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是一种缓慢的痛

　　悲伤是一种慢性疾病，温暖只是一粒缓释胶囊。只有长期的心理干预，才能缓释灾民们内心的忧伤。 　　 　　2008年5月14日，绵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了一名年约3岁的女童，被救援队送来的时候，她的双手和右腿受到严重压伤，尤其是两只小手上有几道深深的伤口，皮开肉绽，“肿起老高，像两个血馒头”。
　　没有人能说清楚女孩的真实身份，只知道她是从北川被救出来的，送她来医院的救援队留下一个信息：在女孩被挖出来的地方，有一男一女把她紧紧地护在身下，用身体为女童拱出了一个生存空间。救援队来到的时候，一男一女已经死亡。
　　几个志愿看护女孩子的“临时妈妈”发现，这个3岁的小姑娘能听懂大人的一切谈话，但她自己拒绝发言，她们曾一度怀疑她会不会说话，可就在医生拿着针头要往她脚上输液的时候，她两腿开始蹬踹反抗，用四川方言清楚地叫了一句，“我不打针。”
　　
　　这个可爱的小姑娘无比倔强，她不笑、不说话、不配合，在大部分时间里，她拒绝进食，常常要经过漫长的哄劝，才勉强吃上一口，这让“临时妈妈”们无比头疼。她们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城市里四处搜罗，变着花样给她带来各种好吃的：樱桃、香蕉、牛奶、火腿绿豆稀饭……可她就是不领情。妈妈们在她床头摆满毛绒玩具，为了逗她开心，她们轮番举着彩色的塑料小鹿小马，让这些小动物在她没有受伤的腿上走来走去，小姑娘用黑漆漆的眼睛，严肃地盯着大人们的这些把戏，但始终面无表情。
　　只要大人们说话里提及地震，小姑娘马上发出长时间无法平抑的尖叫，在问及她的名字和她的父母时也是如此，这使临时妈妈们想探明她身份的努力化为徒劳。
　　没有名字，她们叫她“乖乖”或“小公主”。
　　只有一次，小姑娘嗓子眼深处挤出音似“赵……芝”的三个字，声音非常小，再问就又是漫长的沉默，“我们挨个地猜，她都没反应，我就开玩笑，你是不是叫赵雅芝嘛？”临时妈妈之一、附近学校的张老师说，只要一唤“赵雅芝”，小姑娘就安静一些，于是“赵雅芝”成了她的临时姓名。
　　“她大概是受到了过度惊吓，不愿跟人交流，夜里头睡眠也不好，老是惊醒，不停地翻来翻去。” 另一位临时妈妈姚晓燕说。姚晓燕的女儿跟“赵雅芝”同龄，所以一见了她就心疼。
　　大地震瞬间的灾难引发了普遍的心灵创伤，即使是一颗尚不谙人事的3岁的小心灵也难逃劫数。没有人知道那一瞬间这个小娃娃看到了什么，但“赵雅芝”的表现正是典型的灾后心理应激反应：失眠、惊悸、沉默、自闭、极度缺乏安全感。可能是惨烈恐怖的记忆依然纠缠着她，也可能是在废墟中被压迫时间太长，她躺在病床上依然不安地扭动、挣扎，试图挣脱身上搭着的一条薄薄的毛巾被。
　　“这两天给她身上盖什么她都要推掉，也许是受?了，她今天有点儿发烧。”
　　
　　同样的命运就像同样的皮肤
　　
　　“不要紧，5岁之前的孩子没什么记忆，她才3岁，将来她会把这一段忘掉的。”从唐山来的地震孤儿党育新对“赵雅芝”的心理阴影持着东北人那种典型的乐观态度。今年32岁的党育新，遭遇唐山大地震时只有6个月，“只知道喝奶，哪里晓得害怕”。育红学校的老师说，党育新、党育红、党育苗小时候也常常做噩梦，老师就把她们整夜抱在怀里。党育新自己对这一段历史已经完全茫然。能在懵懂无知中度过自己的悲伤期，也许是一种幸福。
　　党育新不是心理专家，在唐山市残联工作的她，参加了“唐山市抗震救灾专家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在北川中学的操场上，有一位母亲让她印象格外深刻。
　　这位母亲的小儿子是北川中学高一的学生，地震发生后整整五天，活没见人，死没见尸。母亲把孩子的书本用具全部带到学校，带着一丝希望苦苦守候。
