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　人字的最后一画

　　 　　让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临近老年的标志，是在我接受的信件里，喜庆的帖子越来越少，而讣文却越来越多。……我也常常到火葬场去参加告别仪式，每逢这种场合，像我这样拄着拐杖的三条腿角色一般都被安排在前面一排的位置上，面对墙上用黑边围绕的死者遗像低头默哀。每当这种时候，一种幽默感就会在我心里油然而生：火葬场里旧人换新人，独独墙上那颗钉子一成不变，今天挂了这张像，我们在底下低头默哀，明天还不知道轮到谁在上面谁在下面
　　――贾植芳《一个老年人的自述》
　　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离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
　　一说起自己的传奇人生，贾植芳老人来了劲，泡茶，点烟，笑眯眯。他的养女贾英有点担心，几回悄悄地说：你们别逗着他讲，上回有人来采访他，老爷子一讲起来脑子会激动，亢奋，停不下来，一说说到晚上人走了他还不停，最后送到医院打了一支镇定安神的针，才算告停。
　　九十出头的人了，还记得自己童年的趣事，记得交往的每个朋友的籍贯，记得重大事情发生时当事人的衣着，一口浓厚难解的山西腔，说到得意处，自个儿先嘿嘿嘿地笑上了，全然不管我们听懂了没有。作家的几项职业特质：观察、记忆、性情，在他的身上依然保持完好。
　　但是听力已经无可挽回地衰退了。老人曾写文自嘲：人年轻的时候是动物，到老了就成植物了，不能跑东跑西了，走路要用拐杖，谈话要用助听器，成了《封神榜》里三条腿、三只耳的角色。这一天，贾老没戴他的“第三只耳朵”，我们的交谈，是靠指手画脚和趴在他耳边大叫完成的。
　　
　　拒绝做顺民
　　
　　“洪宪生人”、“秦坑余民”
　　――贾植芳的两枚闲章
　　“一个外国作家说，人经历过两种境界，就什么都不怕了，也就自由了，一是战争，一是监狱。我都经历过了。”天生傲骨的贾植芳，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或时代动荡，都要坐一次牢，罪名无一例外地是政治犯。
　　1936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贾植芳首度进班房，当时的审判是“危害民国、就地正法”；抗战后期在徐州搞策反，被抓进日伪的牢房；1947年为进步学生刊物写文章，被国民党政府关押了一年多；1955年，一场风暴把胡风和他的朋友都一锅端到监狱中去，贾植芳也未能幸免。
　　
　　“一二?九”运动爆发之时，贾植芳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的大潮之中，游行、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当时的贾植芳正在北京美国教会崇实中学念书，他的文章经常在《京报》、《大公报》、《申报》上出现。一天凌晨，数名军警突然来到他的住所，将他带进了监狱。在监狱里贾植芳一直是个“刺头”，狱监给政治犯吃跟刑事犯一样的伙食，贾植芳怒摔饭碗，“我没犯罪，不吃这个，我要吃好饭！” 硬是让看守所所长给他换了伙食。
　　在济南经商的伯父赶到北京，花钱将他保释出来。因为在牢里的“出格”举动，他被要求“随传随到”。为了避免再被抓进牢里，伯父让他到日本留学。在东京读书的时候，贾植芳结识了郁达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在神田的内山书屋，贾植芳看见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人与学习丛刊》，这是一个坚持鲁迅战斗文学传统的严肃文学刊物。贾植芳将他写的以国内监狱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人的悲哀》投给了丛刊。 不久，他收到了30日元的稿费和主编胡风的来信。也是在这时，贾植芳开始与胡风有了书信往来。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并不自由，进步青年的每次集会都会受到当地警方的高度关注。贾植芳到日本还不到一个月，一名叫春山的警察就来“拜访”，“我是警视厅亚细亚特高系的，您以后在日本的生活就由我来照料，请多多关照！”说完还鞠了个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春山由暗中监视变为了明目张胆的搜房。贾植芳知道在日本呆不下去了，于是悄悄地假道香港回国。
　　回国后，贾植芳参加了国民政府的留日同学训练班，那时他的最大信念就是抗日救国。他被分配到山西前线的第三军第七师。部队驻扎在中条山下，他担任宣传和翻译工作，也为后方的报纸写战地通讯。
　　“那时候，经常跟了部队没日没夜地行军，在枪林弹雨里奔来奔去，也不觉得害怕。有时候走长路，背上背了一个煮熟的牛腿，腰里挂了一个大酒壶，迷迷糊糊跟着队伍走，饿了割一块牛肉，渴了喝一口土造的白酒。人生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了。”
　　在山西前线，贾植芳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凋敝落后和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他在给胡风的信中写道，“中国这个国家真太古老了，难道黑暗和腐化这东西真是上好的油漆一样，涂于这古老的壁上，怎样也擦不掉么？有人说黑暗是没有进步性而只有蔓延性，那么现在所该做的，也许只是‘防疫’的工作。”同时，他对这支军队产生了疑问。
