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历史不容轻易“翻案”》答网友

　　新浪网《新浪观察》于5月7日发表一篇就《走向共和》电视剧的电话访谈，题为《历史不容轻易“翻案”》，随即就有网友对它发表了意见，少数赞成，多数不赞成。我作为这次访谈的对象，对阅读和发表意见的网友致以谢意。这些意见无论赞成还是批评都对我继续学习和研究有关历史有益。我尤其要感谢对于访谈一文中的史实错误提出批评的网友，他们

　　的指正可以及时避免谬误流传。特别是有一篇具体地指出我谈到的《伊犁条约》当为《交收东三省条约》(这篇评论的发表时间为2003-05-09 17:21:43，以下简称“《交收》一文”，还会提到)，文章简明清晰。相信读过它的网友当会对这一史事有更清楚的了解。

　　不过我这里不能不说明一点，我在接受新浪网独孤秋秋女士电话采访时并未讲过“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伊犁条约》”，我当时批评李鸿章的妥协和投降外交活动时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讲李鸿章和曾纪泽在《伊犁条约》交涉中的不同表现，一是李鸿章和杨儒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交收东三省交涉中的不同表现。但采访者在整理后发表时出了错。稿中出了不该出的错误，我也有责任，未及时和独孤秋秋女士联系看看整理稿。在此向网友致歉。

　　上面提到的那位网友的《交收》一文，还进一步指出我谈话中的错误说“房教授说李鸿章劝杨儒签字就有点片面了吧”，理由是当时致电给清方谈判代表杨儒要他“坚持不了就签字吧”的是庆亲王，“至于和李鸿章有没有关系就不得而知了”。这里说的理由用词很慎重--“至于和李鸿章有没有关系就不得而知了”，但倾向性却非常明显，即认为没有李鸿章致电杨儒要他自行作主的证据，所以批评我的观点片面。那么到底有没有李鸿章的电报呢？钟康模先生的《杨儒》一文对此这样说：俄国提出条约草案逼签，“清廷一片惊慌……李鸿章更是吓破了胆，认为新约十一条‘刺目处均已删除，照充后无患’，危言耸听地称：‘已改之约不能再商，已定之限若再迟逾，祸患甚大’。并与庆亲王奕劻联名径直给彼得堡的杨儒发去急电，要他‘明告英及各国驻使，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一面即酌量画押’(房按：原电此处后接“勿误”一句)，帮助沙俄催逼杨儒签约。”(林增平、郭汉民主编《清代人物传稿》第六卷下编，第23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1990)。文中所引三段文字，第一段是李鸿章单独致电杨儒，第二段和第三段都是奕劻和李鸿章联名致电。(三段电文分别见《杨儒庚辛存稿》，第88、91、9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0年)可见李鸿章不是未曾致电。另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记，杨儒在与俄使谈判时也说过“本大臣确已奉到李相、军机处两电，令本臣自行定计，酌量画押”。以上有四条史料证明李鸿章曾致电杨儒催他按俄方条件签约，所以不能说我的观点片面。

　　《交收》一文说只有庆亲王致电杨儒要他坚持不住就签字，这似乎是说庆亲王曾单独致电杨儒，但就我所见《杨儒庚辛存稿》中的《电报汇抄》115封杨儒的往来电报，没有一封是庆亲王奕劻单独署名的，都是与李鸿章联名，倒有几封是李鸿章单独署名的。由此可以推断，《交收》作者的说法是另有所本。我对杨儒的史料不熟悉，不知哪里还有有关的电报。从辛丑条约的谈判起，奕劻和李鸿章的关系就非常密切，奕劻更依重李鸿章，奕劻如果单独致电杨儒也能反映出李鸿章的意图。

　　网友更多的批评在于我不同意为李鸿章的妥协、投降外交翻案，说我的观点太保守。我也想实事求是地说一句：那么多网友主张为李鸿章的妥协、投降外交翻案，令我吃惊。所以我想就此多说几句。

　　从镇压了太国天国和捻军起义之后，李鸿章的所为主要是两件事，一是搞洋务运动，一是主持外交。对他搞洋务现在多持肯定态度，这种观点说不上是翻案了，老掉牙了。对他的外交活动的评价分歧就大了。我认为他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他为维护国家的权益做过艰苦努力，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和手段也起过一些作用，有些妥协活动也是弱国外交不得已的，他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也不能都由他自己负责，等等。但是这些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主要方面，他的主要方面是妥协和投降，如果都依照他的外交方针办，那是不堪设想的。好在还有些明事理、爱国的官员抵制了，清政府有时也认为他走得太远了，不听他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有关的史事：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发生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他说：新疆“断不能久守”，而且新疆也不重要，丢了于肢体元气无伤，不如把用于新疆的经费移充海防之饷。而左宗棠坚决主张收复新疆，并且亲自率兵收复了。

　　1879年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有巨大损失的《交收伊犁条约》，国内舆论大哗，要求改约，而李鸿章却说如果改约“其曲在我”，又说如果不签这个条约后患更亟。左宗棠等则要求改约。后曾纪泽奉命赴俄谈判改约，收回一些权益。

　　1878年中日就琉球交涉。李鸿章认为：琉球国向中国朝贡时所贡少，而中国所赐多，中国不合算；
琉球离中国远，离日本近，对中国来说“尚属可有可无”，不必与日本争。日本并琉球后，又要与中国划界，主张将琉球南部接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分让于中国，作为国界。李鸿章却说这两岛是累赘，不要。