　　“我感觉她内心深处已经接受：孩子生还的可能性不大了。但她还想跟孩子见上最后一面，把那些书本带来，也是祭奠的意思。”那天是5月17日，正是遇难孩子的生日，凑巧的是，她儿子的生日，居然正好跟党育新的儿子是同一天！
　　
　　“这真是一种特殊的缘分，我们俩就在学校的废墟旁一道哭了起来。”
　　党育新发现，相似的经历可以把心理距离拉近，“同样的命运，就像同样的皮肤一样”。北川中学一位被埋20多小时后获营救的17岁小姑娘，双腿截肢，“她一开始不愿说话，别人就指着我跟她说，这是唐山地震时的孤儿，地震的时候才6个月，现在不也长这么大了么。她听了就对我特亲。第二天我们再去看她，她看着我乐，‘你那时候才6个月都能活下来，我觉得很神奇。’”
　　
　　你们有没有什么药，能让我吃了以后不害怕
　　
　　跟随杨澜一起赶赴灾区的心理专家在央视特别节目中说：10岁以上的孩子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成熟度和理解力，不要向他们隐瞒亲人的死亡，与其生活在幻想中，不如让他们接受真相。骗他们说父母出远门了，会让他们在等待中逐渐失望，产生被遗弃的感觉。
　　但是，10岁以下的孩子怎么办？
　　“我们昨天接触到一个地震孤儿，看见他，就好像看见了我小时候的再现。”党育新发现，这个5岁的男孩子能够毫无障碍地表述父母的死亡，并无太多伤心之情，他实际上还没有死亡的概念。
　　“他还没到上学年龄，地震来的时候正在院子里玩儿，被倒塌下来的房子压住了，他就大叫，‘爸爸妈妈快救我！’但其实他的父母当时就砸死了，他叫了2个小时，爸爸妈妈也没来救他。这小孩挺尖(精明)的，他就自己往外扒，听到别的动静，他就叫‘叔叔叔叔快救我’，结果是武警把他救出来了。他现在知道父母已经死了，但是武警给他食物时，他突然说了一句，‘爸爸妈妈不救我，我有好吃的也不给爸爸妈妈吃。’”
　　孩子不理解“死”的含义，“死”了，不是“走”了，不是“出去”了，而是永远地没有了。他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死了就不能来救他，并因此心怀恨意――“难道爸爸妈妈死了就可以不要我了么？”
　　华北煤炭医学院心理门诊主任、精神科医师檀立说，即使对孩子，也要抱着一种诚恳的态度，告诉他们死亡的真相，“爸爸妈妈已经永远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们很爱你，很想来救你，想要保护你，只是他们没有办法来救你了。”
　　都江堰紫坪铺水坝附近的紫坪村，8岁的小女孩李苗雨失去了哥哥，她照样乐呵呵地吃着解放军递过来的八宝粥，这些战士们惯着她，每天都有人塞不同的食物给她，她一边吃一边用普通话宣布：“他们都很爱我。”她毫不避讳地大声使用“爱”这个词，虽然她对“爱”的概念就像对“死”的概念一样懵懂。
　　李苗雨天天站在防震棚前转呼啦圈，她说，这样能减肥。她还说，身子不停地转啊转，头好晕，就跟地震时候的感觉一样，等到她转习惯了，就不怕地震了。
　　17日夜间，狂风暴雨伴随着强烈的余震袭来，李苗雨家的临时避震棚进水了，她被一道巨大的惊雷劈醒，呼啦圈训练法完全失去了效力，小姑娘扑到妈妈怀里大哭起来。
　　孩子拉着心理医生说，“我现在老是害怕，你们有没有什么药，能让我吃了以后不害怕？”
　　但是，很遗憾，孩子，我们没有速效药。
　　
　　用催眠术疗伤止痛
　　
　　悲哀是一种慢性疾病，温暖只是一粒缓释胶囊。檀立相信，只有长期的心理干预，才能缓释灾民们内心的忧伤。在一位北川姑娘的病床前，檀立用唇语，极其缓慢地、几乎是无声地说：“睡吧，睡吧，慢慢地睡吧。”
　　他持续地、反复地说着这一句话，一共说了一个多小时，拿着话筒等候在旁边的电视台记者终于等不及了，起身去了另外一张病床。