　　山西前线打了胜仗，贾植芳写稿给后方，说聚歼日寇300。而国民党内部口径是歼敌3000。于是高层下令，“缩小我军战果，要查明记者，按军法处理。” 贾植芳听到风声，便向部队请辞。军官威胁，如果离开军队，将以逃兵论处，马上枪毙。
　　1939年，山西国民党军队里反共阴影越来越浓，在军队内部开始严厉打击“以抗战为名”的“共党分子”。贾植芳和许多青年学生被送到后方审查。他们刚过黄河，在河南渑池县休息的时候，贾植芳便在饭桌上策动众人离开军队，“大家愿意去西安的去西安，去延安的去延安！”
　　
　　胡风的“死党”
　　
　　“能生师侠盗，敢死学哀兵。懒测皇天阔，难疑厚土深。欣夸煤发火，耻赞水成冰。大笑嗤奸佞，高声论古今。”
　　――胡风《酒醉花赞――怀贾植芳》
　　贾植芳最早是在日本通过书信与胡风结交的。回国他辗转各地，两人始终缘悭一面，但书信从未断过。1939年贾植芳到重庆，在信中告诉胡风已来渝，在一家报馆谋事。他并没有告诉胡风自己的住址，也没有打算拜访胡风。但胡风很热情，几乎跑遍了重庆大大小小的报馆，终于找上门来，并带来了贾植芳在山西前线时所写文章的稿费，两人从此建立了友谊。
　　在重庆期间，贾植芳经常跟胡风促膝长谈，有时在胡风租的房子里，有时在化龙桥一带的茶馆里，从文学到人生，从国内格局到国际形势，无所不谈。直到今日，贾植芳还在怀念与胡风一起到湖北点心店去吃的汤圆和豆皮。
　　贾植芳写过一系列短篇小说和杂文，并在《大公报》、《文汇报》、《联合晚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矛头大多指向国民党政府。不久，贾植芳的第一本书――小说集《人生赋》出版，收入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后来，胡风介绍贾植芳到《时事新报》主编文艺副刊《青光》。1947年夏天，全国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刚过而立之年的贾植芳又亲身经历了一次学生运动。不久，他就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住关押。
　　在狱中，特务以“提供胡风地址”为释放条件引诱贾植芳屈服，但贾植芳坚持说他根本不认识胡风。
　　该认识胡风的时候他说不认识，不该认识胡风的时候，他却死不改口，一口咬定自己跟胡风是朋友。贾植芳吟诗明志，“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1955年5月15日，就在报纸发表“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的第三天，上海高教局领导以开会为名把贾植芳叫到了办公室，问贾植芳对《人民日报》上《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编者按语》有什么看法。
　　贾植芳说：报纸看是看了，但是意思我不明白。
　　领导直接问：胡风搞的什么阴谋？
　　贾植芳的脾气上来了：胡风按正常组织手续向中央提意见，又不是在马路上撒传单，怎么是阴谋呀？
　　领导质问：你还为胡风辩护！你跟胡风是什么关系？
　　
　　我跟胡风是写文章的朋友，在旧社会共过患难，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就是这么个关系！
　　当晚，贾植芳就被带进了看守所。此后，他咬定自己跟胡风是朋友，死不改口，并为此受了整整11年的牢狱之灾，被批斗了近13年。
　　已经90高龄的贾植芳回忆起这一段，居然笑了：“我不后悔，我是胡风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光荣。”
　　
　　知识分子的老婆
　　
　　“一九六三年十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了。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
　　 ――贾植芳《做知识分子的老婆》
　　贾植芳最得意他跟任敏的结合，“我们那个时候，就直接同居了！”他把“同居”两个字，咬得特别响亮。
　　当时知识分子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礼，任敏常在《七月》上读到贾植芳的文章，倾慕他的才华，相识之后，这个商贾人家的女儿，就自己跑到黄河边上的民房与他住在了一起。
　　上世纪80年代末，夫妇俩都是70开外的老公婆了，一次同到中山大学开会，招待所的服务员提出要看结婚证明，否则就不能开同一个房间。啼笑皆非之余，贾植芳突然想到，他们之间的结合，确实没有任何义务和法律的约束力，婚姻关系松散到连一纸婚书都无法出具。
　　任敏却结结实实跟着他颠沛流离了大半生，这中间，还包括5年独自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
　　年轻时候的任敏天真不谙世事，贾植芳的朋友胡风和夫人梅志都说她是“小孩子”，很喜欢她。胡风脾气暴躁，任敏有点怕他，说胡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凶，胡风回答说，“你以为做知识分子的老婆容易哪？”
