政民主在中国非常迫切，而且越来越多人发现了限制权力保障民权的重要性，比如我非常尊敬的朋友，蔡定剑老师，就是那样的知识分子。一个蔡定剑倒下来，还会有一批知识分子在做这件事情，例如韦森，当然，也包括秋风。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推行宪政民主的前景如何估量？
　　李炜光：谨慎地悲观，因为我没有乐观的理由，但我没把话说绝，因为你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变化。我和很多官员都接触过，太左的官员其实很少，很多官员受过现代大学教育，很多人出国考察过，见识上也不缺。我不相信中国社会还没有成熟到推进宪政改革，是大家对体制无可奈何。建立了这个体制，大家养着它，但反过来它又束缚着大家。
　　当所有人都开始明白的时候，这个体制就会变。这就是我保留“谨慎”这个限定词的原因――它还是有希望的。希望不大，很微弱，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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