　　姑娘叫小丽，北川人，今年21岁，14日获救后送往医院，因为医院一直没有给她动手术，她下肢又持续肿胀，看见周围许多病人被截肢，她开始担心自己保不住双腿。巨大的焦虑折磨得她无法入睡，情绪烦躁，出现神经衰弱的迹象，很难配合医生治疗。陪护在她身边的姨母说，入院后小丽几乎没有睡过觉。
　　5月19日晚，四川省政府发布了未来两天内可能有6-7级强余震的预警，绵阳各大医院纷纷把病人从住院大楼撤出，由于病员人数太多，需要医疗器械维持的重症病人被安置到了沿街的防震帐篷，像小丽这样病情相对较轻的病人只能睡在医院大堂的地铺上，这加重了小丽的不安和怒气，她觉得她的病情受到了轻忽。
　　檀立对小丽施的是催眠术，在他缓慢的催眠作用下，虽然浮肿的脸上还是一副紧张痛苦的表情，但小丽的眼睛慢慢地闭拢起来，看起来似乎是睡着了。
　　催眠疗法是以暗示进行心理治疗的方法，在催眠状态下，患者能顺从治疗者的指令，但催眠需要极强的把控能力，不是专业的心理医师，是不敢贸然使用的。
　　
　　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下午2点钟，容纳了数万名受灾群众的九洲体育馆气氛开始逐渐凝重起来，高音喇叭里不断播送关于默哀的具体事项。2点28分，国旗半落，汽笛长鸣，对于那些远在蜀地之外的人来说，这三分钟是举国之殇，但对于这些丧失家园和亲人的灾民来说，这三分钟是切肤之痛。灾民们自发地站了起来，垂首而立。
　　静默的人群中不知哪里传出一个啜泣的声音，然后，其他角落，此起彼伏，呼应似的，几个、几十个、上百个……被压抑着的呜咽之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汇成巨大的哀声。
　　“志愿者当时都排成一排站在体育馆前的广场上默哀，突然听见身后有一个声音哭得特别响，然后是‘扑通’一声，回过头去一看，一个老太太号啕着跪倒在了地上，旁边两个人扶着她，却怎么也扶不起来。”
　　三分钟一结束，中科院心理学函授大学重庆培训站的童新老师，用催眠暗示的手法，对老奶奶做了心理疏导。“我实际上，是做了一个让她与孙子告别的仪式。
　　
　　我看见孙子跪着，在哭
　　
　　与檀立相比，童新有一项优势，她会说四川话，这使得她和灾民之间的交流毫无语言障碍，老奶奶很快对她建立了信任。
　　“面对晚辈的死亡，老年人常会有一种自责，恨不能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回孩子的生命。这种情绪如果不及时干预，就可能转化为轻生之念。”在知道老奶奶一直遗憾没能见到孙子的遗体以后，童新用催眠手法告诉老人，她能够带着老人去见孙子一面。
　　“做了许多心理暗示以后，我看她眼神、表情、各方面的状态差不多了，我就说，‘啊，奶奶，我看见你的孙子了，你的孙子就在你面前，你看到没得？”
　　“哦，看到了，我看到了。孙子跪在我跟前头，孙子在哭。”
　　“奶奶你听，你孙子在跟你讲话，你听到没得？你听他在跟你讲啥子？”
　　“孙子跟我讲：婆婆，我也是没得办法，你不要哭，不要伤心……”
　　心理治疗的过程中，老奶奶失声痛哭了三次，情绪的宣泄对治疗是有帮助的，但心理治疗师不但要懂得放，更要懂得收，要能把控被治疗者的情绪，使其转化到积极的一面来。这对心理师也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一个多小时的治疗完毕后，童新累得几乎虚脱。
　　“老人大哭着对孙子说，‘本来应该是你送我，现在是我送你，老天爷不长眼啊。’我心里特别难过，我的情绪差点被拽着走，差点就想放弃不做了。但是治疗在这个阶段中断是很危险的，所以还是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把她拉了回来。”
　　童新说，这种“脱敏疗法”实际上是通过心理暗示，像在脑子里放电影一样，为对方构建出一个情境。对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来说，要理解这样的治疗依然是困难的。治疗结束后的老奶奶表示心里舒服多了，但她很诧异，她问童新，“这几天我天天眼睛一闭就想要看到我的孙子，哪个样子都看不到，为啥子你带着我去看，我就看到了？”