　　从1942年与贾植芳结合起，不到3个月，任敏就因丈夫“有共党嫌疑”而开始了逃亡生涯。1947年，夫妻双双因“煽动学潮”遭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26岁的任敏第一次尝到铁窗的滋味；1955年，贾植芳因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获罪，任敏连坐，再次入狱。单位领导要她跟丈夫划清界限，她拒绝了，结果先被监禁16个月，不久流放到青海；1959年，以莫须有的罪名第三次被捕，判刑10年。
　　在青海的监狱里，任敏每天要拆洗一大堆衣服和被褥，大西北的冬天，双手泡在冰凉的水里，十指都冻僵了。她常听人说，“有犯杀罪，却莫犯饿罪。”她却天天看着身边的人因饥饿而犯罪，因犯罪而饿死。
　　同监一位才旦卓玛阿姨，临死前想喝一杯牛奶，任敏就趁打洗衣水的时候，偷舀了公安局长家的一杯牛奶给老人喝，结果被罚戴了10天的背铐。10天以后，任敏又被罚去抬监房饿死的女尸。困难时期的寒牢不断有罪犯饿死，任敏常常累得瘫倒在地。
　　从监狱出来以后，得不到贾植芳半点音讯，任敏决定申请回到丈夫老家去当农民，一来可以照顾公婆，代狱中丈夫略尽孝道，二来万一丈夫出狱，更容易找到自己。
　　在贾植芳的山西老家，任敏与乡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就是想等着出个结果。”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她。1978年，贾植芳结束监督劳动的生活，回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这对夫妻经过整整23年的天各一方，终于重新生活在了一起。这一年，贾植芳62岁，任敏58岁。
　　
　　1980年底，贾植芳正式平反，夫妻俩沽酒对饮，任敏这才把自己多年的经历告诉贾植芳。先生问：“你为我吃了那么多苦，为何到今天才告诉我？”任敏说：“你处境不好，心情不好，我怕告诉你，你会绝望。”
　　
　　“任敏啊，你要好起来！”
　　
　　我在这个您生活了八十四年的世界里，向您送行摇手，因为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又将团聚，再次营造我们两人世界的家庭。
　　“我相信在那另一个世界里，我们凭自己的体力和精神劳动，辛辛苦苦营造建立的家庭不会像您生前那样，一再受到政治暴力的摧毁与抢劫，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悲剧。
　　――贾植芳《哭亡妻任敏》
　　平反后的贾植芳回到了复旦大学，投入到他热爱的文学研究工作中去了，任敏在家操持家务，帮助贾老整理资料，抄录手稿，贾植芳外出访问讲学，任敏也总是尽量跟随。这对半世飘零的老俩口，总算过了十多年安稳、幸福的生活。
　　1997年，任敏突然患病，医院诊断为脑中风。
　　半个月后，任敏病情稳定回到了家中，贾植芳像孩子一样高兴。但幸福只延续了一个中午，任敏再次倒下了。第三年，任敏高烧不退，时有抽搐，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贾植芳在学生的搀扶下来到病房，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紧紧握着任敏的手，大声叫着她的名字。“任敏啊，以前别人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好了，我们一定不能被自己打倒！你要好起来！”入院以后从来没有反应的任敏，这时突然涌出了眼泪。
　　在观察室里，任敏每天的用药需花费五百多元，钱到领药。旁观者都啧啧叹息，不知是同情病人还是惋惜那水样流出去的钱，甚至连医务人员私下都在嘀咕，人到如此，何必再花冤枉钱。在任敏生病的5年里，昂贵的医药费几乎将贾植芳拖得山穷水尽，但这位老人没有吐露过一句怨言，而是一声不响地整理起了自己的旧稿、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各类散文，每天伏案，著述不已。出版社汇来的稿酬，看也不看就交给学生，说赶快，送到医院里去。
　　任敏奇迹般地闯过了生死关口，虽仍昏迷不醒，但是医院宣布她可以回家休养。这可把贾植芳老先生给忙坏了，他请来侄女管理他的家，又请了保姆专门照料病人，他每天亲自挑选水果，加上用小米、大枣、核桃、麦片熬的粥，每天不断地喂给病人。
　　每天早上，老先生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任敏，问她晚上睡得好不好，然后再去刷牙洗脸，晚上睡觉前，他给任敏搓脚心，搓到热了才放进被窝。当时贾植芳自己已经是80开外的老人了，每次都搓得一身汗，但这些事情，他不要保姆做。
　　任敏中风后不能说话，后来逐渐连意识都没有了。但贾植芳每天都在她的床前跟她说话，给她读文章。家里来了客人，老先生抽不出时间陪妻子，等客人走了，他都要到病床前，一一告诉任敏，来了些什么人，说了些什么话。“任敏，刚才某某来了，我没能陪你，你不生气吧？”他常常抚摩着任敏的额头，“任敏不要怕，咱们回家了。”
　　任敏的病情一次比一次严重，但是每次她都能奇迹般地活下来，活过了5个春秋。养女贾英说，母亲舍不得父亲。
　　2002年11月，任敏离开人世。贾植芳至今保留着她的房间，任敏活的时候是什么样，便永远是什么样。一张小桌上，端放着任敏遗像，旁边放着鲜花、水果、点心和酒。“这是酒，她爱喝酒，每天中午我都会陪她坐着，陪她喝一杯。这是牛奶，是任敏的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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