　　中法战争时，李鸿章不同意抵抗法国的侵略，而威胁清政府说法国一向“因愤添兵”不好惹。张之洞主持战事，起用老将冯子材，李鸿章反对。后来冯子材改变了战争态势。而当中国军队乘胜追击、法军兵败如山倒之时，清廷却下了停战令。张之洞等都知道这主要是李鸿章的主意，对他大加指责，有人骂他如秦桧一样的“和戎宰相”，冯子材在前线给张之洞发一封电报，请他上奏诛议和之人。而李鸿章主张“乘胜即收”，结果与法国签订一个“不败而败”的条约。

　　甲午中日战争时，李鸿章采取“避战保船”的策略，只作“猛虎在山之势”而不与日舰“拼击”，从而失去制海权。这是导致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所以甲午之败是与他一贯妥协、投降外交方针密切联系的。战败后他受命为赴日本的和谈代表，临行前，他向英国驻华公使提交了一份《中英密约》(由英人李提摩太起草)，答应清政府将在一定的年限之内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权移交给英国，并且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陆海军各机关、修铁路、开矿山的权利，条件是英国在对日问题上支持中国，但遭到英国拒绝。(参见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他赴日谈判，为减少赔款作过努力，将四亿两降为两亿两，这是他自己甚为得意的，也是今天某些人持之为他翻案的一个重要根据。当然，这是有益国家的，但是不值得大书特书。历次有赔款的谈判中，列强经常是漫天要价，然后双方讨价还价。第一次鸦片战争谈判《南京条约》时就开了这个头了。当时英方提出赔款3000万两，中方谈判代表张喜(他是伊里布的家奴，无官阶，耆英私自赏他五品)要求减一些，英方谈判代表是级别很低的一个少校和一名翻译马礼逊，他们商量一阵后表示同意减去900两。事情就这么简单。原因是英方早有底线，只是虚开一个高价而已。如果这种争回的权益也算作功劳，那么也得重新评价张喜了。中日开始第一次谈判，李鸿章有个发言，我想有的网友读过可能也忘了，有的则没读过，而在为李鸿章翻案风大盛之时来读一读是有好处的。他说：“贵我两国乃东洋之两大国，同种同文，利害攸关。贵国近年进步极速，侪身泰西各邦之列，实令人钦羡不止。然如贵大臣所深知，我国虽待革除之弊甚多，然实行之中不如意事常居八九。……此次战争，实获两个良好的结果：其一，证明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并非白种之民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取得成功；
其二，贵国之长足进步，使我国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得益匪浅，此实贵国促成发奋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他在谈判桌上的这番赞扬敌人的胜利、赞扬敌人打败自己的国家、从而感激敌人的谈话，日本人听了都感到惊讶。在谈判中他感到日本难对付，就转而帮助日本向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以求早日签约。日本方面说又派出30余艘兵船赴大连，李明明知道这是虚声恫吓，但却把这消息转给清廷而不加以揭破。

　　有人说《马关条约》是战败的情况下签的，派谁去谈也是一个样。我说结果可能差不多，但表现却不可能都一样，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要讲那样一番阿谀敌人的话，都要借敌人来威胁自己的政府，帮敌人逼自己的政府就范。

　　1901年李鸿章奉命与庆亲王一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这是一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条约。

　　同时，中俄就交收东三省也在进行交涉。李鸿章的表现如前述。而清政府谈判代表杨儒却寸权不让，竭力争取。当俄方诱使说如按俄方的条件签约俄国会保护他时，他回答说：“贵大臣何出此言？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至死他也没有按俄方的要求签，虽然他已向俄方承认他已奉李鸿章和军机处的指示“令本大臣自行定计，酌量画押”。有人称赞他“弱国外交官而能若此，可不朽矣”。杨儒于1902年2月17日病死于俄京。此后，俄方又把签约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而李鸿章于冬天病逝，俄国的希望落空。

　　如果把上述李鸿章的表现都在电视剧中演出，我想不会有几个观众要为他的妥协和投降外交翻案了。可是如果不演这些，只演他如何忍辱负重、如何把四亿两赔款降为两亿两，那么他就成了一个爱国外交家了，观众就会要求为他翻案，而指责历史教科书，指责不同意翻案者为保守。历史剧人物的形象表现，全看剧作家的历史观了，他们的历史观决定了他们如何选择史料和如何表现人物。

　　历史研究是不断进步的，新材料、新视角、新理论等都会引出新结论，会对以往的事件和人物作出新的评判，这便经常会有翻案，所以翻案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题。但这个翻案必须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不是刻意求新，片面立论。如果刻意求新、片面立论就必然会任意剪裁史料，把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一律弃之不用，有利的尽力搜罗、放大，甚至歪曲，甚至假造。这样做也许能够轰动一时，但很快就会失败。

　　史学首先是一门实证科学，没有充分史料作根据，无论怎样巧辩也是站不住的。

　　当然，历史剧是另一会事，它属于文学，不能用历史学科的规则去评判它。诚如一位网友说得好，如果都按历史学要求，就不会有《三国演义》等名著了。但是搞历史的为什么总会介入呢？这第一要问剧作者，第二要问观众。一部历史剧在公映以前，总要找几个历史学家审片，要他们认可，虽然事实上不一定被认可，但总要被剧方宣称认可了。还有的剧作家宣称他的剧吸收了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且纠正了史学家的许多错误，更真实地反映了历史，更准确地表现了历史人物。于是那些被暗指为观点错误的历史学家便愤愤不平，出来和剧作家争辩谁是谁非，而到这时，剧作家又不说他如何真实反映历史了，而说这是“剧“，不是“历史”。弄得历史家两面不讨好。而观众呢？他们中总有一些人要追问“这个剧所写的都是真的吗？”这也是促使历史家从历史学的角度介入历史剧的原因，而且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们绝对不想让观众把历史剧当作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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