　　童新回答她说，“因为你这几天，天天都在哭，天天都在伤心，你孙子不希望看到你难过的样子，所以他不肯见你。你以后要是少伤心点，你还能在脑子里头看到他。”
　　老人“哦”了一声，又想了想，拉着童新的手说，“明天我孙子的爸爸妈妈要来，你也带他们去见一下他们的娃娃好不好？”
　　
　　心理援助，有志愿就是志愿者？
　　
　　对另一个北川出来的13岁孩子崔勉，童新也用了同样的手法做了脱敏治疗。
　　在这一次的情境体验中，崔勉看见了他的妈妈像地震前那样坐在沙发上，他向妈妈表态，自己已经长大了，是男子汉了，以后会每天都给妈妈按摩肩膀、捶腿、把家里扫得干干净净的，不让妈妈操心。他让童新给他照了一张“很坚强”的照片。童新告诉他，如果妈妈还活着，她会把这张照片登在报纸和电视上；如果妈妈已经不在了，她会把这张照片像烧纸钱一样烧给妈妈，这样妈妈在天国也能看到。
　　同样到灾区进行心理援助的成都国学研究会会长李英武，却对童新们的这一套心理治疗术颇有微词。这位长髯垂胸、身穿对襟大褂的老者在九洲体育馆前慷慨陈词，说西方那一套心理治疗的东西根本不适合东方人。
　　年过古稀的李英武胸前也挂着一枚心理援助志愿者的牌子，52年前他曾经在北川擂鼓小学当过老师，因此特别记挂北川的孩子们。在问到如果西方的心理治疗法不灵，怎样的心理治疗才适合中国人时，李英武毫不犹豫地朗声说道，“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讲话，教育和鼓励灾区的人民！”
　　
　　李英武说，他自己研究佛、道、儒，对中国古典文化颇有心得，他这次到北川，要特别给孩子们讲大禹治水的故事，北川是神禹的故乡，大禹治水的精神，就是人定胜天的精神。
　　心理干预，是这次四川地震灾害之后被频繁提到的一个新语汇，几乎在所有灾民聚集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来自各地、身份各异的心理援助者，他们的身份多样、水平参差，都有自己的一套心理援助的理论或方法。仅仅观察一下这些心理援助者，就是一幅小型的众生相。
　　在南河体育馆，两名居士打扮的人，正在对几个灾民进行“心灵关怀”，他们说，这次在受灾中惨死的人们，都是前世冤孽，善恶因果，上辈子做了坏事，这辈子得到果报。――这是多么残酷的布道，但看见两名居士满面风尘仆仆，你又不能怀疑，他们是出于诚心。于是你只能对心理援助的合法性及资格认定进行新的思考。
　　
　　我们是踩着死人在抬死人
　　
　　在这次深重的灾难面前，心灵受到伤害的绝不仅仅是灾民。士兵杨辉已经连续三天被噩梦困扰，他常常觉得脚像踩在棉花上，睡觉时都不敢伸腿，生怕踩到废墟里的死伤者。
　　杨辉是广东省某边防部队的一名后勤急救兵，今年21岁，他们到灾区救援的第一站就是重灾区，绵竹汉旺镇。“地震当天晚上10点多我们就到了，营救是在东汽中学，伤亡特别惨重，当天夜里下着很大的雨，又没有电，根本看不清楚，我们爬到废墟上去救人，我一脚就踩到一个死者的脑袋。我们是踩着死人在抬死人，耳朵边是家长们撕心裂肺的哭。我从胳膊开始抬，结果一条胳膊就掉在我手里。每抬出一个学生，马上就有家长扑到他们身上哭，当娘的就跟娃娃躺在一起，泡在雨水里，把脸贴在死了的孩子脸上，跟孩子说话，怎么拉都拉不开。”
　　战士们在雨里一边流泪一边工作，“只要见到有一个活的，哇，我们就开心得要命，赶紧往上扑，在那个学校，我们一共救出来46个学生。”杨辉嗅着自己的军服，“出来一次澡都没有洗过，身上全是尸臭，这几天味道好像淡些了。”他的迷彩服后背上布满盐渍，这次救援中，他所在的小队一共救出来6个孩子，他来不及问他们的名字，只记得是1男5女。
　　不少新兵不过是20岁上下的大孩子，哪里见过这样大规模的惨烈死亡？可军令和灾情让他们没办法往后退。杨辉撩起裤腿，两条腿上布满了红色的斑块，“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咬的，蚊子？跳蚤？还是恐怖小说里写的那种尸虫？”
　　作为12日地震发生之后第一批赶赴灾区的救援队，当时对受灾情况并不十分清楚，这批医疗急救兵所能携带的只是一些简单的工具和医疗用品，“只有担架和手套”，部队的领导说，在救援一个下肢被压的女孩子时，因为没有手术器械，医生只好用农用锯子消毒后替代手术刀，锯子并不锋利，锯一条左腿花了30分钟，为了抓紧营救时间，第二条腿直接用斧头进行手术。这对医生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心理折磨。
　　随军的心理医生方医师说，军队有个传统，认为表达恐惧就代表不坚强，但如果一个人面对死亡和灾难无动于衷，这才叫不正常。
　　“士兵中比较普遍出现的情绪并不算心理疾病，而是一种应激反应，当人类看到同类出现大规模的惨烈死亡，一定会出现这些反应。一个士兵跟我说：抬尸首的时候，太阳很烈，孩子们手上的皮都粘掉在他的手上了，这个画面深深地印在他脑中，怎么都抹不掉。”
　　另一种普遍的情绪是无助和自责，东汽中学一位初中的男孩子，救援队到的时候他还活着，在废墟里呼救了3天，他身上压着的水泥板互相牵制，搬开一块的话另一块就会砸下去，战士们束手无策。挖掘器械终于赶到时孩子还活着，但把他从废墟里抱出来的瞬间，一摸他的颈动脉，已经死亡。“心里特别内疚，我已经救了他，他却死了。”
　　
　　医生也有难治的心伤
　　
　　檀立说：过度恐惧，以及过度用理智压抑恐惧，都需要进行心理疏导。灾民如此，记者如此，医生也是如此。因此他专门为绵阳中心医院的外科医生们做了一次集体心理咨询。
　　“因为余震频繁，有一名外科医生，即使是根本没震动的时候，他也有震感。学医之人一般都是非常理智的，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杯水，用客观存在来验证自己的感受，如果水平面根本没晃动，就说明一切都是自己的幻觉。
　　“而另一位医生则恰恰相反，地震发生时，他所在的18楼晃动得很厉害，他意识到这次地震将非常强烈、非常危险，但在那一刻他却一点都不想逃生，而是拿起相机，去拍医院楼下的幼儿园――他的女儿就在这座幼儿园里。事后，他为自己的举动感到不可思议。”
　　檀立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他本人也属理智型。32年前大地震来临之时正是夜晚，家住一楼的檀立举家逃生自救，先是哥哥、妈妈从就近的窗户里跳了出去，轮到14岁的檀立要跳时，他居然还能意识到外面天气比较冷，又返身抱起了一床单被。
　　“也是老天爷给了我一条命，我前脚刚跳出来，后脚房子就塌了。”
　　檀立一家跳出来后，发现二楼的邻居也抱着孩子跟他们同时到达了地面，“我妈妈问她，你们是怎么跳出来的？她们说，我们也不知道啊。再回头一看，原来一楼跟二楼之间的水泥预制板一头已经坍塌，垂到了地面，而另一头还在房顶挂着，这就形成了一个滑梯，直接把她们给滑出来了。”
　　这个略带喜剧色彩的经历，冲淡了地震原本可能留下的心理阴影，但即便如此，灾难还是在檀立心里刻出了痕迹，他从此对地震格外敏感。在河北医学院读大学的时候，石家庄发生过一次4级以上地震，檀立在睡梦中第一个反应过来，跳下床就往外冲，在逃生学生中遥遥领先。
　　
　　“看不懂的小鸭子”会说话
　　
　　“唐山地震那会儿，周总理去世，毛主席生病，十年文革，生产刚刚恢复，国力不够，更别谈什么国际援助了，那时候国家提倡的口号都是‘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唐山志愿者、54岁的厨师老陈回忆，那会儿根本没有“心理援助”一说，唐山人自己舔着伤口撑过了漫长的悲伤。
　　汶川地震集体伤亡最严重的是学校，孩子成了心伤的最大受害群。童新说，心理干预在18岁性格未定型之前相对比较容易，对孩子的心理援助得抓紧做。
　　重庆12355心理援助志愿者服务队针对孩子设计了沙盘和绘画游戏，“小孩子主要是形象思维，他们有时无法准确描述自己内心的感受，通过这些专门的心理游戏可以发现他们潜意识里的隐忧所在。”
　　麻柳小学四年级的11岁学生周翠萍，地震来临之时，她们家后面的一座大山崩塌泥石流，整个房子被压垮了，被压在厨房的母亲靠手刨自救，把孩子们都掏了出来。心理援助的过程中，周翠萍画了四幅画。
　　“绘画可以代孩子发言，说出她们意识深处的东西。第一幅画，她的标题是《看不懂的小鸭子》，整个画面都是在水上，鸭子比例特别大，用色是强烈的红绿对比色，鸭子头上还有愤怒的小火苗。她画的并不是她所熟悉的生活环境，说明她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对陆地有一种不安全感，她觉得在水上更加安全。鸭子这么大、颜色这么奇怪，包括她自己题写的‘看不懂’，都说明她对发生的一切无法理解，内心感到紧张。”
　　从重庆来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唐小平马上对周翠萍做了15分钟的心理疏导，结束以后，周翠萍又画了一幅画，在这幅画里，她回到了陆地。头顶是蓝天，脚下是绿草，开着红花，一头沉重的大象立在草地上。
　　“色彩和布局比前一幅要协调，但还是有压抑感，大象象征着力量，说明画画人心里缺乏安全，需要外力，草地几乎无法承载大象，从画面上能感觉到大地的脆弱。”唐小平说，心理学中对绘画有一套专门的解读体系，比如“房子通常代表心房”，一般来说，房子上的门窗画得越小，说明孩子的心理状态越趋向封闭。唐小平又对周翠萍做了8分钟的心理疏导，到第三幅、第四幅画，她开始愿意画山，画自己在山前的家园，除了门窗比例还是很小以外，周翠萍的绘画相对和谐多了。
　　
　　悲伤的记忆
　　
　　心理咨询专家古典老师针对绵竹东汽中学126名学生进行的灾后第一组心理调查数据显示：有89.9%的学生在这场地震中“失去了朋友”，24.6%的学生“失去亲人”。地震给灾区学生带来很多方面的心理症状，其中，“注意力不集中”居第一位，65.9%的学生出现了这样的状况。50%以上的学生感觉到“莫名疲倦”、“心情高低起伏”，48.4%的学生感觉到“内心无助”，还有42.9%的学生“害怕提及地震相关信息”。
　　心理创伤的治愈，到底需要多长的周期？童新说，个体经历不同、性格不同，所需要的治疗时间都会有差异。但急就章式的心理干预是远远不够的，治愈心伤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心理医生定期回访。可灾民如此众多，分散如此之广，心理援助志愿者们离开以后，谁来保障他们内心持久的安宁？
　　起码小“赵雅芝”找回了自己的安全感，5月21日，她失散多日的父母赶到医院，哭着把孩子搂在了怀中，这一刻“赵雅芝”终于放下了戒备，她开始哭，开始说话。我们终于知道了她的真实姓名，她不姓赵，她姓郑，小名丹丹。
　　檀立说，即使是3岁的孩子也会有记忆，人类只要出生，就有记忆，这记忆也许是画面、也许是气味、也许是声音……甚至还没有出生，在子宫中就有记忆，记忆就像计算机中的信息数据，有些信息存在于一些隐秘的地址，即使你已经感觉不到它，也不等于它不存在。也许你终生都没能将它提取出来，但只要悲伤和恐惧的记忆依然存在，就必须对它进行干预和处理，否则，它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按心理咨询行业原则，本文涉及的心理案例当事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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